《2019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報告》：融資處於拐點【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日前，亞投行發佈《2019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報告》指出，儘管當前市場存在不確定性和短期挑戰，亞洲大部分地區仍然具有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該報告分析了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俄羅斯、土耳其等8個國家的市場狀況和項目融資趨勢，這8個國家2017年達成融資條件的項目市場交易總額與2016年相比有所下降，並在2018年繼續小幅走低。

另外，該報告認為中國的地方性銀行已經發展成熟，成為中國基礎設施融資的主要出資方，這能夠使融資規避貨幣問題，並提供合理的長期基礎設施融資利率成本。

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翻譯了該報告的總覽部分（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可下載報告全文），供關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廉價債務的終結將推動質量飛躍，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成本可能會上升。

2、新環境將使得項目發起人和政府改善其項目的結構和風險分配以吸引投資者變得更加重要。

3、不斷上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繁忙的選舉週期將增加投資者的謹慎態度。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2019亞洲基礎設施融資報告》

總覽

1.0亞洲的基礎設施融資：處於拐點

如今全球經濟處於拐點——企業、政府和多邊機構未來幾年運作方式將發生顯著變化。由於央行開始加息，信貸將不再那麼便宜或易於獲得；曾經被視為關鍵地緣政治關係的夥伴關係和聯盟現在受到質疑；對全球化不斷上升的懷疑態度導致了貿易緊張局勢以及日益嚴重的國家主權問題，並且有可能擾亂供應鏈；銀行監管變化的實施將對長期融資的供給產生影響。

這一系列結構變化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具有特殊意義。基礎設施融資是長期的，對信貸環境特別敏感，特別是在亞洲，由於欠發達的資本市場，基礎設施融資仍主要由銀行貸款驅動。根據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1)，對於該地區進入融資市場的項目，目前90％以上都是從商業銀行貸款而來。此外，亞洲開發銀行估計，該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缺口約為每年4590億美元(2)。地緣政治波動以及亞洲國內政治風險也增加了基礎設施投資的來源和連續性的不確定性。

然而，在亞洲，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使得在政府之外尋找可持續的資金來源變得非常關鍵。本節着眼於關鍵的宏觀經濟和政治趨勢，以更好地瞭解它們對亞洲私人基礎設施融資的影響。同時結合了對訪談的剖析，以更好地瞭解私營部門對基礎設施和項目融資市場的情緒。

1.1廉價債務的終結將推動質量飛躍

在過去10年中，信貸便宜且易於獲得；自2009年經濟衰退以來，隨着央行努力限制金融危機的影響，利率一直處於歷史低位。從圖1中新興市場所欠外債的急劇增加可以看出，新興市場受益於低成本的債務。

然而，趨勢已經轉變**——**中央銀行正在走向政策正常化，因為它們解除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鬆政策。

2018年美聯儲四次加息（至2.25至2.50％）。2019年利息可能會進一步增長，但速度會較為温和。美國利率上升可能會刺激投資者將資本重新分配到美國，並可能導致資本從市場流出，並帶有高額且不斷增加的外債。如圖1所示，鑑於新興市場的債務增加，這點尤其令人擔憂。

圖1：2009年危機後一段時間低利率後利率上升，而外債總額似乎仍將增加

**因此，該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成本可能會上升。**由於發達國家的利率預計會上升，投資者和貸款人（他們以前一直在尋求收益率並願意在風險較高的發展中經濟體放寬貸款）可能會開始將資本轉回發達國家。加上監管變化（巴塞爾協議三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可能使長期貸款更具挑戰性，亞洲新興經濟體可能會發現未來幾年債務將更加昂貴，尤其是依賴美元融資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在融資空間主要由國內銀行主導的國家，例如菲律賓或泰國，其影響將更為間接。來自中央銀行的本地國內利率上升將比美國加息更令人擔憂，但亞洲央行仍將面臨壓力以抵消潛在的貨幣貶值和通脹壓力。從短期來看，波動性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上升將使套利交易的吸引力降低，從而影響外國資金流入新興市場資產。

