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慶：如何把兩制的台灣方案推行落實_風聞

就在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一月二日提到對兩制的“台灣方案”的探索，並且嚴正告知台灣當局必須承認九二共識與一箇中國，並還苦口婆心呼籲台灣同胞和平統一與他們的福祉關係。 

     鑑於這種局勢的新發展，筆者建議就先讓台灣同胞上承認"九二共識"的幸福船，不要管他幾表，然後在船上我們從建立信任在創造一國兩制的模式， 並且我們也應該把九二共識區分成3種層次，來對待不同人士對於九二共識認知的不同台灣人士。 換句話説，我們應該對粗淺認知九二共識的人與深入瞭解九二共識的人士區分開來，用諄諄善誘的方式來引導構建出對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認同。 

       當然，未來的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仍然需要廣大台灣同胞的討論與協商，才可以落實為政策。 不過，在筆者來看，再如何討論一國兩制的“兩制”台灣方案，最後還是得迴歸其核心內涵，就是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兩制”，而並非如同島內一些政客思考的兩制，就等於承認割據政權的存在。   鑑於，這原則與底線，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有系統的區分統一前與統一後的工作，而且必須循序漸進與穩紮穩打的推行兩制的台灣方案，直到落實為止。

在統一前兩制台灣方案的工作，我們必須做好各種宣導與充分累積建議和“心靈契合”的認同工作，這比現在談未來如何給台胞獲利的研究來的更為重要。

     首先，對於兩制之台灣方案政策的推行，我們應循序漸進的分隔出統一前的“宣導、討論、理解、構建與協商”等五個階段，而且這些階段的發展，也不能太過急躁，更需要非常實事求是的做出各種調研與聆聽各種正反意見。尤其是台灣的民心本來就是常因為自己能“當家做主”而分歧，或出現“不喜歡被他人代表”的情況。 因此，我們就必須做好結合台灣老百姓這些特性，來告訴他們“兩制”的台灣方案，不是哪個島內知名政黨人士或社會人士的“高級事情”，而是攸關自己生活幸福可以參與的重要日常事，甚至還可以在宣導方式上，只要符合大陸相關法律，政府大可與兩岸的宣傳公司一起做出合作，並善用網絡與海內外相關機構的相互合作，來直接聯繫台胞，讓台胞可以在沒有阻隔來直接聯繫大陸，參加大陸各種關於兩制的台灣方案的討論，使得他們有了參與感，讓兩制的台灣方案因同胞的參與感而逐漸在島內獲得支持與認同。

其次，對島內一些敏感的“解決政權”與“中華民國”問題的討論，也不需要回避而應該正面的告知台胞大陸的立場，甚至我們也應認真做好“割據政權”、“中華民國”與“家鄉”等三種關係區隔出與研究做出專業理論與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解釋，就如同筆者最近研究思考為何現在的美國南方各州老百姓，雖然他們仍然對內戰期間“南軍”有深厚的歷史感情而私下也會掛起昔日“南軍邦盟”旗幟成為地方特色，但沒有影響到美國南部老百姓對美國中央政府認同與維護統一的原因與統一理論一樣。   這樣或許就可以徹底幫台胞先解毒一下“反共教育”遺留下來的錯誤為割據政權生存防範心理，讓他們願意接受一個兩制的幸福政策。 那是因為，島內的教育，不論是以前國民黨或現在的教育，都已經把“認同中華民國等同愛台灣，愛家鄉的表現”，甚至還有更多台胞也分不清“中華民國”與“割據政權”的不一樣，而認為不尊重“割據政權就等於民國的叛徒”而排斥各種“反割據政權與台獨支持統一”的理論與説法。 甚至，還會疑神疑鬼看待大陸的善意，一副擔憂自己被大陸“欺騙”的誤解。

 因此，大陸學術界應加強研究如何區隔開“中華民國、割據政權與家鄉”三者關係的專業理論與能説服台灣民眾的解釋，就比討論有多少台胞能在一國兩制獲利來的重要。 或許，這就是讓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得到島內老百姓心靈契合最重要的心理建設工作，而打開台胞的心結比談利益更重要。

不論兩制的宣導或兩制的討論協商工作，我們都應用“海納百川”的態度，來多鼓勵台胞來參加，而且相關部門舉辦的各種活動也應公開化，讓台灣老百姓能自由的帶上自己對兩制的建議，來參加大陸研討會或各種活動。更重要大陸本身官方人員的態度就應辦好“聆聽者”與“決策者”的角色就可以，千萬不要介入島內人士個人與協會和政黨各自的恩怨，聽從某方的是非而錯誤站隊不邀請或是排斥其他人士或協會和政黨。 換句話説，在筆者看來，只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底線與理念，島內各界人士與協會和政黨，我們都應該全部邀請。  正如俗話説：“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與統一戰線的理念，島內各種勢力與理念的個人、協會或政黨的看法，都可能是我們在島內治理與順利推行“一國兩制”的重要關鍵。 最好形成讓島內各界爭先恐後的來大陸討論協商兩制， 這樣大陸就可以從海選的意見裏得到自己打開台灣促進統一的關鍵“政策寶石與鑰匙”。  

雖然，統一前的兩制台灣方案，未來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工作，而需要大陸改變與調整，包括以上三點就是筆者最近最直觀對兩制台灣方案在統一前的觀察，但只要我們認真對待，誠心對待與胸懷仁德聆聽對待，基本上未來也會得到圓滿結果。 

統一後的兩制台灣方案的落實工作，我們必須逐步讓台灣與社會大陸完成徹底融合。 

 再談到統一後兩制台灣方案的落實工作，依據大陸對兩制設定的內容就是“保障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 鑑於，這兩制的內容，筆者對未來兩制有以下建議與期許：

