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 中國早期文明是很燦爛, 但不宜做太多推論 |_風聞

［導讀］“當一個社會的物質條件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會愈發渴求，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又將走向何處”。歷史研究，尤其是早期歷史研究的意義就在於説清楚這些問題。那麼，中國為何被稱之為“文明古國”，怎樣構成“文明”，與其它的文明相比，中國早期文明有哪些特殊之處？李學勤先生在這篇演講中，結合考古發現，從中華早期文明與其它文明古國相比獨有的延續性傳承、影響的廣泛程度與高度的學術發展等方面，回應了上述問題。在演講最後，他還特別指出，對於早期文明的認識，要立足於實際的考古發現，我們沒做的事還有很多，因而也不宜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程度做太多的推論。

2019年2月24日，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辭世。謹編髮此文，深切緬懷先生，亦與諸君共同思考。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深邃的文化，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中國的文明有5000年之久，要來闡述這樣的文明，即使只是它的早期階段，這也是一個很大的任務。所以我想在這裏要用我自己所能瞭解的一些知識，給大家介紹：中國早期文明為什麼是輝煌的，它的光輝在於什麼地方？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説：一個方面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長度，所謂長度是指中國的早期文明是怎麼樣的久遠，它又怎麼樣在歷史長河裏綿延傳承下來；第二方面是中國早期文明的廣度，是指這一文明的分佈傳播，以及對周圍世界的影響作用；最後，我們再看看中國早期文明的高度，就是它在發展過程當中達到了怎樣的高峯。我想通過這幾點，來説明中國古代文明是真正輝煌的。

中國文明的特點是從未間斷

中國早期文明的長度，或者叫中國文明起源的久遠。關於這個問題，最好先從世界上古代文明的比較談起。

四大古代文明裏面，中國的文明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從它起源一直綿延下來了。在這一點上，和其餘的三大文明不一樣，它們都沒能做到像我們這樣連續傳承到現在。波斯人進入埃及之後，古代埃及的文明實際上已經逐漸衰落，特別是到了希臘化時期，埃及的古代文明基本上就衰亡了，古代埃及的文字後來也沒有人能夠認識。古代美索布達米亞文明更是如此，因為楔形文字同樣早就沒有人能認識了，也是經過解讀才能理解那裏有那麼古老複雜的歷史。古代印度文明也是如此，當時還不是後來的印度人，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印度興起的文明，後來印歐民族進入印度，那個文明就消失了。

只有我們中國的文明，帶着它光輝的歷史流傳下來，經過了許許多多朝代，説不盡的風風雨雨，一直傳承到現在。今天我們所有的中國人，仍然是這個文明傳統的負載者，它還將影響着我們，我們還要對它進行研究。如果我們不瞭解、不研究中國古代的文明，我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就無法深入理解。

中國文明的起源從何時算起

下面要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到底在什麼時代？剛才我們談到了五帝的傳説，五帝在近代很長時期被認為只是神話傳説，沒有真正史實的意義。看一些外國學者的書，公認的中國文明起源是從商代開始，如果是這樣，就是公元前1600年。甚至於有人説是從發現甲骨文的商代後期開始，那麼就要從盤庚遷殷來算。盤庚遷殷大約發生在公元前1300年，也就是説我們的文明是從公元前1300年開始的。

現在我們看起來這種説法不太公正。因為不但古書裏的記載比這悠長得多，而且考古學的客觀地考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發達的青銅文化，它的文明已有非常大的發展了。以文字為例，我們現在知道甲骨文裏有多少不同的字呢？大約四千到五千之間。通過這個量級就可以知道當時的文字已有了很大發展。甲骨文裏面有四千多個不同的字已經很了不起了，而這四千多個字還不是當時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和貴族用於占卜的，內容不可能包括當時生活和文化現象的各個方面，因此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字都包括在內。從這一點，大家都可以體會到商代絕對不是一種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它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過就是再往前推進四百多年，還未必是我們文明的起源，還要再往上推，估計説五千年文明史是有一定根據的。

 

