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京海：從“嫦娥四號”説起——科學地解讀中國學者對經濟發展理論的貢獻_風聞

【內容提要】我們通常所説的現代經濟學，也就是西方各國和國內的主要大學都在教授的新古典經濟學，其核心是“一般均衡”理論。由於新古典體系的建立模仿了物理學，並且極其重視數學的應用，因此通常被認為是社會科學領域裏，最具科學性的學科。最近，圍繞“嫦娥四號”成功發射的報道和科普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從物理學角度深刻理解新古典理論的比較通俗易懂的範例。

本文以林毅夫、胡鞍鋼等學者為代表的有關“有為政府”的論述為例，通過與“嫦娥四號”相關的物理學思維的對比，試圖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解讀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學者在經濟發展政策和理論方面的探索的普遍意義。為了便於國際學術交流，我們把對“華盛頓共識”的質疑，表述成了一系列的數理經濟學命題加以論證，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新古典的源頭雖然來自歐洲，而且也受到過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但最後主要還是在美國被髮揚光大，並且被國際學術界和教育界廣為接受。但由於被“冷戰勝利”衝昏了頭腦，結果美國人對自己開發出來的比較完備的經濟學理論棄之不用，反而過分着謎於意識形態宣傳，希望“天上掉餡餅”鼓勵“不勞而獲”。這個情況需要引起社會各界注意。

而且近年來，所謂“經濟學不是科學”，以及類似説法的變種瀰漫於學術界。這固然有對“華盛頓共識”和主流經濟學者不做為的不以為然，但也的確和西方社科學者不願意做艱苦細緻的、符合科學規範的訓練有關。因為一旦把自己的專業領域説成不是科學，或者好像與自然科學有很大不同，那麼現實中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和自己的專業能力無關，即便説錯了也可以以“不是科學”的名義來推卸責任。其實這種學風是非常有害的。

我們認為應該以適當的方式，向國際學術界展示中國學者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及建國七十年來，對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貢獻，包括組織學術研討會、開辦暑期學校、和對有突出貢獻的學者進行獎勵。我們期望通過這一系列活動，逐漸糾正“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層面造成的不良影響，鼓勵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積極參與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創新研究，並且為國內外學者之間的合作研究起到橋樑作用。

文丨鄭京海

清華大學訪問教授，哥德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瑞典），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歐洲中國經濟學會》常務主任

引  言

最近各主要媒體詳細報道了中國發射的“嫦娥四號”飛船在月球背面成功登陸的消息。由於月球背面總是背對着地球，會造成飛船與地球之間的通訊困難。解決的辦法就是在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面之前先發射一顆“中繼星”，這個中繼星的位置既能看到月亮的背面，也能看到地球，從而協助完成地球與月球背面之間的通訊任務，因此被命名為“鵲橋”。那麼“鵲橋”的位置是如何確定的呢？這就涉及到一個所謂“拉格朗日”點的概念。在這樣的點上，衞星可以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聯合作用下，與月球繞地球同步轉動。

這個與“中繼星”位置相關的拉格朗日點又被稱為“均衡點”。據説經濟學裏的“均衡”概念也是這樣來的。比如“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可以對應“供給”和“需求”。西方經濟學裏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説法，即**“供應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很像物理學中“反作用力來自於作用力”的表述。那麼這個所謂“拉格朗日均衡點”是不是穩定的呢？天體物理學的研究顯示，任何“二體”系統中都有五個拉格朗日點，而中繼星“鵲橋”所在位置的拉格朗日點恰恰是一個不穩定的“均衡”點。

“均衡點”不穩定的意思是説，如果在這個點上的衞星受到外力干擾，就會偏離既定的運行軌道。我們知道早在2010年發射的“嫦娥二號”在完成了繞月飛行任務之後，就飛到了“拉格朗日”二號點的位置，也就是現在“鵲橋”的位置，然後據説是繞地球只飛了一圈兒，就偏離軌道飛到宇宙中去了。那麼“鵲橋”作為“嫦娥四號”的中繼星是如何在“拉二點”這個位置做到比較穩定地隨月亮繞地球運動的呢？我們可以根據經濟學上的做法判斷，“鵲橋”恐怕是自帶動力的。也就是説，雖然“拉二點”的均衡是不穩定的，但我們仍然可以利用它的性質放置一顆“中繼星”，只是當受到外力干擾時，衞星自帶的動力可以進行姿態調整。這樣，在衞星發動機的燃料消耗殆盡之前，“鵲橋”隨月球繞地球的運動的軌道就是相對穩定的，從而就能在它的壽命期內為地球與“嫦娥四號”之間的通訊提供通道。這個中繼星自帶的發動機，在經濟學中就被稱作“政府幹預”，確切講可稱之為“政府助力”。

