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商人愛捐校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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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碟叔
“花錢辦教育是世上第一樣積德之事”
1972年10月4日，邵逸夫60歲大壽。
邵逸夫在家中排行老六，按照命數來説，60歲是他的劫難之年。邵逸夫對此很焦慮，請來好友李迪消災解難。在好友的幫助下，邵逸夫順利度過了這一年，反倒是競爭對手麻煩連連。
在這之後，邵逸夫請教李迪，怎麼保持長壽。李迪告訴他，
“做事業的人，爭強好勝沒什麼不妥。商場如戰場，同對手講不得仁慈，但你在別的地方可以大講仁慈。比如猶太富商哈同，一個石頭縫裏能榨出油來的吝嗇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資助落難的猶太人，在西人圈子裏頭頗有好名聲。”
可能是李迪的話打動了邵逸夫。第二年，邵逸夫給香港蘇浙公學捐了50萬元港幣。
1985年，邵逸夫的三哥邵山客因患中風在新加坡逝世。因為為人吝嗇，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不太好。
跟三哥比，邵逸夫的吝嗇形象同樣深入人心。當年李小龍從美國回港發展，託人找到邵逸夫，開價片酬六萬港幣，邵逸夫還價到了九千，李小龍於是轉投嘉禾。多年後，電影人張鍵寫回憶錄，説“六叔古寒天下皆知”。
三哥的死讓邵逸夫決定在有生之年改變吝嗇形象。也就是在這一年，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議閉幕式上，總設計師作出指示，
“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關心、支持教育的積極性，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中小學特別是農村中小學的落後面貌”。
從這一年到1992年，社會各方面集資興學的金額達到了1062億，基本消除了農村中小學的破舊危房。如果單純依靠國家投入，完成這些工作需要100年左右的時間。而這1062個億中，邵逸夫捐了10個億。
自1985年六叔響應總設計師號召，積極在大陸捐資興學以來，不僅為大陸教育事業做出巨大貢獻，一改吝嗇形象，也有了很多心得體會。
04年六叔在九寨溝接受採訪回首往事，“幾十年來，我在四川交了很多朋友，比如，鄧小平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是最早在四川建逸夫樓的，就是我喜歡四川的證明哦！”
只能説六叔古道熱腸，廣結善緣，不僅一手締造邵氏跟TVB兩大電影電視帝國，還帶頭高唱我的中國心，“其愛國之情，其為國之志，人們將銘記在心”。
1
邵逸夫有個跟他一樣熱衷捐錢辦學校的校友，香港船王包玉剛。兩人都是寧波人，讀過同一所學校，中興小學。
中興小學的創始人是五金大王葉澄衷。1903年，葉澄衷在上海經商發跡後，出資三萬兩，買了40畝地，在寧波老家建立葉氏學堂。這個學堂，就是中興小學的前身。
葉澄衷去世的前一年，又花了十萬兩，在上海虹口買了30多畝地，創辦澄衷蒙學堂，也就是現在的澄衷高級中學。
學校開學時，清政府為了表彰葉澄衷的善舉，給他頒發了一個匾額，上書四字，“啓蒙種德”，據説是光緒皇帝的御筆。
商人出身的葉澄衷能夠被賜御筆匾額，這在清末以前是難以想象的。清代文人錢泳在《履園叢話》裏記載過一件事，
有個蘇州人陳見山，以買賣藥材發家，所開的青芝堂是揚州城最大的藥鋪。當時清政府缺錢，為了開源，允許老百姓花錢買官兒當，陳見山就買了個五品的“同知”。
買了官後，一參加喜慶宴會，陳見山就會穿上天青褂五品官服。一日在酒席上，有個人看不慣陳見山招搖過市，就故意説，我有一聯，“五品天青褂”，誰能對出下聯呢？這時旁邊一個少年應聲答道，“六味地黃丸”。滿座鬨然大笑。
這則故事暗示了明清商人的心態與處境：
