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怎麼了？_風聞

委內瑞拉危機還在繼續發酵。從哥倫比亞和巴西出動的人道救援車隊受阻，委內瑞拉封鎖邊界，並於與哥倫比亞斷交。

西方媒體對委內瑞拉的報導充斥了人道災難的字樣，中國媒體直接來自委內瑞拉的報導不多，大多轉載西方報導，但降低調門。那委內瑞拉到底現在怎麼樣？只能説，很混亂，老百姓上街示威的很多，但到底怎麼樣，但從西方報導的選擇性事實裏是難以看出來的。

委內瑞拉的現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走到現狀的。這關係到委內瑞拉的未來。不管是馬杜羅繼續當政，還是瓜伊多當政，或者其他什麼人當政，不解決委內瑞拉的深層社會經濟問題，委內瑞拉的內亂還將繼續。顏色革命的下場人們已經見識過好幾遍了。

我對委內瑞拉的事情沒有研究，但同事中有一批委內瑞拉人（加起來十好幾個，有幾對夫妻都在我們這裏），他們不是留學生，而是在成年、工作後才離開委內瑞拉，他們現在還有在委內瑞拉的家人、朋友、同學，通過和他們的交談，和對南美其他國家（如我去過的古巴和墨西哥）的觀察，對委內瑞拉的問題開始有所瞭解。

在某種意義上，南美（包括墨西哥以南的中美）是在殖民時代後一步跨入現代社會的，歷史和傳統有一些，但對現狀影響相對不像歐亞國家那麼大，國家之間的均質性也較大。這一點是與歐亞國家很不相同的。對日本的觀察基本上不可能用於印度事務的分析，對阿爾巴尼亞的觀察基本上不可能用於對敍利亞事務的分析。但對古巴的觀察就可能對委內瑞拉事務分析有點用處，因為兩者（還有其他南美國家）具有大體相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來自委內瑞拉的同事中，來自什麼階層的都有，不過離開委內瑞拉的原因大同小異：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委內瑞拉是呆不下去了。70-90年代興建的大型化工廠常年失修，現在已經到了危險運作的地步了，技術改進和更新更是免談。作為工程師，只要有其他出路，這樣的地方是沒法呆的。

但對於委內瑞拉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委內瑞拉同事之間有不同解讀，甚至有為此反目而話不投機的。

委內瑞拉盛產石油，曾經是世界最主要產油國之一，國家經濟隨石油蒸蒸日上，但貧富分化也蒸蒸日上。在70年代，委內瑞拉把石油國有化，大舉增加公共福利開支，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導致債台高築。80年代油價崩盤使得委內瑞拉陷入危機，華盛頓共識和IMF規定的緊縮開支加劇了委內瑞拉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同時私有化導致國有資產外流到外國資本，肥水盡流他人田。頻繁的選舉只是重複了允諾-跳票的循環。

在“查韋斯前”時代，委內瑞拉的貧富分化和腐敗已經很深，里約熱內盧貧民窟式的亂世在加拉加斯早已演過，槍殺、搶劫、偷盜、明目張膽地濫用職權屢見不鮮。按照同事的説法，有人可以為了一雙光鮮Nike球鞋而殺人，因為這雙球鞋可以變賣幾個錢，管家人幾天的飯錢。但既得利益者繼續高宅深院，笙歌燕舞，酒醉燈謎。信心和希望只存在於有錢人那裏。

委內瑞拉的變化開始於查韋斯。這個傘兵上校在1992年發動軍事政變失敗，被關押而後釋放後，在1998年大選中當選總統。查韋斯主張玻利瓦爾主義，這是以美洲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西蒙·玻利瓦爾為號召的超越南美國界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主張的混合體，要求平民民主、經濟獨立、政治清廉和分配平等。顯然，這是來自草根的對寡頭政治、經濟命脈控制權外流、政治腐敗和貧富不均的反彈，很容易得到草根人民的支持。

