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科技在18世紀下半頁的《四庫全書》時代突然退出世界第一陣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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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有哪些事件曾經給一個國家/民族的民族性或風氣造成了不可逆的永久性負面影響？

​58 人贊同了該回答：滿清剃髮易服

四庫全書

明朝科學成就年表一、 天文氣象十四世紀中葉的《白猿獻三光圖》載有132幅雲圖，並與天氣變化聯繫起來，絕大部分與現代氣象學原理相一致。（歐洲到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雲圖。）1383年南京設京師觀象台1439年造渾天儀臵北京1442年北京設觀象台。1446年建晷影堂(位於北京古觀象台西南側)1607年李之藻撰《渾蓋通憲圖説》刊行(介紹西方天文觀闡釋渾天説)1617年張燮著《東西洋考》記載海洋占候等的詳細資料。 1634年正式安裝我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禎曆書》。

二、數學物理篇數學 物理1450年吳敬撰《九章算法比類大全》1524年王文素著成54卷總計1500多問近50萬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鑑》。1584年朱載堉著《律呂精義》出版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統宗》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1606年徐光啓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1613年李之藻據西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中國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而成《同文算指》。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衝擊空氣而產生的，並通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2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卷1中正確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已佚）。三、醫學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編成《普濟方》(載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1567年在寧國府太平縣試行中國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種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開端，是醫學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紀我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並已推廣到全國。我國種痘法於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1596年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1601年，楊繼洲著《針灸大成》1617年，陳實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劑。他注重實踐，勇於革新，創造性地進行了截趾（指）、氣管縫合等外科手術，對我國外科學作出了貢獻。書中對一些腫瘤也作了論述。)1624年張景嶽撰《類經》刊行，同年，景嶽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 1640《景嶽全書》64捲成書1641年吳有性撰《瘟疫論》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提出了關於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觀念，他説：‚質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四、農學篇1376俞宗本著《種樹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問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料，載明產地、形態、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並繪有精細圖譜)1511年中國種植玉米 （有疑點，可能不正確）1547年馬一龍著《農説》(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種植經驗，是我國第一部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的著作。)

1596年屠本畯（jun）著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著《閩中海錯疏》(記載了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二百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態和生活習性等。)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傑（喻本亨）合著《元亨療馬集》(著名的獸醫學著作，內容包括對馬、牛和駱駝的治療經驗，至今仍有實用價值。)1617年趙蛹著《植品》(有關西紅柿的種植技術等)1628年徐光啓撰《農政全書》五、地理

1405－1431年鄭和率大型遠洋船隊到達西洋三十餘國；徐霞客著《徐霞客遊記》1425年《鄭和航海圖》編成1536年黃衷著《海語》(記錄東南亞史地與中國南洋交通情況) 1565年胡宗憲編《籌海圖編》記錄中日交通及抗倭事1589年出現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1639年顧炎武開始編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六、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鑿成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1596年記載以火爆法的採礦技術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冶煉技術時，把鉛、銅、汞、硫等許多化學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質，而把與它們有關的反應所產生的物質看作是派生的物質，從而產生化學元素概念的萌芽。二、 補充

數學、物理篇1621年，茅元儀完成《武備志》，記載關於軍用火器、船隻等軍備的製造及使用方法1643年，方以智完成《物理小識》，雖然名為物理，但非今意，包含物理、化學、生物、醫藥、哲學、藝術等內容