在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中，官僚的意志就是一切。因此，商人對權力夢寐以求就成了歷史的內在邏輯。陳見山穿着官服四處招搖，正反映了他急於擺脱備受鄙夷的商人身份，提高社會地位的微妙心態。
但故事結尾，陳見山的藥商出身仍被人揶揄嘲諷，可見商人羣體從未擺脱政治與精神上的雙重枷鎖實現人格獨立。就像余英時指出的那樣，
“他們已最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未曾突破傳統。”
與陳見山形成對比的，是清代另一名商人鮑志道。鮑志道是徽州人，以鹽業發家。乾隆五十年，鮑志道被推舉為兩淮鹽業總商。在擔任兩淮總商的20年裏，鮑志道先後被朝廷賜了六個官銜。
不僅如此，他跟當時的文人官僚也私交甚好。袁枚説過，鮑志道是他的“文章知己，非俗商也”。鮑去世後，紀曉嵐為他作傳，兩江總督鐵保手書傳文，户部尚書朱珪親筆撰寫墓誌銘，可以説是哀榮備至。
陳見山跟鮑志道同為商人出身，用柯律格的話説，
“那個時代的成功商人，當財富積累至相當水平後，都極渴望獲得士紳的身份，從而進入有教養的社會圈子”。
陳見山花錢買官進入士階層的努力失敗了。而鮑志道的成功提供了另一種將經濟資本轉換成政治文化資本的方式。
乾隆五十五年，鮑志道出資三千兩重建了徽州的紫陽書院。為了維持書院正常運轉，四年後，鮑志道再次捐銀八千兩。嘉慶十二年，鮑志道之子鮑淑芳又捐資一千四百兩重修學宮。四年後，鮑淑芳之子鮑均再次向紫陽書院捐資五千兩。
事實上，鮑志道及其家族捐資興學在當時的徽商中並非個例。
1699年，徽商張佩蘭建新安義學；1734年，徽商馬曰琯出資重建揚州梅花書院；1800年，徽商洪箴原捐款在揚州建設12所學校。宋朝末年，徽州有書院12所，到清代康熙年間，徽州六縣共有書院54所，徽商的捐資成為這一時期修建書院的最主要經濟來源。
卜正民在談到晚明士紳為何積極參與公益事業時曾説過，
“未經裝飾的經濟投資不足以創造一個精英所需的使人們擁戴的合法性。它還必須求助於皮埃爾·布爾迪厄所稱的‘象徵性資本’，即通過投資於像慈善活動這樣花費很大的地方性事業，來積累好的名聲。”
在所有的慈善活動中，捐資修建書院是進行資本轉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琳達·沃爾頓所言，
“建立一個向士人社會開放的書院，是一個家庭提高自身聲望，表明其對於地方精英身份訴求的一種方式。它是一種文化與社會資本的投資，以財產來交換地位。”
背後的原因就如肖永明所觀察到的那樣，
“書院作為傳播儒學的教育機構，本身就是一種極具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是儒學的象徵物。商人們捐助書院表明了自身尊崇儒學，認同儒學價值觀念的態度，顯示出商人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的親近關係，從而淡化其原有的社會身份。”
從這個角度上來説，明清商人們捐資興建書院，既是在為權力買單，也是在展示忠誠。
2
1946年，張伯苓赴美國治病。南開旅美校友會的成員們剛好在紐約聚會，就把張伯苓請了過來，為張補祝七十大壽。會上，老舍跟曹禺朗誦了一首長詩，
“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這不是吹，也不是嗙，天下誰人不知，南開有個張校長。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變成聞名天下的學堂，他不慌，也不忙。他不吸煙，也不喝酒，一輩子也不摸麻將和牌九。”
其實張伯苓能把臭水坑子變成南開學堂，也離不開當時的富商。
1904年，為推廣新式學堂，清政府頒佈了《奏定學堂章程》。辦學堂得花錢，缺錢的清政府只能把經濟壓力轉嫁給地方社會。章程規定，富商們要是捐錢辦小學，就御賜匾額。葉澄衷的匾額就是這麼來的。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伯苓跟嚴修、王奎章創辦了南開學堂。
其中捐錢最多的嚴修祖上是天津鹽商；捐了一萬兩的王奎章在天津開錢莊；捐出土地的鄭菊如有祖傳的商鋪，捐錢建校舍的嚴子鈞是嚴修拉過來的，祖上也是寧波的大商人。幾個創始人中，只有一個袁世凱是當官的。
