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來説，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風險很大_風聞

​【文/ 王陶陶】

1938年11月，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鼓聲愈演愈烈的時候，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無嗣者凱末爾將軍走到了他人生的終點。在臨死之前，這位久歷風暴、洞察世事的歷史巨人以無比慎重的口氣，正告他的繼承者：

“土耳其身處眾矢之地，卻國力有限，切不宜推動大國政策招惹強敵。另外，新的戰爭很可能要爆發了，歷史上，英國人從來沒有輸過戰爭，在下一次戰爭中，我不希望土耳其成為英國的敵人。”

凱末爾一生經歷過無數的巨大地緣變故：奧斯曼土耳其青年黨政變、意大利與土耳其的利比亞戰爭、第一次、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色佛爾條約，洛桑條約，可謂洞察世事。他不僅僅在軍事上摧毀了西方聯軍的多次大規模入侵，而且在外交上利用英法蘇之間的矛盾，巧妙分化瓦解對手，從而成功地保全了土耳其的國家利益，堪稱不折不扣的大軍事家與外交家，他的見識遠遠超過土耳其社會的理解範疇

凱末爾的外交觀

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教訓，凱末爾意識到，土耳其民族的實力非常有限，不可能支撐起奧斯曼鼎盛時期的世界秩序，世界性的意識形態對於土耳其是一種危害而非助益。所以，在他眼裏，兩種當時土耳其社會痴迷的意識形態很可能成為土耳其國家利益在外交上的潛在風險：

第一個是土耳其奧斯曼哈里發領袖伊斯蘭世界的外交傳統，在凱末爾看來，這種傳統不但不會使土耳其共和國變得強大，反而會使土耳其民族在不涉及自身實際利益的問題上承受過多的經濟、軍事和外交代價，從而危及土耳其的國家利益。

奧斯曼土耳其蘇萊曼大帝征伐圖，奧斯曼蘇丹不僅僅是土耳其蘇丹，也是遜尼派世界的哈里發，在整個遜尼派世界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第二個則是土耳其青年黨鼓吹的泛突厥主義，即這些人認為土耳其的國家利益應該涵蓋包括中國新疆、中亞和西伯利亞在內的廣闊亞洲地區。凱末爾則認為“外突厥”不應該是土耳其的關注對象，對中亞突厥民族的過分關注，並不能為土耳其的國家利益帶來真正的實際好處，卻只會帶來強國的敵視。而這也是凱末爾與曾經的青年黨戰友恩維爾帕夏決裂的原因。

現代土耳其歷史上的風雲人物恩維爾帕夏（前排居中）與凱末爾大元帥（二排左二）為數不多的合影，恩維爾帕夏不僅是哈里發的女婿，同時也是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的狂熱鼓吹者，他是青年黨革命后土耳其政壇的實際舵手，其外交政策使得土耳其陷入絕境，1922年，恩維爾在權力鬥爭中輸給了凱末爾，遠走中亞參加泛突厥“巴斯瑪奇”運動，被蘇聯紅軍擊殺

因此，凱末爾外交政策的本質是一種保守現實的外交政策，即土耳其只注重土耳其民族本身的經濟、國防和外交問題，對遙遠的伊斯蘭世界和泛突厥世界問題則不需要關心。凱末爾對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採取了極其嚴厲地雙重打壓態度，其致力於創造一個僅限於土耳其本身的現代民族國家概念（蘭道, 雅各 M. 《泛突厥主義: 從民族統一到合作》），這與恩維爾帕夏鼓吹的泛伊斯蘭、泛突厥土耳其有着本質不同。

凱末爾大元帥與恩維爾帕夏代表了土耳其國內的兩種國家認同，進而決定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後凱末爾土耳其外交觀的轉變

不過，在凱末爾注重自身實際利益政策的蔭庇下，隨着土耳其逐漸發展成為伊斯蘭和突厥世界經濟、軍事實力的佼佼者，土耳其社會的地緣雄心逐漸膨脹起來了，再加上歷史上土耳其稱霸歐亞之輝煌的國家記憶，土耳其社會逐漸厭棄了凱末爾式保守審慎的外交政策，轉而被恩維爾帕夏泛伊斯蘭、泛突厥式政策所吸引。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泛突厥政策和泛伊斯蘭政策式的主張，都能夠有效提升政客的民意支持率。

蘇聯解體之後，當時的土耳其總統厄扎爾公開表示“土耳其的利益區囊括了從亞得里亞海到長城的廣闊區域”，這實際上恩維爾帕夏極力鼓吹之泛突厥聯盟的繼承，而非凱末爾之小亞細亞土耳其。只不過，當時的厄扎爾依然還堅持凱末爾的親西方政策。

然而，到了埃爾多安當政之後，這位土耳其領袖不僅僅支持本國的泛突厥主張，同時對國內伊斯蘭主張的迎合也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他一改土耳其過去的親美外交政策，開始在中東問題上與以色列、埃及及土耳其最關鍵的盟友美國發生了嚴重衝突。