甲骨文最早用於占卜

當然，在這方面我們不能感情用事，一定要以科學的態度進行探索和研究。究竟我們的文明起源可以估計到什麼時候，文明從起源到發展的過程是什麼樣的？我強調我們是在探討當中，今天並不能給大家一個答案。

文明的評判標準是什麼

在這裏，我想特別説明一下，什麼叫做文明？文明是人類發展史上的特殊階段，是人類脱離動物界後進一步脱離了原始野蠻狀態的階段。我們從考古學上怎麼來判斷呢？考古學發現和研究古代的物質遺存，現在我們主要依靠考古來論證文明起源，就需要在考古方面找到文明的標誌。這不只是中國考古學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考古學的普遍問題。對於考古學中的文明標準，國際上現在有一些通行的標準，這些標準是外國學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的，是不是完全適合中國的情況，當然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可是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國內學術界還是使用這樣的標準。

這些標準得以流行是由於一本很流行的書。這本書1968年出版，作者格林·丹尼爾是英國學者，長期擔任劍橋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他主要研究歐洲考古，而他還研究考古學的歷史，擔任過世界考古學史會議的主席。他寫了一本書叫《最初的文明》，副標題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書雖然很小，可是很流行，成為西方國家考古學生的必讀書，不單在英國出版，美國等一些地方都有版本。就是這本書把剛才説的考古學上通行的文明標準普及到了全世界。其實這些標準並不是由丹尼爾提出的，我們仔細讀一下他的書就知道，這是在195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的。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在近東考古和歷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權威的，這個研究所當時召開了一個“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會上有一位學者叫克拉克洪，他提出了文明的三條標準，而後經丹尼爾補充，通過《最初的文明》一書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

這三條標準是什麼？第一條標準就是要有城市，就是發掘出的遺址中應該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鄉村的對比和差別。這個標準還有量的限制，作為一個城市要能容納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個條件是文字，沒有文字的文明很難想象，因為沒有文字的發明，人類的思想文化的積累就不可能存留和傳播。第三個條件是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簡單來説，就是一個建築物不是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原因而特別建造的一種複雜的建築。比如説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參觀，站在金字塔前，對着獅身人面像，都會感覺到這是一種文明，這是沒問題的。你不能説它是原始的，還是處在矇昧、野蠻的狀態，因為金字塔是墳墓，如果僅為了一般需要，無論如何也不需要建造這樣大的建築。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靈可以永存，這就代表了文明時代的階級分化和統治。

由克拉克洪歸納提出、經過丹尼爾推廣的考古學上的文明標準，就是這三條。他們説，由於古代遺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兩條就夠了，而在兩條裏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種，就可以認為是文明社會了。這個看法傳到東方，不管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學者都覺得有點不夠，提出來最好再加上一條，就是冶金術的發明和使用。現在在我們國內，冶金術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標準，那麼我們就有四條標準了。當然，這些標準是不是真正適合我們中國古代的歷史狀況，我看將來還可以討論研究。

從都邑遺址看中國早期文明

在我們的考古工作中，什麼樣的遺址最適合用剛才所説的四個標準來考察、衡量呢？我想大家容易理解，最好是有都邑的遺址。因為都邑最能夠判斷那個時代是不是符合文明的標準。

中國早期的都邑，考古學上最早發現的是殷墟。1899年發現了甲骨文，1928年開始發掘殷墟，抗戰以前進行了15次發掘，到1950年恢復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繼續發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發掘就沒有停止過。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條件，不需要討論。比殷墟早的都邑，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上世紀50年代發現的鄭州商城，我記得自己上世紀60年代初經過鄭州的時候，車站廣播已經説它是商朝的都城，後來大家又懷疑，一直到“文革”之後，這個問題才最後確定了下來。鄭州是一個總面積不比殷墟小的商代都城，但比殷墟要早。再往前，前些年又發現一座在河南偃師的商代都城，很多學者認為這是湯的首都，它的位置和時代都是合適的。商代我們不需要多討論了，因為商代是公認的文明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

