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幕上的”彩虹夢“——台灣同志電影往事_風聞

“大人是世界上最蠢的生物，你知道嗎？

他們以為用他們編得那些故事，就可以藏住秘密，智障。

什麼‘那個壞人為了保險金，害死了我爸’，白痴。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我爸是同性戀。”

少年宋呈希知道，自己並不是父母愛情的結晶，母親的歇斯底里和百般粉飾，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但他還是不明白，父親為什麼會在臨死前，把所有的保險金留給了那個“小三”？（哦不，是“小王”。）

▲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劇照

這是電影《誰先愛上他的》的開場。這部投資僅3000萬台幣（摺合人民幣約800萬）的小成本電影，在金馬獎亮相後，一舉斬獲8項提名。最終將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創歌曲、最佳剪輯三項大獎收入囊中。

▲電影《誰先愛上他的》

與之相關聯的政治事件，是今年的2月20 日，台灣當局發佈同婚草案，宣佈年滿18歲的同性伴侶“準用《民法》規定的婚姻關係”，也就是説，同性婚姻在台灣合法了。

一直以來，台灣的同性戀議題一直像深海下游弋的鯨，巨大彷徨。時至今日，“同性戀”在台灣已不再是談之色變的議題，每年都有同性戀/酷兒（queer）題材影片大量湧現，這座島嶼上的彩虹往事一直在被孜孜不倦地書寫。

時光倒退，潮水回落，30年來，台灣同志電影發生了什麼？

帶着鐐銬起舞，

80、90年代的迷惘與彷徨

“在我們的王國裏，只有黑夜，沒有白天，天一亮，我們的王國便隱形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合法的國度：我們沒有政府，沒有憲法，不被承認，不受尊重，我們有的只是一羣烏合之眾的國民。”

1983年，白先勇長篇小説《孽子》正式出版。

《孽子》中描繪的這個“隱形王國”，便是聚集在台北市館前路新公園蓮花池前那“一小撮土地”上，被稱為“青春鳥“的少年同志羣落。台灣同志題材作品最早便是在文學土壤中孕育的，隨後，很快蔓延到了影視作品中。

▲作家白先勇

1986年，由小説改編的同名電影《孽子》在台灣公映，導演虞戡平是當時台灣“新電影”藝術運動先鋒之一。彼時台灣當局仍處在政治“戒嚴”時期，整體社會風氣依然保守，這使得《孽子》不敢高聲而語，甚至在台灣電影檢查制度的壓力之下，刪減掉不少親密情節。

▲電影《孽子》劇照

即便是脱胎於“新電影”，《孽子》中的少年同志依然被當成“病態羣體”觀望，例如它將艾滋病與男同性戀化為等號、將同性戀的最終歸途設定為來自父輩的接納，視角侷限明顯。

但無論怎麼説，《孽子》開創了台灣同性戀影視形象的書寫之路，在這之後，同志電影開始紛紛湧現，《孽子》也成為了台灣同志電影史中一枚獨特的文化印記。

▲電影《孽子》劇照

1987年，台灣正式“解嚴”，思想與創作氛圍空前輕鬆繁榮。《雙鐲》（1990）與《失聲畫眉》（1991）的出現，讓女同性戀影像開始逐漸被大眾所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雙鐲》是日後的“瓊瑤女郎”陳德容的初登銀幕之作，片尾由羅大佑作曲、梅豔芳演唱歌曲《似是故人來》拿下了當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歌曲獎。

不過，《雙鐲》、《失聲畫眉》中的同志影像表達似乎與《孽子》如出一撤，甚至更為保守，這種保守一方面是來自鄉土文學作品本身的時代限制，另一方面，電影中的女同性戀者除了需要面對性取向帶來的種種疑惑，還要面對男尊女卑的道德束縛與傳統婚姻禮教的壓迫，這使得她們的同性之愛未經昭告天下便揶揄過去了。

▲電影《雙鐲》劇照

直到1993年，《喜宴》來了。李安在《喜宴》表達了對中國傳統婚姻習俗觀念的反思，也正向解答了同志身份的去從問題，這在當時引起不小轟動。

《喜宴》一舉拿下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有影評人説：“台灣從沒有過一部電影讓社會造成這麼重大的對(男)同性戀正面同情、尊重與肯定的影響的話題，甚至連反同性戀的人士都開始含蓄了起來，而原本對同性戀既無激情也不排斥的新人類乾脆視為自己的裝飾與時尚。”

▲電影《喜宴》劇照

在這之後，大眾面對同性戀問題不再樣噤若寒蟬，台灣媒體也開始逐漸公開討論同性戀話題。1992年，台灣金馬獎正式設立同志電影展單元，並引進西方多部同志題材電影，同性戀電影開始被官方正向傳播，一個舶來詞在這時尤為重要——“new queer cinema”，即“酷兒電影”。

