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爭霸簡史: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是如何崛起的?_風聞
最爱历史-同名微信公号:最爱历史2019-02-26 14:34
在中國,做一個省會城市很難,常常要面對各種挑剔的眼光。
要麼被嫌棄當省城的歷史不夠悠久,十足暴發户。比如鄭州,比如合肥。
要麼被嫌棄經濟體量配不上一哥地位,首位度不夠。比如南京,比如濟南。
杭州,作為中國第四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會,不存在這兩種問題。它當省會的歷史甚至比浙江省的設立還早,目前的經濟體量也在省內穩居第一。
但杭州應該有其他的煩惱。
2018年,中國經濟四強省份。
一
歷史上,浙江省誕生過在全國叫得上號的三大商幫。新時期,他們被統稱為“浙商”(浙江商幫)。
然而,這三大商幫沒有一個以杭州命名。
浙商中最早發跡的一個羣體,是龍游商幫。
龍游縣,地處浙江西部山區,現屬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眾縣之中,毫不顯眼。但在明清兩代,從這裏走出來的商人,無遠弗屆,被稱為**“遍地龍游”**。
即便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佩服這樣一個神奇的商幫。他們既無政治背景,又無宗族勢力,卻能與晉商、徽商爭雄商界。
隨後崛起的是湖州商幫,這已經是晚清了。
湖州商人主要靠生絲出口貿易發大財。1843年,上海開埠,浙江生絲由之前的廣州出口改由上海出口,運費成本鋭減,出口價格跟着急劇下降,但湖州絲商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這就叫,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大約1876年前後,湖州商人達到鼎盛時刻。
當時有一句流行語,“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動物的形體來形容他們的財富。財富超過100萬兩銀子的是象,50萬到100萬兩的是牛,30萬到50萬兩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幫“四象”之首,即首富,是家產超過2000萬兩的劉氏家族。劉家與張氏、龐氏、顧氏家族,合稱“四象”,堪稱江南財富四大家族。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湖州商幫跌倒之處,正是寧波商幫崛起的地方。
湖州商人身家暴漲之後,盯上了上海及其周邊的房地產,一個個搖身變成滬上的炒房客。
而房地產跟朝代更替一樣,也是存在週期律的。
當地價狂跌的時候,坐擁千萬房產的湖州富商羣體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產。他們賴以發家的主業——生絲貿易,隨着日本蠶絲的崛起,和人造絲的面世,也早被衝擊得七零八落。
湖州商幫鎩羽而歸之時,有一個寧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蘇州河北岸,買下大片地皮。
有個地皮商笑他發神經,買這種荒僻冷落的地方撐市面,是把銀子往黃浦江裏扔。
熬過了低潮期,地價又開始突突大漲。於是,他變賣這塊地皮,把錢拿去投資實業,盤下了一家英資輪船公司。
這個寧波人,就是後來被稱為“上海第一聞人”的虞洽卿。
虞洽卿一度是寧波商幫的頭號人物。
寧波商幫是中國十大商幫中崛起最晚的,鼎盛於晚清民國。
清朝滅亡後,其他商幫紛紛衰亡,只有寧波幫成功實現了轉型,從傳統的沙船業、錢莊業,轉向輪船業、銀行業。
20世紀初葉,上海擁有4家錢莊以上的家族,僅有9個,寧波幫就佔了5個。
寧波商幫的鼎盛時期,是與政治搭上關係又保持適度距離。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挺進上海,當天就召見虞洽卿,商議籌餉事宜。席間,蔣介石意欲許諾財政部部長一職給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滬富商巨賈結隊去見蔣介石。蔣介石投桃報李,發表答謝詞説,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們不用擔心勞資關係問題,我會很快頒佈保商條例。
得此保證後,江浙財團為蔣介石提供了近700萬元的經費。
虞洽卿説過,商人不問政治,無以把握商業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則會被時政所害。
他與蔣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為了維護浙江財團的利益和個人經商的便利,進退有據,從不貪圖一官半職。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職務,是由蔣介石親自圈定的中央銀行監事。
以虞洽卿等人為代表的浙江財團,通過投資蔣介石,實現金融資本對政治的干預,反過來促進了浙江幫的繁盛。
1949年為界,地域商幫一去不返。
時代車輪滾滾,浙商重啓,已是近40年的事了。
浙江經濟三強:杭州、寧波、温州。
二
這一次,依然沒有杭州什麼事。
1980年代,浙江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焦點,不在杭州,而是在温州。
憑藉敢闖敢做的精神,温州商人在計劃經濟體制剛剛被打破時,就率先吃起了螃蟹。
1970年代末,温州樂清的柳市鎮,五金電器業一夜繁盛。當地人劉大源敏鋭地嗅到商機,專攻螺絲配件。
