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是寄宿辦公室的女孩之一 | 三明治_風聞

文 | Shera

編輯 | 胖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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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盛夏，是全年最難維持體面的時節。靠辦公室冷氣保鮮的優雅，甫一走進夕陽藴釀整日的火熱餘暉，很快便在高峯時段的地鐵貼面舞中蕩然無存。從東城到M和我所租住的北五環或百子灣，一天之中，整整兩小時，非得與其他許多看似光鮮的醃鯡魚一道，在熱烘烘的車廂裏踵接肩摩。忙季的到來則無疑雪上加霜：晚歸從未讓五號線免於擁擠，只令車廂空氣更污濁幾分，濃厚的汗味幾乎有了實體，昏昏欲睡者大可枕於其上。

七月，連續一週加班至深夜後，我們終於無暇猶豫或羞赧，在辦公室裏安營紮寨，住了下來。

當初，對北京加班文化早有耳聞的M與我，為了儘可能保障屬於自己的時間，並非沒有想過住得離辦公室更近一些。畢竟在美東時，我們都住在公司的步行距離內，哪怕只是想象一下需要通勤2-3小時的生活，就足夠叫人打退堂鼓了。可當真滯留北京，開始北漂生活，才發現北京功能分明的城市區劃幾乎杜絕了住在公司附近的可能性。M先我半年回國，一番打探後發現，與金融街零次櫛比的大廈所相毗鄰的，大多是需要公用衞生間的老宅或看來岌岌可危的平房，無奈之下，M只好轉戰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與天然氧吧和養老生活節奏為伍。

吸取M的經驗，我對租屋選址進行了遠超必要的篩選，判斷標準有三點：一，地鐵單程時間不能超過30分鐘，以避免高峯時段在車廂內無聊到窒息；二，地鐵站到家的步行時間不能超過15分鐘，途中要有24小時便利店，以滿足加班到11點後回家的安全所需和口腹之慾；三，周邊要有足夠多的咖啡館，以保證頻繁的週末加班總有去處，還能不時更換據點，維持新鮮感。

這些判斷標準，最終指向百子灣。

百子灣充滿藝術與生機，屋子的條件確實不錯，價格也相當可觀。前半年還只要每月4000塊，後半年續租時，恰逢北京房租暴漲的高潮，我的卧室也身價倍增，一躍成為接近5000塊月租的高價羣租房間。

貴，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地貴，但除此之外，剩餘的選擇委實不多。北漂於我，似乎是處處學會妥協的一年，與深夜獨行的恐慌，週末加班的無力，以及盛夏早晚高峯在地鐵上濕透的襯衣相比，“貴”似乎已是最無傷大雅的煩惱。

可即便是如此精挑細選、往返僅需兩小時交通的住處，也最終不敵加班文化的腐蝕作用。北漂的落腳處很快失去了“家”的概念，“下班回家”也只不過是地理位置的轉移，精神和工作狀態得不到半點鬆懈的許可。如是，早在正式成為辦公室釘子户前，“不如睡辦公室”這個玩笑已半真半假髮酵了好一陣子。只是每逢下班，或許出於慣性，我們總像候鳥沿着基因註定的軌道，被一種無名之力驅引出辦公室。直到車廂擠無可擠，“住辦公室”這個念頭才在重重人體臭味中發出一點微弱光芒，昭示着三十分鐘前所做的通勤選擇大錯特錯。

而從旁説服我買下那張輕量摺疊牀的，究竟是鄙司會客區如蛋糕坯般緻密、鬆軟而彈性十足的手工定製長沙發，還是辦公樓裏隱蔽的行政人員專用公共浴室，如今已難以判斷。只記得收到快遞那天，摺疊牀架撐開如英雄刺出長槍，鼓舞着M歡天喜地地試躺會客區沙發——磨光的原木框架沒有一根倒刺，隼接處咬得很緊，任憑攀上爬下也不會嘎嘎作響，恰巧適宜留宿的夜晚。

備齊兩人的卧榻，辦公室寄宿計劃便真正成型落地，成為未知七月的唯一指望。

我的輕量摺疊牀，買牀架送枕頭和被褥，

摺疊起來與易拉寶無異，堪稱睡在辦公室的絕佳伴侶。

2

借宿辦公室這件事，一個人太少，三個人太多，最好兩個人結伴，否則要麼太過孤寂可悲，要麼彷彿小組會議的無盡延伸。只有兩個人下班後假裝不經意的對視，才能顯出那種破釜沉舟式的默契：

“想不想辦公室露營？”

