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改革開放 40 年的國際關係學術研究_風聞

學術發展的三階段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專業化階段, 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頭幾年是學術創新 階段,此後至今是研究方法自覺和體系性理論創新階段。

　　 從業餘走向專業化的階段幾乎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人員很少有受過國際關係專業高等教育的,對於國際關係的學術研究知之甚少;該專業沒有學術期刊,也沒有理論著作。改革開放之後,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中國的首次學術事務。1978年首批國際關係專業研究生由北京大學招收, 1980年首個國際關係學會(原名為“中國國際關係史研究會”)成立, 1981年首篇介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章發表, 1983年首次評定國際關係專業的技術職稱, 1985年首部介紹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出版, 1987年首次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1988年首部中國外交政策著作出版, 1989年首部國際關係專業教材出版, 1991年首次中國國際關係學科建設研討會在京舉行。

　　 從深度國際評論走向學術研究是一個學術規範化的進程。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於對於學術研究、時事評論、政策分析、理論研究缺乏明確的區分,很多人將國際時事評論、政策分析和國際形勢介紹都當作學術研究,因此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只存在於外交史和國際法兩個領域,而這兩個領域又與國際關係專業有很大的差別。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學術化進程主要體現為規範化和理論化兩個方面。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輯刊》在京召開了“社會科學的規範化與本土化”研討會,此後國際關係專業著作和期刊逐漸開始刊登註釋,而之前國際關係的著作和文章只在引用無產階級領袖的原文時才作註釋。1996年,首部原創性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出版。此後國際關係學術研究出現了繁榮時期,規範化的學術文章和著作大批湧現。

　　 從低水平重複走向有方法意識的理論創新階段。199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學術繁榮局面在21世紀初遇到了發展瓶頸,即規範化的學術研究成果很多,但多數是介紹、綜述和評論,而原創性的成果較少。當時的學術會議經常討論如何突破低水平重複的問題。2003年,《世界經濟與政治》和《中國社會科學》兩刊聯合召開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研討會,此次會議內容刊發後,學界開始強調方法意識、問題意識和理論意識。同年,清華大學創辦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講習班”。2005年起,國際關係學術期刊開始刊發20000 字左右的學術論文。接受了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學者羣體性地成長為學術骨幹,原創性的理論文章和著作增加,低水平重複的困境得以突破。進入2010年代後,體系性理論的創建成果不斷出現,開始形成學術流派。

　　 如今,定量研究成果不再是個別現象,大數據方法進入了應用階段,一 些高校建立了國際關係實驗室,在國際上發表的英文論文數量明顯增加。 目前,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總體學術水平明顯超越了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 是否進入了新階段,將由今後的歷史來判斷。

改革開放對學術進步的作用

　　 改革開放對促進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發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 可歸納為四點:摒棄舊觀念、提升研究能力、提高學術標準和創造研究便利。

　　 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不斷地解放思想、摒棄舊觀念。國際關係學術認識的進步是以意識到已有認識的不足或錯誤為基礎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瞭解到國際上先進的研究成果,得以不斷增加摒棄舊觀念的知識基礎,於是,許多舊觀念被新的認識所取代。例如:世界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觀念,被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所取代;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爆發的觀念,被世界大戰危險日益下降的認識所取代;國際關係是階級關係的觀念,被國際關係是國家間關係的認識所取代;全球化是美國化的觀念,被全球化是歷史發展潮流的認識所取代;無產階級沒有國家利益的觀念,被國家利益是對外政策出發點的認識所取代;多邊主義和國際社會是西方的觀念,被多邊主義有利於維護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認識所取代;在國外拓展國家利益是帝國主義行為的觀念,被為我國拓展的國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的認識所取代。這種摒棄舊觀念、接受新觀念的做法,成為我國國際關係學術進步的最主要路徑。