劉大源跑到當時的工業中心上海,從國營上海標準件廠大量購入螺絲產品。他曾花一個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絲,一個人分成四擔挑。挑一擔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擔,這樣“接力”走到碼頭,總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後來,劉大源經營的螺絲,據稱是當時中國最為齊全的,足足有1.7萬種。他被人稱為**“螺絲大王”**。
當時柳市還有幾個跟劉大源齊名的私營個體户,他們被合稱為**“温州八大王”**。
螺絲生意順風順水的劉大源,1977年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裝上電話的人。1980年,他又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
然而,僅僅兩年後,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劉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貼出**“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懷疑運動又至。猛一回頭,發現自己被兩個人盯梢。
他反應神速,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多元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開始潛逃天涯。這一潛逃的決定,使他成為“温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個時候,因私人企業的野蠻瘋長,國民經濟出現過熱,計劃體制下的物資流通秩序大亂,國家遂以**“投機倒把”**為罪名,展開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
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
“温州八大王”被當成了典型大案,轟動全國。除劉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獄。
計劃經濟的反撲,讓人措手不及。想要騰飛的温州民企,一時折了翅膀。到1984年,時任温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還在感慨,“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經濟搞活無望”。
最終,被打壓的“温州八大王”,迎來了他們的出路。温州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復查,得出結論:“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從而鹹魚翻身,成為改革先行人物。
“温州八大王”中的螺絲大王劉大源。
重獲生機的温州人,以家庭作坊為單位,形成了帶有地域性的專業市場,在製鞋、服裝等行業衍生出細緻的分工。他們生產的衣服、鞋子,曾經統治了大半個中國。
1985年,《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了有關温州家庭工業的文章,並將其總結為**“温州模式”**。
隨後,温州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經濟高地,前來考察參觀的官員絡繹不絕,導致從杭州、寧波連接温州的兩條公路上經常堵車,事故頻頻。
**温州出盡風頭,儼然是浙江全省經濟的風向標。**從1978年到2004年,温州年均GDP增速14.1%,位居全省首位,創造了膾炙人口的增長奇蹟。
拐點,在温州風頭最勁的時候已經預埋下了。
自稱“刁民”的劉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實上早就從樂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眾人矣,徒留“螺絲大王”的名號,供改革事業研究者使用。
他是一個胡雪巖迷,對胡雪巖的家世瞭如指掌。
胡雪巖因政治而興,一度做到晚清帝國首富;又因政治而敗,成為政敵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終貧病交加而死。臨死前,胡雪巖將子孫們叫到跟前,囑咐他們説:“白老虎可怕!”
劉大源應當熟悉這段典故。
他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經商的。“我不讓他們做生意,等將來環境好了,也許可以讓孫子孫女繼續做生意。”
而在“温州八大王”之後崛起的温州民營企業家,膽子比前輩們更大。只是,這種“大膽”,不是用於突破體制,而是用在了製假和炒作上。
從1990年代末起,温州人已經不屑於幹實業,而開始了讓全國人民“聞風喪膽”的資本炒作旅程。素來以“抱團”著稱的温州人,通過在一個城市內大量買房,快速改變當地樓市的供需狀況,造成恐慌性緊張,待房價升高後轉手套利,這就是所謂的“温州炒房團”。這一炒作模式還被他們複製到了新疆棉花、山西煤礦、雲南礦產等其他投資標的上。
脱實向虛,温州人依然有錢,但用於炒作的資金已經掏空了温州的實業。據媒體報道,2004年之後的10年間,温州GDP增速下降,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等多項增幅指標一度在全省墊底。
如今,温州的經濟體量止步於全省第三,跟老二寧波的差距越來越大。2018年兩市的GDP比較,温州(6006億)大約僅為寧波(10745億)的55%。也就是説,要兩個温州才拼得過一個寧波。
雖然坐穩了浙江第三城的位置,但温州人也在反思:如果不是蹉跎了十年的發展時光,温州何至於此!
