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10億人口還處低收入 中國要迎經濟增長新高峯_風聞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王建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秘書長）

[從“一元結構”的經濟規律和3億人的工業化階段出發，來看待中國經濟增長問題，就必然會走入認識誤區。由於中國低收入人口的主體是農民，所以城市化是打破“二元結構”和走出經濟低谷的根本舉措。]

近來有關防風險和穩增長的討論中，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看到，和國際經驗比較，中國的經濟、投資和消費增速的下降速度偏離得非常明顯，因此認為應對此現象進行更深度研究，否則很難保證防風險和穩增長的宏觀政策有效。而我認為，要解決經濟下行壓力的問題，擺在首位的反而不是政策，而是認識。從宏觀層面看，宏觀政策是最底下的一層，上面還有制度安排，而最高層面的東西是認識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突破“姓社姓資”的認識開始的，然後才有搞市場經濟的體制突破，才有了各種宏觀政策取向的轉變。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有下行壓力，還是和兩個認識走入誤區相關，誤區不打破，不管宏觀政策怎麼調整，下行陷阱還是走不出來。

認識誤區一：中國經濟進入降速階段

第一個誤區就是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降速階段，理由是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應該進入到後工業化時代的服務業主導階段了。由於有了這樣的認識，對中國經濟增長從高速階段下來的變化，就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但現在的問題是，經濟增速不斷突破人們認為是正常的降速區間，這時才開始對降速的正常性產生了懷疑，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央相繼提出“六穩”、“七防”，就是這種從“正常降速”到“不正常降速”認識的轉變。

那麼為什麼認為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認識不對呢？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是，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國家。對市場經濟國家而言，一元結構是主流，古典市場經濟是“金字塔”形結構，即越向下窮人越多，越向上富人越集中，二戰後改良了的市場經濟是“橄欖”形結構，即中產階級佔主體，但二元結構是“工字形”結構，即上面有個較小的富裕羣體，下面的中間收入階層很小，再下面是一個龐大的低收入羣體。

中國目前在8億城市常住人口中，高收入與中高收入佔40%，平均收入是6萬多元，中國的居民人均收入大約是人均GDP的90%，這部分高收入人口的人均GDP約2.5萬美元。中國農村居民中的最高收入只相當於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但考慮到還有一部分高收入農村居民收入已經達到城市中高收入以上水平，如果按5%計算，則中國目前全體居民中，有近3.5億人的人均GDP在2.5萬美元以上。按一樣的算法，中國目前其餘的10.5億人口的人均GDP，就是4000美元。

10億低收入人口是中國的人口主體，處在這個收入水平上的人口，其消費力還處在滿足了吃穿的“小康”水平階段，而3億高收入人口才有能力買車買房，消費水平才進入了現代化的“富裕”階段。

進入新千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起飛，是得益於兩大需求引擎的拉動，一個是新全球化所產生的外需，另一個就是3億高收入人口房、車需求產生的內需。以2012年中國汽車保有量增速下降，和2015年中國房屋竣工面積增速下降為標誌，中國先富人羣的房、車置業陸續完成，到2018年終於進入房、車相繼負增長階段，相應帶動圍繞住房與汽車消費的一系列相關產業，如家電、傢俱等產業都進入了增長低谷。

但是，中國的人口主體還沒有實現從“小康”向“富裕”階段的跨越，因此由“二元結構”所決定，中國的工業化高峯也是兩個，而不是一個，新千年以來出現的經濟“起飛”是第一個高峯，第二個高峯將是由10億低收入人口引起的，更大的、持續時間更長的經濟增長高峯。

我們可從三方面數據説明新高峯的模樣：

第一，2018年中國的千人汽車保有量是170輛，而發達國家是600~800輛，何以中國在170輛的水平上汽車需求就發生了停滯？很巧的是日本在1970年也是170輛，而日本基本是在1975年完成的工業化，之後則汽車保有率出現猛升，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上升到650輛。中國在170輛的水平就出現了負增長，就是因為3億先富人羣的房與車需求已經頂到了“天花板”，但後期10億人的需求將更龐大，會給房、車需求乃至整體經濟增長提供更巨大的空間。

第二，如果把目前10億人的消費水平提升到3億人的水平，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將從去年的40萬億元增加到120萬億元，是今天的3倍還多。

第三是按照工業化先行國的歷史經驗，當進入到居民消費從吃穿向住行階段跨越的時候，首先是大幅度提升能源、鋼鐵等基礎產業的供給能力，隨後就會進入到以房、車需求所引領的機械、電子和化工等重加工業發展階段。而中國近十年來之所以會把“去產能”的重點放在鋼鐵和煤炭上，其實正是工業化開始進入到重加工業的標誌，這個標誌的產生，不是3億富人的工業化階段所標誌出的，而是10億低收入人口的工業化階段所標誌出來的。

認識誤區二：“基數大、增速慢”的規律

現在再來説必須要走出來的第二個認識誤區，就是所謂“基數大、增速慢”的規律。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歷了30年高速增長，目前的GDP總值已經超過1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所以官產學三界人士似乎已經共同認同了“速度應該下降了”這個判斷。

從工業先行國的歷史經驗看，的確在完成工業化後速度都開始下降，但那是對“一元結構”國家而言，是“一元結構”國家的經濟規律，對中國這樣的“二元結構”國家是不適用的。因為如果從世界範圍看，世界經濟也是二元結構，有美日歐等發達國家，也有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基數大了，全世界的經濟增速也都高不起來，就不會有中國經濟起飛的奇蹟。

縮小到中國內部，因為已經有過一個經濟增長高峯，或者因為3億人的生活走入了現代化階段，後面的10億人就永遠不會買房買車，就不會引起另一個經濟增長高峯，同樣也是錯誤認識。所以破除“基數大、增速慢”的魔咒，才能使中國經濟走出低谷，進入第二個經濟增長高峯期。

實際上，我們離第二個經濟增長高峯期不遠了。按新千年至今9%的經濟增速計算，3億人在新千年之初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5000美元，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對住房和汽車長達十年的爆發性增長，而今天10億低收入人口的人均GDP也已達到4000美元，還是按9%計算，到“十四五”中後期，這第二個經濟增長高峯期就會到來。

從“一元結構”的經濟規律和3億人的工業化階段出發，來看待中國經濟增長問題，就必然會走入認識誤區，因此如果人的認識不轉變，仍然認為經濟減速正常，認為出現經濟低谷是由於降速階段與經濟週期疊加，因此所有政策都在圍繞反週期打轉，中國經濟增長新高峯的到來，就會遙遙無期。

最後還要説上一句，由於中國低收入人口的主體是農民，所以城市化是打破“二元結構”和走出經濟低谷的根本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