民國時期商人捐資興辦大學，不只有南開一例。
1912年北洋政府先是頒佈《專門學校令》，鼓勵私人設立大學。在政府號召下，陳嘉庚創辦廈門大學、張謇創辦南通大學、簡照南資助暨南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和復旦大學建造校舍。
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沒錢投資教育，只能再次把手伸進富商們的口袋裏。1929年，國民政府頒佈《捐資興學褒獎條例》，鼓勵私人捐款辦學。
不僅如此，國民政府還公佈了《遺產税暫行條例》，條例第七條第五款規定，捐贈教育文化或慈善公益事業之財產未超過五十萬元者，予以免納遺產税。
在政策的鼓勵下，商人辦學成為當時的熱潮，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記錄，出資一萬元以上資助大學的一共有五人，這五個人全是商人。
商人羣體所創辦的私立大學也成為民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1936年為例，那一年全中國的私立大學有20所，專科層次的私立學校有11所，二者相加佔了全國高等院校的一半。而私立高校在校生有20664人，佔了全國高等在校生總人數的49％。
由於辦學經費自由募捐，私立大學不依附任何政府機構和政治團體，得以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跟自治性。
20世紀30年代，在澄衷蒙學堂讀過書的胡適出任私立學校，中國公學的校長。在胡適的管理下，學校不掛國民黨黨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國民黨紀念課。學生們在學校辦公室的牆上貼壁報，那些壁報，有左派辦的，有國民黨員辦的，還有國家主義派辦的，胡適一視同仁，准許學生各抒己見。
就像時人評價的那樣，
“國立學校的宗旨，隨政府的政策而轉移，不能任意發展。而私立學校的創辦，由自由意志結合，可以實現一種特殊的教育理想，一種更優良的新社會和更合理的新教育的理想。”
這個更優良的新社會，既是胡適這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渴望的，也是完成身份越級與人格轉換的商人羣體渴望的。
1920年5月，北大外文系的學生領袖羅家倫正為“中國將何處去”的問題而苦惱，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設使我以這番心血，來完成我所想譯的三五部書，對於中國的文明，比之現在何等貢獻？偶一回頭，為之心酸。”
也就在同一時間，在澄衷蒙學堂當過教務長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收到上海商人穆藕初的來信。信裏説，
“竊思吾國學術，尚在萌芽時代，欲求高深之學，非求自歐美不可。是以不揣綿薄，特先捐銀一萬兩，託諸先生個人，為選派留學之用。”
在穆藕初的委託下，蔡元培跟三位教授選定羅家倫及其他四個人赴美留學。臨行前的歡送會上，蔣夢麟代表北大向穆藕初致謝。穆藕初説，“今幸年來經營實業，稍有盈餘，故願意派人求學，惟不望人報酬，蓋此為個人對於社會應盡之責任。”
曾經商人羣體作為權力、文化與道德的邊民，永遠無法成為帝王師、殉道者、歷史敍述人。到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民國，他們開始投資教育領域，這背後有資本轉換的動機，也有以歐美為師，傳播自由主義思潮，打破雙重枷鎖的考慮。
1919年5月，五四運動正火熱，曹汝霖辭去交通總長一職跑天津避風頭。剛好這一年南開學堂升格為南開大學，張伯苓正為大學部搞募捐，曹汝霖表示願捐一萬元，張伯苓心動了，準備接受曹的捐款，並聘任他為南開校董。
當時天津的學生領袖是周總理，他是南開的畢業生，覺得這錢不能要，就給留日的南開同學寫信，批評曹汝霖是賣國賊，南開接受曹的捐款，等於是通過賣國賊搶人民的錢。在南開學生的強烈抗議下，最終張伯苓拒絕了曹汝霖的捐款。
在信中，周總理還批評了一下張校長，
