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會崛起嗎？（四）_風聞

任何理念或者構想都需要執行力才能實現。比如説，在課堂上，老師不僅要講授有益有趣的內容，使用正確的方法和理念，還要有足夠的課堂控制能力才行。首先要抓得住學生的注意力，要保持足夠的課堂紀律，否則什麼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育理念都是空的。工業發展、項目推進、政策實施，無不如此。對於國家發展來説，政府政策的執行力尤其重要。政策鮮有完美的，但即使不完美，只要大方向正確，有效的執行總還是能把國家向前推進的。最怕就是完美的政策遇到低效的執行，甚至被大量無用功而徹底抵消，那就原地踏步了。

對於發達國家來説，政府政策的執行力來自政府機構和政府工作人員的公信力和效率。西方國家的政府理念是：公務員只效忠國家，超越黨派，超越政治。西方國家如何形成這樣的政府和公務員隊伍，公務員是否真的超越黨派和政治，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不能保證，執行力常來自具有高度紀律、高度凝聚力的政黨，或者軍隊（對於軍政府的情況），政府機構只是執行力的殼。在中國，黨的一元化領導實際上起到這個作用。不管黨內腐敗、任人唯親問題有多大（這些正在反腐和整黨中得到糾正），完整、有效的黨組織依然是中國政府執政力最可靠的保證。

印度的情況則是：既缺乏超越黨派而具有高度公信力和效率的政府機構和公務員隊伍，又缺乏能起到執政力核心作用的政黨架構。多黨競選實際上在根本上否決了以政黨為核心的執政力結構，但在某種意義上，精幹、高效、以共同理念、目標和行為方式為凝聚力的政黨才是散漫、落後的國家所需要的政治架構。

印度的種姓制度加劇了執政力的挑戰。印度精英或許不乏高瞻遠矚之輩，但他們習慣於指點方向，並不屑於身體力行。印度精英的這個特點在歐美也很顯著。學術界本來就是坐而論道的，無所謂身體力行，成功的印度教授比比皆是。實際上，民國時代成功的海外華人也大多是這樣的。

在實業界，技術和專業只是敲門磚和墊腳石，成功的印度人士大多投身管理，不管是中管、高管、項目管理，這些“領導崗位”是印度人最孜孜以求的，而潛心“搞技術”、安於當“技術大拿”的並不多。即使在研發機構裏，印度人也喜歡追求團隊領導的位置。他們善於、樂於滔滔不絕地用PPT闡述遠大構想和時間點，但對於具體的事情，則樂於、善於“交給具體專家去做”。相比之下，中國人或許有不少抱怨玻璃天花板擋住升遷道路的，但更多的實際上安心於搞技術，對於具體事情樂此不疲。中國歷史上的動盪可能反而促成了知識分子“技不壓身”、“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救國”、“醫衞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空軍救國”等很具體的思維，而遠離政治，包括公司政治。當然，歐美公司裏，技術等級較高的專家在待遇上接近中管，硅谷等地方的頂級技術專家在待遇上甚至堪比不小的公司的高管，這也是這些專家安心搞技術的客觀保障。

然而，歐美印度精英與歐美現實倒是吻合得不錯。印度精英的特點是善思辨、有遠見，提出的見解和構思很高大上。發達的歐美具有完整的科技基礎和工業體系，具有運轉有效的官僚機制作為社會保障，所以執行力不是問題。但把這些印度精英空降回印度，執行力問題立刻爆發，所以歐美印度精英回到印度就可以使得印度如何如何是一個想當然的説法。事實上，在大批歐美的有成中國精英大批迴到中國的現在，印度精英迴流印度始終只是涓涓細流，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比別人更瞭解印度。

回到印度，印度的空降政治架構與印度社會實際不相符合，但又不具備以政黨為核心的執政架構的條件。尼赫魯和莫迪的厲害之處就是利用某種共同政治理念，打造了一個超越政黨組織的虛擬政黨（或者説統一戰線），形成較強的執政力。尼赫魯是世俗主義，莫迪是印度教。前者試圖遍及最大的人口基礎，後者試圖集中在最可靠的人口基礎，各有好處，也各有侷限。

尼赫魯主義的成功取決於印度的文化革命。如果能成功消除族羣、宗教差異，這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理念的“進步政治”，但事實證明這很難。莫迪主義的成功取決於打造“印度教的印度”，這在佔大多數的印度教人口中相對較容易實現。問題是印度的非印度教人口巨大，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過巴基斯坦的總人口。這樣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族羣割裂，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遍及所有人的時候，矛盾還容易壓下去，到發展不均衡暴露出來的時候，矛盾就容易爆發。印度政治將在尼赫魯主義和莫迪主義之間搖擺，加上超黨派但高效的公務員隊伍的缺失，印度政府的政策執政力將成為長期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