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業精神走過怎樣一條路（二）：依賴技術引進永遠無法自主開發_風聞

中國工業精神是一種理念，包含着行動者詮釋自己利益的價值觀、從歷史經驗凝練出來的信念以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行為準則，其作用是在充滿不確定性和利益衝突的世界中為行動者提供行動指南。今天，中國已經處於與“自力更生”年代完全不同的環境，在那個年代之後出生的年輕人也逐漸成為技術和工業發展的主力。

因此，中國工業精神的內容將會發生變化，其表現形式也會更新。但是，作為這種精神的內核——自立自強——將會保持下去，並鼓舞中國人敢於走自己的路，不僅在技術上、在工業發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強的人才會富強，只有想勝利的人才會勝利——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意義。 【引自（熊彼特1991，第31頁），譯文按照英文版重新修訂。 轉引自（Lazonick 2002，p.43）。】

這些看法不是臆想的，而是作者詢問了幾位年輕學生之後確認的。例如，據一位1993年出生的學生解釋，在她從高中到大學關於中國的歷史和政治教科書上，關於“改革開放”之前的內容集中在政治事件上，對於經濟發展的描述側重於列舉個別成就（“一五計劃”和“兩彈一星”等），同時又強調國民經濟受到“大躍進”和“文革”等事件的嚴重破壞；而關於“改革開放”之後的內容集中在經濟發展上，如民營經濟興起、國企改革和加入WTO等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於是（這些課程的考試是有標準答案的），他們的頭腦中就自然而然形成這樣的印象：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從“改革開放”才開始的，而在那之前的歷史就是政治動盪和貧困。

另一位1989年出生的女生説，她在讀草稿時的最大感受是“被打臉”，而她對本文的最大期待是繼續“求打臉”。 “……經濟發展過程從根本上是關於經濟主體逐漸改變技術和市場的條件”（Lazonick2002，p．4）。為了理解價格競爭和熊彼特式競爭之間的區別，讀者可以回顧一下本書記錄的工業史。在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年，價格競爭就是在CRT顯像管電視工業中依靠擴大規模和降低成本進行的競爭，而熊彼特式的競爭就是新興平板電視對顯像管電視機工業的競爭。很明顯，對於那個時期的中國電視工業企業來説，新興平板電視的競爭相對於在原有顯像管電視市場的價格競爭，其衝擊力“就像大炮狂轟與徒手推門之間相比”。

一五計劃上馬了“156項目”。它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它們奠定了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史上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義。

 這裏講的“戰略性決策”近似於企業管理領域所講的戰略。與教科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相比，這種決策面臨的環境不是確定的技術（生產函數）和市場（價格）條件，而是技術和市場不斷變化、競爭對手的反應無法完全預料的不確定條件，所以決策具有預見性和判斷性（也包含了發生錯誤的可能）。同時，戰略性決策不是提出目標，而是確定方向並採取相應的連貫性行動，包括髮展相應的組織、資產和能力並伴隨着冒險的投資（Teece 2010，pp．299-300）。戰略性決策的有效性與技術和市場變化的時機、經濟主體在競爭中的位置

以及自身能力的發展路徑相關（Teece and Pisano1994）。此外，戰略性決策不是某個時點上的一個決定，其形成是組織性的和過程性的，往往需要時間（Kay2010；Simon 1993）。最後，戰略性決策的後果是長期性的，一些重大決策往往影響到經濟主體後來幾十年的命運。

​格申克龍的確説過，相對於先進國家的落後程度會在落後國家的實際狀態和期望值之間導致緊張，從而形成發動工業化的壓力。但這個説法仍然沒有解釋落後國家選擇工業化的原因。 阿布拉莫維茨並沒有對“社會能力”給出一個定義，在承認這個概念的模糊和難度量特性後，他列舉了一些可能的構成要素來表示他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包括可以由教育程度來代表的技術勝任和與之相聯繫的政治、商業、工業和金融制度，大型企業的組織和管理經驗和可以在相應規模上為企業動員資本的金融制度和市場，有利於開放競爭、新企業建立和新產品/服務購銷的經濟體制等。 對“發展型國家”的概念和思想源流的討論可見（禹貞恩　2008）。實際上，如何定義創新型企業遠比這種直覺要複雜得多。關於從“歷史-比較的觀點”對創新型企業本質特徵的一個討論，見（Lazonick 2005）。

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在經濟起飛階段都對外資實行限制政策（Lall and Urata2003）。 “沒有技術的工業化”是Robert Wade提出的概念（Doner 2009，p．11）。這裏指的“進入本國原來沒有的工業尤其是高技術工業”包括兩種情況：第一，企業通過開發過去不能生產的更高技術水平產品而進入與所在工業相關的領域（工業），如中國航空工業一直不能設計和生產起飛重量在100噸以上的大飛機，如果2007年國家立項的大飛機項目（包括大型民用幹線飛機和大型軍用運輸機）能夠成功，中國工業就可被視為進入了大型飛機工業。