受訪者同意，基礎設施融資成本的預期增長主要是由於大多數情況下的宏觀經濟壓力，而不是特定國家風險溢價的變化。在一些國家，風險溢價實際上已經下降（例如，因為它們現在被評為投資級別），但由於基準利率的增加，預計融資成本仍將整體上升。第2節對特定國家進行了討論。

然而，由於以下兩個原因，這可能對基礎設施融資產生更小的影響。 首先，長期貸款利率（構成基礎設施融資的大部分）往往增長速度較慢，因為10至15年的收益率曲線相比於1至3年波動性更低。其次，這可能會通過向質量的轉變來推動分化。由於缺乏可融資項目，亞洲長期存在結構性問題，且該地區仍存在流動性——更高的利率和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將使得有較強合同、政府支持和MDB參與的項目與沒有這些優勢的項目之間的信貸利差不斷增長。另外，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由於大多數低碳方案具有較高的前期資本成本和較低的可變運營成本，較高的資本成本可能會阻礙低碳投資(3)。這就可能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與2016年相比，2017年完成的融資水平有所下降，預計2018年也將略有下降（見圖2）。這與銀團貸款市場的數據一致，其2017年也出現了下降（見圖3）。根據截至2018年9月的最新數據，2018年可能會繼續小幅下滑。2014年至2018年9月的大部分已完成交易（43％）用於初級融資，與期限相對較短的亞洲基礎設施融資一同考慮，這一數據表明未來幾年再融資風險可能會更加突出。

圖2：2014年至2018年9月按行業分類的已完成交易; （地理覆蓋範圍：亞洲、俄羅斯和土耳其）

**對銀行貸款的依賴也將使基礎設施項目面臨再融資風險。**通常情況下，由於銀行依賴短期存款（由銀行資產和負債組合之間的期限錯配問題所導致）(4)，銀行一般不會提供超過五到七年的借貸期限。在債券方面，亞洲證券業和金融市場協會指出，在2018年第三季度，期限為五年或五年以下的債券繼續佔發行債券的大部分(5)。

圖3：2014年—2018年9月銀團貸款市場已完成交易

**監管的變化使得項目的長期融資更加艱難，但對短期融資可能會產生更為緩和的影響。**資本市場的增長和發展將緩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巴塞爾協議三（將於2019年全面實施）的階段性實行將使銀行有時間改善其資本緩衝。然而，從長遠來看，這將增加亞洲基礎設施項目從銀行貸款轉向更廣泛的資本市場的緊迫性——預計此類監管變化可能會限制銀行對項目貸款的數額，銀行過度擴張（亞洲內外）的國家將不得不減少更長期限的貸款。儘管亞洲發展中國家對項目債券感興趣，但由於一些國家資本市場淺薄，以及缺乏在國內評估此類債券的技術能力，這些債券仍然主要用於再融資而非初級融資。

**隨着銀行業融資成本的上升，回收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發揮更大作用的新方法將變得更加重要。**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看到了資金轉移，銀行仍然主要為綠地階段提供資金，私人投資者則進入了棕地階段。一旦資產顯現其業績——且收益源得到證實——投資者就會更放心。在某些情況下，機構投資者開始涉足項目的早期階段。例如，新加坡機構投資者淡馬錫最近向印度的國家投資基礎設施基金（NIIF）投資了4億美元，該基金將為綠地以及棕地項目提供資金(6)。但是，許多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指南通常要求禁止或限制非投資級證券——該地區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不是投資級別。如果宏觀經濟壓力導致各國降級，將對吸引機構投資者的努力造成挫折。

**新環境將使得項目發起人和政府改善其項目的結構和風險分配以吸引投資者變得更加重要。**由於長期貸款變得更具挑戰性，對於那些業績較弱或沒有業績的項目，其協議條款靈活性會較弱。多邊機構將繼續在開拓發展中亞洲新市場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特別是在PPP結構不太成熟並因此被私營部門視為風險較高的國家。他們需要成為PPP經驗有限的國家的“第一投資者”，以便讓商業貸方放心，同時與政府合作，發展其PPP項目的能力。謹慎的私營部門參與者可能依賴多邊機構作為新興市場的主要投資者，將其參與視為較高交易可信度的信號。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讓主要的離岸貸款機構和多邊機構更多地與當地銀行合作，因為與國際銀行相比，它們能夠更好地承擔當地政治風險。

