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倒黴遇孔明_風聞

節選自張文木的文章，

       1928年年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裏，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

毛澤東將他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實踐中形成的這些認識用於歷史研究，其觀點更顯卓爾不羣。1953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與即將赴越南的韋國清談話時説：

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於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25]

從某意義上説，諸葛亮屬於學者型政治家，與當代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有着同類氣質。正是由於諸葛亮立都於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致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後蜀國國防出現的戰略缺環；也正是因為立都於成都，才迫使劉備率兵東進並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孫述政權“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26]的危境。

據《資治通鑑》，曹操取得漢中後，劉曄曾向曹操建議：“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27]毛澤東在讀到這一段時，一定想到在長征路上他與張國燾鬥爭的經驗，在頁旁批註：“不可信。”[28]

顯然，毛澤東的見解更具實踐價值。這裏，劉曄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局部目標實現的關係，他的建議當然不會為曹操採納。曹操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全局目標實現的關係。且不説曹操的戰略目標是逐鹿中原，也不説入川后因地形複雜將使清剿劉蜀政權的部隊需要極大且因路途險遠、運輸而不能保證的資源，我們只要看看13世紀中葉蒙古大軍入川后大汗蒙哥戰死在釣魚城（今重慶）下以致終不能出川的窘境，就會知道，進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慶，那就會被——用毛澤東的話説——“甕中捉鱉”遑論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國，而佔據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採納了劉曄的建議，屆時曹操所失的將是天下，而獲漁翁之利的則是孫權。

諸葛亮在創業之初，將蜀漢的國都建在遠離中原的川西成都，此為謹慎之舉：它保證了蜀國據險偏安，也有利於諸葛亮東聯孫吳、北拒曹魏的戰略；其不足之處卻是對北出劍門路途艱難程度估計不足，且又拉長、削弱了對上庸和荊州的控制力，而失荊州和上庸，蜀漢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峽以西。諸葛亮明知“王業不偏安”[36]的道理，但立都於益州(成都)不僅使蜀漢政權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還使《隆中對》提出的“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目標成了遙不可及的畫餅。此實乃諸葛亮——比較明成祖建都於北京——缺乏膽識的表現。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上聯是對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聯則是對“諸葛亮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37]之説的另種表述。[38]

1565. 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39]；評價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40]，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41]的評價大體一致。1959年6月，毛澤東同吳冷西談話時也認為：“劉備同孫權、袁紹一樣，都有多謀寡斷的缺點，不如曹操多謀善斷。”[42]魯迅將話説得透，他在《中國小説史略》中批評《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多智而近妖。”[43]

但這都是技術性比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質。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審勢”。研究諸葛亮，不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劉備更會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跡。二人比較，劉備更具經營中原的大視野。都在漢川，劉備想方設法向東發展，而諸葛亮則東轅西向，復漢在劉備那裏不僅是説辭更多的還是冒死的實踐，而在諸葛亮這裏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詞，我們見到的卻是日益遠離中原卻又貌似攻勢的逃遁。“堪笑書生輕性命，每逢險處更徘徊”[44]，用陸游這句自嘲的話評價諸葛亮也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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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 宋人蘇洵也看出諸葛亮《隆中對》的不切實際。他在《權書·項籍》中對此批評得比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45]

毛澤東在讀蘇洵的上述分析時進一步補充道：“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於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46]其實，兩分兵力也是在關羽失去荊州、進而上庸並由此造成漢中與荊州聯繫缺環後不得已的事。不駐重兵於漢中，誰能保證不會重蹈商紂王因用力東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虛顛覆[47]的覆轍？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説的“千里之遙”這四個字，正是由於諸葛亮立都於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致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出現的戰略缺環；也正是因為立都於成都，才使劉備率兵東進陷入同樣也讓一百多年前公孫述政權糾結的“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48]的危境。

毛澤東借曹操的話説：“劉備很厲害，不過得計稍遲。”[49]這個“計”，如結合毛澤東以重慶為重點的三線佈局，筆者認為並不是“隆中對”中的“計”，而是説劉備認識到重慶的戰略地位的時間——很可能就在失去荊州和夷陵失敗後——太遲。

1567. 在識人問題上，劉備的失誤已不是“得計稍遲”而是太遲：天下還有讓皇帝在前方打仗，自己在後方“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50]、皇帝被打敗且“於永安病篤”後，不急及前往接援，自己反坐擁雄兵於數百里之外等皇帝落荒回城喊門的宰相嗎？如果有，那就是諸葛亮。書説“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這説明在皇帝打敗且病情日深時，諸葛亮不是主動接駕而是被劉備臨終前從成都召到永安的——這已是大不忠；到永安後，劉備話題直涉九鼎之事——這已讓人感到他對諸葛亮的擔憂，囑亮：“君才十倍於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51]在諸葛亮表態“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劉備才詔敕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52]——這已讓人感到他對無時間處理諸葛亮問題而無奈。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準備北伐，出發前又作《出師表》：“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53]通讀全文，無非是在告訴其身後“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的朝廷大臣，不要有其他想法，先帝對我曾有“你辦事，我放心”[54]的囑託。可以設想，如果劉備能多活兩年，僅就諸葛亮在國事出現重大危機的章武三年（223年）間的政治表現而言，劉備對這位愛惜羽毛勝於愛國的諸葛宰相的放心的程度將會大打折扣。晉人陳壽評價諸葛亮“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55]，“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56]；評價劉備“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57]，這與司馬懿對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58]的評價大體一致。

1568. 公元222年8月，劉備兵敗夷陵，陳壽在《三國志》中説：“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59]永安，長安也。永安，今奉節，治所在重慶市，地處瞿塘峽口，荊楚上游，控巴蜀東門，為川東軍事重鎮。書説劉備“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這一細節告訴我們，劉備步入城後即改舊名，這有強烈的的政治宣示的意味。我們不能説劉備要遷都於此，但可以肯定劉備決意帝鄉此地。次年（公元223年）劉備病逝於永安宮。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説劉備定居永安是因為他自覺“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60]，這種以在烏江邊長嘆“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61]的項羽境界揣度政治家劉備失敗後改名且定居永安的心思顯然是不準確的。毛澤東批評説：“《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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