“嫦娥四號”，“拉格朗日”二號點，及“鵲橋”中繼星之間的相對位置

“胡鞍鋼-雷默推論”與“三體”問題

**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係由來已久。**根據西方科學的學科劃分體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核心學科，新古典則是經濟學的核心理論，而一般均衡又是新古典的理論核心。可見從物理學中借鑑而來的“均衡”概念對經濟學有多麼重要。這是西方社科界上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比較流行的説法（印象中在改開初期也傳到了國內），所以有“經濟科學”之説，並且在瑞典設立了“諾貝爾”經濟科學獎，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享受與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同等待遇的獎項。並且北歐“民間”似乎也有類似“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一説，用以同“物理學是自然科學皇冠上的明珠”相對應。當然這種説法往往是人們口口相傳，並不一定有比較官方的記載。而“嫦娥四號”的成功發射，到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濟學是如何借鑑物理學的一個比較通俗易懂的範例。

我們最近在回顧中國經濟發展政策所走過的道路時，提到了“胡鞍鋼-雷默推論”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數理經濟學含義的命題。這個推論具體指的是，“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的這樣一個經濟政策的發展路徑。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推論”很是整齊劃一，並且似乎很好懂，如何把它和天體物理的一些發現聯繫起來呢？

比如，據説根據拉格朗日點的推測，科學家在太陽與木星的系統中，發現了小行星帶。“胡鞍鋼-雷默推論”的出現和拉格朗日點的推算，以及後來“日木”系統中小行星帶的發現有很有意思的共同之處。

在“華盛頓共識”出台的十幾年裏，它在南美一些發展中國家，以及在東歐轉型國家的實踐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於是就像科學家尋找新的天體那樣，人們開始探討有沒有新的“共識”存在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引起了美國學者雷默的注意。由於中國官方和學者的低調，雷默並沒有找到一個能夠證明另一個“共識”存在的官方證據（其實當時的確也沒有這樣的文件）。但他根據自己的實地調查和推測，提出了可能存在一個“北京共識”的猜想。

雷默的“北京共識”一書，其實就是他2004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但在國際上引起了相當的反響。而胡鞍鋼認為，**如果説“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這個猜測為真的話，那麼在“華盛頓共識”之先，應該還有一個“莫斯科共識”。而查一下國際社會主義的發展史，計劃經濟思想從1928年前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到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為止，達到了其鼎盛時期，所以胡鞍鋼認為可以把《莫斯科宣言》看成是“莫斯科共識”的標誌性事件。同時，他也指出1949年的《共同綱領》可視為混合經濟的“中國創新”，後來受“莫斯科共識”影響，中國進行了一化三改，消滅了私有經濟，[①]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創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混合經濟，受胡鞍鋼的啓發，2004年美國雷默提出“北京共識”。胡鞍鋼認為“中國之路”更好地反映中國創新，因此首創了“從中國創新到莫斯科共識，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再到中國之路”的提法。**綜合上述情況，我建議把“從莫斯科共識，到華盛頓共識，再到北京共識”這樣一個經濟政策的發展路徑命名為“胡鞍鋼-雷默推論”。

**“胡-雷”推論的出現，與天體物理學家根據“拉格朗日點”的存在來推測“太陽-木星”系統中，小行星羣存在的方法是很相像的。**雷默提出“北京共識”的時候，應該説還是需要一點兒勇氣的。如果僅僅依靠閉關書屋式的推理，恐怕是做不到的。“北京共識”一書成文過程中，雷默在清華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訪問，並且與國內主要學者包括胡鞍鋼都有深入交流。相信在國內期間，他同時也親眼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因此，他提出“北京共識”的時候，雖然內容還不夠豐富具體，但似乎是預期可以找到實證依據的。而胡鞍鋼的看法是，如果存在“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話，那麼在華盛頓共識之前也應該有一個“莫斯科共識”，其標誌性事件應該是1957年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之前還有《共同綱領》的中國創新。如果這個提法是有重要文獻依據的，就形成了經濟學中的一個“三體”問題。

另外“華盛頓共識”只讓人們看到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強調競爭市場的一面，但卻似乎刻意不提市場失靈情況下，政府幹預的重要性的一面。雷默就像一個在地球上的好奇的少年，在“華盛頓共識”屢戰屢敗的情況下，想知道“華盛頓共識”的背面是什麼樣子。而胡鞍鋼的“莫斯科共識”的提法，就像是在“華盛頓共識”的背面放了一顆“中繼星”，使得人們看到了新古典框架也曾經有強調政府幹預或者政府助力的一面。

經濟學中的物理學思維 ——“林毅夫-温鐵軍悖論”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經濟學界受所謂“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開始背離“科學”的軌道，有日益將經濟學命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其中最具廣泛影響的表述，當屬“華盛頓共識”，並且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而中國學者在這一時期，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原則，對“華盛頓共識”的科學性提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質疑。

