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左翼與傳統：陳映真案例_風聞

編者按：

在本文作者看來，“傳統”並不意味保守，而是認識自己甚至構建反抗主體的途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陳映真直面了“傳統”問題，並不是和西方左翼思想家一樣簡單地與傳統進行切割，而是通過立足傳統、解決第三世界歷史問題，構建了以“特定社會的殖民狀況”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雙重結構的“社會性質論”。而那些處於殖民文化之中的年輕人，雖然極力與傳統撇清關係，對社會問題也曾有過激進而真誠的運動，但也可能不過是“一意成為他者之人、之運動、之政黨”，“欲以空白之‘主體’與所要倒貼之文明無縫接軌”。

本文原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1期，感謝趙剛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1994年，陳映真在台北策劃關於日據台灣五十年主題的照片展。

左翼與傳統：陳映真案例

趙剛

像陳映真這樣一位左翼思想者與文學創作者，怎麼看待傳統？對這樣一個提問，相信很多人會覺得無趣甚至多餘。而之所以會如此反應，則大約是因為，既然陳映真在知識譜系上屬於馬克思主義，在創作與文論上貼近左翼現實主義，那麼，陳映真對傳統的態度必然是質疑與批判的，特別是對那經常被視為“糟粕”的“封建傳統”。

但是，細讀陳映真，常常會發現陳映真的書寫，特別是文學，經常浮現出一種具有深刻知性的曖昧難決，這展現在他對傳統、宗教、女性、“匱乏與富裕”，乃至對革命等等的看法中。在這些兩難之境裏，佔據核心位置的是如何看待傳統。

1967年，也就是陳映真三十歲那年，寫了一篇文章《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雄辯地介入了當時的現代詩風潮。他敏鋭偵測到在現代詩的青年支持者羣體裏已浮現了對現代詩不滿但又不知所不滿者為何，從而陷入了一種無出路且無言的彷徨之境。陳映真稱他們為“第三種人”。而“第一種人”則是他所謂的“保守派殘渣”。這一派人，他説，早在啓蒙的五四時期就扒着守舊反動立場，發出各種復古奇譚，但如今早已被時代遠遠拋後。至於“第二種人”，則是陳映真以白色恐怖時期的極限話語，曲致地指涉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1930年代以來的左翼反帝反殖傳統。

陳映真想讓“第三種人”思考出一條有歷史自覺的出路。他説，“第三種人”不滿這個，批評那個，看似進步，但其實是自拘在一種“大疏離”裏而不自知。在此，陳映真表示了他可以理解“第三種人”與“第一種人”之間的毫無聯繫。但陳映真緊接下來的話卻是：“這種和傳統完全的疏隔，當然並不是什麼可以稱道的驕傲，反而是一種悲哀也説不定。”透過這個充滿躊躇的句式，我們看見一道深埋於文脈的非理論化的內在緊張。同一篇短文，前面講“保守派殘渣”，可以説幾乎是一種高調叱罵口吻，然而話鋒一轉，卻又似找不到適當語言般的沉吟獨語。

陳映真想要對“第三種人”指出的是：你們的根本問題在於你們的思想與感情因為缺乏承繼而長期處在一種漂浮狀態。因此，擺在你們前頭的第一道挑戰就是如何克服這個大疏離，讓思想與感情重新找到承繼與定向，而不是浮沉於無盡的反叛姿態裏。在這個大診斷下，陳映真呼喚那些深深不滿卻不知不滿為何與將來何為的青年─當然，也是有希望的青年─能把他們的當代及其矛盾與可能，與1930年代的反法西斯反帝反殖的傳統（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種人”）接上頭─這在白色恐怖下的台灣，當然是瀕臨高危的一種提法，雖然這個提法又是左翼思考的當然之義。陳映真艱難曲折地如此呼喚。