1.2隨着地緣政治和市場波動的加劇，規劃不斷變化

**全球地緣政治變得不那麼穩定了。這導致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也提供了一些機會。**貿易摩擦正在升級。基礎設施融資和建設方面的夥伴關係也在發生變化，偏離了傳統的援助和投資夥伴關係。中國與日本一起成為東南亞重要基礎設施項目的主要參與者(7)，印度和日本簽署了建立亞非增長走廊的協議;歐洲和韓國公司也在爭奪該地區與鐵路相關的合同(8)。這為亞洲國家提供了爭取更多有利交易的機會。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的建立也為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融資提供了新的選擇。

然而，國內和雙邊政治問題仍然是金融家在亞洲開展基礎設施項目和融資的關鍵短期風險**，**無論是國際的還是國內的。基礎設施與當時的政治密切相關，因為基礎設施有時被歸類為國家戰略資產，並且強烈依賴公共部門的資金和運營。選舉等政治事件可能會減緩或拖延基礎設施規劃，例如新當選的馬來西亞政府決定廢除新加坡—吉隆坡高速鐵路（儘管馬來西亞後來表示將與新加坡談判並推遲而非取消該項目，該決定將推遲2026年的原定完工日期並增加成本）(9)。菲律賓經濟重心從PPP轉向國外貸款和官方發展援助（ODA）等類似轉變也擾亂了現有的交易流程，受訪者表示這些政策問題可能使投資者對參與項目猶豫不決(10)。

**表****1：**重點國家即將舉行的大選或議會選舉

國家

選舉日期

孟加拉國

2018舉行

印度

印度大選（2019年4月-5月）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大選（2019年4月）

巴基斯坦

2018舉行

菲律賓

菲律賓大選（2019年5月）

俄羅斯

2018舉行

土耳其

2018舉行

來源：經濟學人智庫2018

**新興市場近期的貨幣波動也令人擔憂，**因為它可能導致項目延遲，削弱項目規劃的前景。 例如，印度尼西亞宣佈推遲計劃的35吉瓦電力項目中的4.6吉瓦（從最初推遲價值10.56吉瓦項目的決定修訂而來）(11)。同樣，土耳其在其10月中期財政計劃中表示還未開始的公共投資項目將被推遲(12)。目前的貿易爭端也可能對貨幣產生影響，特別是在貿易和/或預算赤字較大的情況下。這種波動性加劇了可融資項目的匱乏，因為大幅貨幣貶值可能會危及項目的可行性，尤其是那些收入和融資流中存在貨幣錯配的項目。雖然可能避免全面爆發的新興市場危機，但仍有可能出現波動，同時伴隨着2019年的全球經濟放緩。

貨幣貶值和通脹壓力可能會增加主要投入的成本（在第3節中討論），並減緩被認為更容易受資本外逃和匯率波動影響的市場交易。基礎設施融資中的貨幣轉換風險是銀行長期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亞洲各國政府對1997年後的貨幣風險持謹慎態度，並且不太願意為項目提供明確的擔保。然而，投資者通常會對隱性擔保（例如公用事業通常是國有企業）進行定價，政府關聯實體和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借貸成本在經濟強勁增長期間從中受益。但在波動期間，這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如果政府對政府相關實體擔保的立場存在不確定性，那麼規避風險的投資者可能會選擇對所有與政府掛鈎的實體溢價定價，從而推高融資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圍繞明確擔保的透明度可能是有益的，特別是當一個組織在戰略上特別重要，不能讓它失敗。**更廣泛地説，由於導致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比索貶值的因素似乎是針對具體國家的，全面爆發危機可能可以避免; 很少有新興市場遭受類似的政策可信度匱乏。此外，與以往的貨幣危機不同，許多新興市場現在擁有靈活的匯率，因此不需要耗盡其外匯儲備來保護它們。