對於查韋斯時代，同事中來自上層家庭的人與西方媒體的調門基本一致，查韋斯的社會主義摧毀了經濟，導致窮人更懶，必須推翻，包括他的繼承人馬杜羅；更加接近社會底層的人則認為，查韋斯的初衷是好的，但社會主義政策走過頭了，瓜伊多隻是西方和精英的傀儡，開倒車沒有出路。但對治國無方、通脹五度都是深惡痛絕的。當然，同事中有查韋斯和馬杜羅的同情者，但沒有堅定支持者，他們應該留在委內瑞拉了。

委內瑞拉的問題不獨特，南美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問題。遠的有古巴，只是卡斯特羅沒有用玻利瓦爾的旗號，而是和蘇聯走到一起，被打上共產主義的標籤。實際上，卡斯特羅的主張和玻利瓦爾主義很相似，只是當年沒有這個名稱而已。

我沒有去過委內瑞拉，但去過古巴。如今人們到哈瓦那旅遊，是把哈瓦那當成時間機器一樣看待：凍結在1959年1月1日凌晨，老爺建築，老爺樂隊，老爺酒吧，老爺汽車。這是巴蒂斯塔政權突然瓦解的時刻。意外的是，這個古巴革命勝利70週年的紀念日似乎被所有人淡忘了，連古巴人都若無其事地吹吹口哨，眺望星辰大海。

70年前的哈瓦那是令人乍舌地貧富兩極分化，窮奢極侈的富人使得邁阿密相形見拙，可能只有紐約長島能壓得住。貧民區則是真正的赤貧。但這還是哈瓦那。出了哈瓦那，即使在有名的煙草產地Vinale山谷，200年前的西班牙殖民者從墳墓裏爬出來都不會覺得陌生，貧窮和落後依舊，遠遠落後於時代。

卡斯特羅的革命從糾正社會不公開始，劫富濟貧，這可以在短時間內極大地改善古巴下層人民的生活。但消除社會不公本身不創造新的財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還是要靠實體經濟的實質性發展。消除社會不公是一種清零重啓，便於整個社會輕裝上陣，轉入高速和實質性的經濟發展。卡斯特羅做到了清零，但沒有做到重啓。哈瓦那作為時間機器，不是保護得力的緣故，而是因為沒錢大批拆遷重建。穿街走巷的老爺汽車是亮麗的風景線，但那也是古巴人無力買新汽車的緣故。

委內瑞拉似乎走上的是同一條路。查韋斯以為石油收入可以養起整個國家，甚至南美兄弟國家，全然無視搖錢樹也是要澆水施肥的，碰到惡劣天氣也是可能凋謝的。單打一的石油經濟也沒有惠及和拉動整體經濟發展，而福利開支遠遠超過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國內汽油價格比水都便宜，貧困家庭的補助也確實使得人們沒有動力從事低收入工作，婦女更是可以把生孩子當作正當收入來源，生得越多，補助越多。

這是南美很多國家的怪圈：經濟發展要以甩包袱為代價，而承受代價的廣大貧困階層恰恰是最無力被甩包袱的，因此只有擴大福利，安撫貧民，導致債台高築、經濟命脈控制權外流，只有開支緊縮，經濟陷入收縮，貧困階層重新擴大。如何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不一騎絕塵而去，如何在穩定貧困階層的同時激勵、引導和幫助“窮則思變”，這是南美很多國家的共同挑戰。

馬杜羅政權是沒有查韋斯的查韋斯政權，走的是同一條路。與查韋斯時代一樣，馬杜羅是得到廣大貧苦下層支持的，這也是西方和反對派不管怎麼用力，也難以扳倒馬杜羅的最大原因。都説軍方是決定委內瑞拉政局的關鍵因素，但從普通士兵到高級軍官，軍人也是人，來自社會，難以對社會的大潮流無動於衷。所謂掌握軍隊就掌握政權，這是對軍隊作用的庸俗化理解，要不伊朗巴列維政權怎麼在一夜之間就崩盤了呢？巴列維待伊朗軍隊不薄，軍隊的忠誠在很長時間貌似牢不可破，但在最後一刻突然崩潰，正是因為民心所向。也正是因為在委內瑞拉，民心還沒有到淹沒馬杜羅及其玻利瓦爾主義政治主張的時候，所以軍隊繼續在總體上效忠於馬杜羅。

