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爭霸簡史：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是如何崛起的？_風聞

在中國，做一個省會城市很難，常常要面對各種挑剔的眼光。

要麼被嫌棄當省城的歷史不夠悠久，十足暴發户。比如鄭州，比如合肥。

要麼被嫌棄經濟體量配不上一哥地位，首位度不夠。比如南京，比如濟南。

杭州，作為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會，不存在這兩種問題。它當省會的歷史甚至比浙江省的設立還早，目前的經濟體量也在省內穩居第一。

但杭州應該有其他的煩惱。

2018年，中國經濟四強省份。

一

歷史上，浙江省誕生過在全國叫得上號的三大商幫。新時期，他們被統稱為“浙商”（浙江商幫）。

然而，這三大商幫沒有一個以杭州命名。

浙商中最早發跡的一個羣體，是龍游商幫。

龍游縣，地處浙江西部山區，現屬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眾縣之中，毫不顯眼。但在明清兩代，從這裏走出來的商人，無遠弗屆，被稱為**“遍地龍游”**。

即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佩服這樣一個神奇的商幫。他們既無政治背景，又無宗族勢力，卻能與晉商、徽商爭雄商界。

隨後崛起的是湖州商幫，這已經是晚清了。

湖州商人主要靠生絲出口貿易發大財。1843年，上海開埠，浙江生絲由之前的廣州出口改由上海出口，運費成本鋭減，出口價格跟着急劇下降，但湖州絲商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這就叫，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大約1876年前後，湖州商人達到鼎盛時刻。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動物的形體來形容他們的財富。財富超過100萬兩銀子的是象，50萬到100萬兩的是牛，30萬到50萬兩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幫“四象”之首，即首富，是家產超過2000萬兩的劉氏家族。劉家與張氏、龐氏、顧氏家族，合稱“四象”，堪稱江南財富四大家族。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湖州商幫跌倒之處，正是寧波商幫崛起的地方。

湖州商人身家暴漲之後，盯上了上海及其周邊的房地產，一個個搖身變成滬上的炒房客。

而房地產跟朝代更替一樣，也是存在週期律的。

當地價狂跌的時候，坐擁千萬房產的湖州富商羣體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產。他們賴以發家的主業——生絲貿易，隨着日本蠶絲的崛起，和人造絲的面世，也早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湖州商幫鎩羽而歸之時，有一個寧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買下大片地皮。

有個地皮商笑他發神經，買這種荒僻冷落的地方撐市面，是把銀子往黃浦江裏扔。

熬過了低潮期，地價又開始突突大漲。於是，他變賣這塊地皮，把錢拿去投資實業，盤下了一家英資輪船公司。

這個寧波人，就是後來被稱為“上海第一聞人”的虞洽卿。

虞洽卿一度是寧波商幫的頭號人物。

寧波商幫是中國十大商幫中崛起最晚的，鼎盛於晚清民國。

清朝滅亡後，其他商幫紛紛衰亡，只有寧波幫成功實現了轉型，從傳統的沙船業、錢莊業，轉向輪船業、銀行業。

20世紀初葉，上海擁有4家錢莊以上的家族，僅有9個，寧波幫就佔了5個。

寧波商幫的鼎盛時期，是與政治搭上關係又保持適度距離。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挺進上海，當天就召見虞洽卿，商議籌餉事宜。席間，蔣介石意欲許諾財政部部長一職給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滬富商巨賈結隊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投桃報李，發表答謝詞説，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們不用擔心勞資關係問題，我會很快頒佈保商條例。

得此保證後，江浙財團為蔣介石提供了近700萬元的經費。

虞洽卿説過，商人不問政治，無以把握商業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則會被時政所害。

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浙江財團的利益和個人經商的便利，進退有據，從不貪圖一官半職。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職務，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的中央銀行監事。

以虞洽卿等人為代表的浙江財團，通過投資蔣介石，實現金融資本對政治的干預，反過來促進了浙江幫的繁盛。

1949年為界，地域商幫一去不返。

時代車輪滾滾，浙商重啓，已是近40年的事了。

浙江經濟三強：杭州、寧波、温州。

二

這一次，依然沒有杭州什麼事。

1980年代，浙江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焦點，不在杭州，而是在温州。

憑藉敢闖敢做的精神，温州商人在計劃經濟體制剛剛被打破時，就率先吃起了螃蟹。

1970年代末，温州樂清的柳市鎮，五金電器業一夜繁盛。當地人劉大源敏鋭地嗅到商機，專攻螺絲配件。

劉大源跑到當時的工業中心上海，從國營上海標準件廠大量購入螺絲產品。他曾花一個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絲，一個人分成四擔挑。挑一擔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擔，這樣“接力”走到碼頭，總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後來，劉大源經營的螺絲，據稱是當時中國最為齊全的，足足有1.7萬種。他被人稱為**“螺絲大王”**。