**多邊機構將面臨商業貸方對政治風險擔保和保險的持續需求。**商業貸方將要求擔保和保險不僅要包括傳統的政治風險，還要包括準商業風險，例如合同支付或國有公用事業等政府交易方的履約。

如前所述，該地區流動性與利率上升和銀行監管變化的結合可能會導致質量上的飛躍。反過來，政府通過對PPP中履行合同條款作出可靠承諾，以及通過建立投資者和貸方對公共採購、許可和關税的信心，來改善機構的壓力將越來越大。 在風險較高的行業和國家貸款利率可能上升幅度較大，而高質量項目的贊助商可以利用貸方和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來為該地區的可融資項目提供資金。

區域和多邊組織為提供和深化當地貨幣融資所做的長期努力也將繼續成為降低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以硬通貨融資但以當地貨幣收取收入）貶值風險的關鍵。 雖然貨幣風險可以通過短期產品進行套期保值並且延續，但受訪者指出，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不太成熟，沒有基於市場的對沖，如跨通貨交換。 國際掉期和衍生工具協會指出，截至2017年，亞太地區市場交易外匯和利率衍生品的交易量佔全球交易量的比例仍然較低，而這些交易甚至集中在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和新加坡(13)。此外，即使存在流動性市場，這些對沖也可能代價高昂，特別是因為市場交易的貨幣對沖往往是短期的。

鑑於選定國家貨幣貶值和美元走強的預期，以及隨着中央銀行政策正常化全球利率總體的不確定性，商業貸方將持續需要多邊機構的定製對沖產品。諸如多邊和發展性金融機的外匯掉期擔保等新產品可以降低對沖外匯風險的成本，提高此類基礎設施項目的信用評級。

1.3對全球化和貿易緊張局勢的懷疑態度提升，及其對基礎設施融資的影響

**全球宏觀經濟波動部分是由於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的不確定性。**預計此爭議將抑制更廣泛的全球經濟增長。持續強化的保護主義的影響是雙重的：

首先，由於供應鏈和貿易流的預期中斷**，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可能需要隨之****轉變。**隨着世界其他國家通過制定區域貿易協定和貿易伙伴多樣化來適應美國的保護主義，我們預計更多的國家會與新的夥伴發展貿易關係。隨着公司尋求多樣化，這將破壞已建立的供應鏈，從而導致對運輸和港口服務的需求發生變化。這可能加速投資物流和運輸的需求，以跟上供應鏈的這種轉變（例如，製造中心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或者如果預計需求不足以支持項目可融資性，甚至會擱置計劃的項目。從長遠來看，政府和項目發起人必須考慮這些中斷是否以及如何會影響計劃項目的長期可行性。

**其次，強化的保護主義以及反對全球化和貿易的民粹主義情緒有可能蔓延到基礎設施投資和融資(14)****。**贊助商和貸方必須更加謹慎地應對這些敏感問題，因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也可能強化這些情緒。這也強調了基礎設施項目必須具有高標準，有良好的治理透明度和開放性。對於促進區域互聯互通的項目，需要確保互惠互利並尊重各國的關切。

1.4可再生能源將更受重視，但仍然缺乏可融資性

由於對氣候變化的關注增加，**可再生能源是私營部門融資的關鍵增長部門。**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最新報告估計，到2030年，為防止全球温度上升超過1.5°C，温室氣體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水平低45％，而目前的煤炭消耗量必須減少三分之一(15)。因此，為支持任何從傳統能源轉變的目標，私營部門對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有更大興趣非常重要。

增加發電量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加上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的需求，已經使得整個地區的可再生能源項目蓬勃發展，但基數較低。儘管電力行業的交易額仍然很高，但在2014年至2017年期間，亞洲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已完成交易價值的複合年增長率（CAGR）增長了42％，從80億美元增長到230億美元。同樣，可再生能源行業公佈的項目（一般和交易公告）在同一時期的複合年增長率為43％。

