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是終極春藥，也是毀腦利器_風聞

權力若是處方藥，必帶一長串的副作用。它可以讓人沉醉，讓人腐敗，甚至讓亨利·基辛格以性魅力自矜（注：基辛格有言：權力是終極春藥）。但權力導致腦損傷——這可能嗎？

想必大家都知道富國銀行的賬户造假醜聞：該行員工為完成業績指標，冒客户之名，開立虛假賬户。數年間，先後有五千名員工因此遭辭，但該現象遲遲得不到遏制。2016年秋天，在美國國會的一場聽證會上，議員們將矛頭對準時任富國銀行CEO約翰·斯圖姆夫（John Stumpf），各闢蹊徑，輪番開罵。

但最“卓爾不羣”的，還是斯圖姆夫的表現。一個靠着摸爬滾打，登上全球頂尖銀行之巔的人，面對此刻的眾怒，竟一點都不“識相”。道歉卻無悔過自新之態，也不見他出言牴觸、自以為是，哪怕説幾句違心的話。有的只是一種茫然不知所向，像是剛從斯圖姆夫星球來的太空遊客，還未倒完時差。在那個星球上，依順於他是一種自然法則，而5000人則是個值得稱道的小數目。就連最尖刻的言辭——“你開玩笑呢吧！”（威斯康辛州議員肖恩·達菲）；“這裏有些東西，我根本沒法相信。”（紐約州議員格雷戈裏·米克斯）——都沒將他撼醒。

當時，斯圖姆夫的腦子裏在想啥？新研究告訴我們，或許，你該換個問法：當時，他的腦子裏少了些啥？

“權力是一種惡性腫瘤”

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曾説：權力是“一種惡性腫瘤，終將扼殺受害者的同情心。”這是他打的一個比喻。但經過數年的實驗室與實地實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教授達徹·凱爾特納（Dacher Keltner）得出了近似的結論。

在縱跨20年的研究中，他發現，沉浸在權力感中的受試者，會表現出一種類似於創傷性腦損傷的症狀：衝動性增強，風險意識減弱，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換位思考能力降低。

蘇克文德·奧比（Sukhvinder

Obhi）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他也闡述了一項類似的研究。不同點在於，凱爾特納研究的是行為，而奧比研究的是大腦。他用一台經顱磁刺激機器，對“有權者”和“無權者”的頭部進行了掃描，結果發現，權力真的會損傷一種叫做“鏡像”的神經過程，而這個過程或許是同理心的基石。這為凱爾特納的“權力悖論”提供了神經學基礎。這個悖論就是：人一旦擁有權力，就喪失了當初爭取權力所仰賴的部分心智。

研究人員以各種創造性的方式，驗證了這種能力喪失的現象。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者得在自己額頭上，寫出別人眼中的字母“E”——要完成這項任務，你得站在觀察者的視角看自己。那些權力感滿滿的人，將E寫反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三倍。（這讓人聯想到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2008年奧運會上，他就拿反過美國國旗。）還有的實驗表明，在辨別照片中人物的情緒，抑或猜測同事對某句話的解讀時，“有權者”的表現更差。

人在面對上級時，往往會模仿其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這種傾向會使上述問題進一步加劇：從下屬那裏，有權者得不到什麼可靠的線索。但更重要的是，凱爾特納説，人一旦有了權勢，就不再模仿他人。別人笑你也笑，別人緊張你也緊張，這不只是迎合這麼簡單。它有助於在你的心理層面，觸發和他人同樣的感受，是我們感知他人內心的一扇窗。有權者“不再模擬他人感受”，凱爾特納説，這就導致了“同理心缺陷”。

神經鏡像是一種更為微妙的模仿，只發生在我們的頭腦之中，不為我們所覺察。看到別人的某個舉動，我們做同種舉動所用到的腦區就會激活，形成共情反應，或可描述為“感同身受”。奧比團隊在實驗中提供了一段視頻，讓受試者觀看一個人用手擠壓橡皮球的畫面，就是想促成這種激發。

“無權勢”受試者的“神經鏡像”完全正常：他們擠壓橡皮球所用到的神經通路被強烈激發。但“有權者”的激發效果就沒那麼顯著了。

這些人的“神經鏡像”受損了嗎？與其説受損，倒不如説是催眠。

沒有哪位參與者的“權勢”是永久性的。他們都是大學生，只是藉助啓動效應，敍述某次掌控大局的經歷，來獲得一時的權勢感。這種感覺一旦消退，催眠作用也應失效——只在實驗室待一個下午，還不至於造成結構性腦損傷。但若該效果得以持續，比如因為華爾街分析師季復一季地在耳邊吹捧，董事會提供額外的薪酬，以及媒體用“利己又利世”的美言盛讚——其結果，用醫學術語來講，就是這些人的腦部會出現“功能性”改變。

有一點我很想知道：有權者是否只是放棄了換位思考的嘗試，而並未喪失這樣做的能力。恰好，奧比做了一項後續試驗，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一次，實驗人員將“神經鏡像”的知識點告知受試者，並要求他們有意識地增進或抑制自身反應。“實驗結果並無不同。”奧比與論文合著者凱瑟琳·納什（Katherine Naish）寫道。主觀控制並沒有用。