夏代是考古學界探尋多年的重大問題。商代已經論定了，夏代難道就一點根據也沒有嗎？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帶領一批學者到傳説中夏的地區進行調查，在他們的調查當中確定了一個重要遺址，就是偃師二里頭。經過多年的發掘和調查，對二里頭的面積、內涵都比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條件。二里頭有大型宮殿，還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號，已經是一個文明社會了。它的時代、地理位置和我們文獻記載的夏相吻合，多數學者同意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

還能不能再往前推？這就是現在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大家在報刊上或許已經注意到一個重要遺址，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陶寺遺址的時代又比二里頭早，它屬於考古學上龍山文化的晚期，根據現在測定的材料，其時代大概是從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於夏代。這個遺址有城，城的面積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城址裏面最大的。它有城牆、有宮殿。與此相配合，它還有大量的墓葬，其中有些較大的墓出土了很多令人驚奇的東西，最引人注意的是禮器，反映當時的禮樂制度，是文明社會的產物。比如禮器中的磬，和後來的很類似，是三角形的，掛起來可以奏樂；還有鼓，用陶土燒成圓筒形，上面用鱷魚皮覆蓋，也可以敲擊。還有陶製的禮器，比如一種很大的陶盤，裏面畫着一條盤旋的龍，這和後來的商周青銅禮器，在構造、藝術上是一脈相承的。

陶寺遺址還有文字，前幾年在那裏出土了一個殘破的陶背壺，就像軍用水壺一樣，一面是扁的，一面是鼓的，可以帶在身上。在這個殘破的背壺上，有一個用毛筆沾硃砂寫的“文”字，這個字又大又清楚，所有人看見後都沒有懷疑。陶寺又發現有金屬，金屬器物出土已有好幾次。最近發現了一個銅環，像齒輪一樣，非常規整，經過檢測，這個環是砷青銅的。砷青銅在近東是相當普遍的，我國過去只在西北地區有些發現。

陶寺最近一項很重要的發現，就是有一個“觀象台”，雖然其性質還不能最後確定，但可以在這兒向大家介紹一下。陶寺城的中心有一個宮殿區，裏面有一個部分經過發掘，是一個扇面形的建築，前面是半圓的。這個建築分為三層，最裏面的一層有夯土柱的遺蹟，排列緊密，柱與柱之間有縫。在2003年冬至那一天，發現在一個縫裏面正好看見日出。大家知道地球公轉在三四千年的時間裏沒有很大的變化。後來在其他節氣還有一些觀測。如果“觀象台”這一點能夠確定的話，將是天文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和古書《堯典》裏的觀象授時是很適合的。《堯典》一項主要的內容就是觀測天象，確定曆法。據説當時有一年366天的歷法，有閏月。堯的年代正與陶寺遺址相當，傳説中的堯都平陽正在襄汾附近。

陶寺的古觀象台

總而言之，我們通過這些材料，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文明起源非常早，而且有它本身的特點，這是我今天在這裏講的第一點。

中國早期文明的********************************************************廣度

中國早期文明的廣度，這包括早期文明的分佈，以及這種文明所起影響的範圍。

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學、考古學界出現了許多很重要的觀點。在歷史學方面，特別強調中國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區的國家，我們光輝的傳統文化是由各個民族和地區共同締造的。把這一點綜合起來，就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體”。在考古學方面，蘇秉琦先生首先在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研究中提出“區系”研究的概念，得到許多學者的發揮引申，從而顯示出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多線性。

過去把中國文明的歷史基本上看成是單線的，既有思想的原因，也有實際的制約。在歷史上，所謂“內華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根深蒂固，由之衍生出華夏中心論，或者叫做中原中心論的狹隘觀點，而在早期的考古工作中，由於人力等等客觀限制，成果大多數也只是在中原一帶以內。只是到“文革”以後，各地方的考古力量逐漸充實擴大，才使局面有很大改觀，大量的發現不是以前所能夠預料的。