首先，我們雖然説是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要保障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但在基層公務員的人事治理上，筆者建議大陸應鼓勵有能力的兩岸同胞依據兩制的考核審查標準（知台知大陸有中國心為標準）到全中國的各自地方發展，參加各種工作。  使得讓整個兩岸的文官體系能早日從基層融合，並且大陸應讓台灣的公務員制度，在統一後依據情況作出認證。換句話説，未來統一兩制後的台灣特區，除了特區高層保持台籍人員擔任外，地方基層公務員都可以用和緩方式，讓大陸與台灣相關人員，通過必要的考核到兩地發展落實融合。 就如同解決“瓦斯漏氣”一樣，用不激烈的“點火”手段，來打開窗户讓兩地公務人才流通發展，讓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開對待，讓事務官可以有更廣的發展道路展望，而就會成為一種鼓勵，甚至不會有“地方保護主義”造成“自立為王”的小家子氣念頭，而開始願意來各地“開大車”雄心和為大中國服務的情懷。

其次，由於島內政治人物特別希望有機會能多點位子“當家做主”，故而筆者建議應該重新劃分島內的行政區，讓本來16個縣依據統一後的地理調研考察劃分更多的縣市鄉鎮，甚至還可以多設立縣政府職務縣議員與鄉鎮代表。 這樣不旦可以滿足更多島內地方利益外，更重要可以減弱島內地方治理團結抵抗的壓力，而讓更多人能吃到“當家做主”的政治飯。 正如筆者之前的“政治就如同鼎分配肉湯”理論，我們可以把原先地方的權力分更多給地方，讓地方不旦都能喝到肉湯，而且每個力量也因過於小不能團結起來對抗中央政權。只要中央給他們充足的肉湯，把每個“小鼎”裝滿讓地方吃飽，就會出現均衡分配與地方難以團結割據對抗中央的情況。至於台灣特區與大陸的中國行政區不變，但維持現有的選舉制度，而且也應給地方選出自己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與以“大區域”為名額基礎來大陸開會，並且在島內多開設建言獻策的管道，讓人人都感受到天天可以建言獻策給中央的感覺，就不會出現沒有溝通的情況。 

現有的台灣福利待遇不旦要保持，如果台灣早日覺悟談兩制的台灣方案，我們大可給台灣地方更多基礎建設，僱用更多台籍的勞工和等同大陸一線城市的薪水待遇，並加上島內既有的勞保與健保待遇。 除此之外，對被割據政權剝奪軍公教的退休待遇，只要願意支持配合一國兩制的政策，只要沒有在割據政權時代做台獨與背叛民族利益的事情。我們都可以恢復1999年以前被割據政權剝奪的退休承諾，一直到受領人過世為止。 對現任職務的軍工教，只要沒有違反統一前相關法律，願意支持一國兩制政策，就可以給他們50年不變升遷與資歷認證和退休制度，而且還可以立即開放認證考核在公務機關的工作經驗與考試資歷，來依據資歷經驗歡迎他們到統一後“大中國”裏的任何省市服務與工作，和日後以島內特區模式計算的退休待遇，以落實筆者之前提到的“事務官系統融合發展”的政策。

對於支持與配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協商與願意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的島內政治人物與政黨，除了允許他們額外可以完成兩個任期的優待和官職待遇外，更重要對於兩制協商後的領導人，也可以授予一個“副主席”的頭銜，而其他政治人物依據官職大小都給他們一片大陸湖光山色的房產與優渥的退休金，讓他們與其後代得以安居樂業的退休。 然後現有島內政黨，也可以依據參與協商的表現，承認他們在大陸的民主黨派參加人大政協的地位，而在島內的參選權也得到保障，甚至也依據大陸政黨規則與島內政黨的户籍既有規定準許他們在大陸招募有台籍的大陸同胞黨員，准許他們在島內代表這些政黨參選，而且還可以參加地方治理。 如果這種發展可以實現，未來島內的政治就會因有台籍的大陸同胞參與，而島內政治不在僅是台灣同胞的台灣島，而是全體中國人的台灣島。

兩制後對於島內教育，也應教材課本上恢復文科多談民族復興與理科多重科學科技發展並重的教學內容，而在實踐教育工作上，我們也應開始設立一些愛國遺蹟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些“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僅是談抗日，我們還應適當結合島內歷史學家，用不同角度還原各時代的本土歷史，並作出與大中華歷史結合，使得島內學生不會只知道本土歷史而不知道大中華歷史的關係，此外島內也要增加科學科技教育，讓島內學子也可以參與實際祖國的太空與科技研發課題，進而讓他們可以形成“立足台灣，放眼大陸，競爭世界”的人才。

總之，兩制的台灣方案最大特色，就是落實彼此的真正融合發展，故而筆者就如實簡短分析統一前與統一後工作的需要，並提出個人對兩制台灣方案的粗淺觀察與建議。  最後在新的一年裏，我特別想對大陸説，謝謝對我與家人的照顧，祝福祖國國運昌榮，早日完成統一大業，給予我們兩岸老百姓早日一起吃團圓飯的大幸福！     

因為，統一工作就是幸福工作，只要完成祖國統一工作，不論你來自台灣哪邊都會得到幸福的照顧！我們都期盼大陸做好統一中國的“共主”角色。

（王裕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1978年生於中國台灣新北市。畢業於多倫多約克大學東亞研究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港澳與世界事務法學碩士。在他的研究專業裏，由於曾經加拿大20留學多年，並接受過完整西方教育，因此對正統西方文化與政治體制和兩岸關係都有深刻認識與體會。他還在兩岸各大主流媒體，發表過多篇關於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分析的時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