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中國不存在金融政策對民企的“誤傷”_風聞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誤傷民企？十九大報告撰稿人解讀金融監管政策》。文中説：

    【雖然去槓桿、嚴監管的金融政策的大方向非常正確，但是問題在於我們現行的金融體系結構下，上述金融政策誤傷了很多民營企業。因為最近幾年來，民營企業在金融機構、正規渠道獲得貸款的比重是不斷下降的。眾所周知，我國民營企業在經濟中的佔比達到60%左右，但其在銀行系統獲得貸款的比重是要遠遠超過其在經濟中的比重。這樣的情況下，最近幾年民營經濟就更多依靠了表外融資，一些非正規渠道的融資。而嚴監管的金融政策恰恰是要治理這樣一些表外的金融業務，切斷了這些融資渠道，這樣很多民營企業就面臨失血的情況。因此，有些民營企業不得不將股權質押。】

    【我們金融行業佔GDP的比重從4%升高到8.4%用了大概10年，而美國的這個比例從4%升高到7%卻用了40年。

       金融業的快速增長，其增加值從哪裏來呢？楊偉民舉例稱，從我們居民房貸上的收入、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和再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發行債券上得來的。“也就是説，金融業的增加值是從居民、非金融企業等實體的利息收入，利息是主要來源。”這樣也就意味着，金融行業發展越快、增長規模越大，居民、企業負債的利息負擔也就越重】。

        分析歸納有以下幾點：

        一、我們的金融體制是對民企不利的；

        二、我們的金融業增長太快；

        三、我們的金融業發展加大了居民和企業的利息負擔。

        首先，【最近幾年來，民營企業在金融機構、正規渠道獲得貸款的比重是不斷下降的。眾所周知，我國民營企業在經濟中的佔比達到60%左右，但其在銀行系統獲得貸款的比重是要遠遠超過其在經濟中的比重。這樣的情況下，最近幾年民營經濟就更多依靠了表外融資，一些非正規渠道的融資】，意思當然是中國金融政策對民企有特別的不利、

        那麼，看看我們的金融體制是不是對民企不利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在他2016年的《政策不確定致槓桿率“國進民退”》的演講中指出：

        【從2003年到2007年，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動。但從2008年開始，兩者的資本負債率發生了分化，國有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從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營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則從292%下降到206%。】

        他用“國進民退”來概括槓桿率的這一變化。並認定，民企槓桿率降低的原因，在於政府的政策不確定。

        這個分析中，邏輯非常的奇怪：

        我們知道，【從2003年到2007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呈現過熱的時期。經濟過熱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微觀經濟中利潤空間比較明顯，資本投入積極性高。這個時期【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動】；

        【但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走壞的影響下，經濟增速除了四萬億投資導致的階段性回升以外，經濟增速持續下滑，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當然是微觀經濟中利潤空間縮小，資本投入的積極性降低。

        這個時期【國有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從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營企業的資本負債率則從292%下降到206%】。

        這樣的現象，為什麼會被總結成為【政策不確定致槓桿率“國進民退”】，而不是因為民營企業面對不良經濟環境的資本退縮？

        我們知道，當經濟增速過快的時候，政府會採取措施收緊信貸，以抑制經濟過熱：

        【2003年6月以來，央行陸續出台了一些收緊信貸的措施，包括121號文件的出台、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浮息制度、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限制或禁止向五大過熱行業投放信貸資金等貨幣政策。

        其中，存款準備金率是中國央行貨幣政策最嚴厲的工具之一，央行連續動用這一貨幣政策工具，旨在遏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勢頭，是信貸緊縮的明顯信號。隨着各項政策的陸續出台，各地貸款增速明顯放緩，特別是2004年以來增速逐月下降，宏觀調控效果逐漸顯現】——摘自百度“信貸搜索”.。

        而在這一段央行緊縮銀根的時期，【國企和民企的資本負債率水平非常接近】，説明在經濟過熱時期，民營企業的槓桿水平至少沒有受到特殊的政策影響。

        當經濟增速偏低的時候，政府會盡可能放寬信貸，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政府為了保持促進經濟增長能力的增強，當經濟增速偏低的時候，必然會努力採取有利於民企增加投資的政策。

        也就是説，相比於經濟增長快速的時期，政府在支持民營經濟方面，如果有【政策不確定】現象，那也是從相對不太有利於民營企業，向更加有利於民營企業改變。因此今天民企槓桿率不應該因為【政策不確定】而降低，反而應該呈現出槓桿率更高現象才對。