明朝的科技發展情況與成就向來以為，中華科學技術的發展以致沒落，比如提到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時，‚中國古代在經驗技術的發展水平上遠遠超過西方，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卻首先在西方誕生，而中國反而遠遠落在西方後面呢‛，不應全盤推給傳統的封建文化道德。在西學漸進時刻，不是晚清那種屈辱的時代，科技之提倡者，往往是精通儒學的士大夫，政府的態度也不是野蠻的排斥。做一時間表，也許宋朝出現了拐點，在此拐點後，中國科技發展‚斜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為正。撇除蒙元，到明代，應該是這樣發展的。1644年以前，當牛頓，萊布尼茨等人尚未出世，伽利略，開普勒，哥白尼等人處境悲慘時候，至少在目前國人眼裏視為中國黑暗落後之時代，該被李闖獻賊攪翻的時代，與‚康乾盛世‛相比不值一提之時代，我覺得有必要探討一下，不然我們一提就只曉得‚三大案‛，‚薩爾滸‛，‚八千女鬼‛，‚均田免糧‛等等。這個時代，是否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有種不一樣的味道？當西方的封建時代與中世紀劃上等號，1640年作為其近代史之開端，也是西體膨脹之時代；恰好相反的是，中國的封建時代自不必説，中國之近代史，卻是屈辱之開端，而這種屈辱，在1644年就埋下禍根，甚至已經開始粉墨登場。

明代科技與軍事發展成就提西方文明之精髓與源泉，就不可不提古希臘，而古希臘的文明遭受了歷史厄運而不長時間，就是漫長的中世紀了。文藝復興為何是最偉大之變革，其中古希臘精神自然脱不了干係。與之對比前提，華夏文明又有其獨特之魅力，至少到那個時代，沒有被完全閹割，面對西學，是頭破血流，還是嫺熟地交匯，到現在還是迷茫。轉載一些這個時代的人文科學情景，先從科學技術開始，看看中國文化在近代化邊緣是不是不堪一擊？轉載：16世紀末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一封信中説：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他們以不同於我們西方人的方法正確地計算日食、月食。有很多學者認為，15～16世紀的中國，是封建制走向專制時代的開始，專制的政治儒學成為統治中國的主體，一切由統治者認可的知

識發展都是圍繞儒學核心進行，而作為生產技術發展重要理論基礎的自然科學，則被國家體制排斥在知識分子的學識之外，從政治體制和人才的俸祿機制上、甚至從治學的價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識分子對自然科學研究的慾望。

其實這些看法是沒有多大事實根據的。在近代‚五四運動‛時，中國人提出了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主張，其實最早引進的是晚明。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100年間，是我國科學技術史上一個羣星燦爛的高峯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啓、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徵等眾多科學家。中國的科學學科體系已具雛形，與西方相比並不遜色。

關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基礎和中國古代科學形態的特徵，愛因斯坦在1953年説：‚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 很明顯，由於愛因斯坦的這段話對清代中國合適，對明朝卻未必正確。由於對真實的歷史情況的不瞭解，愛因斯坦誤以為中國人沒有接受過《幾何原本》，更不知道明末徐光啓曾有以發展為基礎全面發展數學的設想，以及明代很多學者、科學家對科學實驗的重視，從而作出對中國科學發展趨勢錯誤的論斷。 關於中、西科技發展的長期趨勢，李約瑟指出，中國自公元前300年起，科學以緩慢的步調持續進步。1500年起，大幅落後的西方科技開始突飛猛進，到了晚明，兩者的差距大幅縮小，但中國仍然小幅領先。約在17世紀初，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進展開始超越中國，但中國在醫學、植物學和化學等領域，仍保持不同程度的領先。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屬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學習西方數理科學的一個典型案例。方家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學傳家，亦即方氏擁有中華文化的厚重衣缽。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禎十三年進士，曾受邀擔任南明內閣大學士）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方孔炤曾師從意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S.Ursis，1575～1620），其著作《崇禎曆書約》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西方來華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系統地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在天文學方面，方以智結合中國傳統的天文學和當時傳教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討論了地心學説、九重天説、黃赤道、歲差、星宿、日月食、曆法等天文學問題。對於西方天文學知識，他非常重視，經常追蹤西方天文學最新進展，例如他在討論天體運動軌道問題時，就曾根據西方用望遠鏡觀天發現金星有周相變化的事實，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運行的正確猜測。