第二，企業進入一個對該企業來説是全新的工業，如韓國三星在1980年代初進入半導體存儲器工業以及京東方進入TFT-LCD工業的例子。

“抱負水平”是企業行為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Cyert and March 1963）。這個理論以決策和組織行為作為焦點，從有限理性的前提出發，認為企業行為的基本物徵不是最優選擇，而是問題搜尋；觸發搜尋過程的動機來自抱負水平的變化（往往由危機或與競爭對手的差距引起），而搜尋的結果遵循“滿意度”原則。這個理論在組織和管理的研究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後來它的核心概念和假説被用來分析組織能力的發展過程（Argote and Greve 2007）。

 浦項鋼廠的投資部分來自日本對韓國的戰爭賠款。 “湖巖誕生100週年，74歲做出的決斷成為半導體王國的基石”，韓國《中央日報》，2009年12月31日（注：湖巖是李秉哲的號）。 多年來，大多數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書籍要麼只是國家改革政策的編年史，要麼只是抽象地討論什麼制度（如產權）決定結果，而很少涉及企業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到底是怎樣變化的。 南京電子管廠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電氣研究室，1951年擴建為新中國第一個電子管專業廠。

浦項制鐵投資部分來自日本對韓戰爭賠款

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孫冶方指出，計劃體制下的固定資產管理制度是“複製古董、凍結技術進步”的制度（1984）。“結構”指的是企業內部的資源條件和組織條件。從主流經濟學理論出發會認為只要改變外部環境——如經濟自由化和資產私有化——就可以改變企業的行為。但從企業的內部視角看，影響企業行為的直接因素是企業的資源條件和組織條件；如果這些結構性條件不發生變化，那麼市場化和經濟激勵等因素都不足以改變企業的行為。

 其實這就是為什麼在改革了30多年之後，官方也承認“企業經營自主權還沒有徹底落實”（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道路”，《求是》2015年第18期，2015年9月15日）。

產權決定論的邏輯是，因為股東是企業的出資人並承擔全部風險，所以股東擁有對企業的全部控制權，企業實際管理者的職能是最大化股東的利益，但沒有控制權。

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陳錦華在回顧1992年推進股份制改革時，描述了當時的意識形態爭論，但這位有工業管理豐富經驗的領導人堅定地陳述了自己的見解：“企業發展需要資金，企業的技術改造也需要資金，企業要增強市場競爭力還是需要資金。解決資金的來源，不能單靠向銀行借貸，特別是大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更是如此。中國必須發展資本市場，滿足企業的需要”（陳錦華　2005，第235頁）。

此外，京東方在1993年改制的首要動機就是為了籌措發展需要的資金。

無論是主張保持國有制的“左翼”人士，還是主張私有化的“右翼”人士，他們的“外部視角”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不明白企業是一天都不能停止生產的，否則企業就只能死亡。**在一天都不停止生產的條件下實現組織轉變才是國有企業轉變的真正難題。從1988年到1998年，把計劃體制工業管理的專業工業部全部撤銷。

除了冶金、機械和電子等工業部已經把企業下放之外，其他專業部原來管轄的企業被編入行業性總公司（如石油、電信、電力、民航、鐵路裝備和國防工業）。這些行業性總公司加上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組建的計劃單列企業集團（如鞍鋼、寶鋼、一汽等）和一些按特殊目的新成立的企業（如中信和保利集團等），在2003年國資委成立後成為“央企”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裏我們從其本質特徵來使用創新型企業的概念。在現實中，“創新型”存在着中間狀態：任何一個可以稱之為創新型的企業，其實在顯示出典型的創新型特徵之前都存在一個積累的過程，某些企業曾經在某個階段表現出創新型特徵也會消失。

但在總體上，創新特徵在中國工業進入21世紀之後出現了擴散的趨勢。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計劃體制存在創新行為，雖然不存在創新型企業。 Lazonick和West（1998，pp．251-252）在分析美國企業對於國際競爭挑戰的反應時，區分了創新戰略和適應性戰略的不同。