林毅夫曾經幾次提到，貌似屬於“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華盛頓共識”解釋世界“頭頭是道”，但為什麼改造世界卻“蒼白無力”。按説，一個理論如果可以天衣無縫地解釋世界，也應該能在改造世界中起作用，這跟物理學化學沒有什麼區別。温鐵軍在他的政策實踐中也注意到西方主流經濟學文獻的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他的問題是，如果華盛頓共識是對的，那麼就無法解釋一些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什麼不如中國成功。由於這個奇怪的現象十分令人費解，我們暫且稱之為“林毅夫-温鐵軍悖論”。

陳平在一篇文章中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時也指出，根據物理學的學術規範，一個經濟學理論如果是正確的，必須在現實中能夠得到驗證；如果理論本身就錯了，無論人們在現實中多麼努力，也無法得到證實。而且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如果“華盛頓共識”錯了，它在邏輯上恐怕也有謬誤，要麼是前提假設錯了，要麼是邏輯推理的鏈條有斷裂。

在談到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的“中國崩潰論”的時候，林毅夫注意到的這個奇怪現象其實是隱藏在華盛頓共識”裏的“政府失靈”假設而引起的。當有人低估中國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有效管理的能力的時候，當然就會預測中國經濟遲早會崩潰，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總之，總有一天會崩潰。那麼試想，如果這些人修正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他們就會放棄所謂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其實所謂“西方主流經濟學”，應該是指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具體來説是指美國博士資格考試當中的“三件套”，即《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另外還有一個“經濟計量學”）。雖然“華盛頓共識”打着提倡市場經濟的旗號，貌似具有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依據，但它的“政府失靈”的假設卻是與新古典理論相矛盾的。

因為“政府失靈”的説法，首先就會使《宏觀經濟學》中凱恩斯理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失去意義；另外“政府失靈”的説法抵消了《微觀經濟學》中“市場失靈”概念的意義，因為政府幹預本來是用來矯正“市場失靈”的，它是一個邏輯上自洽的理論體系；如果兩種失靈同時存在，新古典理論也就不復存在了；而《產業組織理論》的政策含義，主要討論的是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如何反壟斷、鼓勵競爭，以及如何通過產業政策引導產業的正常的發展，使得社會福利最大化。

這樣，**當我們把“政府失靈”放入新古典框架的話，就會造成整個現代經濟學體系的崩潰。**這是因為在新古典框架下，無論是反壟斷、還是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的修正等等，都需要政府的作用。當假設“政府失靈”的時候，由誰來推行反壟斷的工作，或者由誰來修正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呢？即便是“機制設計”也總得需要有人來出面組織。如果私營企業可以代替政府的角色，那麼我們還需要假設私營企業的活動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社會福利，那私營企業就變成了慈善機構，與新古典關於企業是牟利的基本假設背道而馳。所以這樣假設下去的話，新古典體系從邏輯上講就會不復存在。

我們實際上可以説，這個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所謂“政府失靈”的假設應該被稱之為“華盛頓謬誤”。

另外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在上面的分析推理中也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一般均衡模型的原始藍本其實是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範式。它雖然假設消費者是自私的，企業是牟利的，但在競爭市場情況下，斯密猜測其結果會使“社會福利”達到最大。為了在數學上證明斯密的這個猜測是有意義的，數理經濟學者在十分苛刻的條件下才證明了一般均衡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這和天體物理學中，採用數學方法來尋找拉格朗日均衡點的做法是一樣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均衡點找到後，它和拉格朗日均衡點一樣也有個穩定性的問題。“拉二點”的不穩定性質，使得科學家必須考慮給中繼星“鵲橋”加裝動力；而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解容易受到市場結構變化的影響，使得台灣當局在土改後，政府必須規定土地不許買賣（這個原理自古有之，比如漢唐時期土地就不許買賣）。因此，為了維護一般均衡系統的穩定性，“有為政府”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林毅夫-温鐵軍”悖論其實又是一個物理學思維在經濟學應用中的典型案例。就像“胡-雷”推論一樣，“林-温悖論”的重要性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可控實驗與經濟學理論的“不完備性”

“政府失靈”的説法在有些發展中國家也比較流行，其中的潛台詞往往是，美國政府恐怕比其他國家的政府要好些（要靈一些）。但如果我們現在用“the collapse of the united states” 作為主題詞用谷歌引擎在網上搜索一下，就會發現各種各樣的美國崩潰論甚囂塵上。這在二三十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只有中國崩潰論，哪有什麼美國崩潰論。所以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危險和有害的。它的問題的集中爆發可能也就在三五年內，波及面有可能會很廣泛，世界各國都需要早做準備（而且也正在做準備）。那麼作為學生和學者就需要關心一個問題，就是説，美國的衰落是不是與他們把經濟學和相關社會科學理論搞錯了有關？