為了説明過去看法的狹隘，不妨以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游地段的荊楚地區為例。清代著名學者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一篇專論講春秋時期楚國的領域不過長江。直到民國時期，還有學者認為《楚辭》裏的地名都在江北，連屈原的卒地也是一樣。可是地下的文物遺蹟提供了相反的證據，湖南省境內不斷髮現商周遺物，尤以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為多，製作還特別典重精美，有人就説是從中原輸入，甚至是近代才帶來的。對此，湖南省博物館的高至喜先生有一系列論文，以確切的考古材料加以反駁，大家可以看他的文集《商周青銅器與楚文化研究》，不過，他早在1981年發表的《“商文化不過長江”辨》一文，已經把問題講得相當清楚了。

談到商代的文化，20世紀80年代在長江流域有兩次震動學術界的重大發現，就是四川廣漢三星堆的兩座器物坑和江西新幹大洋洲的一座大墓。現在考古學家已經稱它們分別屬於三星堆文化和吳城文化。

廣漢三星堆位於成都平原，根據文獻是在古代的蜀國。傳統的看法，蜀地很封閉，長期不與外界交通，所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傳誦於婦孺之口，可是現在通過考古實踐知道，那裏和中原一直是保持着聯繫的紐帶，在那裏能夠看到中原文化明顯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大概是間接的。從種種跡象看，比如三星堆的青銅器可能是受荊楚地區的影響，而荊楚地區又在中原商文化的影響之下。商文化的影響通過三峽進入四川，還可能由陝西的漢中城固、洋縣一帶也影響到四川。

新幹大洋洲大墓所出的器物，也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而與相鄰近的湖南的關係，反而沒有那麼強烈和明顯。估計商文化的影響是由河南、湖北直接進入江西贛水流域的。

上面舉的不過是個別例子。商文化的影響非常廣大，即以青銅器的出土而論，北到內蒙古，東到海，西到甘肅東部，南到廣西，都有商文化類型的器物發現。如果以玉器來説，影響還遠到境外的越南北部。

有人把黃河、長江説成中國的“兩河”，其實中國文明的分佈何止這兩河？我們絕不可限制我們的視界，才能充分認識早期文明分佈和傳播的寬廣及其多樣性。

在充分強調中國早期文明多線性、多樣性的同時，斷斷不可低估這一文明各地區間的共同性、統一性。事實上，只有存在着共同和統一，多線、多樣的各地方文化才作為中國文明的組成部分而存在。再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多線、多樣的地方文化的發展也不是平衡的。尤其是在夏、商、週三代王朝，王朝的首都一直在中原（廣義的）地區，中原地區還是全國的核心。

近些年，不少學者指出中原文化———有些論作稱之為“河洛文化”的重要性不應被忽略。這不是要恢復中原中心論，而是説明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即在歷史的若干關鍵性的當口，特定的地區會起特殊的作用。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研究都表明，我們的先人真正脱離原始的狀態而進入文明的門檻，正是在中原地區。從唐、虞到夏、商、周，都邑都在這一地區，司馬遷在《史記》的《貨殖列傳》裏便説：“昔唐人都河東，殷（即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中原中心論只講中原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傳播影響，我們則主張文化的影響每每是雙向的。中原地區之所以有其特殊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能夠融合吸納周邊的種種文化因素。相信在今後的發現和研究中，這一點會進一步得到證實。

中國早期文明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近些年流行的一個學説，就是人類在古代有一個所謂“軸心時期”。這個説法是雅斯貝斯提出來的，是説在公元前6世紀到4世紀這一段時間，全世界出現了幾個輝煌的文明高峯，出現了重要的人物。在西方有希臘的哲人時代，在印度有佛教的興起，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在中國有孔子、老子，以至後來的諸子百家，人類的文明便是從這裏演變進展的。不管這個説法有多大意義，中國從春秋晚期到戰國，確實有一個文明發展的高峯。問題是，我們怎麼看待它的高度？它有什麼特點，特別是我們從新發現的材料方面會有什麼樣新的認識，這就是我想在第三部分要談的內容。