這很讓人沮喪。我們説，知識就是力量。但知道權力能剝奪知識又有何用？我們還是一籌莫展。

若實在要往積極的方向上靠，那我們或許可以説，這些改變只在某些情況下有害。研究人員稱，權力通過啓動效應，使大腦過濾掉外圍信息。大部分情況下，這能帶來有益的效率提升。但在社交情境下，它就有個不幸的副作用：讓人變得慢知慢覺。雖然對有權者，或他們領導下的羣體而言，這不一定會影響他們的前途。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蘇珊·費斯克（Susan Fiske）就頗具説服力地提出：**人有了權力，就少了察言觀色的必要，因為原本需要連哄帶騙而來的資源，現在憑權力就可到手。**不過當然，在現代的組織架構下，這種權力的維繫離不開一定程度的組織支持。放眼各大新聞版面，高管們不斷地重蹈着傲慢的覆轍，這就足以表明，很多領導者都會突破底線，落入不利的愚蠢境地。

由於辨別個性特質的能力減弱，有權者更加依賴於固有的成見。而研究顯示，看到的東西越少，他們就越依賴一己之見。在約翰·斯圖姆夫眼中，富國銀行的每一位客户都該有八個賬户。他在聽證會上説，“交叉銷售是深化客户關係的簡稱。”

如何讓大腦和現實接軌

難道就無計可施了嗎？

的確，但也不盡然。權力會影響大腦，這種傾向我們無從遏止。更簡單的辦法，是擺脱權力在握的感覺，哪怕只是偶爾為之。

凱爾特納提醒我説，當權力影響人的思維方式時，它就不再是一種社會地位，而是一種心理狀態。他的實驗表明，只要敍述一次自感無能為力的經歷，你的大腦就能跟現實接軌。

對一些人而言，只要回想某次深感無力的經歷，效果就會顯現。該經歷要是留下過深刻的烙印，它甚至能提供永久性的保護。

去年2月，《金融期刊》刊載了一項驚人的研究，該研究對CEO展開調查時發現，幼年時經歷過自然災害，且災害導致嚴重傷亡的，這部分CEO相對不太敢冒險。但有一個問題，該研究的聯名作者、劍橋大學教授拉格黑文德拉·拉奧（Raghavendra Rau）表示，幼時經歷過自然災害，但災害未導致嚴重傷亡的，這部分CEO較常人更敢冒險。

然而，能約束傲慢的不僅只有龍捲風、火山爆發和海嘯。百事CEO兼董事長盧英德（Indra

Nooyi）講過這樣一個故事：2001年的一天，她得知自己被任命為董事會成員，不可一世地回到家中，還沒來得及宣佈“大好消息”，就被母親支出去買牛奶。雖然憤憤不平，她也只得從命。買完回來，母親扔下一句忠告：“把你那該死的皇冠留在車庫。”

這個故事的關鍵在於，講述者是盧英德本人。它提醒我們，勿忘身為普通人的義務，務必腳踏實地。在這個故事中，盧英德的母親扮演了“鎮腳”的角色（意為給腳增重，使人腳踏實地）。政治顧問路易·豪（Louis Howe）曾使用這個詞，來描述他與連任四屆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關係。自始至終，路易·豪都管他叫“富蘭克林”。

在温斯頓·丘吉爾的生命中，扮演這個角色的是他的妻子克萊門汀（Clementine），她敢於寫下這樣的話：“親愛的温斯頓，我必須承認，我發現你的態度變惡劣了，你不像以前那麼和善了。”在希特勒進入巴黎的那天，她寫下這封信，轉念一想，撕個粉碎，但最後還是重寫後發了出去。這封信不是抱怨，而是警醒：她寫道，有人私下告訴她，在會議中，丘吉爾對下屬“趾高氣揚”，以至於“意見不論好的壞的，都沒人敢提了。”隨之而來的風險，將是“你無法得到最佳結果。”

大衞·歐文（David Owen）是英國的一位神經學家，擔任過議員和外交大臣，後受封爵位。在2008年出版的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一書中，他探究了1900年至今，折磨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的種種疾病，其中就記述了路易·豪和克萊門汀的故事。有的領導者不幸中風（美國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有的陷入藥物濫用（英國前首相安東尼·艾登），有的則可能患有躁鬱症（美國前總統林登·B.約翰遜和西奧多·羅斯福），另有至少四人患有某種形式的障礙，這些障礙並未得到醫學文獻的承認，但歐文認為，它們理應得到承認。

在2009年發表於《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歐文與合著者喬納森·達維遜（Jonathan Davidson）定義了**“傲慢綜合徵”：“人在擁有權力，尤其是這種權力伴隨着巨大的成功，而且持續數年、幾乎不受約束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障礙。”**其14個臨牀特徵包括：目中無人，脱離現實，煩躁不安或行為魯莽，以及表現出無能。

歐文承認，自己也有不小的傲慢傾向，我問他，他之所以能腳踏實地，是否有任何訣竅，可否供其他權勢者借鑑。他分享了這樣幾條策略：回憶過去自大感幻滅的經歷；觀看有關普通人的紀錄片；養成閲讀選民來信的習慣。

但我揣測，歐文的傲慢心理受到的最大制衡，可能來自於他最近的研究工作。他跟我抱怨説，企業對傲慢研究毫無興趣。商學院也好不到哪兒去。他的言語中充斥着沮喪之情，無力感溢於言表。且不論這給歐文帶來了何種有益的影響，作為董事會和行政套房中的沉痾痼疾，傲慢症要想找到特效藥，恐怕還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