我們知道，國民黨1949年退居台灣後，才有機會實行了土改，從而為後來的工業化和經濟起飛，提供了一部分原始資本積累。據説，國民黨的一些有識之士在大陸時就懂得需要實行土改，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辦法實行，結果在對解放區發動的內戰中遭到慘敗。這就是一個正確的理論其實是可以指導正確的實踐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單一的計劃經濟體系的確有不少優點，但它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各種原因，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前，一些幹部和學者雖然知道需要搞市場經濟，但一直沒有辦法改變當時的經濟政策。後來的改革開放，其實也是有理論根據的，當時的許多老師和同學都如飢似渴地在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後來中國改革開放的事實證明，現代經濟學理論關於混合經濟的提法是正確的，而且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的。

第三個例子就是前蘇聯的解體，前蘇聯的計劃經濟實踐，幾乎是完全按照計劃經濟理論的教科書來實行的，最後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前蘇聯又根據錯誤的“休克療法”來進行改革開放，結果進一步陷入了泥潭。這三個例子裏面既有正確的理論導致正確的實踐的例子，也有錯誤的理論導致錯誤的實踐的例子，説明經濟學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容忽視。那麼這次美國似乎也沒能例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已經日益把美國經濟引向了崩潰的邊緣（其實08年已經崩潰了一次了）。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思的。

**上面的這些例子裏，其實隱含着一個很有意思的數理經濟學命題，即如果經濟學理論是前人經驗的總結，那麼理論總是不完備的，因為理論無法總結沒有經驗過的事情。**類似土改這類事情，中國歷史上早就經歷過無數次，中國古人有相當成熟的關於土地過分集中危害性的認識，而且台灣土改后土地不準買賣也是有先例的，比如漢唐時期都規定過土地不許買賣。而計劃經濟在當時的前蘇聯，屬於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計劃經濟理論不完善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預料的。而冷戰時期，美國以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核心的混合經濟理論，在總結了東西方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方面的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對前蘇聯計劃經濟理論的相對優勢。因此，按照新古典混合經濟理論實踐的美國經濟，較好地處理好了國家安全需要與民生之間的矛盾，在冷戰中勝出應該不是偶然的。

而美國冷戰後，似乎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錯誤地把它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勝利，開始背離混合經濟的道路，甚至背離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任憑金融寡頭壟斷資本做大，最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從理論上説，這些年被美國有關方面熱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是對薩繆爾森《經濟學》中混合經濟概念的倒退，它錯誤地總結了冷戰經驗，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功的實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天到晚炒作中國崩潰論，拒絕將中國實踐納入理論中去，走到今天這個尷尬的境地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可以説，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學者所採用的混合經濟理論（即新古典）已經對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構成了“代差”。中國學者能夠清楚地知道美國經濟會發生什麼，而美國學者幾乎無法理解中國在發生什麼，並且也無法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的經濟學理論正在把美國經濟引向崩潰的邊緣。

崔之元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陳錦華的回憶錄中説，“撒切爾夫人當面和鄧小平和江澤民都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詞是不成立的，只有資本主義才可能有市場經濟。江澤民連夜打電話給陳錦華，説一定要給撒切爾夫人解釋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錦華連夜召集體改委理論局的江春澤等人開會，有人提出，西方經濟學的市場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託發明的，而帕累託還寫了三卷本歐洲社會主義史，這説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兩個詞擱在一起，肯定不會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否則帕累託為何同時寫這兩個主題呢。”

如果撒切爾夫人還活着的話，當人們告訴她，其實根據西方現代經濟學（新古典）對市場經濟概念的正確定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時候，不知道她會怎麼想。而且誰會想得到，一個簡單的概念錯誤，可以與危及全球經濟的美國金融危機有關。

上面這個例子充分説明，**由於經濟學無法像物理學那樣進行可控實驗，它在理論上的不完備性問題往往比物理學要嚴重許多，因此科學的思辨能力和對經濟思想史的瞭解極為重要。**不是每個國家的領導人和學者都有這方面的能力的。不管是美國人説的還是英國人説的，只有採取科學的態度，才不會犯原則性錯誤。在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應該不過分地説是“國際公認”的。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沒有“人云亦云”，而是根據自己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結果若干年之後，我們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是符合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這樣一個對中國製度選擇的科學的認識，不誇張地説，奠定了改革開放得以成功的理論基礎。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經濟學

