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在元宵夜瞎逛的女人，透視了一個鼎盛王朝的興亡_風聞

這段時間，不管你在哪個平台搜索“元宵節”，跳出來的往往是“元宵節放假嗎”。

**現代人定義一個節日的重要性，都是以放不放假、放幾天假為標準。**放假，放長假，那就是個好節日，大節日。

古人其實也這樣。

所不同的是，我們元宵不放假，古人元宵不僅放假，還放長假。

有多長？唐朝時，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3天；宋朝時追加正月十七、十八兩天，假期長達5天；明朝更爽歪歪，從正月初八至十七日“放燈十天”；到了清朝，“元宵假”又迴歸為5天。

中國有很多傳統節日，但古人覺得最嗨，玩得最野的節日，絕對是元宵節。

除夕、元旦（春節）如今再重要，在古代遠沒有元宵重要。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説得沒錯：宋朝人的新年真正的開始，要到上元燈節，也就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這三天。這三天的慶典，具有狂歡節所有的表現特徵。

因為玩得太野了，古代元宵節直接被稱為中國的狂歡節。

怎麼個野法？我們先來講個故事，故事很短，但信息量很大，講完再提取關鍵詞依次分析分析。

一個故事

小故事出自宋元年間的話本**《宣和遺事》**，説書人的文字底本。故事説的是，北宋徽宗年間，元宵節，有個女子盡情遊覽了京城的花燈之後，已是深夜時分。

該女子來到皇城端門，見門前擺着金甌酒，一時酒興大發，端起一大杯一飲而盡。喝完了，竟順手牽羊把金盃塞進懷裏，想偷走。

這一幕被禁軍衞士發現，一把將女子抓住押到宋徽宗面前。

宋徽宗還沒睡覺，他正與民同樂，歡度元宵，就問女子為什麼要偷東西。

該女子鎮定自若，不慌不忙，當着皇帝的面吟誦了一首詞：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卻羣。

天漸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盃作照憑。

文藝範兒十足的宋徽宗聽明白了，原來這女子是要偷個金盃作為證據，免得出來到大半夜，回去被公公婆婆責罵。

“此金盃就贈與你了。”宋徽宗大喜，並命令衞士護送該女子回家。

宋徽宗是皇帝，更是文青。

故事講完，這名北宋女子可真夠野的。但很多人覺得不夠味，這有什麼，逛夜場、愛喝酒、懂點文藝，這樣的女青年，現在隨便一座大城市的酒吧街，都能尋出一打兩打來。

不過要記住，我們講的是古代，不能用今人的眼光去揣度古人的世界。

這個故事其實大有門道。它包含了古代，尤其是宋代元宵節的所有重要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僅在元宵節期間生效，過了這個節日就沒了。

到底是哪些因素呢？我用四個關鍵詞來表述：

深夜、皇帝、女性，以及詩詞。

宋徽宗的作品《瑞鶴圖》。

深夜出動

女子竊杯的故事，發生在深夜。這一點很重要，是元宵節異於或高於其他一切節日的主要特徵。

跟我們現在夜生活泛濫截然不同，古人的世界裏基本沒有夜生活。

古代官府一直試圖管理老百姓的作息時間。早在春秋時代，統治者就有這樣的管理理念：為了防止人們過分安逸，滋生邪念，從天子、諸侯到平民百姓，每個人的作息都要統一安排好。

官府最怕的是夜幕降臨。因為夜色中，對老百姓的控制難度趨大，很多違法犯罪也容易藉此發生。所以，古代大多數時期都有宵禁的法令：夜幕降臨後，城門就會關閉，居民區也封閉起來，如無要事嚴禁在街上晃盪行走，吃個宵夜、泡個酒吧更是不可能的事。

犯了宵禁的人，受到的處罰也挺重，重則處死，輕則杖刑。

​四大名著中，元宵夜都有大事件發生。

宋代基本上取消宵禁制度，每天僅三更到五更這兩個時辰禁止夜行。但這樣寬鬆的時代，在歷史上難得一見。其他朝代，均嚴格執行宵禁制度。

比如唐代的長安城，一到黃昏就擊鼓六百下，敦促在外行走的人各回各家，鼓響六百下後，城內坊門一律關閉。這時如被發現仍在街上行走，就是**“犯夜”**，將受到笞打。

可見，宵禁制度是權力的表現之一。古人的世界被權力切割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白天可以隨意活動的區域，到了夜晚就成為禁地。