投資者和貸方的思維方式轉變推動了可再生能源的增長——多邊開發銀行正在縮減對化石燃料的融資，商業銀行也越來越注重環保。歐洲銀行針對燃煤項目的融資較早採用更加氣候敏感型的政策(16)，據報道日本銀行則限制向使用超超臨界技術的燃煤電廠提供融資，這可能會影響其參與多達30%的燃煤發電項目(17)。此外，越來越多的機構投資者簽署了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從而降低其投資的碳排放強度。

燃煤發電和其他不夠“清潔”的能源形式成本將更高，融資也更加困難。

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的大幅下降****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意味着補貼可能不再是項目是否可行的關鍵，從而可再生能源項目對私營部門更具吸引力。如圖6所示，拉扎德公司（Lazard）的估計顯示，與煤炭等傳統發電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成本持續下降，而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估計，到2020年，目前用作商業用途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成本預計將下降到化石燃料成本範圍內。

**然而，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可變性，將可再生能源長期整合到能源基礎中將需要相應的存儲成本下降。**IRENA指出，電力存儲的成本也在開始下降，這是一個有希望的跡象。受訪者指出，在存儲成本充分下降之前，可再生能源（雖然越來越重要）仍將是傳統電力的補充。從長遠來看，需要謹慎管理從傳統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轉變，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轉型成本。這些努力還需要與縮小電氣化差距的需求相平衡。例如，印度尼西亞能源部門一些最大的機遇可能同時存在於傳統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因為該國同時擁有大量的煤炭和地熱資源(20)。那些獲得電力——而不特指清潔能源——有困難的國家，需要在經濟和環境效益之間取得平衡，重點是要制定向清潔能源轉變的計劃。可再生能源的擴張很可能是由中國和印度推動的，中國和印度已經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擁有強大的供應鏈支持，並且有足夠的勞動力來支持項目。第4.3節中的文章討論了在亞洲發展互聯低碳電力網絡的案例，其中超級電網可能是將更多可再生能源推向市場的關鍵。

**但由於可再生能源是一個較新的行業，因此在其變得像傳統電力項目一樣“可融資”之前，需要克服一些挑戰。**如果私營部門的融資和貸款要增加，這些挑戰就需要政府和多邊機構的緩和來幫助提高項目的可融資性。來自銀行的受訪者指出，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強勁增長將吸引沒有明確國際記錄的新參與者，但因為銀行在項目發起人的經驗要求方面往往更加謹慎，這可能成為一個問題。

**由於項目盡職調查的固定成本較高，可再生能源項目的交易規模較小，從而對貸方的吸引力也較小。**根據圖7所示的交易數據，可再生能源的平均交易規模比傳統電力項目小三到四倍。

隨着行業的增長，預計交易規模將會增大，並且隨着市電平價的實行，項目可以按比例縮放。例如，中國有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到2020年安裝容量為10GW的海上風電機，印度的目標是到2020年安裝容量為5GW的海上風電機(23)，到2030年安裝容量為30GW的海上風電機。有希望的是，圖7也顯示了可再生能源的平均交易規模有所增加。煤炭項目融資和銀行政策變化帶來的聲譽風險增加也可能推動銀行更多地參與可再生能源交易，即使在票據規模較小的交易中也是如此。

因此，開發可再生能源資產組合的大型平台對於幫助發展大型投資者對亞洲可再生能源的興趣至關重要。全球基礎設施合作伙伴以50億美元出售Equis Energy，突顯出投資者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但由於市場支離破碎，具有合併空間，仍然缺乏一個較大的平台(24)。因此，多邊組織、發展性金融機構和政府可以開發或支持組合型工具或平台（例如機構投資者可再生能源平台），以幫助減少盡職調查成本並增加對投資者的可及性。

同樣，項目文件標準化和技術諮詢工作也需要實行。要使可再生能源成為下一個像目前電力部門一樣“可融資”的部門，政府和多邊機構必須制定****最佳實踐風險分配，、件和流程，以幫助吸引私營部門投資。

1.5結論

推動亞洲基礎設施發展的趨勢——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中產階級日益富裕和環境問題——將在未來十年內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幾個主要趨勢在中、短期內將影響基礎設施融資規劃：