**這些年美國人通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把新古典體系搞得一團亂麻。**新古典框架實際是重視政府幹預和反壟斷的，比如《產業組織理論》作為新古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美國博士資格考“三件套”之一，就是這個道理。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給人的印象卻是，新古典只強調市場作用（有“一般均衡”模型為證），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而且“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冷戰時期西方教科書中，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相提並論的歷史誤會。因此我們不妨把這個誤會稱之為“華盛頓第一謬誤”，而把“政府失靈”的説法稱為“華盛頓第二謬誤”。由於這些荒謬的説法無法自圓其説，導致學生聽不懂主流經濟學的課程。本來“一般均衡”概念從大學本科，甚至高中就應該給學生通俗地講解的，結果學生其實到了大學高年級或者研究生才真正有機會接觸，但這時這部分內容已經被高度的數學化了，而且往往老師也搞不懂所教內容的經濟直觀含義。像結合“嫦娥四號”這種機會，來解釋“一般均衡”概念，也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的。

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將主要大學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教學大綱中剔除了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結果導致新古典教學一方面與現實脱節，另一方面割斷了理論與歷史的聯繫。**這樣的教學大綱，似乎忘記了理論是經驗的總結，特別是對經濟學理論來説，因此給學生學習和理解現代經濟學造成了極大的困擾。隨着“新自由主義”説教和“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一次一次地失敗，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股“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説法也流行了起來。那麼對於習慣了美國人的這些説法的人，即使一些中國學者提出的不同於美國人的理論和政策是對的，也很難被接受。

美國的學科劃分中有所謂基礎學科，它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三大分支。有它們構成綜合性大學中的三大學科支柱的説法。簡單地説，自然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的學問，而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問題的學問。它們其實都屬於廣義的科學的範疇。特別是經濟學，它作為社會科學的基礎，一定要具有科學性，所以它模仿物理學和採用數學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人似乎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以為自己可以不顧經濟規律地胡來。結果造成了今天在財政上四處乞討，這樣一個尷尬局面。

經濟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客觀規律的，這其實也是新古典採用物理學方法的一個正當理由，所以有人也批評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是機械論模型。但這同時又是它的一個優點。**“嫦娥四號”以及“中繼星”的例子為什麼和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概念吻合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新古典採用的是數學和物理方法，把經濟體看成了一個物理系統。**雖然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但我們知道經濟運行中有許多要考慮的因素都是物質的，比如基礎設施，消費品的生產，運輸等。

所以經濟學以及相關社科學科都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當我們面對社科問題當中的科學性這一面時，我們當然會傾向於儘量採用與自然科學相同或者接近的方法。**因此，即便在社科領域，真理也往往是在少數人手裏。**而且有可能更為甚之，因為這些年可能是由於西方學術界的影響，社科領域也有不相信科學的風氣。

**那麼把社會科學説成不是科學對美國人有什麼好處呢？**其實，長遠來講是有害的。但短期內，他們有他們的考慮。比如，如果我們説社會科學也具有很強的科學性的話，那麼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人都要尊重科學，而不是美國人説什麼就是什麼。更何況，由於自然科學源於西方，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也往往把美國當作科學的化身。所以總體上説，冷戰以後，美國人的確不太在意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問題，因為他們説什麼總是有人會聽的，不管科學還是不科學，不管有道理還是沒道理。

那麼我們再看看國內外那些研究自然科學和做工程的中國老師們是怎麼做的。首先他們一般不會認為美國説的就是對的，而且他們有自己的實驗手段和證明方法來判斷是非。據説國內研究暗物質的老師在《自然》雜誌上發一篇文章的話，需要向國家申請發一顆衞星。就是説，要發一顆專門為這篇文章而發射的衞星。所以可想而知，搞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國老師們根本用不着聽美國的，而是要通過自己的科學手段來判斷對錯。

相信“社會科學不是科學”的老師和同學也是對自己的專業不夠認真。比如，社會科學有沒有標準？如果沒有標準的話，誰説了算呢？這樣學者們就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中國老師之間如果達不成共識，就只好聽美國人的，因為他們控制着所謂頂級學術期刊。還可以聽哈佛的，耶魯的等等，因為他們是名校。那搞社會科學的中國學生和學者不就失去了獨立性了嗎？

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有一個優點，這個優點就是，如果掌握了其中的數學物理方法，任何一個同學或者老師都可以獨立地判斷一個數理經濟學命題的對錯。再加上掌握了一定的可信的數據，綜合理論和經驗，也會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當然，由於這類方法比較難掌握，所以有這種能力的同學和老師也不是大多數。因此在經濟學領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也很可能是一個事實。

美國這些年政治、經濟、社會的衰落其實也是科學精神的衰落。一方面，中小學教育對數理化的教學極其忽視，基本上是一種愚民式的意識形態宣傳。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領域，對基礎科學和工程技術專業感興趣的西方本地學生也越來越少（當然這與製造業的移出不無關係）。有個笑話説，美國有個名牌大學的物理系，不但老師是中國人，而且學生絕大部分也是中國學生或者華裔，所以上課時老師其實可以講中文。