是的，“睡辦公室”聽上去過度令人同情，年輕白領的矜持尚不允許這種同情落在我們身上。因此，從構思階段起，這件事就被精心包裝為“Office Camping”——瑣事纏身的成年人如我們，固然沒有背起帳篷就走進叢林露宿的資本和勇氣，但假裝辦公室是叢林，大家和衣而卧，聊至入睡的機會總不能錯過吧。

確定彼此有意相伴留宿，便可雙雙長舒一口氣。下班鐘點一過，M立即領着我直奔辦公樓底商採購寄宿物資。手握從通勤中竊得的兩三小時，未免像撿到彩券，忽然中了雙色球大獎，在種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大方過頭。站在貨架前，我們難得沒有直奔主題，而是花不少時間挑挑揀揀，對眾多壓根不打算買的商品品頭論足，又衝着棉襪上嬌憨的小動物圖案長吁短嘆，極盡大驚小怪和幼稚之能事。如此犯傻的機會從工作起可不常有了。

回程路上途徑辦公樓大堂，向外望去，天空仍保持着傍晚獨有的那種迷濛的亮，粉彩畫似地糅合了粉色、橙色與紫色，令人不由自主在玻璃幕牆前駐足。M和我雙雙停下腳步，衝這難得的夕光沉默地致以注目禮，並在新鮮感中意識到這是五月以來，我們第一次在天黑前離開辦公室。

在那以後，“露營”便成了一道慣例的暗語。經過幾次夜宿，我們東市買睡衣，西市買化妝棉，螞蟻搬家似地集齊了辦公室必備“生存套裝”（surviving kit），套裝中，也包括心理鬥爭的平息。

“住辦公室”從生活的讓步狀語變為了條件狀語，從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變成了豐富晚間生活的前提。與其説是“一回生，二回熟”，倒不如説是邁出第一步後，重重矜持和顧慮便在自由感的擁抱中土崩瓦解了。我們驚異地發現，將往返通勤時間挪作它用，每天的快樂竟延長了不止十二分之一。得益於身處商圈中心，能利用這偷來的時間所完成的事情之多，也遠超我們最初的想象。

我們一度豪擲40分鐘，在日昌餐廳門口排隊等待堂食。日昌慣以等座隊伍之長聞名，不過那天晚上，我們安然靠窗落座，在漸落的夜幕下，吃着新鮮出爐的錫紙包雞翅。雞翅油亮，表皮焦脆，將肉汁緊鎖在內，入口便脱骨，汁水使雞肉紋理更顯温和。錫紙包雞翅是那種只可堂食，不可外送的菜，因為途中熱氣在錫紙包內冷凝，會使表皮失去焦脆的口感，雞翅也就失卻了靈魂。能吃到巔峯時刻的錫紙包雞翅，無疑是一種過度奢侈的享受，這種奢侈，是要以時間和耐心做交換的。

由於肯付出時間和耐心，M和我還發展出了飯後散步的閒情逸致，儘管小白領攜手散步的養生初衷往往以攜手散財告終。廉價快消品牌New Look和H&M見證了北漂女青年向消費主義束手就擒的全過程：在不到五百塊的翩飛碎花裙襬下，暫且將可能存在的環境道德和童工權益問題拋之腦後，只想銷金解憂。

我們甚至看起了説走就走的電影。由於決計不肯在工作之餘動腦，遂決定看《西虹市首富》。接受完觀眾笑聲的洗禮，如夢初醒地走出電影院，火箭少女歡鬧的歌聲猶在耳畔，由生活燈火點亮的北京街頭看來恍若隔世。“我好久沒這麼開心過了。”M説。她還提着購物袋，粉色紙袋隨着步伐，搖搖晃晃地為她的快樂作證。我心裏也輕飄飄的。路邊花壇上，市民們三三兩兩坐在一處納涼，太久沒有見到這樣的情境，以致我都忘了生活還有這幅面孔。

北京是座活力充沛過頭的異化都市，分分秒秒，都有不勝數的聲音、氣味、創意、現金流、一夜暴富和羣體性掙扎撲面而來。自從踏入異化的中心地帶，猛然扎進王府井的格子間，我們的生活便籠着一層戲劇性的荒謬，當中矛盾叢生。正如同《西虹市首富》裏，王多魚需要靠豪擲現金來致富那樣，生活在信息爆炸、物資過分充裕的都市，人們也需要通過放棄來擁有。

在美國的日子，我們總盼着從辦公室逃回家。我們總説：“給我一點個人空間，我想要自己一個人待着。”誰能想到呢？來到北京後，生活是那麼不同，在上班與下班的邊界被微信辦公擊穿，生活被固定在數條地鐵線路兩頭之後，我們必須學着接受即時通訊和遠途通勤對私人生活的侵吞。固守陣地，在辦公樓裏安營紮寨，反而成了逃離侵吞的前提。