        可是按照黃益平上面的分析——而且也確實是事實——結果來看，卻是政府在為控制經濟過熱而收緊信貸的時候，民企槓桿率相對較高；當政府努力要促進民營企業增加投資的時候，民企的槓桿率卻下降了。

         也就是當經濟過熱時期，政府收緊信貸的措施並沒有能夠降低民企的槓桿率；

        而當政府需要民營企業加大投資，並陸續推出一些列優惠政策的時候，民企的槓桿率卻在逐步降低。

        這除了用市場利潤空間縮小，導致民營資本退縮來解釋，應該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事實上，當因為國際經濟環境不好，導致國內外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使得民營資本出現退縮現象的時候，國企執行政府穩住經濟發展態勢的要求，通過加大槓桿，增加對於市場的有效需求，才是穩住民營資本對於市場的信心，而沒有進一步逃離市場的必要條件。儘管這麼做的結果是國家財富的流失。這也是導致國企最終會要退出市場的經濟規律現象。

        因此，用所謂的“國進民退”這個貶義詞來表述國企的高槓杆現象，是不懂經濟規律的表現。他不知道，如果這個時期國企也降低槓桿率，必然導致市場的有效需求進一步萎縮，利潤空間進一步降低，民營資本逃離市場的行為會更加嚴重，也就是民企的槓桿率會更低。

        有人會説了，民企槓桿率偏低的原因，是他們的信貸環境不利。然而這是出於偏見的錯誤觀點。

        首先，民企的信貸環境的相對不利不是自今日始，【從2003年到2007年】乃至於更早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一直以來在逐漸改善過程中。這個事實不能不看到。

        其次，民營企業多半是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信貸環境比大型企業相對要差一些，這是市場規律現象。美國的中小型企業的信貸環境也比大型企業差。

        因為銀行信貸要追求兩個根本目標：

        1、貸款的安全性；

        2、貸款的效益性。

        相對於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風險要大一些；相對於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貸款風險要大一些。我們看到，即使在美國，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政府也會用國家資本拯救大型企業，不獨中國是這樣。國企的貸款安全性確實比一般的民企要高。

        在貸款效益方面，銀行做一筆貸款。無論金額大小都有一個最低成本。因此，對於大型企業的貸款發放，邊際成本相對較小，而邊際效益明顯大很多。相對於國企，民營企業的貸款安全度較低、邊際效益較小，他們面對的信貸環境較差不是很合理的嗎？

        而中國的民營經濟就是在這樣的信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從2003年到2007年】，他們在這樣的信貸環境下，實現了與國企基本相當的槓桿率，今天他們在事實上已經比過去寬鬆了一些的信貸環境下，槓桿率卻大幅度降低了，原因只能是市場利潤空間不足，使得民營企業退縮了，而不可能是因為【政策不確定】導致的。

        也就是説，民營企業槓桿率“偏低”的原因在於市場規律，與國家的政策沒關係。因此特別的提出要在金融政策上對民營企業增加優惠，是違背市場規律要求的。會導致宏觀金融風險的增加，事實上也是違背民企的根本利益要求的。

        因為當經濟前景不看好的時候，人為地向民營企業增加信貸供應，同時減少對國營企業的信貸供應，一方面會增加一些民企在市場不好環境下增加槓桿的慾望；另一方面國企對市場的資源供給與有效需求會相對減少。結果會導致民營企業的槓桿風險增加，同時經營困難增加。

        從上面這個分析來看，中國的金融體制過去不存在對民企的特別歧視，今天在政府要求進一步加大對民企金融支持的環境下，更不存在對民企的“誤傷”。存在的是過去為了特別扶持民企，而出現一些違背正常金融規律的現象，到今天不得不予以糾正。

        再從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歷史來看：

        1978年前，中國民營經濟幾乎完全空白，從1978年民營經濟從業人員數量只有14萬人這個指標分析，當時的民營經濟佔GDP比重應該不到1%。而到了2017年，民營經濟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了60%！經濟總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        

         也就是説，即使將中國的國營與外資經濟規模剔除，只計算民營經濟部分，也是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GDP從只相當於美國的不到3%，上升到今天的相當於美國的70%，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大約為美國的3倍多；那麼同期中國民營經濟規模從不到GDP的1%上升到超過60%，期間的民營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會低於GDP增速的3倍。