**由於中央銀行的政策正常化，利率上升將推動質量飛躍。**系統剩餘流動性、更高的貸款成本以及實施巴塞爾協議三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9的潛在影響相結合，可能會使銀行在長期貸款方面更偏向於規避風險，可能會導致貸款成本出現分化。在具有強有力的合同、政府支持和MDB參與的項目與沒有這些優勢的項目之間，信貸利差將會擴大。

**貿易摩擦和市場波動加劇了項目規劃的不確定性。**儘管確定確切的影響還為時過早，但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將推動供應鏈的轉變，可能會影響長期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計劃。由於政府暫停或推遲了一定的項目，着眼於保護本國貨幣或減少政府開支，從而一些新興市場的貨幣波動可能會增加交易規劃的不確定性。

**不斷上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繁忙的選舉週期將增加投資者的謹慎態度。**由於主要的經濟基礎設施有時被歸類為國家戰略資產，贊助商和貸方可能不得不加大對此類資產的謹慎態度。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增加以及從傳統聯盟的轉移（基礎設施融資來源以及更廣泛的貿易和政治夥伴關係）也可能加劇這些情緒。 許多亞洲經濟體將在2019年舉行全國大選，這可能會增加投資者的謹慎態度。

在許多方面，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對全球波動的敏感性突顯了該地區對更多本地貨幣融資的長期需求，以及對深化當地資本市場的支持的需求。然而，除了影響融資規劃的短期擔憂之外，圍繞亞洲項目可融資性的長期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因為潛在的商業問題阻礙了私營部門參與的交易。受訪者指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經常錯誤地認為，PPP應該將所有風險轉移到私營部門，支開私人蔘與者。即使投資者參與其中，他們也會考慮提高服務成本的溢價。

**簡而言之，多邊機構和政府需要在長期市場改善的背景下解決這些短期問題。**受訪者強調，電力仍然是關鍵的“可融資”部門，其成功歸功於多邊機構和政府為更好地使私人投資者參與進來所做的大量工作。但是，其他部門仍存在挑戰。儘管投資者對可再生能源的興趣濃厚，但仍需要發展組織的支持和該部門的創新機制，以達到傳統電力部門目前所處的可融資水平。

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可以在這裏發揮關鍵作用，不僅是提供財政支持，還提供項目準備情況的全面評估和技術支持。鑑於基礎設施赤字的規模和融資缺口，多邊開發銀行在評估和審查項目中的技術作用往往沒有被充分認識到。由於資本市場往往較為薄弱，旨在增加當地貨幣融資的多邊項目對於緩和發展中亞洲經常出現的貨幣錯配也至關重要。然而，潛在的解決方案——例如以流動性為導向的衍生品市場策略、衍生品和債務資本市場混合解決方案以及主權和多邊驅動的解決方案——需要在私營部門、發展性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之間採取協調一致的方法。

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使用智能技術來提高可融資性，智能技術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來衡量基礎設施的使用（從而衡量收入流），並且可以降低成本和支持預防性/預測性維護。智能技術的應用大部分集中在能源領域——例如，新加坡的智能電網計劃（使用數據分析來預測需求並利用遠程傳感器來跟蹤電網的性能）以及越南和馬來西亞的類似項目。第4.5節詳細介紹了技術重塑基礎設施和供應鏈的潛力。

總體而言，亞洲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仍然很大，所以活動和融資規劃的長期前景依然保持樂觀。畢竟，通過如第4.4節所示的旅遊部門，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與減輕貧困和推動經濟活動這些更廣泛的目標綁定在一起。在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多邊開發銀行將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它們具有反週期貸款、長期風險敞口和降低項目風險的能力（這在投資者因地緣政治或政策不確定性而變得謹慎的情況下非常重要）。更高的風險分擔可以幫助緩解借貸成本增加帶來的影響。支持政府和私營部門在這一充滿挑戰的環境中維持基礎設施投資應成為亞投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重點關注。

（譯者：陸倩雯。如需瞭解更多信息請給走出去智庫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