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何以興衰？中美德三足鼎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全球競合格局【走出去智庫】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近代史上世界已經發生過三次工業革命，現在正迎來第四次工業革命。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互聯網產業化、工業智能化、工業一體化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無人控制技術、量子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以及生物技術為主的全新技術革命。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對於已經到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世界主要工業國家近年制定了相應的戰略措施：德國早在2011年就提出了“工業4.0”戰略，並在近日推出《國家工業戰略2030》；日本於2015年提出“機器人戰略”；美國通用公司、IBM、英特爾等聯合成立了“工業互聯網聯盟”，本月特朗普亦簽署了《美國人工智能倡議》。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國際競爭趨勢如何？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和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陳達飛的的文章，供關注全球工業革命發展趨勢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國家何以興衰？答案在於能否在歷次工業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而這又取決於能否在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突破。

2、工業在一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能僅從其佔GDP的比重來判斷。但若其佔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則可以説明它的地位在被削弱。

3、在未來的產業競爭中，“規模是關鍵”，正如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所強調的一樣。未來，規模即效率。

4、美國2018年的各項舉措是在阻隔技術轉移的渠道。邏輯上來説，只有等到此步驟完成之後，美國政府才能安心發展科技。目前，特朗普政府同樣制定了產業政策扶植“國家冠軍”。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邵    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陳達飛  東方證券高級宏觀研究員

大國興衰與工業革命

**國家何以興衰？答案在於能否在歷次工業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而這又取決於能否在核心技術領域取得突破。**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時代——英國；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時代——德國和美國；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技術、新材料、航空航天等——美國；科技創新與經濟中心從英國逐步向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遷移。誰能主導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的成果和爆發力是累積性的，而非彼此孤立，但**“先發優勢”與“後發優勢”並存**。傳統工業強國雖然在“舊革命”的核心產業、工藝或流程上擁有“先發優勢”，不過這種優勢也可能成為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攔路虎”。

一方面，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會不斷更替；另一方面，傳統產業會被新的生產方式、生產工具或營銷模式加以改造；甚至，傳統產業的某一個核心元件的創新，也會帶來整個產業鏈的重組，從而使得生產或研發中心在全球範圍內的遷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從福特和通用到豐田與現代，或者是到微軟、谷歌、Facebook、騰訊和阿里巴巴；從沃爾瑪到亞馬遜；從諾基亞、摩托羅拉到iPhone；從CD到iPod；從柯達到佳能和尼康；從傳統鐵路到高速鐵路……

**核心產業的變遷，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標的公司可窺見一斑。**始於1884年，道瓊斯股票價格平均指數是目前全球最具權威性，也是最具“指南針”意義的一種股票價格指數。原因之一在於它選用的股票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標的公司都是行業內的“領頭羊”。為了保持這一特點，道瓊斯公司對其編制的股票價格平均指數所選用的股票經常予以調整，用具有活力的更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替代那些失去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自1928年以來，標的公司已有30次更換，幾乎每兩年就有一次。至2018年6月26日，“百年老店”通用電氣也被剔除出局，從而也宣佈該指數的原始成分股全軍覆沒。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時代的開始。令人好奇的是，這會是怎樣的“另一個時代”？

答案就在於正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5G、數字化、機器人、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先進製造業、量子信息科學……

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出現一個，或是少數幾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顛覆式技術創新，比如歷史上的蒸汽機、鐵路、電力開發、內燃機和汽車、飛機、無線電和電視、計算機。“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核心技術又是什麼？事前我們只會有一個概率分佈，但從大國博弈的維度來看，則不能從概率的視角來看問題。答案或許是，“一個都不能少”——至少在分出勝負之前，這個答案都是成立的。正如德國在最新發布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下稱“德國戰略2030”）中所説的：“德國經濟必須能夠經受住所有主要領域的全球競爭，特別是在關鍵技術和突破性創新方面”。在產業鏈的生產模式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核心環節，從而必須有安全的替代品，它必須來自本國或緊密的盟友。

中美德三足鼎立

**工業在一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能僅從其佔GDP的比重來判斷。但若其佔GDP的比重在不斷下降，則可以説明它的地位在被削弱。**美國二戰之後的故事就是如此，雖然製造業總產值仍在上升，但製造業產值佔GDP的比重在不斷下行，吸納的就業人數佔比也在下降（如圖1所示）。從而，製造業勞動者的收入份額也在被壓縮。

人們常以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程度，這容易讓人忽視製造業對於國計民生，特別是大國博弈的重要性。