但委內瑞拉的困局也是現實的。中產階級和原既得利益階級全面反對馬杜羅和現政權，他們也可能贏得部分下層民眾的支持。面對每天的生活困難，小恩小惠是可以贏得困境中人們的支持的。面對強大的反對派的深厚社會基礎，馬杜羅不敢也不能抓捕瓜伊多來壓制反對派，因為他不敢觸發更大的政治與合法性危機，就和蔣介石在重慶不敢抓捕毛澤東、周恩來一樣。

另一方面，瓜伊多是“突然”冒出來的反對派領袖。這個既無政治經驗、又無明確主張的年輕人到底是不是美國操縱產生的，相信時間會證明。但現實是：反對派除了在反對馬杜羅這一點上統一之外，對於如何把委內瑞拉帶上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缺乏共識，更是缺乏可運作的政策。外界期望的委內瑞拉軍隊和警察大批倒戈更是沒有出現。與問起中國問題10個人有至少11個高見（因為至少有一個人會中途改主意）的情況不同，來自委內瑞拉的同事們對如何才能把祖國帶出困境都不知道怎麼辦，連高談闊論都不願意。如果瓜伊多勉強執政而回到“查韋斯前”時代的佩雷斯時代，那只有把老路重走一遍，這絕不是委內瑞拉的福音。

委內瑞拉現在民意高度分裂，反對派的深厚社會基礎不足以壓倒馬杜羅支持者所代表的至少同樣深厚的社會基礎。委內瑞拉的內戰是很現實的可能性。最大的危險則是：如果外力與反對派通過合力甚至內戰趕走了馬杜羅，或者馬杜羅堅持住了但經濟和社會困局進一步加深，委內瑞拉的社會經濟“死亡循環”會繼續，劫後的委內瑞拉可能成為南美的另類IS熱土。這不是説委內瑞拉會突然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温牀，而是説動亂後而人手一槍的危牆之下可能成為某種極端主義的熱土，不僅導致地區政治動盪，還可能導致難民潮。如果美國對於眼下的來自中美洲的難民潮一籌莫展的話，那“玻利瓦爾主義後”的難民潮才是可怕的“後天”。

查韋斯也好，馬杜羅也好，在美洲國家中鮮有支持者，除了古巴的卡斯特羅，只有現在墨西哥的新總統洛佩斯還算“親近”，至少不落井下石。巴西、哥倫比亞成為馬杜羅的激烈反對者，正是因為這裏也是玻利瓦爾主義的熱土。哥倫比亞的FARC放下武裝了，但政治主張與玻利瓦爾主義很相近；秘魯的“閃光道路”也差不多；巴西的盧拉和羅塞夫沒有走到玻利瓦爾主義那麼遠，但可算同路人。這些“反動派”當權的“劫後餘生”國家都不願意看到玻利瓦爾主義的“禍水”蔓延到自己的國家，聯手剿滅是共同利益，所以有“利馬集團”這樣的東西。這和各地軍閥幫助蔣介石聯手試圖剿滅紅軍是一樣的意思。但深層社會問題只有政治解決，否則像癌症一樣，越割越大。

玻利瓦爾主義充滿美好理想，但在實踐中未必是拯救南美的靈丹妙藥。南美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鄧小平那句話：發展是硬道理！發展與公平在中國也是敏感話題，但把公平與發展對立起來是不對的。沒有公平的發展和沒有發展的公平都是不可持續的。委內瑞拉走不上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的話，動亂還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