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社會財富，避免經濟危機：《人類簡史》的啓示與讀後的思考_風聞

摘要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傑作《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htory of Humankind）中提醒我們，創造“社會財富的增量”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開啓了人類社會 “新知-財富增量” 的循環，同時也伴生了“泡沫-危機”循環。500年以來，人類社會就在這兩個循環的共同作用下波動着向前發展。探究這兩個循環的發生規律，進而採取措施在獲取“新知-財富增量”循環效益的同時避免“泡沫-危機”循環將會使人類的幸福指數發生又一個飛躍。

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根本特性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主體眾多而分散。並且，眾多資本主體之間是一種相生相殺的利益博弈關係。這種博弈關係決定了投資者對各種項目造成未來社會財富增量潛能的定量判斷難以維持在正確位置上。一旦“預期”偏離了真實潛能，在利益博弈的驅使下，偏離幅度會因正反饋效應而劇增，不可避免地發生“泡沫“與泡沫破裂的危機。要想避免“泡沫-危機”循環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改善對財富的增量潛能預測的準確性。二是在預測發生偏離時由政府實施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控，避免“泡沫”的破裂與危機的發生。

電子計算機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大數據”概念與我們的制度優勢，生產資料的部分公有制相結合，而實現“新計劃經濟”為緩解“泡沫-危機”循環帶來了光明的前景。但生產資料私有制在我們社會經濟中的顯著存在決定了經濟“泡沫”的形成與形成後的正反饋效應無法徹底避免。因此，真正避免危機的形成必須有賴於政府的及時、有效干預。按照“社會財富的增量”最大化的原則，創新科技與基本建設相結合的行業領域是經濟干預的最優選擇。讓老百姓直接受益的基礎建設也會發揮很好的作用。憑藉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佔有較大比重的制度優勢，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發展為社會經濟管理帶來的革命性的能力提升。我們有望在高速“新知-財富增量”循環的同時避免“泡沫-危機”循環，實現社會經濟的長期、高速、穩定發展。

一.  創造“社會財富的增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

與此前所有的歷史著作不同，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傑作《人類簡史》（Sapiens: A Brief Hishtory of Humankind）並沒有將重心放在歷史事件過程的敍述上，而是着重解釋了從上古時代到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演化史中驅動社會發展變化的許多心因性原理。正是這些原理性的解釋令老敗閲讀此書時常有茅塞頓開之感。該書第四部分（科學革命）第十六章（資本主義教條）中，以某金融家創建了銀行A ；建築裝修商B將錢存入銀行A ；然後銀行A將錢貸款給麪包店創業者C；創業者C用貸款支付建築裝修商B以實現店面裝修； 裝修商B再次將錢（工程款）存入銀行A，從而實現社會財富增值，這樣一種三角互動關係為例，闡釋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真正讓銀行（以及整個經濟）得以存活甚至大發利市的，其實是我們對未來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絕大多數金錢的唯一後盾。……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運作就是基於信任着一種想象的未來：銀行家和創業者相信麪包店能成功，裝修商也相信銀行未來一定能把錢再還給他”。

接下來，作者解釋了“信任”產生的基礎:

“……正是“信用”的概念，讓我們能夠預支未來、打造現在。而這背後有一項基本假設，就是未來的資源肯定遠遠超過目前的資源。只要我們使用未來的收入來投資當下，就會帶來許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機。”

    進一步，作者用反證法對前述概念做了證明：

“……如果全球經濟這塊蛋糕也只有固定大小,信用貸款並無利可圖。畢竟，信用就是”今天的蛋糕”和“明天的蛋糕”之間的差價。如果蛋糕的大小不會改變，信用貸款也就沒有意義。除非你相信向你借錢的麪包師會從對手那裏搶來更大的一塊餅，否則借給他錢的風險不是太大了嗎？因此，在進入現代之前，想得到貸款難如登天…… 這其實是種雙輸的局面。因為信用有限，想要籌資創業就難上加難。因為創業停滯，經濟就不會成長。因為沒有經濟成長，大家就認為經濟不可能成長，即使手上確實有資金的人，也不願意提供信用貸款給別人。於是，經濟停滯的預期，就確實造成了經濟停滯的結果。”