        兩個三倍相乘，中國民營經濟這期間的增長速度就應該是美國經濟增速的9倍！    

        説中國民企是在對他們特別不利的金融環境中如此迅速發展起來的，可信嗎？ 

        其次，中國的金融業是不是增長太快呢？     

        安聯集團最新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2016年人均金融資產淨值從2000年的全球第40位上升至第27位，為1.2765萬歐元（1歐元約合7.84元人民幣）。

        單單一個絕對數根本無法觀察出存在的問題與取得的成就。怎麼辦？必須進行橫向比較後才能得出準確客觀的結論。那麼，中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與其他國家比較如何呢？

        2016年排名第一的是美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為17.72萬歐元，之後為瑞士（17.57萬歐元）、日本（9.68萬歐元）、瑞典（9.50萬歐元），德國為5萬歐元。美國、瑞士、日本、瑞典、德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分別是中國的13.88倍、13.76倍、7.58倍、7.44倍、3.92倍。      

         這裏面，除了放棄了自己獨立貨幣的德國，其他國家的人均金融資產淨值對中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的倍數，都超過了他們國家人均GDP對中國人均GDP的倍數。        

        比如，美國人均GDP約為中國的7倍。然而他的人均金融資產淨值卻幾乎是中國的14倍！也就是他的人均金融資產淨值對中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的倍數，相當於他的人均GDP與中國的人均GDP的比值的2倍！        

        這説明，中國人均金融資產淨值追趕美國的速度，比中國人均GDP追趕美國的速度慢了50%！原因當然是中國的金融業發展速度明顯慢於GDP的增長速度！        

        有人會拿德國來説事。可是德國是歐元區國家，是這個統計對象中唯一沒有自己獨立貨幣的國家。因此正好是不應該拿他來做比較。        

        所以，如果把德國這個特例排除出去，我們從這個統計中可以得出結論：越是經濟水平高的國家，其金融業佔國家財富比重越大。

        據有關數據，美國69%的就業人口是從事金融業的；而中國的金融從業人數僅為800萬！由此可見發達經濟體的金融業的規模之大！

        而這個現象的形成，必然是以發達經濟體在經濟成長過程中，金融業的發展速度大幅領先於其他行業為條件。當他們的金融業已經發展到了嚴重超過實體經濟的承受能力以後，金融業的增長自然就會慢下來。

        建行董事長王洪章説：【2015年和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年度GDP的比重連續兩年達到8.3%，超越了美國這個世界頭號金融強國的7%。】

        他同時應該看到的是，2000～2010年，美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均值為7.95%。而中國在2012、2013、2014三年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分別為6.51%、6.92%、7.25%，均明顯低於美國的十年均值。

        至於説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業增加值的比重超過了美國，首先是因為經濟增速快——這個快是以幾倍於美國的經濟增速體現的，當然同時也要看到，這個比值的上升伴隨的是GDP增速的下行；

        其次是伴隨經濟增速相對較快，通脹率略高——這個略高的通脹率，卻是西方發達國家目前在努力要達到而不得的水平。

        這説明，一方面，中國近年來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美國的同時，伴隨的是中國經濟增速的相對快速，説明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上升，沒有拖累GDP的增長；

        另一方面，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上升，原因更多的在於GDP增速的下滑，也就是其他行業增長速度趨緩的結果。

        因此，今天中國經濟中出現的這個結構變化現象，需要努力做的不是壓制金融業的順應市場發展，而是努力通過促進實體經濟的生產力進步，實現其他行業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

        而其它行業的增長速度要提高，問題不在於金融業的壓制，而在於本身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在科技進步基礎上的生產力進步不足。 

        既然中國的金融體制不存在對民企的特別歧視，發展速度也不是特別的快。那麼，説因為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增加了企業與居民的利息負擔，就沒有道理了。

        金融業的收入有兩個方面：

         1、利息收入；

        2、金融企業直接經營利潤。

       中國的金融業仍然處於發展中階段，依然是以利息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因此，指責對於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積極支持作用的金融業增加了企業與居民的利息負擔 ，邏輯上就是要讓中國金融業在相對發展不夠快的基礎上進一步放慢發展速度。如果這麼做了，其結果必然是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速度的放慢。這裏就不説負債與付息是市場主體之間的自願行為了。

        至於説金融業將來會發展到收入主要依靠直接經營利潤，那未必是好事。

        因為金融業如果不再以利息為主要收入來源，就意味着他們可以脱離實體經濟，而在虛擬經濟領域獲取更多收入。就像美國金融業聚集大量財富的同時，伴隨的是經濟增長長期在停滯線上下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