新形勢下如何改善新古典教學

新古典經濟學基於消費者、企業，以及政府的行為假設，推導出了一些與人們經驗相符的有意思的結論，並且得到了比較廣泛的應用。雖然新古典體系本身也存在不少侷限性，但也是迄今為止相對來説最有效的理論體系。

儘管如此，由於強調數理上的嚴謹，**如果在現實中機械地應用新古典框架，往往會造成誤會。**比如“華盛頓共識”就機械地把含有私有企業的新古典理論當作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其實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更加貼切的名稱應該叫“新古典社會主義經濟學”，因為它的一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研究如何通過市場經濟的辦法以及適當的政府幹預，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也就是國內有學者常講的，是一種“經世濟民”的學問。英文的“經濟學”一詞，翻譯成瑞典語叫做“國民經濟”，很有些“經世濟民”的意思。

在教學中，正如文一曾提醒過的，需要注意新古典是一個十分機械的框架，它把很多東西都抽象了，簡化了，把有生命的東西看成是無生命的東西，可以與實際相去很遠。但同時它也便於統一概念的定義，然後進行按部就班的學術討論。儘管有很大的侷限性，但有些時候，如果情況容許的話，應用新古典框架可以有效地得出有意思的結論。**國內外大多數學校裏教的新古典都有誤解。**儘管教授的技術細節大同小異（應該説還是不錯的），但基本上很少有老師能夠講明白一般均衡理論，或者老師自己也並不理解一般均衡到底如何與實際相結合。

錢穎一在談到如何理解現代經濟學時指出，新古典框架提供了多個“參照系”或“基準點”：“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於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

因此，**新古典在很多情況下的作用並不是直接被應用到具體的研究對象上。**比如新古典框架可以有三方面的應用，基本上都屬於間接的工具：一是可以準確簡單地定義概念；二是用於效率度量的參照；三是作為驗證次級理論邏輯一致性的工具。

比如從效率度量來説，新古典採用邊際定價模型的目的不是去指點企業家如何在市場上出價，而是作為政府管理人員對市場運行效率的評估工具。就是説公共管理人員可以事先根據新古典模型計算出理論上可以達到的效率值，然後再去收集數據，算出實際的效率值，看看實際和理論差多遠。模型好用的話，就繼續用下去，不好用的話，想辦法改進模型，實在改進不了了還可以根據應用失敗的經驗開發新模型。

再比如，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可以被看作是新古典的一個次級“理論”，因為它的一些重要組成部分的確來自於新古典，比如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宏觀穩定性等。但有意思的是，它在裏面加入了“政府失靈”的假設。那麼當我們把“政府失靈”的假設再代回到新古典框架裏去的時候，發現它會使得整個新古典系統崩潰。這樣我們就知道，“政府失靈”的假設是荒謬的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華盛頓共識”解釋世界好像很管用，而改造世界卻蒼白無力。因此在新古典框架下，“政府失靈”的説法原本就是個“偽命題”。

**另外，經濟學中，基準點的説法也同天體物理中“拉格朗日”均衡點的概念有相似之處。**其實儘管“鵲橋”加裝了動力，但它實際上只能圍繞着均衡點按照某種軌跡運動，而不是靜止不動。比如我們可以將競爭市場作為一個均衡點，但實際上一個經濟體總是有偏離競爭市場，而轉向壟斷市場的趨勢。就像中國古代歷史上，比如漢唐總是以耕者有其田開始，並且規定土地不許買賣。但當中央政府的監管失控時，大規模土地兼併就會發生，導致貧富分化，階級矛盾加劇，引發農民革命，最後導致改朝換代。所以新古典框架給“有為政府”的理念留有充分的發揮空間。它知道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需要政府的角色，但並不總是知道政府具體來説該如何發揮作用，而是容許各國依照自己的國情形成自己的模式包括“中國模式”，“美國模式”，以及“印度模式”。

再就是新古典教學需要強化有關“一般均衡”概念的講解，有條件的話，應該從高中的經濟學入門課做起。一般均衡的意思是，在一個經濟體內，只有各個市場達到競爭均衡才算均衡。只有一個市場達到競爭均衡，叫局部均衡。那麼經濟系統如果無法達到一般均衡，會發生什麼事情？會像“拉二點”的“嫦娥二號”那樣飛到宇宙中去。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是需要在一個經濟體中，把競爭市場和非競爭市場分開的。那麼即便假設競爭市場都達到均衡了，非競爭市場如果沒有政府幹預，仍然會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來講，這種不均衡狀態也會影響到競爭市場的均衡，最後導致經濟系統的崩潰（這在許多國家都發生過，包括2008年的美國）。所以經濟系統和天體物理系統在這一點上也有相似之處，經濟失衡的時候，需要額外的力量做調整（政府幹預）。而且經濟系統某個看上去不重要的小的局部失衡，可能導致大的全局失衡，也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或者説是陳平研究的“經濟混沌”現象。