再然後，作者論述了資本主義時代如何實現了“信用”概念的突破：

“…… 歷史上出現了科學革命和關於進步的概念。所謂的“進步”，是在承認我們無知之後，認為只要投資進行研究，一切就能變得更好。這個想法很快地就應用到了經濟上。只要相信“進步”的人，就會相信地理發現、科技發明和組織發展能夠提升人類生產、貿易和財富的總量。…… 在過去500年間，這種關於進步的概念説服了全球人民，將越來越多的信任交付給未來。正是這種信任創造了信貸；而信貸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成長；正因為有成長，我們就更信任未來，也就願意提供更多的信貸。……另外，如果不談科學，就會覺得資本主義能夠發展真是莫名其妙。……資本主義認為經濟會無窮無盡地發展下去……人類經濟在整個現代時期就是這樣不可思議地持續指數成長。唯一的原因，就在於科學家總是能每隔幾年就取得另一項發現，提出另一項發明，像是美洲大陸，內燃機引擎，或是運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鈔票的是銀行和政府，但最後埋單的是科學家。”

講明白了道理，也就理解了政府、金融系統、資本家的行為方式和潛在的危機：

“…… 我們看到銀行和政府瘋狂地印鈔票。每個人都擔心經濟危機會讓經濟停滯、不再成長，於是他們就這樣無中生有地印了數萬億的美元、歐元和日元，讓金融體系裏憑空出現一大筆便宜信貸，只盼望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能夠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前，設法想出得以力挽狂瀾的創世發明或發現。一切指望，就在於那些實驗室裏的人。像是生物科技、納米科技的新發現，就可能創造出全新的產業，帶來龐大的利潤，於是就能拿來打平那些銀行和政府從2008年以來虛擬創造出的幾萬億數字。而如果實驗室的腳步不敵泡沫破滅的速度，可以想見經濟前景就會令人十分擔憂。”

《人類簡史》畢竟是一本以歷史為主題的科普讀物，作者赫拉利提出了“基於信任投資未來”是資本主義發展動力這一基本原理後沒有對其在現實中的指導意義做更多的分析。我們不妨接過作者“以史為鏡”的接力棒，看看從歷史中總結出的原理能為當今帶來什麼樣的指導。

首先，老敗用自己的語言把赫拉利的思想（有些背景觀點沒有在上面引用）梳理一下：

l  人類承認自身的無知是一個劃時代的突破。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神”的代言人，也就是神職人員，依據“神”留下的文字論述，也就是各種經書，對這個世界是無所不知的，進而人類自身也可以是無所不知的。任何疑問去問問牧師、神父、阿訇、和尚、道士，甚至巫婆、神漢…… 就清楚了。

l  承認自身無知後就會意識到，對未知的探索研究是可以增長人類知識的。而人類知識的增長可以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使社會財富的產生速度高於消耗速度，進而使全球的蛋糕持續做大，未來會更好。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人們普遍認為，未來沒有道理比“過去的好時光”更好。先賢、先哲、先皇們已經定下了最好的規矩，後世去儘量模仿，最多也就達到過去的最佳水平。事實上，更多的時候是遠遜於過去的最佳水平。天災、戰亂、瘟疫導致社會崩潰，人類大量死亡，人口鋭減，文明消亡的情況比比皆是。

l  上述思想意識在現實中最具代表性的肇始是15世紀末開始的，以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為代表的“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歐洲人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所帶來的“地理大發現”（對歐洲人而言的新知識），給世界（其實是歐洲）帶來了增量的財富（歐洲以外是減量）引發了歐洲皇室貴族資助遠航探險船隊風潮，（最初的信用投資）。這一風潮很快發展到了民間資本，由此誕生了股票交易，並於1717年在法國引發了第一次大規模股市泡沫破裂（密西西比泡沫）導致了全國性金融崩潰。

