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媽媽出門打工啥時回？_風聞

（文作者：蓑笠翁   圖片：源自網絡）

題記：留守兒童的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從深層次上説，是農民進城務工後的併發症。一方面看這產生於城鄉差異，是市場經濟對農業經濟的擠壓;然而城鄉差異背後，更殘酷的是血汗工廠對農民工的無情剝削，是農民工奮鬥一生也難以改變的底層命運，是幾代農民工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無聲吶喊！

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數億中國農民自主或被迫選擇進城，融入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他們割捨的，是漸漸瓦解的傳統鄉村，年邁的父母，還有孩子。

貴州畢節，一個西部的貧困城市，接連釀出了五名幼童悶死垃圾箱、四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等慘劇。

　　極端事件雖是少數，但擺在眼前的是驚人的數字。據全國婦聯2013年的一項研究報告測算，目前中國共有6102.55萬的留守兒童。這個相當於英國全國人口數的巨大羣體，長期過着沒有父母相陪的“一個人”生活。

起點

　　湮沒在歷史時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時間回溯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彼時，改革開放“春風一夜滿神州”。中國農村實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糧食價格低，還需繳納農業税費，種地基本不掙錢，有時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下來，最後倒賠錢。農村經濟的形勢尤以1994-1996年最為嚴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創造的魔法奇蹟，並不全然像歷史書寫者描繪的那樣輕快美妙。真正的歷史進程總是曲折而伴隨着犧牲，在農民自己沉重粗礪的人生經歷和記憶中得以印證——有農民回憶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後的一兩年，家裏困難得揭不開鍋。”

　　而遠在東南沿海地帶如廣東佛山，開放政策刺激私人企業如牛毛般興起，當時外來工已經可以拿到數倍於內地的工資。

有趣的是，大約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後，四川普查辦專門成立了勞務輸出辦公室，由政府推動和組織農民外出務工。後來被其他地區當作經驗爭相效仿。內蒙古某地縣市官員也打算召集一批農民送到外面去打工，“能賺錢回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大批農民不得已離開養育了自己數千年的土地，來到陌生的城市。“離開了親人和朋友，踏上了征戰的路途”成了改革開放後兩代農民工的寫照。

與年輕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同，第一代農民工大多數已在農村建立有自己的家庭，原本紮根於土地的他們從父輩那裏習得的耕作技能，如今在新的謀生方式下被拋棄。來到城市，他們進入到各條生產線、工地，為了支持家庭恨不能不停工作，甚至幾年都不回家。外出工作換來了衣衫和學費，留下的卻是成千上萬與孤獨為伴的留守者。

在有據可循的資料中，“留守兒童”一詞首次出現，是在1993年上官子木發表的《隔代撫養與留守兒童》中，但特指父母出國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顧的兒童。直到1995年，孫順其所書《留守兒童實堪憂》一文中，這個詞才接近了今天的定義。

　　在今天語境下，留守兒童指父母在外務工，留在家裏由老人看管的孩子。

留守之痛

　　留守兒童的出現，反映了農村的衰敗;而農村的頹勢，又加重了留守兒童的苦難。稀缺的教育資源、父母親情的缺位，留守兒童成為人們眼中的問題兒童，犯罪率也在提高。

　　農村教育問題可能是間接導致留守兒童問題凸顯並浮出水面的原因。“撤點並校”政策無疑是對農村教育資源的一大打擊。《農村教育佈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顯示，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農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村村有小學”的鄉村辦學面貌被徹底打破。有調查顯示，撤併前後，農村學生上學平均距離從1.6公里延長至4.0公里。上學距離拉長，引來了“輟學潮”。中國教育學會農村教育分會理事長韓清林調研發現，2008年成為臨界點，這一年開始，全國小學輟學率出現大幅度回升。

在農村上學難，來到城市的農民工子弟，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以北京為例，2011年以來，數十所民工子弟學校因不符合辦學條件被要求停辦，萬餘名兒童面臨着無學可上的困境。教育的缺失，使留守兒童幾乎是徹底放養，無人管束。沒有人告訴他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一旦進入複雜的社會中，他們很容易經受不住撲面而來的誘惑而走上歧途或是遭受危險。

　　製造了“邵陽殺師案”的三位少年在工讀學校接受教育，有兩位是留守兒童;而在這座學校裏，“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兒童。工讀學校裏，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這些孩子在年少時就彷彿已經被社會放棄，成長過程中缺乏被愛的體驗，他們既容易沒有安全感，更難懂得愛別人。

　　與“犯了事”的少年相比，女童羣體更為特殊，客觀上她們對社會的關照和保護有更為複雜的需求。然而，農村地區針對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護的安全隱患。其中以性侵傷害為主。

 2016年3月2日發佈的《2015年性侵兒童案件及兒童防性侵教育統計報告》顯示：2015年全年被媒體曝光的兒童性侵案件為340起，其中女童遭性侵的為319起，比重約為94%。在媒體報道針對女童的犯罪案件中，很多都發生在農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於沒有父母庇護，給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而被報道出來的，僅僅是冰山一角，原因在於留守女童對性侵的認知度比較低，且女童在遭受性侵後一般不會説出來。另外，早戀也是留守女童一大安全隱患。由於缺乏對早戀行為的約束和正確引導，她們很容易會受到傷害。

　　除了來自外界的傷害，家人的傷害甚至是自殘行為也時有發生。

　　2004年6月14日，湖北省黃梅縣公安部門偵破一起特殊的殺人案：父母外出打工的12歲留守女孩小雙與奶奶發生爭執，被奶奶用毛巾活活勒死，並沉屍水塘。此前，已接連發生湖北浠水縣13歲留守女孩自殺身亡，湖北隨州、京山、大悟等縣市多名留守幼女被強姦，四川省13歲留守女孩當上母親的悲劇……

　　情感上缺乏關照，生活上無人料理，教育之路重重阻礙，安全隱患無時不在，留守兒童的健康狀況少有人問及……他們的未來更像只飄忽不定的孤帆。有一天，他們或許循着父輩的足跡流落在這城市的邊緣，夕陽下的背影映襯着市區的公路高樓，卻再沒有力氣提起那丟下的鋤頭，既不回望過去，也看不見新的未來。

 　出路何在?

　　每當媒體報道有關留守兒童的問題時，往往會吸引社會廣泛關注。但報道多了，人們開始像看見太陽東昇西落一樣習以為常，而且每次總是媒體雷聲大，政府雨點小。留守兒童狀況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公開的和隱秘的悲劇仍然在上演。

　　2016年全國兩會前夕，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要從源頭上改變“兒童進不了城，父母回不去鄉”的無奈現實，實現“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的目標。

　　然而，父母如何回鄉?承載了過多的改革負擔，改革成果卻集中在城市，破敗的鄉村已經無法養育她的子女。

　　兒童如何進城?高企的房價、昂貴的醫療、精英化的教育都向兒童豎起了一道厚厚的牆。翻過牆去，迎接他們的不是城市的美好，而是工廠的煙囱與流水線，在榨乾他們的父母后，開始把魔爪伸向他們。在山河日下的農村，土地流轉使他們遠離這塊熟悉的地方，漂泊在孤獨的城市裏，每天耗盡體力只夠自己生活，一天天被吞噬。他們能夠依靠什麼改變自己的命運，除了他們自己，他們一無所靠，但這絕不是個體的自己，而是在團體中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