但作為台灣1960年代僅存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個左翼文藝戰線上的鬥士，陳映真更難表達的是如何面對那個現代之前的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難，不在政治風險，而在理論表述。陳映真顯然意識到他無法照搬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傳統的簡單決絕，因為他相信第三世界的左翼必須要克服一種大疏離，重新與悠久的民族文化聯繫起來，不然，就將不免落入論述學舌、行動無效、地氣不接、後果災難。因此，陳映真的“疏離”(alienation)概念，與黑格爾-馬克思傳統的談法就不完全相同；在資本邏輯與勞動過程對主體的異化之外，陳映真還加上殖民體制的問題。不把後者納入對異化世界的理解，就無法處理第三世界的主體取消與異化問題。不妨説，早在1967年陳映真就已確立了一種中國左翼與第三世界左翼的身份，並與19世紀西方經典左翼之間有了一個可以清晰辨識的距離。為了方便定位陳映真而打個比方的話，不妨説，陳映真更接近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森（E.P.Thompson）而非哲學家阿爾都塞（L.Althusser），因為前者看到了階級或平民傳統對左翼政治的意義。然而，我更想接着説的卻是這個比喻的限制，因為畢竟湯、阿二人還是在同一個西方時空中，完全缺乏對異族殖民體制下反抗者自身“民族傳統”的理論化。當然，我們不能指責西方同志對我們的問題的麻木，指責的手指反而應該向內：我們為何要敏感於他人問題，麻木於自家痛癢。

陳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會場上講話（李文吉攝）

陳映真的這篇《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是“文革”初寫的。後來在他的自傳體文章《后街》裏，他説他那時的寫作深受“文革”風潮影響，文中的“嘲弄、諷刺和批判”十分顯眼。證之於小説《唐倩的喜劇》與《第一件差事》，此言非虛，然而，透過這篇文章我們也看到，即便在那一狂飆時期，陳映真還是展現出一種兩難。一方面，他對“保守派殘渣”的攻擊有“文革”風，但另一方面則艱難而誠實地表達出對傳統的難以充分理論化的正面思考。即便是在熱火朝天的時刻，陳映真也沒有完全接受“文革”對傳統的否定。

陳映真，尤其是文學裏的陳映真，認為“傳統”與“進步”是需要而且能夠有機結合的。在他的很多篇小説裏，例如《死者》《一綠色之候鳥》《萬商帝君》與《歸鄉》……在在充滿張力地顯現出這樣一種可能性。如何理解對傳統的這種正向態度呢？我們透過正統馬克思主義、西方國際主義左派乃至“文革”左派的範型，都無法達到妥貼理解，而只能從一種第三世界的視野或許才能達到。第三世界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具有反殖經驗、具有特定歷史所指的概念。殖民統治當然有深刻的階級面向，但更需強調的是，殖民統治若是成立，無法不是建立在殖民民族與被殖民民族的主奴對比上頭，必然強烈地展現在對殖民地包括經濟、文化、語言、生命與尊嚴的全民族的歧視與剝奪。這個近現代殖民主義的特定罪惡無法被簡單地化約為政治經濟學的階級剝削。因此，要成為第三世界左翼，就必須領受這一思想責任，即在知識與方法上建立殖民體制與生產方式（或階級關係）這兩個範疇之間的相互關連性與相互非化約性，尤其是不能只從生產方式（或階級關係）的單一視角理解殖民體制。

這就是為何陳映真與正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革”左派（更別説託派）或各種廣義現代性左翼（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現代文化左翼、各種當代無政府主義變形……），都有一種距離的原因。在陳映真於1990年代竭力思索的一個關於釐定台灣社會的“社會性質”的思想計劃裏，我們的確看到，至少在認識論層次上，陳映真堅持了歷史唯物論立場：若欲對一個特定時代的文化與思想的特質展開理解與辯論，就不能僅從文化與思想本身着手，而要找到構成它們的深層構造。表層與深層之間存在着一個讓科學得以存在的深度距離，這是陳映真有別於所有文化左派的馬克思主義前提。但我更要説的是，陳映真在他的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價值底色的“社會性質論”裏，也同時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提出了一個雙構造，而其首要構造則是特定社會的殖民狀況，其次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以1980年代台灣為例，陳映真所給予的社會性質定性是新殖民與壟斷資本主義這樣一個雙構造。這裏，我要強調的還不只是雙，而是首與從。陳映真無例外地將殖民狀況擺在首要位置，而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置於其次。我認為這既反映了理論工作的邏輯要求，也反映了理論工作者的知識真誠——理論必然是要指出多元解釋項的優先次序。