……這一切説明，有着厚重中華文化衣缽的方氏並不排斥西學，反而是當時的西學大家。再看看明末的徐光啓。徐光啓，字子先，號玄扈，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及太子太保，明代著名的愛國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學家。他在與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尤其是著名的利瑪竇）接觸後皈依天主教，取了英文名（教名）‚Paul‛。徐光啓在明末關注農業，編著了中國傳統農業之集大成書——《農政全書》，推廣高產作物；引進西方火器如後來袁崇煥擊傷努爾哈赤的紅夷大炮，倡導和實踐中國軍隊現代化；倡議和組織與傳教士合作翻譯大量西方先進書籍，著名的如《幾何原本》 前六卷；倡議並組織修編接受西方天文學的《崇禎曆書》，接納當時先進的西方天文學知識理論。官至宰輔的徐光啓曾為了《幾何原本》而每天到利瑪竇的住所翻譯三、四個小時，甚至曾從天文觀象台上不慎摔下……點、線、面、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鋭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直徑、相似、正弦、正切、外切……等等這些今天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啓400年前在和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時定下的，不僅在我國沿用至今，並且影響到日本和朝鮮。然而，作出了這些貢獻的徐光啓卻也是個傳統的儒家學者。 ‚世人多所論及的是他（徐光啓）在自然科學上的傑出成就，殊不知他早年致力於《詩經》研究，並有作品傳世。‛ ‚與大多數中國古代士大夫一樣，徐光啓也是傳統儒學的信徒，孔孟之道的追隨者、崇拜者。‛ ‚而徐光啓是反對盡廢朱子之學的，這表明程朱理學在其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

‚（徐光啓）在儒學‘格物致知’認識論的基礎上開始了會通中西，以求超勝華洋的興實之路。‛ ‚徐光啓的儒學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徐光啓著農書、興水利、制兵器、強邊備、入宗教、習天學等等，無不發於此，且歸於此

徐光啓認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 ，表明明朝知識分子包括統治階層已開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學，當時中國的學術環境比西方當時教會統治下的要好得多。明末甚至有不少普通百姓研習科學： 明末數學和天文學的研究，已經超出了士大夫的階層。高彥頤（Dorothy Ko）《閨塾師》一書曾論述明末長江下游地區閨閣中的女子，多有研習天文學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習西方科學，與晚清維新人士們大多隻是對政經文史感興趣相比，這更令人驚訝。 許多證據表明，中國在16世紀以前，技術水平全面領先於西方。一些權威的科學技術史文獻，例如查爾斯•辛格等人編寫的《技術史》和李約瑟著述的《中華科學文明史》，都強調了15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技術流向幾乎完全是單線程地從中國流向歐洲。直至1644年明朝結束時，中國和歐洲的科學技術水平基本也是旗鼓相當的。 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説：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彷彿今天彙集在我們大陸的兩端，即彙集在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東方的歐洲——中國。……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在日常生活及應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們不分伯仲。我們雙方各自都具備通過相互交流使對方受益的技能。在縝密思考和理性思辯方面，顯然我們要略勝一籌，……在實踐哲學，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説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拙。英國的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也認為：‚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在明代，中國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中國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和歐洲的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李約瑟認為，明代科學家徐光啓的思想方法醖釀着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説：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面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觀更為近代化一些。 陳美東在《明季科技復興與實學思想》中認為，明末‚中國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錦，西來的科技知識，更是錦上添花‛，‚羣星燦爛，成

果輝煌‛。他總結出當時科技發展的三個特點‚重實踐、重考察、重驗證、重實測‛和‚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是中國傳統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晚明學人的科學思想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説：從研究方法上看，徐光啓、方以智等人運用了培根所強調的歸納法，從中找出自然規律；同時又運用笛卡爾所強調的演繹法，把所發現的自然規律作為公理，逐步進行推理，從中引出關於個別事物的結論來。對此，晚明學人從理論上進行了進一步説明：‚革者，東西南北，歲月日時，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儀七政，參差往復，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這一‚革‛與‚故‛的理論被看作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方法論，其進步意義在於把簡單的經驗事實或數據提到理論體系的高度上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注重歸納、演繹的實驗方法的精神，從而摸索到近代科學的邊緣。