有且僅有在每年元宵節的前後幾天，官府才會解除宵禁。這就好比久在籠中的小鳥，那幾天突然得了自由，人們的興奮程度不亞於中大獎。

元宵節在古代之所以倍受青睞，其實主要原因不在於這個節日有多少儀式，多少歡樂。説白了，這些都是附加在宵禁制度解除的基礎上。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宵禁的解除，大家可以外出體驗真正的夜生活。

古人過元宵節瘋到什麼程度？

舉個例子，宋朝人除了看燈，逛街，就是外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想到要回家。酗酒所產生的混亂局面，居然在當時催生了一個僅在元宵節出現的職業：一些人在夜闌之後，舉着小燈**“掃街”**，往往可以撿到醉酒人遺失的金銀首飾，收穫頗豐。

皇帝帶頭

故事中，出現了皇帝與“女賊”的對話情景。要是在別的時間點，出現這麼離譜地描寫，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只是小説家言，但放在元宵夜，這事並非不可能發生。

史載，北宋徽宗年間，皇室在皇城端門前擺出御酒，叫**“金甌酒”**。無論男女老少，還是富貴貧賤，元宵節期間都能到端門下受賜御酒一杯。“女賊”喝的正是這種金甌酒。

我前面講過古代宵禁制度之嚴苛無情，到了元宵節期間，卻遭到了短暫的解構。誰這麼大膽，對權力進行挑戰？

答案只有一個：這是皇帝默許甚至帶頭執行的結果。

早在隋朝，正月十五夜，城市已是“不夜城”。當時人柳彧在一封給隋文帝的奏疏中説，元宵夜鑼鼓喧天，火光照地，人戴獸面，搞什麼歌舞表演、奇裝異服、男女混同，成何體統？他請求皇帝禁止正月十五的侈靡之俗。

隋文帝表面同意了，但並未採取具體行動。後面的皇帝也都知道，狂歡的傳統禁不住，堵不如疏，乾脆利用這個機會大搞親民秀，與民同樂，宣揚天威。

宋徽宗時代，元宵當晚，皇帝要親臨宣德樓或端門看燈。於是，御街兩旁擁擠的人羣，在觀看百戲和花燈表演的同時，也能隔着一層黃色的絲織品看到皇帝神秘的面孔。

正月十六早上，皇帝會再次出現在城樓，如果人們不是過於疏懶或是晚上喝醉了酒，只要能足夠早地起牀趕到宮門口，會看得更加清楚。

宋代文人經常講**“仰瞻天表”**，指的就是普通百姓在元宵節期間近距離觀看皇帝（天子）容貌這件事。要知道，這在古代中國，幾乎是破天荒的事。

皇權時代，皇帝至高無上。任何未經許可對皇帝身體的觸碰，甚至凝視，都可能構成彌天大罪。只有元宵節，成為例外。老百姓可以在此時觀看和凝視平時神秘莫測的皇帝。

皇帝帶頭參與元宵節活動，讓這個節日變成真正的官民同樂的慶典。

北宋年間，開封府尹一到元宵就要出來會見民眾。期間，隨從跟在首都市長身後，揹着一個大布袋，裏面裝着零錢，遇到在京城做生意的商販，便給他們派錢。每人數十文，祝他們新年生意興隆。

有些皇帝為了做出與民同樂的姿態，更是拼了，因賞燈燒燬皇宮的事屢有發生。1514年，明武宗朱厚照在乾清宮過元宵，宮前張燈，花樣翻新，不顧及安全，結果燈火燒到殿宇，把寢殿乾清宮都燒光了。

女性出場

女子竊杯故事中，最亮眼的地方還在於，故事主人公是個女人，而不是男人。

古代女子基本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過着深居簡出的生活。不要説晚上了，白天都鮮有出門遊玩的機會。

元宵節期間，上街觀燈、遊玩突破了男女大防，使她們獲得了暫時的人身自由，能夠走出閨門，盡情歡娛。

有一年元宵節，司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燈，司馬光問：“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遊人。”司馬光反問：“我難道是鬼嗎？”這個段子很能説明，元宵夜的很多日常禁忌都被消解掉了。