這裏使用的“進取性戰略”和“適應性戰略”（見下）以他們的概念為基礎，但因為我再此是在討論創新型企業，所以為避免同義反復，沒有使用“創新戰略”的概念。

**依賴技術引進的企業往往被外國技術提供方所主導，從而永遠無法走上自主開發的道路。**因此，儘管創新型企業在早期難免會有模仿行為，但從來不會放棄對技術學習的自主權。

例如，華為從來沒有組裝過外國品牌的產品，而京東方在進入TFT-LCD工業時也沒有引進過生產線。

累積性指的是創新需要知識和經驗的積累，集體性指的是企業的創新涉及所有的職能活動（如生產和營銷），而且需要全體員工的努力。 伯利在為《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 一書於1967年再版時寫的序言中指出，當一個公司成熟起來後，其融資資本（finance capital）的主要來源是“內部產生的”（Berle and Means 1932/1997，p．xxvii；中譯本第26頁）。

以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為標誌。

其實根源也在於深受股東價值最大化理論的影響：中國經濟學界1990年代在向國內介紹所謂“現代公司治理”時，使股東價值最大化及其委託代理理論迅速確立了主流地位；中國加入WTO前後，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保持着諮詢合作，而當時這些國際組織正在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公司治理模式（張佳康　2013）。

這種理論強調外部所有人的權利，把“內部人控制”看作是壞事，所以為國資委以“出資人”身份行使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接受黨的領導是中國政治體制決定的，但在企業層次上，黨的領導必須與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體化，不能形成兩個決策中心。隨着企業的轉變以及融資來源的多元化和市場化，造成國家投資低效率的障礙——按照行政體系無償分配國家投資的體制——已經被去除。在這個條件下，通過市場化途徑實施的國家投資可以成為高效率的政策手段。

 根據傳統的理解，只有在國家資本處於絕對或相對控股的條件下，改制後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質（陳錦華　2005，第236頁）。但我們在這裏根據中國創新型企業發展所展示的邏輯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權超過國家或國有法人股的個人大股東（如果不賤賣國有資產，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含有國有資產的企業仍然會保持社會意義上的公共性，即沒有任何資產所有人能夠擁有這些企業。需要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在於，除非國家持續投資，否則那些高成長企業含有的國有資產比例終將下降。

長期觀察中國的西方學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終極含義不是“自給自足”或“閉關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動權，即獨立自主（Lieberthal1995，pp．76-77；Kerr 2007，p．81）。技術能力指的是能夠設計和開發產品和工藝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按照現成設計進行生產的能力。（李安定：“1984：紅旗停產真相”，《中國週刊》）

株機廠從1958年開始研發電力機車，是開發和生產“韶山”系列電力機車的主力。為和諧D1C提供電力牽引系統和網絡控制系統的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為了滿足鐵道部引進世界先進技術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電機的專家拉過來做方案評審，讓他們簽字以認定該方案是屬於聯合設計的，弄得日本人還很不樂意：“不是自己設計的東西怎麼去認可呢？”（路風　2013）。

在1985年11月舉行的第三次全國企業技術進步工作會議上，當時負責工業技術改造的國家經委領導在講話中説：“幾年來，通過各種渠道引進的技術和進口設備總額相當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沒有跟上，技術開發與技術引進結合不夠，用於消化吸收的費用與引進費用不成比例。”

然後他話鋒一轉説：“今後，我們要把企業的技術開發，轉到以消化吸收引進技術和國產化為主的工作上來”見《總結經驗發揚成績，進一步做好企業技術進步工作》，《經濟日報》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43) 半導體工業在不成熟的階段依靠軍事需求是一個慣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導體企業就是靠着軍方訂貨而發展起來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

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國學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稱美國軍方是硅谷“最大的天使”。 由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編寫的一本紀念中國半導體技術研發50週年的書（夏建白等編　2006），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界研究半導體技術的歷程（雖然沒有工業的內容）。耐人尋味的是，書中記錄的研發活動和領導關懷基本上到1980年代為止，給人留下1990年代之後已經乏善可陳的印象。可以推斷，半導體產業基礎的瓦解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半導體技術的基礎研究。

 兩者的共同點是都認為技術的唯一來源是引進，而區別在於前者還要求中國企業對引進技術實現“國產化”，而後者則索性直接依靠外資在華設廠。 據2005年一篇報道稱，根據當時國税總局測算的實際税率，內資企業所得税為22％，外資企業僅為11％，見（“內外企税收有別我國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億元”，《人民網-國際金融報》）

這種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沒有逃過一些西方學者的眼睛。例如，Kerr（2007）。正如曾任中國南車集團董事長的趙小剛（2014）所言：“中國高鐵的華美亮相絕不是‘忽如一夜春風來’。”  見“法媒讚歎中國核‘龍’起飛”，《參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4版。關於04機的信息來源於本書作者對鄔江興的訪談。04機成功後，政府將幾個國有企業組成巨龍公司生產04機。因為體制原因，巨龍後來失敗了。