……與這種變化相應的，是晚明學人對傳統科學一系列顛覆性的批判。晚明學人堅決摒棄了天人感應、陰陽五行‚術數‛的神秘主義。他們倡導地圓、地動學説，認為‚周髀蓋天之學‛是‚千古大愚也‛，並將第谷宇宙模型作為《崇楨曆書》的理論基礎，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天圓地方‛之説，衝擊了‚中國獨居天下之中，東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見。……在新的實學價值取向下，科學技術被作為經世之學而接納。晚明學人迫切希望能借助於‚遠西奇器‛來解決明朝所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

……他們將引入的西方科學看成是促進社會變革、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徐光啓於1629年上疏呈明‚度數旁通十事‛，意在通過科學的途徑去實現‚富國‛、‚足民‛的社會理想。他還想把歷局擴大為類似今日的科學院，分門別類鑽研各項科學。這是晚明學人站在時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設一個科學系統的計劃和目標，值得大書特書。 劉耘華在《徐光啓等人對西學的理解與回應》中説：他們本身的良好科學素養使之對西學所作的回應與處臵遠遠超出了為用而用的層次，而是提出了通過求其所以然進而達成會通與超越的自覺訴求，所以徐光啓曾設想‚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簡平儀説序》），其本人年逾70仍在繁忙閣務之餘孜孜矻矻審查與潤飾傳教士的歷法譯述，正

是因深知西學長於言‚故‛而‚亟欲明其術而唯恐失之也‛（阮元《疇人傳卷32•徐光啓》）。這種既因西學之長而心悦志滿，又惟恐西學不得其傳而失之交臂的心態，在這批儒士當中是共通的。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撰於利氏物故三年之後，其中流露出了亟傳西學的緊迫感，因為‚最稱博覽超悟‛的利氏‚其學未傳，溘先朝露‛，而龐迪我輩又‚年齡向衰‛，倘‚失今不圖，政恐日後人無解‛，則西方‚有用之書，不免臵之無用‛。十五年後，他又在《譯寰有詮序》中追述自己於天啓三年（1623年）歸田之後，邀傅際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因‚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遂‚心眼為開‛、‚忘年力之邁，矢佐翻繹，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至於因象數之學進而突破夷夏、內外等文化定勢，又進而因‚耳目之資‛、‚手足之資‛而求其‚心靈之資‛，這，也是此派儒士的共通曆程。

而通過下面對明代知識分子、統治階層到科學的態度與支持程度的瞭解，可以認為：如果沒有異族的野蠻入侵、破壞和奴役，中國在科學技術及生產技術方面即使被西方全面超越，但憑着明朝人的思想認識、進取，尤其是相對西方更自由的社會環境，中國不會在科技方面大幅落後於西方，更不會出現清代全面倒退，直至連前朝都不及的愚昧狀態。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史學者席澤宗曾高度評價晚明七十年中國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現了這麼多的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他將這段時期與滿清統治時期，做了一個對比，‚順治和康熙年間，這兩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這79年與明末的72年[萬曆元年至崇禎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國科學也是急劇走下坡，一落千丈。明朝人創作和翻譯的科學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論大發展的前夜，而明朝廣大士大夫階層已經普遍研究西學，中西方在科學發展上各有千秋。中國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級水平的著作： 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朱載堉《律學新説》（1584年）；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徐光啓《農政全書》（1633年）；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現了這麼多優秀科學專著，其頻率之高和學科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這些著作相對於近代數學、化學、物理學和哲學都還沒有發展起來的西方是頗具亮點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尚未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尚處孩提階段，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隱居荷蘭。而同時的明朝已經進入了西學東漸的高峯，學術環境開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階層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譯西學著作，共有七千多種西方圖書進入中國。