“校長近來人心大變，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Democracy，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
與其説這是南開的民主之爭，不如説這是整個民國的新舊之爭。漢學家羅威廉在研究湖北麻城的著作《紅雨》中寫了一個事兒，
“1905年麻城成立了勸學所跟麻城學會，資助新式教育。學會成立的頭十年，由改良派士紳吳東甲領導。從1918年開始，麻城學會開始被一連串保守文人和當地權貴親自掌管。在這期間，與現代化最背道而馳的項目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資金：修復文廟、重建孔廟、翻修鄉賢名宦祠。”
3
1911年，閻錫山治理下的山西流傳着一首歌謠，“初三十三二十三，河邊出了個閻錫山。閻錫山，灰拾翻，剃了辮子留了洋，扳了神像立學堂。”
在留洋前，閻錫山先是在私塾讀了三年書。1902年，閻錫山考上了山西武備學堂。在學堂讀了兩年後，他被派往日本留學，讀的是陸軍士官學校。
在日本讀書的那幾年，閻錫山接受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教育，清楚地看到了教育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他看來，“從前普國戰勝法國，日本戰勝俄國，都歸功於小學教員。”
於是1918年，閻錫山治理山西后，出台了《山西省施行義務教育規程》，裏頭規定，
“凡學齡兒童暨十八歲以下之失學兒童，無故之不入學者，經各區長、各街村副查明呈請縣知事核准，處其家長以一元至五元元罰金，此項罰金自學齡兒童十歲起每歲遲追加一元。”
他還訓誡山西官員，
“世上萬事都可省錢，只有出錢教子弟求學，是與自己後人積錢的法子，故此錢萬萬不可吝惜。況且花錢辦教育是世上第一樣積德之事，你們須以此理告人民知之。”
1925年，陶行知實地考察了山西的義務教育，
“現在山西省100個學齡兒童中已有70多人在國民小學裏做學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個省份（江蘇）只有20％多。可見，真正實行義務教育的，算來只有山西一省。”
其實早在1915年，閻錫山就私人出資創立了河邊小學，三年後，他再次出資創立川至中學，並拿出10萬元存入銀號，作為辦校經費，該校學生一律免學費。
為了搞教育，山西整編軍隊時原本被批准建五個旅，閻錫山實際上只建了四個，第五旅旅長由趙戴文兼職，只報虛名。閻錫山把這一個旅的軍費用來創辦了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學生同樣免學費。
羅威廉研究民國的湖北麻城地主時説過，
“對於麻城的許多地主精英來説，‘現代性’至多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1923年，受過西方教育的社會科學家餘晉芳在縣城資助了一個儒家惜字會，以防止對神聖文字的褻瀆。”
而地主出身，讀過三年私塾的閻錫山，即使剃了辮子留過洋入了同盟會高唱“民主立憲”，底色也還是君臣父子、仁義禮智、孝悌忠信，
“拿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情形來看，孔子的道理，對於我們相宜的地方，實在比別的教多。所以鄙人要對於孔子的道理，特別崇敬。我國的四書五經實在是好。”
拜孔子的閻錫山不會想到，自己一手創立的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後來成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大本營。民國新舊之爭再次上演，為了壓制馬克思主義傳播，以革命發家的閻錫山把《共產主義的錯誤》、《防共應先知共》等書強行列入了各級學校和黨政軍團的教學中。
1937年國共合作，閻錫山遇見了同是山西人的徐向前，閻錫山很親熱，“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對你家人怎樣，我可不是蔣介石，六親不認，我閻某人是對得起鄉親的！”