l  “大航海”開啓了“新知-財富增量”的正反饋循環。儘管如前所述，“大航海”本身所帶來的財富增量僅限於歐洲，那是以世界其它地方被掠奪，財富減少為代價的。從全球視角而言財富總量並無增減。但歐洲人從“大航海”起始的概念突破形成了一個正反饋良性循環。這個良性循環造成了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投資熱情（基於對未來實現財富增量的信心）。投資產生了層出不窮的新知識、新技術，比如，蒸汽動力、鐵路運輸、現代紡織技術、電報、電話、汽車工業、航空工業…… 所有這些技術革命都帶來了此前不曾有過的，新的人類生產方式，提高了生產效率，大幅增加了產量，產出了新的品種，進而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增加了消費品種和消費數量，是貨真價實地為全界帶來了財富增長。生產力的提高必然導致生產關係的改變，最終導致了歐洲的工業革命，使社會制度發生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徹底轉變。理順了的社會制度更促進了“新知-財富增量”的正反饋循環。

l  與“新知-財富增量”循環相伴生的是“泡沫-危機”循環。從上面提到的，18世紀初的“密西西比泡沫”開始，到20世紀末的“互聯網泡沫”，21世紀初的“房地產泡沫”，這個循環就沒斷過，週期性非常明顯。

理清了思想，也就找到了問題。為什麼“新知-財富增量”循環與 “泡沫-危機”循環相伴生？這個問題非常值得研究。如果找到了癥結所在，只留下“新知-財富增量”循環，避免“泡沫-危機”循環，人類的幸福指數又會有個飛躍。

二．“新知-財富增量”循環與 “泡沫-危機”循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相伴生的邏輯過程

首先思考“泡沫”是如何產生的。推動社會發展的創新是N個具體項目的集合。每個項目並沒有100%的把握獲得成功。即使獲得成功，每個項目對社會財富增長的貢獻也不相同。因為對項目的投資是在投資未來，對未來失敗項目的投資自然將血本無歸。對未來成功項目的投資，也得以不超過該項目造成社會財富增量的價值，即未來的收益，為限度，才能賺到利潤，才算投資成功。經常，對一個項目的投資不是一次性的行為，而是逐漸的追加。從第一次投資開始，到以後的每一次追加投資，在資金到位前都需要對該項目做一次價值評估，簡稱估值，進而才能確定這一筆投資在該項目總股本中所應占據的比重。這個估值的結果就體現為該項目，或説企業，的股票價格。經常，每次的項目估值會高於該企業此前獲得投資額的總和。在這種情況下，估值與此前投資總額的差值即代表了投資者對該企業在未來造成社會財富增量，即未來利潤，的最低預期。當投資者對該企業的盈利預期（直接反應為股票價格）超過彼時該企業的未來盈利潛能時，即形成了所謂的“泡沫”。

股票價格是動態變化的，企業在未來的盈利的潛能也是動態變化的。因此，“泡沫”可以因為股價飆升而形成，也可以因企業的盈利能力下降而形成。“泡沫”是潛在的，而非現實的危機，扭轉危局的希望在於提升企業的技術水平，改進經營，或天上掉下來個好機會，比如政府出台某項利好政策，從而使企業盈利潛能增強。當企業的盈利潛能確實達到了投資者對利潤的預期水平時，“泡沫”也就自然消失了。反之，如果企業的盈利能力遲遲得不到改善，以致最後投資人信心喪失，放棄盈利的希望，接受投資失敗的損失，但為了儘量減少損失低價拋售股票，這就叫做“泡沫”的破裂。從全社會的角度而言，“泡沫”破裂的企業多了，或者一個規模過於巨大的單個“泡沫”的破裂（比如“密西西比泡沫”），會造成大量投資人的金錢損失，這些損失又對眾多企業的盈利能力產生了負面影響，由此進入惡性循環，全社會哀鴻遍野，就形成了危機。

