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成都和西安，看西部的外貿小陽春_風聞

文丨西部君

2018年的各地經濟數據，相關的解讀不少，不過有個數據容易被忽視，那就是進出口。

因為產業升級和毛衣戰等因素，去年各界對外貿的預期，普遍調低了許多。以商貿中心廣州為例，其進出口總量一度負增長，年底才勉強將增速拉回到1%。

但如果觀察數據你會發現，過去一年中國的外貿情況並不差。將視角縮小到西部幾個重點的省份和城市，會發現不止是不差，簡直可以用亮眼形容：

重點省份如四川，2018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5947.8億元，同比增長29.2%。其中出口增速達到31.4%，位列全國第一。

重點城市如西安，2018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3303.87億元，同比增長29.58%。

01

貿易環境變化擋不住西部的勢頭

近幾年的對外開放政策，對西部的意義非同尋常。

無論是一帶一路，中新通道，還是重慶、陝西等地自貿區的相繼批覆，都讓原來處在內陸腹地的它，搖身一變變成了開放的前沿。

西部各大省份和城市，也都展示出了蓬勃的野心。像成都目標直指國際門户樞紐，重慶不久前提出“中西部地區國際交往中心”的目標。

中歐班列的爆炸式增長，是成都、重慶、西安等西部城市不甘被海洋文明邊緣化的見證。進出口數據，則是對外開放程度的最直觀的參照：

整體來看，2018年西部地區出口2121億美元，同比增長18.6%；進口1569億美元，同比增長19.4%。

分地區來看，西安之外，成都的進出口值4983.2億元，同比增長高達26.4%；製造業下滑的重慶，雖然經濟出現了降速，但去年的進出口總值是5222.6億元，同比增長15.9%，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省級層面，廣西進出口總值1973億元，增長24.7%；陝西3513.8億元，增長29.3%，增速位列全國第三名。

可以對比的東部外貿發達地區，除了前面提到的廣州，還有上海（5.5%），廣東（5.1%），江蘇（9.4%）。

當然廣東、江浙等地的進出口體量龐大，尤其廣東，外貿規模佔全國近四分之一，基數大而增速平緩容易理解。不過哪怕與中部六省相比，西部的勢頭都不遑多讓。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比如，去年上半年，進出口增速最快的省份全位於西部，分別是雲南（56%），陝西（43.5%），甘肅（40.2%）。

貿易環境的變化，並沒有對西部的外貿造成影響，而且進出口還呈現出猛烈加速的勢態，這説明一帶一路、中新通道的紅利的確得到了釋放。

當然前提是各地的對外開放力度逐漸提升，以及很重要的一點，營商環境在向好，為外貿創造了良好的空間，國際範更濃烈。

02

增速秒殺東南沿海的開放城市

再往前一年看，2017年，進出口增長最猛的地區，還是在西部。如貴州增速42.6%；四川增速41.2%；陝西增速37.4％。

從近兩年的數據看，西部對外開放的春天正在來臨。

説是春天，是因為過去西部主要地區多少都經歷過外貿遇冷的局面。在此前的推文《“一帶一路”這五年，誰是最大贏家》中，西部城事以2013年為起點，對相關數據進行了梳理。

數據顯示，西部各省貿易規模的五年增幅，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小。

比如重慶，2014年站上高點後，進出口連續兩年跌。直到2017年的進出口總量，都沒能恢復到2013年的水平。經過2018年的逆市上揚後，才“重返5000億元”規模。

四川的五年的累計增幅，也只有5.43%左右。五年內貿易規模不升反降的地區達到7個，表現堪稱亮眼的，只有陝西和廣西。寧夏的增幅也不錯，但跟它的外貿體量小離不開關係。

重慶之外，西三角的成都和西安，都不同程度遭遇過外貿萎靡的情況。其中成都和重慶一樣是在2014年站上高點，然後2015年驟降；西安2016年的同比增幅，只有3.8%。

重慶進出口數據，來源：統計公報

大體上以2014年為分水嶺，西部重點省份和城市的進出口狀況，開始了逆天的“牛市”。

2017和2018年增幅越來越快，也不難理解。因為一帶一路等政策的落地需要時間，像與對外開放配套的陝西自貿區、重慶自貿區，都是近兩年開始運營。

打通國際面向中亞、歐洲市場的國際通道的中歐班列，也是在最近兩年迎來爆炸式增長。

比如西安的中歐班列“長安號”2017年全年開行只有194列，四年累計總和是480列，而2018年就躥升到突破千列，翻了數倍。

來源：一帶一路網

西安本身處於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一帶一路上的戰略位置相當重要，2016年進出口總值還只有1828.46億元，2018年就提升到3303.87億元，短短兩年幾乎快翻了一番。

西安的例子説明，在宏觀政策和向西開放的天時地利下，通過積極融入國際產業分工、改善營商環境，在外貿領域，可以釋放出多麼強大的能量。

03

外貿春天背後，是結構性困境

前面的分析中，將主要目光對準了重點省份和城市，如果聚焦到一些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和GDP的比）向來較低的西部地區，也能發現不少問題。

最直觀的一點是，和西部的經濟落差一樣，外貿參與也面臨着高度分化的格局。

比如在省份之間，貴州的進出口規模只有四川重慶的零頭；在省份內部，則高度集中在省會城市，如成都的外貿規模佔全省83.8%；西安在全省的佔比甚至高達94.03%。

在對外開放層面，不管政策還是外資企業、項目等資源，都高度聚集在省會城市，這種聚集度比GDP和人口的聚集要高出很多，被虹吸的地級市，沒有多少參與全球分工的餘地。

這與東部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外貿最發達的廣東為例，廣州是商貿中心，但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地區卻不是它，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東莞（93%）、深圳（74%）和珠海（73%）。

另外，從產業層面來看，東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放緩，除了基數大的原因外，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產業升級。這部分被淘汰的落後產能，正好轉移到中西部，為中西部的快速工業化提供了支撐。

西部地區憑藉着轉移來的產業，以及土地、勞動力優勢，拿下了不少加工貿易訂單。不過重走東部老路，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擺脱在全球分工鏈中的低端位置？

各地區外貿依存度，來源Wind數據庫

像珠三角地區，過去靠來料加工起家，但這些年都在努力減少加工貿易的比重，提升一般貿易的份額。

因為來料加工屬於典型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原料零部件在外，產品最終也送出去，能留下的收益並不多，更無法在本地形成比較長的產業鏈。

以廣東為例，2018年一般貿易佔比達到47%；作為對比，四川的加工貿易額是3351億，一般貿易1817.8億，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快兩倍。

它説明哪怕是在西部外貿發達的四川，外貿結構也面臨着不夠優化的問題。 

當然話説回來，西部的不少城市和地區，本身就遠離海洋港口，經濟結構層面也未必完成了比較徹底的工業化，在眼下的外貿中，自然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輸出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

而從形勢來看，西部已經迎來了外貿的爆發時期，未來隨着參與度的加深，以及對外開放政策的充分落地，在全球經濟的舞台上，廣闊天空，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