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泰揭示孔丘團伙其實是鼓搗周朝後期腐朽政治_風聞

羅泰揭示孔丘團伙其實是鼓搗周朝後期腐朽政治

羅泰談考古材料中所見的周代社會 2017-08-14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及藝術史系教授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是從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學者，他出生於德國，曾先後求學於德國波恩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北京大學、日本京都大學。2006年，他所著的《宗子維城》（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獲美國考古學會 (SAA) 2009年度最佳圖書獎，是有關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首次獲此殊榮。近日，此書的中譯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記者就此採訪了羅泰先生，請他談談如何用考古材料復原“中國社會”。

羅泰：《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這本書要説的周代社會發展過程的方方面面，大家原來多多少少是已經知道的，但這本書要讓讀者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反思，也許會幫助他們對一些事情看得比原來更清楚。

羅泰：其實中國的學者也用社會科學方法，尤其是從新中國建立以後，用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很嚴密的社會科學。五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用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去了解考古材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很符合當時國際上的水平。石興邦先生髮掘西安半坡遺址，把它保存下來，讓人們通過它來了解所謂的母系社會，復原新石器時代的生活、社會結構，都符合當時最發達的理論，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興趣。在那個時候，西方很少有學者這麼系統地研究史前的考古遺蹟，他們往往還是以地層和陶器分類為主，把發掘出來的東西的年代弄清楚就覺得可以了。我們現在覺得理所當然要根據物質文化去了解跟歷史和社會有關的問題，但這樣的觀點在西方也要到在五十年代以後才變得比較普遍。在那個時候，中國也已經做這一套研究。石興邦老先生現在九十多歲了，仍然對此很驕傲，那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五十年代在半坡遺址做的工作當時在國際上受到重視，尤其在前蘇聯、東歐的學術界。那個時候畢竟是冷戰，西方的學者來不了，但是隻要知道了也就會重視。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上斷了關係，很多西方在考古上運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這些突破，中國的考古學家沒有機會一下子吸收，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後它們才逐漸被介紹過來。誠然，中西考古界到現在仍有一定的空隙，但年輕一代的中國同行現在對西方社會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也相當熟悉了。

記者：您在書裏面有一句話，“考古材料有力地證明，孔子及其同時代的人，根本不是在還原一個遙遠的過去，他們的思想在當時也不是多麼創新”。您覺得這個看法對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的概念，是一個挑戰嗎？

羅泰：我不知道，應該不是。我在書裏提到了雅斯貝爾斯。反正考古材料能夠證明的是，儒家禮書所描述的所謂的周代的禮制不是周初已經存在的，並非周人的所謂民族傳統，而是周這個王朝已經建立了兩百年以後新做出來的制度，這是考古學家已經充分證明的，基本上沒有商榷的餘地。後來儒家傳統對周代禮制的發明，跟周初的周公連在一起，這是一個誤會，這是後來編造的思想意識，不符合歷史事實，對這一點考古學家可以提供一個證明，已經清楚得無需討論。