在徐光啓‚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 的思想原則和‚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的目標指導下，以及明政府的組織支持下，中國人對西方的數學工程等書籍進行有意識有目標的大規模翻譯。其中現在可知翻譯的書目中有（包括譯者或作者）：《測量法義》 利馬竇和徐光啓，1607年《表度説》 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啓，1612年《幾何原本》 利馬竇和徐光啓，1613年《同文算指》 利馬竇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體義》 利馬竇，1614年《圓容較義》利馬竇和李之藻，1614年《天問略》 陽馬諾，1615年《職外方紀》 艾儒略，1623年《遠鏡説》 湯若望，1626年《寰有詮》傅泛際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 傅泛際和李之藻，1631年《奇器圖説》 鄧玉函和王徵，1634年《主制羣徵》 湯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 王豐肅，1637年《五緯歷指》 羅雅谷，1637年《性學粗述》 艾儒略，1637年《建築十書》 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數學札記》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礦冶全書》 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各種精巧的機械裝臵》 意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測量全義》 羅雅各《天體運行論》 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開普勒《地中海航海術》 羅馬版《比例規解》 羅雅谷《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宇宙儀》 雅克•貝松《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制造與用法》 《磁石測量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神功催吐藥》 薩拉•安吉魯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 克洛德•舉雷當時翻譯和創作的還有《泰西人身説概》（1635年）、《人身圖説》（1635年）、《西國記法》（1595年）、《性學觕述》（1623年），《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西奇器圖説》、《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天啓年間陸仲玉著）、《渾蓋通憲圖説》、《經天該》……等七千餘冊。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懷仁《儀象志》、《儀象圖》、《坤輿全圖》、《坤輿圖説》、穆尼閣與薛鳳祚《天學會通》，利類思《獅子説》，梅文鼎《梅氏歷算全書》，《數理精藴》五十三卷，等等。數量相比明代可説是極少，且多是傳教士所作。在明代中後期翻譯的書籍中，我們看看《幾何原本》，以及《明理探》兩部著作。徐光啓已跟利瑪竇學習西方科技多時，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於是向利瑪竇建議：‚既然已經印刷了有關信仰和道德的書籍，現在他們就應該印行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的書籍，引導人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內容要新奇而有證明。‛這個建議被利瑪竇愉快的接受了。……

據記載，從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啓每天下午都到利瑪竇的住所翻譯三、四個小時。徐光啓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可見在其心目中，‚會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勝‛西學才是目的。在徐光啓的科學思想中，翻譯是基礎，是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必由之路。在當時條件下，徐光啓極其重視翻譯等會通工作，注重通過翻譯工作培養自己的西學人才。讓天文生學習西法並親自傳授，‚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 對此，紀志剛評價説：今天，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當我們認識到‚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創新也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的時候，徐光啓‚會通超勝‛的科學思想就更加閃射出熠熠的光輝。 1607年春，徐光啓和利瑪竇翻譯出了《幾何原本》前六卷。作為皈依傳教士利瑪竇的基督徒， 徐光啓並沒有選擇宗教典籍，而首先選擇翻譯古代西方數學之經典著作《幾何原本》。他説：‚《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既卒業而復之，由顯入微，從疑得信，不用為用，眾用所基，真可謂萬象之形囿，百家之學海……‛ 第一次向中國人説明了幾何學的本質。 徐光啓在《幾何原本雜議》中堅定地説：‚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駁之不可得，欲減之不可得，欲前後更臵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實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實至簡，故能以其簡簡他物之至繁；似至難實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難。‛ 他還説：‚下學功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怯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

儘管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差異使得封建士大夫並未普遍理解《幾何原本》及其巨大作用，‚而習者蓋寡‛，但徐光啓認為它是‚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於人‛ ，他説：‚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 並認為：‚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 ，即徐光啓認為《幾何原本》是百年後人人必讀之書。

李之藻和傅泛際翻譯了《明理探》。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邏輯的學術著作，書中多次申述：‚名理乃人所賴以通貫眾學之具，故須先熟此具‛。李天經把《名理探》比作太陽，‚眾學賴之以歸真實，此其為用固不重且大哉!‛曹傑生認為，沒有李之藻翻譯的《名理探》，中國學者就會推遲對西方邏輯學的接觸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