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政府不僅僅積極支持巴勒斯坦，而且還為巴勒斯坦人運輸援助，助其抵抗以色列。正面的衝突發生在2009年，在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年會上，當時還是土耳其總理的埃爾多安與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就巴以衝突問題發生激烈爭執，埃爾多安不僅對佩雷斯發怒，而且當場離開辯論現場，以示抗議，要知道，即便是厄扎爾擔任土耳其總理時期，土耳其依然秉持着通過親近以色列來確保美土關係友好的政策（厄扎爾認為“以色列是土耳其制定中東政策時的一扇窗 户, 這扇窗户必須一直開着”）

到了2013年，埃及軍人塞西在美國支持下推翻泛伊斯蘭主義政客穆爾西之後，埃爾多安公開稱“政變”為暴君的背叛，這實際上是對美國的嚴厲譴責。

而且，在此期間，埃爾多安還高調支持了敍利亞突厥民族、高加索突厥民族、中亞和中國突厥民族的叛亂，公開將所有突厥民族聚居區視為土耳其的國家利益。

外交轉變的實質：從凱末爾到埃爾多安

事實上，埃爾多安式外交轉變的根本在於，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漸從服務於土耳其本身的國家利益，轉變為迎合民意並提升政客自身的民意支持率。

凱末爾肯定可以意識到，土耳其國家本身在遙遠的緬甸若開邦、中國新疆、中亞地區，以及複雜紛繁的巴以衝突和車臣問題上根本就沒有實際利益。土耳其沒有必要在這些問題上充當領頭羊，消耗自己寶貴的戰略、經濟和外交資源。所以，凱末爾嚴格限制了土耳其的外交範疇，使其視野始終侷限於周邊自身現實利益問題上，在凱末爾及其繼承者眼裏，耶路撒冷的歸屬對土耳其的國家利益毫無影響，這決定了當時的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阿以衝突中採取了極其冷漠的態度——這就是基於國家利益的典型現實外交政策。

但埃爾多安不同，雖然土耳其國家本身在緬甸、新疆、中亞等地毫無實際利益可言，但他依然要以土耳其領袖的身份站出來，對緬甸、中國和俄羅斯等國顯示自己展現自己赤裸裸的攻擊態度，並給予這些國家的叛亂勢力以實際支持。事實上，土耳其本身不可能從這些行動中收穫任何真實的利益，反而在國際上造就了一批對其心懷反感的國家。

同樣，即便中東時局按照埃爾多安的設想走下去，即巴勒斯坦真的打敗了以色列，穆爾西真的擊敗了塞西，伊斯蘭武裝統一了利比亞，土耳其本身什麼也不會得到，反而會進一步惡化土耳其與美國至關重要的雙邊互信。

那麼，在國家利益毫無可得的情況下，埃爾多安的外交政策到底在追尋什麼呢？

實際上，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因為埃爾多安外交政策的唯一基準，就在於提升自己的支持率。土耳其社會（特別是安納托利亞內陸）是如此狂熱地擁抱泛伊斯蘭和泛突厥主義，以至於任何追隨這兩種意識形態的政策都能獲得民眾的認可，進而提升政客本身的支持率，並鞏固其權力。實際上，埃爾多安能夠取得今天近乎獨裁的權力，其不僅僅依靠了良好的經濟大週期，而且也離不開其不惜一切代價迎合民意的外交政策。

當他將年邁的以色列總統扔在達沃斯會場時，他就成為了土耳其伊斯蘭信徒心裏的英雄；當他以近乎救贖的姿態走向wu魯木齊街頭，擁抱當地的親土民眾時，他就化身為土耳其泛突厥主義者的領頭羊；當他以保護敍利亞土庫曼武裝的名義，打下俄羅斯軍機時，他就昇華為土耳其民族主義心中百年不遇的英雄。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埃爾多安帶領的土耳其先後開罪了美國、以色列、埃及、沙特、俄羅斯、中國、緬甸、印度、歐盟等幾乎所有國家，但卻使埃爾多安本身的支持率暴漲。

這就是埃爾多安，在他的外交政策中，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支持率，他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權力。這其中的政治邏輯其實並不新鮮，就像19世紀的奧地利外交家胡布納，在1857年寫給奧皇的奏摺中，對法皇拿破崙三世外交政策之精妙描述：“其（拿破崙三世）僅視外交為保障其統治、合法其權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維持其威望之政策，凡能夠施行則必不放過。”

中國與埃爾多安交涉的風險

是以，與凱末爾不同，埃爾多安從來沒有什麼真正的長遠戰略，他的外交僅僅只是隨民意氛圍的轉變和自身權力的需要進行調整。

就像事實所展現的那樣，如果巴以沒有衝突，土耳其國內沒有仇以言論，那麼埃爾多安並不排斥扮演一位親以政客，但是，一旦巴以衝突加劇，土耳其國內出現對以色列的厭惡，那麼埃爾多安就會化身為最堅決的反以英雄；同樣，如果美國對反埃爾多安勢力抱有親近，那麼埃爾多安也會毫不猶豫地表達對美國的敵意。因為這些迎合民意的外交舉措，都可以鞏固埃爾多安的權力。

因此，中國在與埃爾多安交涉過程中也存在着這樣的風險，譬如一旦中國發生涉疆恐怖事件，引發土耳其國內的輿論浪潮，我們就不能保證埃爾多安能夠為了中土關係而在輿論浪此前犧牲自身的政治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對於任何大國，埃爾多安的土耳其無都疑是一個需要提防的外交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