　　 改革開放為提升我國學者的研究能力創造了條件。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有機會接觸到國際上先進的國際關係研究成果,有機會與高水平的國際學者進行交流,把在國外學到的先進知識和研究方法帶回國內。學成歸來的學者將學到的先進知識和方法傳授給大批高校學生,羣體性地提高了青年學者的創新研究能力。“ 70後”學者成為學術骨幹之後,國際關係研究低水平重複的困境得以突破,就是典型例證。201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關係研究出現國際化現象,即國際發表大幅增加,也是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正是由於教學和科研都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我國部分“ 80後”學者的學術水 平已超越歐洲國家培養的博士。

　　 改革開放提高了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術標準。學術標準不是人為規定的標準,而是學界同仁的學術共識。學術標準是隨着學界知識的深入而不斷提高的。由於改革開放既提升了我國學者的研究能力,又使我國學者瞭解到了國際學術標準,於是我國的學術標準也就水漲船高了。例如,學術論文和著作有了嚴格的註釋規範和反抄襲標準,學術著作和期刊採取匿名評審制度,技術職稱評定開始採取國際評審制度,學術評價採取了引用率、Q1期刊、知名大學出版社等綜合性標準。2008年創建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術共同體”,也是參照國際學術標準建立的。學術標準的提高,客觀上起到了推動高水平研究的作用。

　　 改革開放提供了學術研究的便利條件。國際關係研究需要研究其他國 家的情況,瞭解其他國家的國情和對外政策是最基礎的工作。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有可能到研究對象國進行實地考察,瞭解情況;有可能到對象國閲讀檔案,使用國外的數據庫;有可能與外國同行共同工作或合作研究。在這些便利研究工作的條件下,與外國人建立私人友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朋友間的互信能使研究者瞭解到外國人最真實的意見和觀點。在互聯網時代,網絡的開放程度決定了研究者獲取國際信息的便利程度,這對現在的國際關係研究十分重要。

40年國際關係研究的經驗借鑑

　　 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裏,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借鑑的經驗。筆者以為,在諸多經驗中,解放思想、破除舊觀念是進一步推動我國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發展的最重要經驗。

　　 1980年代,我們破除了世界上只有一種理論是正確的觀念。學者們破除政治迷信,學習了國際上各種國際關係理論,借鑑各種不同流派的國際關係理論知識,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如今,學者們仍需要堅持解放思想的原則,不把任何思想定為一尊,而要鼓勵百家爭鳴,使各種流派在爭論中提高原創水平。為此,借鑑國際研究成果仍是不可或缺的。學術研究的文獻綜述須涵蓋國內外所有與研究問題直接相關的學術成果,並判斷可借鑑之處及存在的缺陷。

　　 1990年代,我們破除了不服務於政策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觀念。學者 們破除了不為政策服務的研究是脱離實際的這種政治觀念,從而使我國國 際關係的學術研究得以發展。如今,為了應對智庫建設興起使得學術研究 面臨邊緣化的現實,我們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有為人類進步作學術貢獻的 情懷。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認識客觀世界、增進人類的知識,學術研究可能與對外政策無關,但卻與人類進步相關。為此,我們需要堅持走國際化的道 路,與國際學術共同體接軌,通過國際發表創造被國際同仁所認可的知識。

　　 21世紀初,我們破除了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破除了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後,科學研究方法尤其是變量控制概念 在“70後”學者中得到普及,羣體性地提高了原創研究能力,改變了低水平重複的局面。如今,我們面臨着創建普遍性理論還是中國特色理論的分歧,面臨着側重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的分歧。對於國際關係學術研究來講,共性研究和特殊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必要的。然而,在我國要推動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還得進一步破除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有階級性的觀念。由於科學研究方法的更新速度加快,因此只有不斷學習新方法,才能在共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我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可是學習借鑑外 國經驗和知識只能縮小差距,而要實現超越則要依靠創新,因此創新成為學術進步的最主要來源。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創新能力,我們需要更加解放思想,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參與國際同行對話,參與最前沿的國際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