對“殖民狀況”的重視，反映了陳映真從青年伊始就堅守的一種主體哲學立場。一個文明、一個民族、一個人羣，乃至個人自我，要在這個世界上抵抗外部強加的對於記憶的剝奪、語言的取消、身份的扭曲，與尊嚴的踐踏，也就是主體被否定時，主體站起來就必然是第一序列的鬥爭。從傳統中知道自己是誰，從而才有向多種他者學習的後續實踐。因此，“傳統”並不意味保守，遑論反動，因為如果不認識自己，如何向他人學習，又該學他人的什麼？在如何對待傳統這一問題上，左翼與右翼文化保守主義在反身而誠認識自身上並無不同，但大不同之處在於是否有一個導向開放學習的視野。左翼的傳統觀是為了學習而樹立自我，是為了大同而堅持小異。這是左翼的傳統觀與各種文化保守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根本不同之處。一個民族的左翼如果對人類的大同無法貢獻自身的小異，那麼這個左翼也就只是他者成就下的享樂主義者而已。

正是這樣一個不變的初衷，讓陳映真把克服新舊殖民體制看成主體成立與否的關鍵所在，因為新舊殖民共同戮力於取消被殖民民族的主體意識，讓殖民地人民在彷徨、自恨與近親憎恨之中載浮載沉。日本殖民體制對殖民地人民的語言、精神與認同剝奪的戕害固不待言，這是舊殖民。而又因為一直沒有得到清理，其遺留於今尤烈。但美國的新殖民一點也不更良善，二戰後它對台灣、東亞，以及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以所謂現代化或世界人為要求，瓦解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基架與文化傳統。而就我有限所知的包括台灣在內的當代中國文學史裏，對這個新殖民的最深刻檢視，或許是陳映真1982年的中篇小説《萬商帝君》。今天讀這篇小説，我強烈感受到它對當今中國大陸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對大陸左翼的意義。因為一方面“新殖民”這個範疇並非不內在於今日大陸，而另一方面則是有益於理解台灣的左翼歷程：台灣左翼的歷史議程之於整體中國思想界反殖議程的重新評估有話要説。

在《萬商帝君》出版近二十年後，也就是2001年，陳映真幾乎是竭其蒼勁之力，以他的最後一篇小説《忠孝公園》，直面當代台灣的殖民主義惡靈。他以前偽滿洲國特務與前台籍日本兵這兩條雖説沒有交集但共處一個東亞時空的生命並行線，刻畫出當代台灣忠孝家國社會基底的毀敗崩頹。否定被殖民者的家國認同，讓他們對所從來的過往世世代代的集體勞動與精神天地失去敬與畏，讓他們失去一種歷史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感，且沾沾自喜於當一個志願亡國者，是新舊殖民的共同目標。在西方的知識霸權下，相對於浪潮上不斷翻新的各種政治正確（例如同婚與廢死），天地家國、人身修養這些制度與價值被邊緣化、去正當化、甚至醜聞化。2018年的台灣選舉中，有些太陽花世代以及後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無法接受他們的“同婚”等“真理”的受挫，竟然“悲憤地”把希望寄託於“得等這些老人都死掉之後了”。這聽起來是極端之言，但並非意外之論。對於一意成為他者之人、之運動、之政黨，“傳統”是一個因為要被拋棄而必須淪為不堪聞問之物，而歸根究底這又是因為欲以空白之“主體”與所要倒貼之文明無縫接軌。而這當然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受害者的自否自恨。

太陽花運動（資料圖）

似乎可以帶出我的結論了。傳統這個議題對於像陳映真這樣的中國左翼或第三世界左翼而言，它的核心重要性恰恰建立在一個一體兩面的事實上。傳統既是新舊殖民體制為了要亡你的家國天下所必須扭曲或取消的對象，但同時也是所有被殖民者，也就是在亡家亡國亡天下危機之下的人們，若欲反抗殖民體制，所無法不仰賴並參照今日情境而進行重建的重要依據。回顧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程，我們難道看不到這個革命是如何鑲嵌在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中的嗎？要不然如何解釋一兩個世代的人對革命的理解與熱情呢？大同世界與社會主義理想沒有詮釋學關係嗎？長期以來，左翼習慣於精思一種空間譬喻上的結構整體性（totality），但相對而言，在時間維度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辯證性認識，則十分不足。

“左翼如何看待傳統”是陳映真，作為中國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思想者，在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的半世紀寫作中，雖然一直沒有完整發展，卻在他的思想與創作中高度緊張着、不時閃爍着的一條重要思想線索。它在理論上非常深刻，在現實中非常重要，無論是對台灣或是大陸的思考者皆然，因此值得兩岸的所有認真思想者，不止左翼，一同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