**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來看，中國、美國和德國已經分別成了亞洲、美洲和歐洲的貿易中心。**圖2中的泡沫大小代表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世界貿易中以附加值（出口加上進口的附加值）計算的份額。兩個泡沫之間的連線的粗細衡量了雙邊貿易附加值的規模（所有經濟體之間都有雙邊貿易流動，但圖示沒有展示佔世界貿易總額0.2%以下的貿易流）。可以看出，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已經超越了美國和德國，但在區域貿易，美國和德國仍居核心地位。

説明：CHN：中國；USA：美國；DEU：德國；OEM：其他新興市場；DAE：其他亞洲經濟體，如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

**在未來的產業競爭中，“規模是關鍵”，正如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所強調的一樣。未來，規模即效率。**這是因為，在前幾次工業革命產生的技術進步——如交通運輸工具和互聯網等——的加持下，生產和產品（或服務）的邊界幾乎被無限拓展了。在很多領域，壟斷不再等於低效，“贏家通吃”反而與經濟效率相融。這在互聯網平台競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先發優勢”特別顯著，“價格戰”幾乎是平台型企業的必經階段，目的就是“規模”。“互聯網+”這種模式創新的門檻極低，真正的門檻在資本，因為有資本才能贏得市場份額。達到一定規模之後，才能獲得“自然壟斷”的地位，才能實現盈利。而且，一般來説，這個“規模”的門檻往往比傳統產業高許多。所以，平台型企業，無論是綜合型的，還是垂直領域，常見寡頭結構。

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小企業和企業家委員會主席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向參議院提交的一份最新報告中，重點評估了中美兩國製造業不同產品的出口份額。圖3比較了兩國重工業產品——如航空航天、機動車、輪船、機械裝備、高科技產品、人造金屬製品及鐵路裝備——的出口增長指數，中國遙遙領先，17年間，最低漲幅為5倍，排名前三的航空航天、機動車和輪船的出口數量增加了10倍以上。

圖4為報告選取的32種高附加值資本品在全球出口中所佔的份額。截止到2017年，中國已經趕上了美國。

如圖5所示，在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業，無論是中間品，還是資本品的出口，中國都已經在2004年前後超過了美國。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中美在該領域的爭奪尤為激烈的原因。

美國2018年的各項舉措是在阻隔技術轉移的渠道。邏輯上來説，只有等到此步驟完成之後，美國政府才能安心發展科技。目前，特朗普政府同樣制定了產業政策扶植“國家冠軍”。

從最新的文件來看，2019年2月7日，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發表文章——《美國將主宰未來的工業》，將人工智能（AI）、高端製造業（Advanced Manufacturing）、量子信息科學（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QIS）和5G四大產業納入其中。自特朗普上台以後，美國加快步伐，目前已經在各個領域形成了全面的戰略佈局。比如特朗普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2017）首次將AI納入其中；針對高端製造業和量子信息科學，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分別於2018年10月發佈了《國家在先進製造業的戰略規劃》（National Strategic Plan 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和2018年9月發佈了《國家在量子信息科學上的戰略概述》（National Strategic Overview for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特朗普還簽署了《國家量子倡議法案》（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美國在5G領域的佈局和爭奪更為明顯。

當然，視野不能只侷限於中國和美國。就歐盟諸國而言，歐盟並非真的與美國“穿同一條褲子”。歷史上與美國最親密的英國正陷於脱歐困境中而無法自拔，而且法國和德國一直對美英關係心存芥蒂，擔心美國會通過英國干擾到歐盟決策的獨立性；法國曆來與美國貌合神離，是美歐離心力的重要推手；而作為歐盟領導者的德國，即使因為歷史原因而對美國禮讓三分，但在核心的原則性問題上，仍然會從德國和歐盟的立場上來做出“政治正確”的選擇的。

正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2年發表於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上寫道：“不要再假稱歐洲人與美國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或者假稱他們擁有同一個世界。在解答有關權力的問題時，例如權力的功效、道德和訴求，美國和歐洲的觀點是涇渭分明的。……歐洲正在步入一個‘後歷史’的和平與相對繁榮的樂園，就像康德所説，‘永久和平’變為了現實。與此同時，美國還深陷歷史之中，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式’的世界裏行使着權力。在這樣的世界裏，國際法和規則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安全、國防和自由秩序的推廣還取決於擁有並使用軍事力量。”卡根對國際秩序的解讀在當今仍然基本正確，雖然美國與歐盟可能有價值觀和體制上的差異，但差異的程度並不足以成為衝突的主要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戰後美國從未將歐盟視為“戰略競爭者”。