在社會正向引導之下，台灣的同志電影開始逐漸走向對同性戀身份的認同，同志們不再被放置於大環境中被觀望與強行扭轉取向，同性之愛也開始逐漸擺脱“禁忌、淫穢、曖昧”等標籤。

與此同時，一些導演也開始涉及相關題材的創作，如蔡明亮《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河流》、易智言的《寂寞芳心俱樂部》、林正盛的《美麗在唱歌》、陳若非的《強迫曝光》、《海角天涯》等。

▲電影《愛情萬歲》劇照

1993年-2000年，台灣同志運動、同志影展、同志講座彼此激盪、此起彼伏，同志電影作為一種亞文化成功被主流社會所容納。那幾年，台灣每年20部上下的電影發行量中總有1-2部是同性戀題材的電影。

輿論、創作氛圍、政治土壤一切都是如此地恰到好處，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台灣電影跨入了“千禧之年”，酷兒電影正式誕生。

​多維度、多元化探討

千禧年的堅定與成長

酷兒（queer）這個詞在詞典上的中文釋義是“古怪的”、“不適的”，原本是一種貶義稱呼，但後被激進派引用以此來反諷主流文化，眾所周知的台灣“青春”酷兒題材電影，便是從千禧年嶄露頭角的。

所有的愛意萌動都是由青春期開啓的，同樣，一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也是從青春期開始逐漸塑立成形。為了迴歸對“愛“這一本源的發掘與探討，許多導演把鏡頭對準了主人公青春時期，由此形成了一個壯大的派系，有人將它形容為“帶領枱灣電影走出低谷的先鋒力量”。

在易智言的《藍色大門》中，孟克柔深陷張士豪與林月珍的三角關係，在游泳池的牆壁上一遍一遍寫下“我是女生，我愛男生”，來壓抑自己天然的性取向；

▲電影《藍色大門》劇照

陳正道的《盛夏光年》裏，康正行與餘守恆兩個少年在愛與迷茫中不斷地探索又不斷地遲疑；

▲電影《盛夏光年》劇照

周美玲的《漂浪青春》中，竹蒿厭惡自己已經些許發育的身體與媽媽強行為自己買來的蕾絲內衣；

▲電影《漂浪青春》劇照

傅天餘的《帶我去遠方》中，同志阿賢與色盲阿桂一起計劃離開生活的小漁村，奔赴不會被人當做異類的自由天堂……

▲電影《帶我去遠方》劇照

“校園愛情”、“小清新”成為這類電影的代名詞，它們沒有濃重的憤世情緒，觀眾觀看它們的時候有如在品嚐一枚檸檬薄荷糖：清甜、青澀、意猶未盡。據瞭解，許多喜愛台灣電影的內地觀眾正是從這類題材開始入坑的。

  ▲電影《花吃了那女孩》劇照

 “酷兒”這個詞本身具備多維特性，它**“整合了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即全稱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戀，另外再融合了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生理唸的出發和歸屬的觀點。”**台灣電影人中不乏有將鏡頭持續深入者。

比如，周美玲是台灣酷兒題材電影中較為突出的導演，由她執導的《豔光四射歌舞團》將鏡頭對準了變裝同性戀者的愛情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打扮成美豔的扮裝皇后掩蓋住男性的特徵縱橫杯酒交際場，燈紅酒綠之下的他們亦希望得到一份平常的愛情；

▲電影《豔光四射歌舞團》劇照

2017年，在王育麟導演的電影《阿莉芙》中，變裝者、變性人、同志等羣體各執困境，共同譜成一部LGBT羣像戲，這部電影也讓陳竹昇獲得了第54屆台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電影《阿莉芙》劇照

千禧年以來，台灣同志電影在不斷地撞破邊界，用自己的聲音密集地發出呼喊，修正着大眾心中對同志污名化的認識。

在這期間，台灣民間的同性戀平權運動愈演愈烈，多名同性情侶舉辦婚禮，並舉辦了多場遊行。2015年5月20日，高雄市政府接受同性伴侶登記，成為首個開放同性婚姻登記的民事部門。直到2018年《誰先愛上他的》出現，直接推動了“同志婚姻平權”的合法化，這也意味着，目前全球範圍內立法保證同性婚姻的合法權益的國家和地區數量將從22升至23。

白先勇曾給《孽子》中的主人公李青寫過一封信，信中説：“阿青，也許天長地久可以做如此理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麼一刻，你全心投入去愛過一個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恆。你一生中有那麼一段路，有一個人與你互相扶持，共御風雨，那麼那一段也就勝過終生了。”

如果阿青生活在這個年代，也許身份不會再令他困擾，作為一個人，他可以平等地選擇愛與被愛。

作者 / 刀疤弟弟

責編 / 金宇

副主編/ 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