為什麼“泡沫”與隨後的危機無法避免呢？從上面分析可知，“泡沫”形成的關鍵在於對未來過高的，無法實現的預期。預測未來這事確實不容易。人不是神仙，沒有可能確切地預知未來。所有對未來的預測不過都是先對現有要素進行數據收集，再根據既往經驗進行分析後所得出的推測性結論而已。預測結果與未來的現實發生些正、負偏差是難以避免的。事情的麻煩之處在於，無論面對正向還是負偏差，資本主體之間的博弈關係、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性、人類的脆弱心理和有限的判斷能力都會帶來正反饋效應，使偏差急速放大。即，對未來的預期較高時，投資意願強烈。高強度投資使盈利表現提升，進而令投資者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再度增加投資。如此循環往復，直到形成“泡沫”。意識到“泡沫”出現，也就是對未來預期不良後，為減少損失，會立刻減少投資。而投資不足會使盈利表現變差，進而使人對未來更加灰心喪氣，再度減少投資。又是循環往復，直到形成危機。

上述推導、分析，適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單個企業，也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任何給定範圍的經濟體，也就是眾多企業的集合。鑑於當前地球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居於顯著主導地位，上述規律也基本適用於全世界。在一定範圍的企業集合裏，比如説一個國家裏，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各成員企業狀態不同，但無非處於“泡沫-危機”循環中的某個位置而已。這些企業狀態的綜合即構成了這個國家（經濟體）整體的經濟形勢，也是處於“泡沫-危機”循環中的某個位置。現代社會生產最大的特徵是專業分工，協調合作。從最初級的採礦業、種植業，到末端的食品零售業，以及其間衍生出的服裝、建築、交通、娛樂、醫療、法律等更行各業之間均存在着原材料上游來源與產品下游去處之間的網狀關聯。關聯最緊密的行業之間形成“產業鏈”，是實實在在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任何個體企業的狀態波動都會對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產生影響。正反饋效應又會把這些影響快速放大。因此，資本主義社會週期性的繁榮與經濟危機便成了一個固有的特徵。

三．基於（部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計劃經濟”可以緩解“泡沫-危機”循環的發生

瞭解了癥結所在，可以試試討論一下干預辦法。從發生機制看，對“泡沫-危機”循環的干預無非有兩個着手點。一個是提高、改善對未來預測的精確度。這在理論上可以完全避免“泡沫-危機”循環。但現實中預測精度再高也高不到100%，完全避免失誤是不可能的。所以另一個思路必不可少，就是採取什麼措施打斷循環中的正反饋效應，減小波動幅度，避免發生嚴重的危機。

前面提到過，對未來的預測，首先要針對現有要素進行數據收集，再根據既往經驗進行分析。所需要考慮的要素大致包括：該先進技術能實現什麼樣前所未有的功能？這些功能實現後可以對現實帶來怎樣的益處？會對產業鏈的上、下游發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對傳統上關係不大的行業發生顯著影響？該技術何時可以實現？限制因素是什麼？需要的資源投入有多大？當前還面臨着什麼障礙（技術的和社會、倫理的）？克服障礙的把握有多大？競爭對手及技術方案有哪些？各自有什麼有缺點？是否還存在着不確定的風險？社會需求又是怎樣的？等等。這些數據收集依賴於廣泛、完善的數據調查、報告、統計系統。並且，數據的時效性需求要求這套系統高效運作，最好能給出實時數據才好。誰才能拿出這類數據呢？市場調查研究機構、金融證券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確實都在做這方面的努力。但這些數據研究機構本身也是商業機構，存在着廣泛、複雜的利益衝突。因此，他們在社會上的公正性、權威性有限，因而社會成員跟他們的配合度也有限。這使他們拿到的數據在完善性方面受到較大的制約。並且，他們自身的營利性目的更決定了他們全面、真實、及時向社會公眾平等發佈信息數據的動力不足。更經常地，他們只會選擇性地將對其自身及關聯方有利的信息及時發佈給跟他們有共同利益的那部分受眾。