不久前在北大的“中國百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論壇”，有的分論壇的院長們提到目前國內經濟學院的教學中，新古典和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被劃分成互不相干的理論體系，沒有交集，比較令人困惑。所以我想也許可以以“胡鞍鋼-雷默推論”為總框架，以一般均衡概念為切入點，組織編寫一部經濟學簡明補充教材（大學本科），把新古典和計劃經濟思想以及傳統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歷史傳承關係講清楚。這樣就解決了目前兩個理論體系被人為地割裂的問題。比如在討論“莫斯科共識”時，可以通過蘭格模型把計劃經濟思想，一方面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聯繫起來，另一方面與新古典聯繫起來。而在討論“華盛頓共識”時，可以引入“林毅夫-温鐵軍悖論”，把新古典和“北京共識”以及“中國之路”聯繫起來。

如果將“胡鞍鋼-雷默推論”的邏輯鏈條擴展，向後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和斯密，然後再後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古代商務思想，比如范蠡總結的價格趨於均衡點的規律，我們不妨稱之為“范蠡法則”。當然還可以把一般均衡概念和“天下為公”，“耕者有其田”，以及“小康社會”聯繫起來。中國古人的這些提法應該從淵源上都早於西方十八世紀發展出來的一般均衡概念。我想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以“一般均衡”框架為核心的經濟哲學思想發展軌跡，對學生學習和理解傳統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兩套體系會有很大的幫助。

**西方經濟學本科教科書通常是不大提一般均衡概念的。這實際上為學生後來進一步學習和理解整個新古典體系造成很大困擾。**國內如果從經濟學本科一年級就按照“胡-雷推論”的框架來介紹一般均衡及其相關概念，並聯系中國古人的經濟哲學思想以及商務思想，同時明確新古典其實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這樣國內的同學從起跑線上就可以接受領先國外的同類經濟學教學。而且這樣的教材，除了提到西方人的名字，還可以看到中國人的名字和貢獻，從而逐漸改變現代經濟學教才以西方為中心的局面。這對增強青年學生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會有所幫助。

**另外與一般均衡概念相聯繫的“經濟民主”概念是與“天下為公”和“耕者有其田”的理念極其一致的。**它們同時又可以與傳統政治經學中的“國體”概念相關，對學生深入理解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性以及合理性會有幫助。

結  語

只有比較正確地理解了新古典，我們才能比較深入地瞭解林毅夫、胡鞍鋼等中國學者對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貢獻在哪裏，以及他們工作的重要意義。還有一種簡單的説法也比較通俗易懂，就是新古典可以理解為“古典經濟學思想的數學化”版本。比如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範式，經過第一輪數學化，產生了蘭格的新古典（一般均衡）計劃經濟模型；經過第二輪數學化，阿羅和德布魯發展了新古典一般均衡（市場經濟）模型。而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胡鞍鋼的“中國之路”理念、以及陳平的代謝增長理論，乃至複雜系統科學思維，可能會為新古典框架帶來第三輪數學化。

經濟學的數學化是從公理化開始的，就是説，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基本假設基礎上的，這很像物理學的做法，其目的是使得經濟學看上去更具“科學性”，這也是所謂的“經濟科學”諾貝爾紀念獎的由來。國內的“孫冶方獎”也被稱作中國的“經濟科學”獎。

另外，經濟學模仿物理學的地方是希望定義的每一個概念要儘量能在實際中找到對應物，找不到直接的對應物，也需要能根據數學推導與實際數據相聯繫。這就導致有些比較基本的經濟學假設會盡量與人的直觀相近，如果不能百分之百接近的話。當然，經濟學與物理學的一個本質上的區別是無法像物理學那樣進行可控實驗，用以證明假設在現實中的存在。所以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史很重要。幸運的是，這次“嫦娥四號”的成功發射，以及相關的報道和科普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如何從物理學角度，深刻理解新古典理論的難得機會。

**另外，有一些重要的經濟學假設看上去也比較極端。而這類“烏托邦”假設一方面數學上比較好處理，另一方面也往往能夠得出經濟學家想要的結果。**比如阿羅-德布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為了得到均衡解，需要做一系列的“烏托邦”假設，比如純粹的競爭市場，人人都有一個小企業，進出完全自由，沒有信息不對稱等等。那麼最終得到的，當然會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結果，即“社會福利最大”。需要注意的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分析框架，為我們提供的只是“參照系”和“基準點”，它要求較高的理論聯繫實際的能力，才能把新古典的潛力發揮出來。如果在現實中機械地應用新古典框架，往往會造成誤會。