這個問題也可以從考古方面得到新的認識，近些年來，考古學方面有一項重大發現，就是大量的簡牘帛書，簡稱為簡帛。簡是用竹子、木頭編連起來，是我們中國人最早的書寫載體。各國古代文明都有文字，但是文字的載體不一樣。古代埃及用紙草紙，紙草這種植物咱們中國沒有，他們把紙草截取下來連接，然後壓平，晾乾後就成為類似紙一樣的東西。古代美索布達米亞等地在泥板上面刻畫出楔形文字，然後焙乾，各有各的做法。中國人的偉大發明就是竹木簡，用竹子、木頭這些隨手可得的東西，做成條狀，一根一根編連起來叫冊。中國人還有一個發明就是養蠶，生產出白色的絲織品叫帛，既可以寫字，還可以畫圖，比竹木簡又好多了，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太貴不能普及。漢代發明紙之後（紙的發明也可能還早一點），到了南北朝完全用紙，簡帛就退出了。簡帛書籍的發現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在西漢和西晉，這兩次發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術史，今天不在這裏討論。

現代第一次發現這種古書是1942年，湖南長沙子彈庫這個地方，有盜墓賊挖掘一座小墓，發現了一個竹編的盒子，裏面就是帛書，有一幅是非常完整的。我們一直以為只有一幅，其實還有很多，只不過已經破碎了。這些東西，被一個在那兒教書的美國人帶到美國去了，現在還在華盛頓，由賽克勒基金會保存。國內原物只剩下很小的一塊，在湖南省博物館。這件帛書是楚文字，楚文字是很難讀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仍沒有完全解讀，不過它的內容是數術方面的，在學術上的影響還不是很大。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摹本

重大的發現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我簡單説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大量竹簡兵書，最主要的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和竹木簡，帛書最多，有《周易》、《老子》等書籍，是漢朝初年的。1975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一個小墓裏面，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簡，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筆書寫的秦人手跡。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也出土了竹簡，有《周易》、《詩經》等等。1983年，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簡，主要是漢初呂后時代的法律。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了大量的戰國時代的楚簡，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道家是《老子》，儒家有《子思子》，還有其他的書籍。大致同時，還有一個墓的楚簡被盜掘，流傳到了香港，由上海博物館在1994年收購回來，內容和郭店簡差不多，也都是儒家、道家的書籍。還有很多小的發現我在這裏就不介紹了。

這些應該説是現代學者的眼福，有的連漢代的人也沒有看過，我們居然發現了，能夠進行研究，不能不説是我們的幸運。這些材料出現後，很多學者公認，確確實實是要重寫我們的學術史，因為跟我們過去的想法不大一樣。傳統的想法，特別是從晚清以來的疑古思潮，對很多古書是懷疑的。當然，疑古思潮在政治、文化史上是進步的、有很大成績的，可是它也有一種副作用，就是否定太多，古代歷史變得好像沒有多少內容了。現在我們發現這樣大量的材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認識，我個人意見，主要表現在兩點上：

第一點，當時的學術思想，不但是繁榮發展，百家爭鳴，而且我們想像不到其影響的深遠能達到像新發現材料所告訴我們的那種程度。例如，過去常説，儒家的傳播西不到秦，南不到楚。孔子周遊列國，可能還不如我們今天開着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轉一兩天所到的範圍。孔子往西沒有到秦國，去晉國實際上也只是到了邊上，往南只到了今天的河南信陽，沒有到楚國的腹地，所以儒家的影響似乎就是在中原一些國家的範圍。但現在來看不是這樣，至少在孔子之後，他的弟子，二傳、三傳，儒家思想的影響已經非常廣泛。

我們剛才談到的出土大量戰國儒家竹簡的地方，是楚國首都的郊區。當時楚都在郢，也就是現在的江陵紀南城遺址，周圍可以看到大量楚國墓葬羣，有的墓很大，到現在還保存着很大的山包。出土這個簡的郭店一號墓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墓，經考證墓主可能是楚太子的一位老師，時代是公元前300年或者更早一點。這個人帶走了這麼多書籍，其中有《老子》，《老子》在楚國出現是容易理解的，老子原本是陳人，陳被楚所滅，他也可説是楚人。可是沒想到儒家竟有這麼大的影響，郭店簡裏面有子思一派的著作，而且是非常高深的、具有很強哲理性的作品，居然在楚國太子的一個老師的墓裏出現，所以當時儒家學術影響已經遠到了楚。楚國不是華夏，乃是所謂荊蠻的國家，是被排斥在中原文化之外的，可是它居然有這麼高的儒家文化，這在以往很難理解。

