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成都和西安,看西部的外貿小陽春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4579-2019-02-21 09:40
文丨西部君
2018年的各地經濟數據,相關的解讀不少,不過有個數據容易被忽視,那就是進出口。
因為產業升級和毛衣戰等因素,去年各界對外貿的預期,普遍調低了許多。以商貿中心廣州為例,其進出口總量一度負增長,年底才勉強將增速拉回到1%。
但如果觀察數據你會發現,過去一年中國的外貿情況並不差。將視角縮小到西部幾個重點的省份和城市,會發現不止是不差,簡直可以用亮眼形容:
重點省份如四川,2018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5947.8億元,同比增長29.2%。其中出口增速達到31.4%,位列全國第一。
重點城市如西安,2018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3303.87億元,同比增長29.58%。
01
貿易環境變化擋不住西部的勢頭
近幾年的對外開放政策,對西部的意義非同尋常。
無論是一帶一路,中新通道,還是重慶、陝西等地自貿區的相繼批覆,都讓原來處在內陸腹地的它,搖身一變變成了開放的前沿。
西部各大省份和城市,也都展示出了蓬勃的野心。像成都目標直指國際門户樞紐,重慶不久前提出“中西部地區國際交往中心”的目標。
中歐班列的爆炸式增長,是成都、重慶、西安等西部城市不甘被海洋文明邊緣化的見證。進出口數據,則是對外開放程度的最直觀的參照:
整體來看,2018年西部地區出口2121億美元,同比增長18.6%;進口1569億美元,同比增長19.4%。
分地區來看,西安之外,成都的進出口值4983.2億元,同比增長高達26.4%;製造業下滑的重慶,雖然經濟出現了降速,但去年的進出口總值是5222.6億元,同比增長15.9%,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省級層面,廣西進出口總值1973億元,增長24.7%;陝西3513.8億元,增長29.3%,增速位列全國第三名。
可以對比的東部外貿發達地區,除了前面提到的廣州,還有上海(5.5%),廣東(5.1%),江蘇(9.4%)。
當然廣東、江浙等地的進出口體量龐大,尤其廣東,外貿規模佔全國近四分之一,基數大而增速平緩容易理解。不過哪怕與中部六省相比,西部的勢頭都不遑多讓。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比如,去年上半年,進出口增速最快的省份全位於西部,分別是雲南(56%),陝西(43.5%),甘肅(40.2%)。
貿易環境的變化,並沒有對西部的外貿造成影響,而且進出口還呈現出猛烈加速的勢態,這説明一帶一路、中新通道的紅利的確得到了釋放。
當然前提是各地的對外開放力度逐漸提升,以及很重要的一點,營商環境在向好,為外貿創造了良好的空間,國際範更濃烈。
02
增速秒殺東南沿海的開放城市
再往前一年看,2017年,進出口增長最猛的地區,還是在西部。如貴州增速42.6%;四川增速41.2%;陝西增速37.4%。
從近兩年的數據看,西部對外開放的春天正在來臨。
説是春天,是因為過去西部主要地區多少都經歷過外貿遇冷的局面。在此前的推文《“一帶一路”這五年,誰是最大贏家》中,西部城事以2013年為起點,對相關數據進行了梳理。
數據顯示,西部各省貿易規模的五年增幅,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小。
比如重慶,2014年站上高點後,進出口連續兩年跌。直到2017年的進出口總量,都沒能恢復到2013年的水平。經過2018年的逆市上揚後,才“重返5000億元”規模。
四川的五年的累計增幅,也只有5.43%左右。五年內貿易規模不升反降的地區達到7個,表現堪稱亮眼的,只有陝西和廣西。寧夏的增幅也不錯,但跟它的外貿體量小離不開關係。
重慶之外,西三角的成都和西安,都不同程度遭遇過外貿萎靡的情況。其中成都和重慶一樣是在2014年站上高點,然後2015年驟降;西安2016年的同比增幅,只有3.8%。
重慶進出口數據,來源:統計公報
大體上以2014年為分水嶺,西部重點省份和城市的進出口狀況,開始了逆天的“牛市”。
2017和2018年增幅越來越快,也不難理解。因為一帶一路等政策的落地需要時間,像與對外開放配套的陝西自貿區、重慶自貿區,都是近兩年開始運營。
打通國際面向中亞、歐洲市場的國際通道的中歐班列,也是在最近兩年迎來爆炸式增長。
比如西安的中歐班列“長安號”2017年全年開行只有194列,四年累計總和是480列,而2018年就躥升到突破千列,翻了數倍。
來源:一帶一路網
西安本身處於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一帶一路上的戰略位置相當重要,2016年進出口總值還只有1828.46億元,2018年就提升到3303.87億元,短短兩年幾乎快翻了一番。
西安的例子説明,在宏觀政策和向西開放的天時地利下,通過積極融入國際產業分工、改善營商環境,在外貿領域,可以釋放出多麼強大的能量。
03
外貿春天背後,是結構性困境
前面的分析中,將主要目光對準了重點省份和城市,如果聚焦到一些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和GDP的比)向來較低的西部地區,也能發現不少問題。
最直觀的一點是,和西部的經濟落差一樣,外貿參與也面臨着高度分化的格局。
比如在省份之間,貴州的進出口規模只有四川重慶的零頭;在省份內部,則高度集中在省會城市,如成都的外貿規模佔全省83.8%;西安在全省的佔比甚至高達94.03%。
在對外開放層面,不管政策還是外資企業、項目等資源,都高度聚集在省會城市,這種聚集度比GDP和人口的聚集要高出很多,被虹吸的地級市,沒有多少參與全球分工的餘地。
這與東部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外貿最發達的廣東為例,廣州是商貿中心,但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地區卻不是它,最高的三個城市是東莞(93%)、深圳(74%)和珠海(73%)。
另外,從產業層面來看,東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放緩,除了基數大的原因外,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產業升級。這部分被淘汰的落後產能,正好轉移到中西部,為中西部的快速工業化提供了支撐。
西部地區憑藉着轉移來的產業,以及土地、勞動力優勢,拿下了不少加工貿易訂單。不過重走東部老路,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擺脱在全球分工鏈中的低端位置?
各地區外貿依存度,來源Wind數據庫
像珠三角地區,過去靠來料加工起家,但這些年都在努力減少加工貿易的比重,提升一般貿易的份額。
因為來料加工屬於典型的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原料零部件在外,產品最終也送出去,能留下的收益並不多,更無法在本地形成比較長的產業鏈。
以廣東為例,2018年一般貿易佔比達到47%;作為對比,四川的加工貿易額是3351億,一般貿易1817.8億,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快兩倍。
它説明哪怕是在西部外貿發達的四川,外貿結構也面臨着不夠優化的問題。
當然話説回來,西部的不少城市和地區,本身就遠離海洋港口,經濟結構層面也未必完成了比較徹底的工業化,在眼下的外貿中,自然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輸出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產品。
而從形勢來看,西部已經迎來了外貿的爆發時期,未來隨着參與度的加深,以及對外開放政策的充分落地,在全球經濟的舞台上,廣闊天空,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