那些朝九晚五之外，消耗在微信視頻會議或59秒語音連發上的額外工時，那些在悶熱的地下道中，鼠婦工蟻般穿梭往返的路途，勾勒出科技辦公與現代都市無孔不入的奴役本質。但並不是每個人、每一天，都有勇氣與機會抵抗這種奴役。因而當電影結束，走在返回辦公室的路上，温熱的晚風終於拂過我們汗津津的額頭， 像一個帶着恩典的親吻，我們竟不由自主，感激起辦公室對兩個短暫叛逃之人的收留。

儘管住在辦公室，由於加班安排緊湊，我們仍主要以外賣維生，鮮少外出覓食，因此總愛拍照片，為罕見的沒有叫外賣的夜晚留證。

3

八月很快在鳴蟬般不知止歇的花樣加班中走到盡頭。公司度過了本年度第二個忙季，月末時，下班時間逐漸前移到晚上六點，摺疊牀、空調被、恐龍形的枕頭便紛紛被束之高閣。看到偽裝成易拉寶，靜靜佇立在角落的摺疊牀，我一時間竟有些恍惚——六月和七月想起來那麼遙遠，期間彷彿發生了一千件值得記住的事，而事實上，我們還來不及用完一包“生存套裝”內的卸妝濕巾，2018年的夏天就已經臨近保質期了。

隨着涼爽晨風一併到來的，還有公司東南沿海辦公室的落成，以及M調任安排的塵埃落定。M這回下定決心，要租住在公司步行範圍之內，最好是有一間客廳。

在大都市，年輕人的租屋中，最難得是有一間客廳，更難得的，是一張屬於自己的沙發。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一間有沙發的居室才能令私人生活穩定落地。沙發與寫字枱前那張不得不存在的椅子不同，更天然具備一種安逸氣質，坐在那上面不必時刻思考公事，它允許思緒進入一個無用的領域，在那兒毫無目的地晃悠一會兒，它允許片刻的無所事事。

過去一年中，我搬了四次家，自然沒有自己的沙發，M也沒有。寄宿在辦公室的日子，卻可以暗中肖想公司休息區那張沙發是屬於我倆的私人財產。我們從未將工作——工作設備和工作狀態——帶出格子間，帶進沙發所在的小小會客廳裏，儘管在白天，那兒嘈嘈切切聚滿了公事。

夜深人靜時，從辦公桌走到會客廳，我們每關掉一盞燈，心情就更輕鬆幾分。途中短暫的心不在焉，是不屬於工作，也不屬於日常生活的寧靜時刻。那是關於我們整個“Office Camping”經驗意義的一種揭示。因為有M，留宿辦公室這樣聞者落淚的現代白領蓄奴制鐵證也在記憶中變得柔和有趣。儘管晚間空蕩的樓道內，白熾燈光總有些冷酷駭人，但好在我們仍能同往洗漱，在水聲、熱霧，和荒誕的職場生活中彼此陪伴。

在東單，加班絕不孤單，夏季東單似乎有加班夏令營，晚間亮着的窗户數不勝數，就連附近的酒店也幾乎沒有片刻休息。

我們逐漸形成了一種自嘲式的自我保護機制——為了屬於自己的時間，我們放棄了個人的空間，在白天最為公共的環境中過夜，便反倒進入了伍爾夫想要的那間“我自己的房間”。那些夜晚，或者是寫完翌日推送的我，可以癱坐在人體工學椅裏，偷閒讀一會兒幻想小説，或者是結束當日越洋會議的M，得以在工位上喝一杯薏仁茶，並不時發出人類看到貓咪幼崽視頻時特有的驚歎與咯咯低笑。空調扇風力十足，吹過新洗的頭髮，揚起一陣清涼而芬芳的風，恍惚間，彷彿回到蝸居多人宿舍的本科時代，那是從沒有“加班加點”這一概念的時代，我們的精神仍擁有每一秒的自由支配權。

也並非沒有人嘲笑M和我的選擇。花錢租屋，卻要在辦公室睡沙發，大搞自我監禁、自我犧牲，除了向加班之都束手就擒外，意義何在呢？殊不知，在公共與私人物理邊界模糊的同時，我們反倒浮出工作之海，搶得一口自由的空氣，找回了私人的心靈曠野。這或許是偌大的北京的夜，對妥協者的一種賦權。

你認為自己現在的工作狀態屬於“過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