最有意思的是，上海博物館的簡也是在這一帶出土的，其中有一篇《武王踐阼》，後來收錄在漢朝人整理的《大戴禮記》裏。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考古學者在河北平山發現了一個大墓，是戰國時的中山王墓，中山國也不是華夏，是狄人的國家。中山王的隨葬銅器的銘文就引了《武王踐阼》的話。這個墓是公元前307年左右所建，和郭店墓的年代相差不多，一篇很普通的儒家學術著作，往北傳到了河北中部山區的中山國的王墓，往南傳到了湖北荊門一帶楚都郊外的墓葬，可見當時的學術影響有多麼廣泛。主要的學派道家、儒家作為一種共同的學術思想，流傳如此廣遠，超乎我們的想象。諸子百家當時如此興盛，影響如此巨大，以至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現在看來就不足為奇了。這是第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通過發現這些書籍，從戰國時代一直到漢初的，我們看當時的學術發展究竟是怎樣的呢？首先要看這些書都是什麼書？當然，這裏面也有一些日常用書，比如《日書》等，用來擇吉、算卦之類的，沒有多高的文化價值，可是佔相當大比例的是高級學術，不是一般的作品。

比方説郭店簡，其中有些是子思的著作，如《五行》篇，子思和孟子講“五行”是戰國晚期的荀子提到過的，荀子和子思、孟子學派的觀點不一樣，對此進行了很尖鋭的批評。《五行》篇久已佚失了，現在在馬王堆帛書裏發現了，在郭店竹簡裏也發現了，可見當時非常通行。這篇著作非常難讀，它講的是人的性和德之間的關係，這是很深奧的問題，不是一般的民眾所能夠理解的。在郭店簡與上海博物館簡裏面還有一種《性情論》，講的完全是抽象的範疇。過去我們看《論語》説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好像孔子是不講性和天道的，其實不是這樣。《性情論》作為孔門學者的作品，過去我們根本不知道，它討論的完全是天道、性命、情性等，可以講宋明理學所討論的一些哲學概念，這裏面都討論到了，這些絕對不是當時一般民眾所能夠理解的。《老子》也是一樣，不但有《老子》本身，而且還有解説《老子》的一些作品。例如上海博物館館藏簡的《恆先》，同樣非常富有哲理性。不管是儒家還是道家，給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哲學的世界，讓我們看到當時哲學思想是高度發達的。

過去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我們對很多古書不相信。比如在上世紀20年代，梁啓超就説過研究孔子和孟子之間的思想應該看《禮記》，然而有人説這些都是後人寫的，甚至説是漢朝時作的，不能相信。現在只要一看竹簡就明白了，《禮記》中許多內容就是當時的著作，就可以研究儒家孔子到孟子之間的演變。更重要的是，我們能認別孔門七十子或者七十子弟子的著作，比如子思、子游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就更接近孔子，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最接近孔子了。對於道家，也可以看到老子到莊子，甚至《淮南子》之間的演變。我們認識了《老子》以下道家著作的面貌，也就更理解老子的本意了。這在學術史上，特別是哲學思想研究上，就和過去不同了。

通過這些，我們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中國古代文明不只是社會上普遍的文化，它上升到系統的哲學理論，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特點。

最後，我再用兩分鐘時間講一個想法。現在很多人説中國考古學已經處於黃金時代，我想最好説處於黃金時代的開始階段。中國的現代考古學，如從中國人自己主持田野工作算起，至今還不到80年，比起約200年的世界考古學史，我們是很短的，相對於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達米亞等地的考古工作，雖然我們的土地比它大，我們的歷史比它長，但我們考古的時間卻短得多。我們沒做的事還有很多。我們的事業大有希望，至少還可以做二百年，可以預期21世紀、22世紀、甚至到23世紀，我們都可能有重大的發現，所以，今天我們不宜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程度做太多的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