因為女性獲得加入元宵節活動的權利，這個節日才顯得特別人性化。簡單來説，男女同處於一個公共空間，為彼此提供了尋覓意中人的契機。不少經典的古詩詞以元宵節為背景，不是沒有原因的。

北宋詞人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一詞有云：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這首詞表達了元宵夜不能再見意中人的遺憾。

南宋詞人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詞，更是把元宵節觀燈時見到意中人的欣喜與激動描寫得淋漓盡致：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難怪元宵節也被稱為中國的情人節。

總之，正如台灣學者陳熙遠在他的文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 》中所指出的：

百姓在“不夜城”裏以點燈為名或在觀燈之餘，逾越各種禮典與法度，並顛覆日常生活所預設規律的、慣性的時空秩序——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男女之防到貴賤之別。事實上對禮教規範與法律秩序的挑釁與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類活動遊戲規則的主軸。

説白了，這個節日帶有身心解放的性質。

互飆詩詞

故事中，偷竊被抓的女子最終獲得皇帝赦免，正是因為該女子關鍵時刻吟誦了一首詞，對了文藝皇帝宋徽宗的胃口。

連“女賊”都這麼高雅，動不動就口飆詩詞，無形中為元宵節增添了幾分文化氣息。

我們當然可以説，宋朝文化發達，宋人好有文化。但是，這種發達的背後，是否也潛藏着一些問題呢？

眾所周知，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文人不僅地位高，而且待遇優渥。宋太祖玩杯酒釋兵權時，曾説過，人生如白駒過隙，不如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開國皇帝的講話精神，影響深刻，使得宋代文化觀念向富貴、金錢和娛樂等世俗的人生價值轉化。

具體到元宵節，更是人人沉醉於這舉國歡慶的狂歡之夜。

宋庠、宋祁兄弟倆是北宋名臣。宋庠聽説弟弟宋祁在元宵夜“點華燈擁歌妓醉飲”，就派人對他説，弟弟你忘記我們當年元宵節一起吃齏飯、艱苦奮鬥的日子了嗎？

沒想到宋祁回了一句：哥哥你難道不知道我們當年元宵節一起吃齏飯、艱苦奮鬥，是為了什麼嗎？

言下之意，還不是為了今日的榮華和享樂？

宋庠（右）、宋祁兄弟。

在這種思潮影響之下，無論國家對外局勢如何不堪，北宋君臣時時利用元宵佳節制造太平盛世景象。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張燈結綵，與民同樂，還有就是宋人最拿手的好戲——填詞。

宋朝有一類詞叫元宵詞。在元宵詞中，歌頌盛世是文人士大夫趨之若鶩的寫作主題。連皇帝也直接參與元宵詞的創作，據統計宋徽宗現存的元宵詞至少有5首。

一直到靖康之難發生的前夕，整個國家還沉浸在盛世幻象裏。

這種心理狀態的形成，與北宋推行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關。史載，宋太宗曾直言：

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唯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用心，常需謹此。

什麼意思？這段話説出了北宋統治者的治國方針：不以外患為威脅，而注重對內的統治。直到宋徽宗時期，仍有朝臣上書説：“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正因為把“安內”看得比“攘外”更加重要，北宋皇帝極其注重元宵節全民狂歡對於紓解百姓日常怨氣的功能。這也是北宋的元宵節在歷朝歷代中最獲重視的原因。

來啊，快活啊，狂歡啊，盛世啊，反正有大把時光。

就這樣，當時朝野對日益臨近的外族入侵的滅頂之災，渾然不覺。

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外族襲來，北宋連皇帝都被抓走了。盛世覆滅，宋室南渡，唯有無名氏的一首悲歌，道出了昔日元宵節狂歡的不可持續性：

真個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説景龍燈。四方同奏昇平曲，天下都無嘆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此生。

再後來的事我們也知道了，歷史悲劇在南宋末年重演。在歡飲達旦的元宵慶典中，皇帝與文人士大夫對潛藏的灰犀牛事件視而不見，終於釀成亡國之痛。

而當年，那些人歌頌盛世有多歡快，如今面對現實就有多悲徹。

兩宋元宵盛況，到此終成夢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