“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荒謬，就可以看成是一個片面地生搬硬套新古典框架中，某些結論的典型案例。它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結構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壟斷性，如果沒有政府的監管，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競爭市場就會不復存在。所以即便是搞市場經濟，適當的政府幹預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或者是不可缺少的。

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經濟學者錯誤地把新古典的一些結論，忽略其成立的前提假設，拿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而林毅夫、胡鞍鋼等則認為要兩條腿走路，既要讓市場發揮作用，也要鼓勵政府在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有所作為”。**所以這兩種觀點誰對誰錯應該是很清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古典本身並沒有錯，錯的其實是“新自由主義”思維。而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本身就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礎之上的，綜合應用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產業組織理論中的壟斷市場模型的結論。胡鞍鋼的研究所用數據很大一部分屬於新古典數據，但他又對數據中存在的問題也比較注意，主張根據實際出發“不唯書，不唯洋”。

因此，**科學的思維乃至物理學思維，在經濟學研究中是很重要的。**新古典不應該説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它是國際的。但新古典框架距離實際情況往往還有相當的距離，它只是給出了“一個參照系”或者一些“基準點”，這是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應用性強的理論。就像高鐵技術是普適的，但中國的高鐵可以有自己的模式。

目前“反智主義”，“學術虛無主義”，以及“不可知論”已經成了社會上乃至社科界普遍的風氣，所以美國的衰落恐怕是無法挽回的。這樣的國家如果繼續充當世界的領導，其實是很危險的。這就像是一個不合格的機長，會危及飛機上全體乘客的安全。“華盛頓共識”為害世界二十多年，美國主流學術界基本上沒有到位的反思。這部分是由於意識形態的侷限，另外也和業務水平有關。由於科學訓練不足，美國不少社科學者，基本上只會重複政治口號，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所以他們也沒有能力識別像“華盛頓共識”那樣的隱藏的比較深的謬誤。這裏面有兩條教訓需要吸取，一是經濟學者普遍缺乏學懂微觀經濟學所要求的數理基礎和社會實踐，二是本科低年級教學忽視一般均衡概念的學習，而這一點恰恰是現代經濟學（新古典）模仿物理學的精髓之處。前蘇聯的解體與實行單一計劃體制不無關係，理論根據就是官方的政治經濟學和計劃經濟模型。那麼美國的衰落，如果尋找經濟理論上的原因的話，應該可以被歸咎於對新古典理論缺乏科學的理解。其實不光是美國人，冷戰結束後，恐怕世界上多數經濟學者最初也沒有想到，違背經濟學一般規律，那怕是美國人也會導致如此的惡果。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向國際學術界展示中國學者對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貢獻，包括組織學術研討會、開辦暑期學校、和對有突出貢獻的學者進行獎勵。**本文把中國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和“華盛頓共識”的質疑，表述成了一系列的數理經濟學命題，以便國際學術交流，是一次有益的嘗試。這些命題一開始不一定百分之百地準確，但需要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並且不怕引起爭論。而且引起爭論的話，反而是好事，這也許能夠激起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者的研究的興趣。這樣也可以使中國學者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上鍥而不捨的科學精神得到彰顯。

隨着國際上對中國發展道路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肯定，**我們要不失時機地向國際社會介紹這些中國學者的重要貢獻，為在學術界進一步探討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開發新的經濟發展理論，起一個帶頭作用。**而且國慶七十週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

“華盛頓共識”荒謬地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錯誤地濫用“政府失靈”的假設，給學界和廣大的青年學生正確應用和理解現代經濟學造成了極大的困擾。而且在這個過程中，許多西方學者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對這些謬誤卻渾然不知，這是需要大家深刻反省的。

為了引起進一步的討論，我們還希望能夠以適當的方式鼓勵學界，特別是青年學生做一些有關“胡鞍鋼-雷默推論”、“林毅夫-温鐵軍悖論”、“華盛頓第一謬誤”、“華盛頓第二謬誤”，“政府失靈不可能定理”，“經濟學理論的不完備性證明”等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和數理經濟學研究。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對最近二十年來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從純學術的角度進行“清算”。而且在這方面，我們也許還可以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

另外我們還計劃以《歐洲中國經濟學會》的名義，起草一份《歐洲中國經濟研究院》教學大綱。這個研究院最初會以《歐洲中國經濟學會》暑期學校的形式，會同國內和歐洲的有關院校定期不定期地舉辦研究生短訓班。教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借這樣一個平台，向國際學術界，重點介紹中國學者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及建國七十年來對經濟發展理論和政策所做的貢獻。我們期望通過這一系列活動，逐漸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層面造成的不良影響，鼓勵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積極參與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創新研究，並且為國內外學者之間的合作研究起到橋樑作用。

[①]詳細分析參見胡鞍鋼著：《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