確實，數據信息調查收集，分析發佈主體的公正性、權威性是決定數據質量的關鍵。在現代人類社會中，什麼樣的組織機構才具備相對而言最高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呢？至少，在理論上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可能會有不少人，特別是美國人不認同這個觀點。那沒關係，老敗這文章不是寫給美國人看的。老敗也不想在此對這個觀點進行論證，那就歪樓了。所以不認同這個觀點中國人也可以到此為止，不再看下去。認同這個觀點的讀者請繼續。

話説政府具有社會信息調查、分析、發佈的最高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因此它最適合對新技術、新項目、新企業在未來貢獻社會財富增量的潛能進行價值評估，進而確定一個相匹配的投資額度。行文至此，一個曾經叱詫風雲，但久已被人遺忘的名詞已經躍然紙上，那就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部分人類社羣在二十世紀對社會經濟管理方式的一個偉大嘗試。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物質資源極度匱乏，甚至強敵環伺的情況下，計劃經濟的高效展現了強大的優越性。但在後來，當生產力水平有所提升，物質資源緊張情況有所緩解，外敵壓力減輕後，計劃經濟反倒出現了死板、僵化、阻礙創新，跟不上形勢發展的現象，因而被逐步放棄，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小。但現在，在互聯網和手機移動通訊帶來了信息技術革命之後，或許已經是時候對計劃經濟這個概念重新做一個審視了。

統計數據是所有計劃的依據，而數據的完善性、真實性、及時性決定了計劃的有效性。除了戰爭年代以外，人類對計劃經濟的大規模嘗試主要發生於20世紀20年代到80年代之間的蘇聯和中國。雖然這兩個大國政府的絕對權威性保證了數據收集通路的通暢。但在那個技術落後的年代，社會經濟數據的收集只能以人工抽樣調查的方式進行，數據的記錄傳遞靠的是紙、筆、郵遞，整理靠的還是人工，所以數據的完善性、真實性、及時性只能達到一個很低的水平。在移動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實時的信息收集已經可以達到每一個人、每一筆商業交易。超強的電子計算機能力足以掌控全部數據的處理、分析，即所謂“大數據”方法，而無需象以往那樣從有限的抽樣樣本推測整體狀態。以大數據方法可以得到充分完善、真實、近乎實時的社會經濟數據。以這樣的數據為基礎進行計劃經濟管理，其有效性與舊時代的計劃經濟已有天壤之別，可以謂之“新計劃經濟”。

但是，經濟信息數據收集分析僅僅是實施計劃經濟的基礎。其下一步，依據數據分析結果形成對社會資源統籌配置的決策並付諸實施才是計劃經濟的本體。這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絕對主體的社會制度下是註定無法實現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決定了資源去向的決策主體，即資本的擁有者，是高度分散，各自為政的。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忽而合作，忽而為敵的利益博弈，目的都是自己發財且不惜讓別人破產，而非協調統一地實現社會經濟發展。所以説，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施“新計劃經濟”的前提。

當前的中國是一個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公有制混雜的狀態。二者在社會經濟中都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幾乎五五開。這麼大的公有制比重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獨一無二的，正是我們的“制度優勢”所在。按照傳統經濟思路，盲目推崇市場化的慣性，我們一直在鼓勵公有制企業作為個體去加入市場博弈，與私有制企業混戰成一團。甚至把傳統上、道義上、和現實規律上都應離市場較遠的行業，比如教育和醫療，也都過分商業化。希望通過商業化提高這些行業的質量與效率。這完全是南轅北轍。這樣做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市場競爭的外部壓力，迫使企業自身內部發生改變，提升管理水平與生產效率。事實上，在這個思路中，市場競爭與企業內部改進並不存在着嚴謹的邏輯關係。所以這個措施也會帶來某些國企參與市場無序競爭導致社會資源浪費的同時，其內部依然是官僚主義十足，人浮於事，甚至腐敗叢生的狀態。而另一方面，良好有序的宏觀計劃加上科技的進步，管理方式的改進，管理者與員工素質的提升，使不少並未充分參與市場自由競爭的國企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比如，以成飛為代表的一些軍工企業就是如此。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發揮計劃經濟的效率優勢提供了信息技術基礎。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新計劃經濟”不會再象半個世紀前的舊計劃經濟那樣死板、僵化、阻礙創新，跟不上形勢發展狀態了。幸運的是， 公有制在我國經濟體系中還佔有的顯著比重，這為“新計劃經濟的”實施並帶來了可行性。 這樣，以現代公有制“新計劃經濟”為引領，以政府發佈的完善、真實、及時的社會經濟信息對私有經濟給予方向指引，有望使社會經濟資源得到最接近合理的配置，最大限度減少資源配置偏離社會財富增值預期而造成的經濟波動，緩解“泡沫-危機”循環。