當時柳市還有幾個跟劉大源齊名的私營個體户，他們被合稱為**“温州八大王”**。

螺絲生意順風順水的劉大源，1977年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裝上電話的人。1980年，他又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

然而，僅僅兩年後，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劉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貼出**“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懷疑運動又至。猛一回頭，發現自己被兩個人盯梢。

他反應神速，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多元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開始潛逃天涯。這一潛逃的決定，使他成為“温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個時候，因私人企業的野蠻瘋長，國民經濟出現過熱，計劃體制下的物資流通秩序大亂，國家遂以**“投機倒把”**為罪名，展開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

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

“温州八大王”被當成了典型大案，轟動全國。除劉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獄。

計劃經濟的反撲，讓人措手不及。想要騰飛的温州民企，一時折了翅膀。到1984年，時任温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還在感慨，“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經濟搞活無望”。

最終，被打壓的“温州八大王”，迎來了他們的出路。温州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復查，得出結論：“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從而鹹魚翻身，成為改革先行人物。

“温州八大王”中的螺絲大王劉大源。

重獲生機的温州人，以家庭作坊為單位，形成了帶有地域性的專業市場，在製鞋、服裝等行業衍生出細緻的分工。他們生產的衣服、鞋子，曾經統治了大半個中國。

1985年，《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有關温州家庭工業的文章，並將其總結為**“温州模式”**。

隨後，温州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經濟高地，前來考察參觀的官員絡繹不絕，導致從杭州、寧波連接温州的兩條公路上經常堵車，事故頻頻。

**温州出盡風頭，儼然是浙江全省經濟的風向標。**從1978年到2004年，温州年均GDP增速14.1%，位居全省首位，創造了膾炙人口的增長奇蹟。

拐點，在温州風頭最勁的時候已經預埋下了。

自稱“刁民”的劉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實上早就從樂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眾人矣，徒留“螺絲大王”的名號，供改革事業研究者使用。

他是一個胡雪巖迷，對胡雪巖的家世瞭如指掌。

胡雪巖因政治而興，一度做到晚清帝國首富；又因政治而敗，成為政敵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終貧病交加而死。臨死前，胡雪巖將子孫們叫到跟前，囑咐他們説：“白老虎可怕！”

劉大源應當熟悉這段典故。

他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經商的。“我不讓他們做生意，等將來環境好了，也許可以讓孫子孫女繼續做生意。”

而在“温州八大王”之後崛起的温州民營企業家，膽子比前輩們更大。只是，這種“大膽”，不是用於突破體制，而是用在了製假和炒作上。

從1990年代末起，温州人已經不屑於幹實業，而開始了讓全國人民“聞風喪膽”的資本炒作旅程。素來以“抱團”著稱的温州人，通過在一個城市內大量買房，快速改變當地樓市的供需狀況，造成恐慌性緊張，待房價升高後轉手套利，這就是所謂的“温州炒房團”。這一炒作模式還被他們複製到了新疆棉花、山西煤礦、雲南礦產等其他投資標的上。

脱實向虛，温州人依然有錢，但用於炒作的資金已經掏空了温州的實業。據媒體報道，2004年之後的10年間，温州GDP增速下降，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多項增幅指標一度在全省墊底。

如今，温州的經濟體量止步於全省第三，跟老二寧波的差距越來越大。2018年兩市的GDP比較，温州（6006億）大約僅為寧波（10745億）的55%。也就是説，要兩個温州才拼得過一個寧波。

雖然坐穩了浙江第三城的位置，但温州人也在反思：如果不是蹉跎了十年的發展時光，温州何至於此！

隨之失落的是，曾經風靡全國的“温州模式”，早已成為歷史名詞。

“温州模式”失落。

三

取而代之的當紅名詞，是**“杭州樣本”**。

無論從經濟質量、城市水平，還是從G20帶來的國際地位、即將舉辦的2022年亞運會，杭州都被認為是最有力的一線城市角逐者。

當下的杭州，應該是這座典型的江南城市自宋代以後達到的另一個歷史巔峯。

歷史上，杭州的真正興起源於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建都於此。吳越王錢鏐勵精圖治，在大動亂的年代裏，難得地為杭州爭取了數十年的穩定發展時間。迄今，西湖邊還有錢王祠，表達杭州人對錢鏐家族的紀念。

北宋，杭州成為兩浙路的路治。當時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被譽為**“東南第一州”**。到了南宋，趙構定杭州（臨安）為臨時首都，一時間全國精英會聚於此。杭州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水平，至此達到歷史高峯。

元明清以後，杭州在浙江省內一哥的位置當仁不讓。但這位置總是坐得有點揪心，尤其是近代以後。

以開闢商埠的時間為例，寧波是1842年，温州是1876年，杭州是1895年。這雖然有被動開埠的屈辱成分，但也意味着杭州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分別比寧波、温州晚了半個世紀和二十年。

論浙江近代工業的發展，寧波也比杭州早。全省第一家近代工廠，1887年創辦於寧波。直到1949年前，杭州以省會優勢奪得省內工業總產值的頭籌，但總體而言，跟寧波相比，優勢不大。