我主要的意思是，孔子及其弟子懷念的理想時代現在可以根據考古材料定得很準。他們懷念的是西周中晚期建立起來的周人禮制普遍有效的時期，即大約公元前850至前600年左右這段時間。在此之前，周人基本延續了商制，之後又有了比較大的變化。這兩百五十來年曾經存在過的周制，成了他們的理想，成了最正統的禮制。考古材料可以證明，在孔子及其弟子生活的時代裏，這個他們認為最正統的禮制已經被改變了，雖然它的痕跡在社會的最高層裏面還可以看到，但它跟當時普遍實行的禮制不同。他們同時期的一般貴族已經改行一種簡化、革新的禮制了。這也是考古材料可以充分證明的一個事實。那麼有意思的問題就變成：孔子和他的徒弟怎麼還可以知道他們已經看不到的、從西周中晚期一直到春秋早中期之間曾經存在過的這麼一個周制呢？要麼他們看到了與之相關的文字資料，要麼在負責儀式的專家圈子裏面還傳承着當時已經不實行的這一套知識。後者的情況在別的文化裏也有，古代印度、古代波斯最原始的宗教傳統（包括它們的早期語言）都首先是口述傳下來的，到比較晚的時期才寫成書。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實行的儀式已經不復實行後，很可能有宗教專家還能背誦，而且還背得很準。從文獻可以證明，到了漢代甚至到了魏晉時期，還有人掌握了這套知識。在漢代的鄭玄、魏晉的杜預等人對儒家禮書和其他文獻的註疏裏可以看到他們都還很正確地知道這些知識。我們現在可以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證明這一點。但這不是這本書的內容，這方面我另外寫過文章。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一套編鐘的標準數目。今天我剛好在上海博物館看到了晉侯蘇甬鍾，那是一套編鐘，現在上海博物館藏其中的十四件，是從墓葬裏面被盜出來、後來從香港買回來的。最小的兩件留在墓裏，後來被北大和山西省考古所合作發掘出來。現在我們有材料證明，在西周晚期，正統的一套編鐘應該有十六件甬鍾。這是新的知識。1993年我曾經出了一本有關編鐘的書，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這點。那時，我們看得比較多的是八件成一套甬鐘的情況，所以我當時認為全套就是八件，半套是四件。但這是不正確的。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杜預左傳注的理解——即，“一肆”（全套）編鐘是由十六件甬鍾組成的——才是對的。由八件甬鍾組成的便是“一堵”（半套）。我們在西周晚期一直到春秋早中期之際經常能夠看到這麼八件一堵的編鐘，有些地位特別高的，像晉侯蘇那樣，能掌握兩個堵成一肆。這類道理，孔子及其周圍的禮制專家顯然還記得的，一直傳到漢晉的儒者。這是傳下來的一套有關正統禮制的傳統知識。不是他們當時實行的，更不是周公那段時間實行的。考古學已經證明，像這種八件一套的堵，在周公的時候還不存在，當時最多就有三四件鐘，而且都不和諧，成套的、能夠奏出比較均勻旋律的編鐘是西周晚期才發明出來的，這麼一種新的技術，是西周中期到晚期之際，周王朝青銅器作坊的一個科學突破，之前全世界都沒有。從這樣的情況中我們能知道，孔子及後來的儒家理解當中的周制，就是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中期之間實行的制度，不是周初的，也不是春秋中期以後的。

記者：您在書中講了西周時期周文化的擴張與融合，也就是“中國社會”形成的過程。您用考古材料還原的這個擴張與融合的過程，和我們在傳世文獻裏看到的有沒有什麼差別？

羅泰：上述的周制好像不但地理分佈越來越寬，而且它的特徵被越來越多的社會人士所分享了。所謂的庶人，原來不可能有禮器的，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地位比較低的人的墓葬也開始含有禮器，只不過不是銅器，而是陶製的皿器，一開始數量不是很多，但逐漸多起來了。一方面庶人變得越來越接近原來的高層，另一方面原來屬於高層的特權失去了其社會意義。剛好在這個時間，許多原來有貴族地位的族羣地位又下降了，變得和庶人越來越像，這種傾向在墓葬中可以明確看到。到了戰國時期，除了最高級的統治者之外，一般的貴族已經沒有什麼青銅禮器，也是使用這些陶製皿器，非統治者的墓葬所顯現的地位差別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原來的禮制顯然已經不重要，反而墓葬等級幾乎完全是根據財富，而不是貴族地位而定的，這是戰國時期的特點。歷史文獻也提到“禮崩樂壞”，墓葬的上述情況就是這件現象在考古上的反映。還有一個可以看到的現象是，社會最上層和非上層之間好像還真的形成了一個階級的差異。統治者的墓葬，變得和一般的墓葬完全不同，內容極為豐富。原來還屬於中層以上的貴族，慢慢下降，而最下面的可能還在上升，形成了一個比較統一的被統治者階層，和統治者對立。《周禮》也提到“公墓”與“邦墓”之間的區別，應該是指這個時期的現象，並非西周初期的周公所制。在戰國時期的這個新社會里面還能夠看到原來周人氏族組織的一些痕跡，但它沿着時代越來越淡化。這一系列的社會變遷在歷史文獻也有所反映，但在很多方面不是太清楚，因此考古又給我們補充了很重要的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