當然，“大數據時代”還剛剛開始。對其應用方式還在摸索之中，數據收集的基礎設施尚待建立和完善。特別是統計數據的直報系統基本還是個空白。過去數十年的計算機網絡化建設對全社會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所提高，比如幾期的“金税工程”，某些重點監管領域，如醫療、臨牀檢驗的數據上報系統等等。但這些彙報系統現在尚處於人工填報本機構數據的水平。其完善性與真實性均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未來的“國家經濟數據直報系統”應該是與企業、機構的計算機經營管理系統（比如ERP， CRM， LIMS，SRS等等）無縫對接的。所有日常行為的基本數據無需人工干預，實時、直接向國家統計局彙總。

四．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調控是避免危機發生重要手段

上述“新計劃經濟”的設想即使實現，統籌計劃也只能在社會經濟中佔到一半左右的比重。即使有國家層面完善、真實、及時的數據信息發佈為指導，分散資本之間利益博弈而非協調統一的本性決定了資源配置與社會財富增長潛能之間不可能持續獲得精確的匹配，偏差必然存在。而眾多個體利益博弈的特性又決定了一旦出現偏差必然引發正反饋循環，使偏差急劇放大而形成危機。所以，“新計劃經濟”只能對“泡沫-危機”循環有所緩解但無法徹底避免。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偏差發生後的糾正措施，使偏差波動於一個可承受範圍之內，避免危機的發生。

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早就對如何糾正偏差，避免危機做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其成果就是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引自百度百科“凱恩斯主義”詞條）。通過這一調節手段，資本主義社會的“泡沫-危機”循環確實有了顯著的緩解，發生危機後也會較快地復甦。那麼，我們再從《人類簡史》所提示的角度看一下，怎樣的國家干預才是避免危機的最佳策略。

《人類簡史》提示我們，投資導致社會進步的關鍵在於被投資的事業創造了財富增量。在現實中，各行各業對世界財富增量的貢獻能力並非均一的。近來500年的人類經驗證明，新的科學技術對財富增量的貢獻能力最大。革命性的新技術可以使人類做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電力、通訊、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能夠使人類做到以前沒辦法做到的事，也是對財富增量的很大貢獻。新的組織管理結構與方法可以大幅提高生產效率，也可以對財富增量貢獻很大。相對而言，越是位於產業鏈下游的產業，對社會財富增量的實質貢獻能力就越少，因為隨着社會發展這些行業的總量會有飽和的趨勢。比如食品零售行業。每個人能吃多少東西的總量是有個上限的。多吃了這樣，必然就少吃了那樣。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們只是變着花樣去吃而已，總量不會再有顯著增長。所以，只有在人羣還沒有都吃飽、吃好的社會中，食品零售行業才會存在總量顯著增長的潛能。當然，食品零售行業還會有另一個增長點：人口的增長，如此而已。

娛樂行業也是類似的道理。在人類休閒時間恆定的時候，創新的娛樂方式並無法帶來財富的增量。有限的時間精力用於看電影了就沒功夫去看戲，玩了電子遊戲就沒功夫去看電影……。所以，電影出現了，戲劇就沒落了。電視出現了，電影業就受到沉重打擊。電子遊戲出現了，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少了許多……。要想娛樂產業出現顯著的增量，只有減少人類的工作時間，增加休閒時間，而那有賴於生產效率的提高，是產業鏈上游的事情。