04機的成功鼓舞了華為和中興。1993年初，華為正在傾全力開發2000門的數字程控交換機之時，又決定上馬萬門機（張利華　2009，第43頁）。從時間節點來看，在2000門交換機還沒有開發出來時就決定上馬萬門機，可以判斷為是受04機成功的影響。

​1994年底，華為終於研製出了C＆C08萬門程控交換機，它是華為的技術基石，華為後來的所有技術都是從這個平台上發展起來的。時任信息產業部副部長的奚國華（曾任上海貝爾的董事長）在紀念上海貝爾成立30年的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講，如果沒有上海貝爾，就沒有後來的‘巨大中華’的崛起，就沒有我國通信設備製造企業的羣體突破和發展壯大”（吳基傳和奚國華主編　2008，序言第7頁）。這個斷言顯然誇大了上海貝爾的作用。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上海貝爾？又有多少人不知道華為？上海貝爾作為通信工業的第一個合資企業，可能起到過示範作用，也可能啓發過中國企業，但它的技術與“巨大中華”毫無關係。

C&C08是華為自主研發的第一台數字程控交換機的型號名稱

正因為如此，所以上海貝爾後來逐漸被邊緣化，而華為、中興卻成為世界知名的中國企業。資源/能力學派認為，企業進入一個新工業之前的資源/能力影響企業進入的決定、方式和進入後的業績（Helfat and Lieberman．2002）。按照同樣的邏輯，運10和北京電子管廠的歷史影響了中國再上大飛機項目和京東方進入TFT-LCD工業的決策。換句話説，如果沒有中國在“自力更生”年代奠定的基礎，就沒有中國高技術工業在“改革開放”年代的成就。

 Wade（2003）指出，國際貿易組織（WTO）一系列協議的實質是保護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租”（technologicalrents），即通過對技術的壟斷而獲得的超額利潤。

2017年6月20日，陰天，上海貝爾總部，公司大樓招牌撤下，樓前草坪上保留着無數老通信人記憶的“上海貝爾”植物造字被無情剷平，至此，這家成立三十多年的“國資委直屬，中國高科技領域第一家外商投資股份制公司”從此煙消雲散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見其網站），2014年韓國人均GDP為25931美元，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韓國的水平（中國人口按14億算），那麼中國的GDP總量（25931×14億=363034億美元）就等於2014年美國GDP總量（175280億美元）的2.07倍。尾聲本書講述了京東方在全球半導體顯示工業中崛起的故事。由於這個故事仍在真實的世界中繼續，所以讀者在掩卷之際可能不禁要問：京東方會繼續成功下去嗎？

對於更長遠的未來，這個問題難以回答，至少因為現代工業史上尚未出現過永遠成功的企業。但這個懸念並不影響本書的目的，因為本書想講的是：在那樣一個歷史階段，有那樣一羣人所領導和組成的企業，幹了那樣一個充滿英雄氣概的事業，對中國的發展做出了那樣的貢獻。我們更關心的問題是這個故事“為什麼”會發生。

我追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史，並發現了被“強國富民”目標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塑造出來的中國工業精神。中國工業精神曾經一度衰落，但當我們追溯中國工業發展的歷史軌跡時，卻發現這種精神從未熄滅——它們有的發生在大西南的山谷裏，有的發生在東北和西北的老工業基地；有的發生在湖南腹地的大製造企業裏，有的發生在浙江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小企業裏，也有的發生在上海、深圳這樣繁華都市的高技術企業裏。

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中，中國工業人及其企業有着各自的心酸和無奈，經歷過被衝擊、被拋棄的境遇和命運。

但是，那些信奉這種精神的工業人及其企業仍然以自己的頑強堅韌，在開放市場條件下爆發出令人意外的創造力，改寫了中國工業史，並正在勾畫出世界歷史上最為磅礴宏大的工業篇章。京東方的奮鬥就是發生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中。在北京電子管廠的產業根基被毀滅後，從那個廢墟上脱胎而來的京東方，為了生存也經歷過“去技術化”。

但是，京東方領導人堅信自己的命運還是要做高技術產業，所以才會在那個關鍵時刻決定進入TFT-LCD工業。從表面上看，1990年代才出現的半導體顯示工業在中國工業中找不到技術聯繫，但如果指出北京電子管廠曾經是中國電子工業的第一廠和做出半導體晶體管的第一個企業，我們就會理解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繫。

即使這種聯繫在物質形態上已經斷裂，但它仍然以精神的形式在決定企業領導人的抱負。當京東方決定進入這個工業時，沒有任何國家政策要求或鼓勵她這樣做，也沒有可預期的高額利潤可以誘使她這樣做，但從北京電子管廠成長起來的京東方領導人卻認為這是“命中註定”。

千年易過，中國工業精神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