多年後，閻錫山回首往事，“我山西是個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這兩個人都為我所用，我就可以統治全中國，可惜他們都跑到共產黨那裏去。”
只能説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甲午海戰後，清政府感到舊式軍隊腐敗無能，打算改革軍制編練新軍。1885年，李鴻章上奏獲准在天津設立北洋武備學堂，培養軍事人才。設立武備學堂這事兒後來在全國推廣開來，比如1896年，張之洞奉命創辦了湖北武備學堂。
在辦學堂，訓新軍這事兒上，張之洞講究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裝備、訓練、部隊編制、軍事制度、軍事技術等方面仿照西洋軍隊，但在思想教育上堅持“忠君體國”。湖北武備學堂的《軍歌》是這麼唱的，
“大清深仁厚澤十餘朝，列聖相承無異舜與堯。刑罰最輕錢糧又最少，當唐元明誰比本朝高？愛民説士善政説不了，我祖我父世世受恩膏。朝廷欲將太平大局保，大帥統領遵旨練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報。”
但張之洞沒想到的是，湖北武備學堂後來成為了革命黨的大本營。這些唱着“第一立志要把君恩報”的學生們，後來成了四川保路運動中的領袖。
也就是在張之洞創立湖北武備學堂的一年後，山西巡撫胡聘之也辦個山西武備學堂，閻錫山就是學堂裏第一批被派往日本留學的優等生。在日本，閻錫山追隨孫中山，入了同盟會，革了大清王朝的命。
只能説歷史車輪滾滾向前，不管是民國時候的資本家也好，閻錫山、張之洞也罷，他們種下的種子，都沒結出想要的瓜。
但就像閻錫山説的，“花錢辦教育是世上第一樣積德之事”。有六叔做表率，大陸的企業家們也自覺承擔起了社會責任。2018年福布斯中國慈善榜上，教育捐贈佔據了全部捐贈的半壁江山，達到了49％.除了捐錢，不少企業家還為教育獻計獻策，甚至身體力行辦起了大學，可以説是全面向老前輩看齊。
萬通的馮侖有次跟易中天聊天時説，
“中國是泛道德的社會，只要你做好事，就不細究你。如果嚴格按法律來算，有很多事情是很懸乎的。比如説跨境把錢拿來拿去，外管局報備了沒有？這裏頭都有很多技術細節，但是我們因為是一個泛道德的社會，只要你做好人，就都沒有問題。”
後來易中天接受採訪，談商人做慈善。記者問易中天，為了安全，和政治連接在一起，這是中國曆朝歷代商人的宿命？易中天回答，宿命。記者接着問，現在這個宿命還存在嗎？易中天的回答是，我們就不説現在了。
參考文獻：
《略論清徽商對地方教育的支持——以兩淮總商鮑志道為個案的考察》趙翎
《易中天對話馮侖：慈善不需狂歡美德要節制》
《金庸曾與邵逸夫相會四川九寨溝因帶錯話深夜見面》華西都市報
《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卜正民
《簡論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與實踐》程保文
《閻錫山中國義務教育的第一人》諶旭彬
《談閻錫山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蘇煒
《論閻錫山的教育思想（1911-1937）》潘印
《邵逸夫早年吝嗇被嘲笑晚年捐助教育30餘億》 21世紀經濟報道
《清末民初知識分子與商人的交往：新文學的助推器》林朝霞
《民國時期教育經費獨立運動研究（1912-1937）》王鷹
《看歷史：透過細節看中國轉變》
《辛亥革命對教育變革的影響：以民國前中期商人捐辦大學為中心》虞與平
《民國私立大學體系富有生機與活力的原因——民國時期政府民治思想的分析維度》宋秋蓉
《民國時期私立高校的發展背景與動因》李志前
《1912-1937年間民國私立大學教育捐贈研究》李夢琪
《民國時期政府控制與私立大學自治的博弈》宋小勤
《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捐資興學產生的歷史動因》李敏
《清末徽商捐資興學與抗繳學捐述論》孟穎佼
《商人對書院發展的推動及其動機探析》肖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