看清了這個道理，政府投資干預，避免經濟危機的最佳着力點也就很清楚了。首選將對未來帶來革命影響的高科技行業。把創新科技與基本建設相結合的項目就更好，比如太陽能發電、風電、安全的核電等清潔能源行業、深部頁岩氣的開發、電動汽車、高速鐵路、5G無線通訊、移動互聯網+的各項基建與應用，未來可以包括老敗在前面設想的“國家經濟數據直報系統”等等。這些領域或者能夠直接帶來財富增量，或能夠極大提升社會管理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使以前很多的不可能成為現實。

即使是本身並不直接帶來社會財富增值的純科技創新項目和軍工項目也是很有潛力的政府投資目標。因為這些項目中會帶來大量新材料、新技術的科技突破，當這些新技術轉向生產應用之後財富效益就會噴薄而出。在歷史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核武器研究的“曼哈頓工程”，六十年代的“阿波羅登月計劃”都是這方面的典範。在當前現實中，受控核聚變技術，高能激光技術，高能物理研究所需的大型電子對撞機，載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等都可以起到這個作用。

另一方面， 即使項目內容並不帶來顯著的技術進步，只要項目成果能為將來的高效生產創造有利條件，也能起到很好的經濟拉動作用，比如，各類基礎建設工程就是如此。這方面最早的例子應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鄭國渠”了。派了個名叫鄭國的水利工程師跑到秦國去鼓動剛剛繼位，年僅13歲的秦始皇修建一條巨大的水渠，本是韓國以“疲秦”為目的的一項計謀。希望秦國因水渠的修建而勞民傷財，元氣大傷，不再有能力發動對它國的戰爭，是在忽悠小孩子呢！確實，在那個工程能力極為低下的年代，在山裏鑿出一條長達300多公里的引水渠實在難以想象！秦始皇中計之後，修渠工程歷經九年的艱苦努力，國力幾近崩潰。鄭國的間諜身份終於暴露。但秦始皇咬緊牙關堅持了下去。一年後“鄭國渠”修建完工，原本乾旱貧瘠的關中大地得到渠水的灌溉後頓成千裏沃野。疲秦之計成了強秦之策，秦國國力陡增至天下無敵，後來一掃六國，完成了統一。

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發展發揮的巨大的作用。並且隨着工程技術水平的提升效益愈發顯著。比如遍佈全國的大小水庫，高速公路網絡，電網建設，“村村通工程”，“美麗鄉村建設”，青藏鐵路，港珠澳大橋……。接下來還會有川藏鐵路、渤海灣大橋。或許還可以有個 “南方供暖工程”？

正是靠着這些能夠為社會財富帶來顯著增量的政府投資帶動。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裏一次次抵抗住了內、外“泡沫”引發的危機風險，甚至人為的金融攻擊。使國內外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一次次的崩潰預言最終落空。社會經濟保持了長時間的高速穩定發展。

五．結語

創造“社會財富的增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關鍵。“大航海時代”開啓了人類社會的“新知-財富增量”循環，同時也伴生了“泡沫-危機”循環。500年以來，人類就是在這兩個循環的共同作用下波動着向前發展。“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我國生產資料的部分公有制的現實基礎，為緩解“泡沫-危機”循環帶來了光明的前景。但生產資料私有制在社會經濟中的顯著存在決定了經濟“泡沫”的形成與形成後的正反饋效應無法徹底避免。因此，真正避免危機的形成必須有賴於政府的及時、有效干預。按照“社會財富的增量”最大化的原則，創新科技與基本建設相結合的行業領域是經濟干預的最優選擇。讓老百姓直接受益的基礎建設也會發揮很好的作用。憑藉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佔有較大比重的制度優勢，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發展為社會經濟管理帶來的革命性的能力提升。我們有望在高速“新知-財富增量”循環的同時避免“泡沫-危機”循環，實現社會經濟的長期、高速、穩定發展。

                                                                             老敗 2019年2月於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