隨之失落的是,曾經風靡全國的“温州模式”,早已成為歷史名詞。
“温州模式”失落。
三
取而代之的當紅名詞,是**“杭州樣本”**。
無論從經濟質量、城市水平,還是從G20帶來的國際地位、即將舉辦的2022年亞運會,杭州都被認為是最有力的一線城市角逐者。
當下的杭州,應該是這座典型的江南城市自宋代以後達到的另一個歷史巔峯。
歷史上,杭州的真正興起源於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建都於此。吳越王錢鏐勵精圖治,在大動亂的年代裏,難得地為杭州爭取了數十年的穩定發展時間。迄今,西湖邊還有錢王祠,表達杭州人對錢鏐家族的紀念。
北宋,杭州成為兩浙路的路治。當時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被譽為**“東南第一州”**。到了南宋,趙構定杭州(臨安)為臨時首都,一時間全國精英會聚於此。杭州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水平,至此達到歷史高峯。
元明清以後,杭州在浙江省內一哥的位置當仁不讓。但這位置總是坐得有點揪心,尤其是近代以後。
以開闢商埠的時間為例,寧波是1842年,温州是1876年,杭州是1895年。這雖然有被動開埠的屈辱成分,但也意味着杭州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分別比寧波、温州晚了半個世紀和二十年。
論浙江近代工業的發展,寧波也比杭州早。全省第一家近代工廠,1887年創辦於寧波。直到1949年前,杭州以省會優勢奪得省內工業總產值的頭籌,但總體而言,跟寧波相比,優勢不大。
1949年後,因為國家城市規劃和政策傾斜,杭州在全省確立經濟中心地位。但到改革開放後,真正比拼城市活力的時候到來,杭州的相對優勢被漸漸縮小。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五六年間,寧波的經濟體量一度追到了杭州的**86%—87%**之間。
當時,杭州被定義為輕工業城市和旅遊城市。這座省會城市的經濟吸引力,不僅落後於寧波這座港口城市,也落後於善於突圍創新的温州。
在寧波勢頭最勁的那幾年,浙江省內的政商學界都在熱烈探討浙江建立經濟雙中心,甚至經濟中心從杭州向寧波轉移的可能性。討論的大致結論有三個:
**第一,**解放後,國家確定杭州為全省經濟建設重心,是一種失誤。杭州最重要的資源是歷史、山水與人文,經濟中心可以打造,西湖景區卻無法再造,不能以發展經濟去增加其環境負擔。
**第二,**相比杭州,寧波發展經濟的特色和優勢更加明顯:具有優良的深水港航資源;濱海的重化工業優勢;人才優勢,尤其是寧波商幫的作用十分搶眼。
**第三,**浙江在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空間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過於集中在杭州,造成地域上的發展失衡。如能在省內形成另一個全省性的經濟中心,來分擔乃至取代杭州的地位,將有利於改變這種單中心、集中式的空間佈局。
寧波一度有取代杭州之勢。
這些討論及其設想,在2000年以後,基本銷聲匿跡。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在國內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經營城市”**的理念:
一方面打開西湖圍牆,拆除西湖周邊違建,並對西湖景區實行免票制,杭州的知名度和遊客數達到頂點。在其任內,西湖和西溪成為杭州旅遊的兩張名片。
另一方面堅持政府做地、企業做房,用大項目帶動土地開發,規劃並啓動了數個新城項目,為城市發展擴容。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杭州城市發展與山水人文保護的矛盾。
恰好在這十年間,杭州與互聯網新興經濟同呼吸共命運。
早在阿里巴巴創辦之初,王國平帶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到阿里巴巴視察。聽完馬雲的彙報,省委書記問馬雲:“你希望這個公司將來做到多大?”
馬雲脱口而出:“我希望它會是一家市值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
大概這樣的數字與阿里巴巴的現狀委實太過遙遠,所以王國平出來打圓場:“張書記,小馬可能説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億到五十億人民幣的公司。”
但馬雲停了一下,還是堅定地説:“不,我説的是五億到五十億美元的公司。”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2008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在考察完阿里巴巴之後,回上海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上海出不了馬雲?
如今的阿里巴巴,平均每天為杭州市餘杭區納税一個億,成為一台超級印鈔機。
杭州在互聯網經濟產業升級中,擺脱了寧波、温州的窮追猛趕,跑出了“杭州速度”。2015年,在全國城市中,杭州拿到了**“GDP萬億俱樂部”**的第十張入場券,成為彎道超車的“杭州樣本”。
杭州的崛起與互聯網經濟息息相關。
四
但是,隱憂也伴隨快速發展而來。
當杭州在通往一線城市的大道上狂奔的時候,人們開始擔心,這座自古就以獨特的山水景觀和人文底藴聞名的江南城市,變得與國內的其他大城市越來越像,越來越同質化。
一樣的高樓大廈,一樣的高房價,一樣的快節奏,一樣的加班文化,一樣的激烈競爭。
相比新賦能的國際會議與互聯網科技,杭州傳統的宜居環境優勢正在逐步丟失。儘管我們不願看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古諺越來越名不副實,但這恐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當下,杭州城市氣質的改變,並不因文人墨客的詩詞吟詠桃源夢而中止。
此事古難全,當杭州的城市競爭力越來越強的時候,它的舒適度就會越來越低,幸福感也會越來越弱。
與此同時,就浙江全省而言,曾經討論熱烈的經濟雙中心格局,因為杭州這一極的不斷膨脹而逐漸落空。
在一個省內,如果出現一極獨大的省會城市,對全省來説決非好事:一來可能造成省內地域發展的極不平衡,二來不利於將全省的體量做大做強。
目前全國經濟體量前三的省份,都有一個共同點:省內至少形成了經濟雙中心,而且在體量上,非省會中心均超越省會中心,成為最強的一極。
其中,廣東省內,深圳超越廣州;江蘇省內,蘇州超越南京;山東省內,青島超越濟南。
浙江排在全國第四,但經濟體量與前三省份相比,差距不小。造成差距的原因肯定不止一個,但杭州在省內的相對優勢太大導致均衡共享、協同發展難以落實,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這個意義上説,城市間的上位之爭硝煙遠去,塵埃落定,對全省並非幸事。我們希望,剛剛跨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寧波越來越好,温州重拾往日雄風,甚至紹興、台州、嘉興都有更大的發展。杭州在省內的地位越不安穩,浙江的未來就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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