1949年後，因為國家城市規劃和政策傾斜，杭州在全省確立經濟中心地位。但到改革開放後，真正比拼城市活力的時候到來，杭州的相對優勢被漸漸縮小。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五六年間，寧波的經濟體量一度追到了杭州的**86%—87%**之間。

當時，杭州被定義為輕工業城市和旅遊城市。這座省會城市的經濟吸引力，不僅落後於寧波這座港口城市，也落後於善於突圍創新的温州。

在寧波勢頭最勁的那幾年，浙江省內的政商學界都在熱烈探討浙江建立經濟雙中心，甚至經濟中心從杭州向寧波轉移的可能性。討論的大致結論有三個：

**第一，**解放後，國家確定杭州為全省經濟建設重心，是一種失誤。杭州最重要的資源是歷史、山水與人文，經濟中心可以打造，西湖景區卻無法再造，不能以發展經濟去增加其環境負擔。

**第二，**相比杭州，寧波發展經濟的特色和優勢更加明顯：具有優良的深水港航資源；濱海的重化工業優勢；人才優勢，尤其是寧波商幫的作用十分搶眼。

**第三，**浙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空間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過於集中在杭州，造成地域上的發展失衡。如能在省內形成另一個全省性的經濟中心，來分擔乃至取代杭州的地位，將有利於改變這種單中心、集中式的空間佈局。

寧波一度有取代杭州之勢。

這些討論及其設想，在2000年以後，基本銷聲匿跡。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在國內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經營城市”**的理念：

一方面打開西湖圍牆，拆除西湖周邊違建，並對西湖景區實行免票制，杭州的知名度和遊客數達到頂點。在其任內，西湖和西溪成為杭州旅遊的兩張名片。

另一方面堅持政府做地、企業做房，用大項目帶動土地開發，規劃並啓動了數個新城項目，為城市發展擴容。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杭州城市發展與山水人文保護的矛盾。

恰好在這十年間，杭州與互聯網新興經濟同呼吸共命運。

早在阿里巴巴創辦之初，王國平帶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到阿里巴巴視察。聽完馬雲的彙報，省委書記問馬雲：“你希望這個公司將來做到多大？”

馬雲脱口而出：“我希望它會是一家市值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

大概這樣的數字與阿里巴巴的現狀委實太過遙遠，所以王國平出來打圓場：“張書記，小馬可能説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億到五十億人民幣的公司。”

但馬雲停了一下，還是堅定地説：“不，我説的是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在考察完阿里巴巴之後，回上海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上海出不了馬雲？

如今的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為杭州市餘杭區納税一個億，成為一台超級印鈔機。

杭州在互聯網經濟產業升級中，擺脱了寧波、温州的窮追猛趕，跑出了“杭州速度”。2015年，在全國城市中，杭州拿到了**“GDP萬億俱樂部”**的第十張入場券，成為彎道超車的“杭州樣本”。

杭州的崛起與互聯網經濟息息相關。

四

但是，隱憂也伴隨快速發展而來。

當杭州在通往一線城市的大道上狂奔的時候，人們開始擔心，這座自古就以獨特的山水景觀和人文底藴聞名的江南城市，變得與國內的其他大城市越來越像，越來越同質化。

一樣的高樓大廈，一樣的高房價，一樣的快節奏，一樣的加班文化，一樣的激烈競爭。

相比新賦能的國際會議與互聯網科技，杭州傳統的宜居環境優勢正在逐步丟失。儘管我們不願看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古諺越來越名不副實，但這恐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當下，杭州城市氣質的改變，並不因文人墨客的詩詞吟詠桃源夢而中止。

此事古難全，當杭州的城市競爭力越來越強的時候，它的舒適度就會越來越低，幸福感也會越來越弱。

與此同時，就浙江全省而言，曾經討論熱烈的經濟雙中心格局，因為杭州這一極的不斷膨脹而逐漸落空。

在一個省內，如果出現一極獨大的省會城市，對全省來説決非好事：一來可能造成省內地域發展的極不平衡，二來不利於將全省的體量做大做強。

目前全國經濟體量前三的省份，都有一個共同點：省內至少形成了經濟雙中心，而且在體量上，非省會中心均超越省會中心，成為最強的一極。

其中，廣東省內，深圳超越廣州；江蘇省內，蘇州超越南京；山東省內，青島超越濟南。

浙江排在全國第四，但經濟體量與前三省份相比，差距不小。造成差距的原因肯定不止一個，但杭州在省內的相對優勢太大導致均衡共享、協同發展難以落實，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説，城市間的上位之爭硝煙遠去，塵埃落定，對全省並非幸事。我們希望，剛剛跨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寧波越來越好，温州重拾往日雄風，甚至紹興、台州、嘉興都有更大的發展。杭州在省內的地位越不安穩，浙江的未來就會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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