當一個國家原本處於優勢地位的傳統產業正在失勢的時候，針對該領域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便會興起，因為它符合是傳統產業的利益集團的核心訴求。

**在發佈“工業4.0”計劃之後，2019年2月份，德國又發佈了一份規劃——《德國工業戰略2030》——作為德國和歐洲工業發展的指導方案。**報告提出，這只是第一步，後續還會研究並制定一份有具體實施步驟的指導文件，以及整個歐盟的工業發展戰略。

對於關鍵技術的重要性，德國聯邦經濟事務與能源部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在前言中説道：“如果德國失去了關鍵的技術，我們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因此嚴重受損，這會給我們的生活方式、國家在幾乎所有政治領域採取行動的能力和行動的空間帶來重大影響，並最終會波及德國國家機構的民主合法性。”同樣，對於整個歐盟也是如此。所以，正如特朗普的助理、美國貿易與製造業辦公室主任納瓦羅一貫宣稱的——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作為歐盟領導者的德國，正在接受這個理念。

“德國戰略2030”強調：“（在歐盟內部）保持一個閉環的工業增值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鏈的所有部分——從基本材料的生產，到製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務、研發，都存在於一個經濟地區，那麼各個環節將更具抵抗力，增值鏈也更有可能實現或擴大競爭優勢。因此我們需要一套全盤的方法和分析，以確定以前的增值鏈受破壞與威脅的環節，同時還要達成一致，制定阻止與逆轉進一步破壞的適當措施。”歐盟抱團取暖的姿態，再明顯不過了。

**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德國特別關注電信、互聯網和數字化；在汽車領域，德國非常關注新能源汽車中的核心配件——電池，“就電池生產這一對附加值極其重要的問題而言，國家可以組建財團提供援助，這種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除此之外，德國和歐盟政府還可能在平台經濟、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領域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猶如當年建立空中客車公司，政府會直接參與其中。

當然，德國同時也指出，德國堅定不移地遵循市場原則與比較優勢原則；堅持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原則；堅持“多邊主義”。但這些原則如果沒有明確的框架條件，只能是一遍又一遍出現在官方文件上的陳詞濫調。筆者認為，核心的框架條件，在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

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產業政策是“競爭中性”的重要評判標準。**本質上，這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

事實上，產業政策是個舶來品，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在內，都是制定產業政策的先行者。從前文也可以看到，為了在未來的核心產業佔據主宰地位，美國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相關的產業政策，“德國戰略2030”也多次肯定了產業政策的必要性。產業政策涉及的領域代表的是政府“有形之手”的臂長。在一個已經全球化，並且全球化仍將繼續發展的世界，如何明晰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邊界，變得尤為重要。

“德國戰略2030”承認，**“產業政策在世界許多國家中興起。幾乎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完全依賴市場力量來管理當前事務。”**那麼，在承認政府利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的合法性的基礎上，如何同時營造較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健康的全球化秩序？筆者認為，本屆達沃斯論壇提出的全球化4.0的均衡（筆者的專著《全球化4.0》已於2016年出版）可能會是如下圖景：

當前“硝煙”瀰漫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只是過渡，自由、公平和開放的貿易格局仍是趨勢。任何一個國家想參與其中，必須切實遵守經多邊統一的規則，如市場化的原則等。而且，未來的多邊規則，將會是個“硬約束”。德國已經在“德國戰略2030”中表態：“德國堅持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原則。即使這一原則可能會對本國企業造成不利，德國也希望遵守這一原則，減少乃至消除全球關税，尤其是各個領域工業產品的關税。”

特惠協定、雙邊協定或區域協定與多邊協定並存，但必須與多邊協定相融。用數學術語來説，它們將是多邊協定的“子集”。只有滿足此條件，它們才能生效。所以，在生效之前，可能會有一個經多邊組織審核的議程。

承認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支持產業發展的“合法性”，但它並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哪些領域是可行的（如所謂的“國家安全”領域）；哪些領域是應該杜絕的；以及在可行的領域，政府參與的程度，都需經過協商談判來確定。

我們認為，可粗略劃分為如下三類：國家安全領域；貿易品領域；非貿易品領域。

國際關係中，國家安全是首要原則。該領域的產業政策將在多邊框架下商定具體的形式，以及政府參與的程度，大前提仍然是遵守對等原則；一個難點在於，不同國家所認為的國家安全產業有不同的內涵。可行的操作流程是，先由多邊組織協商確定一個“交集”，針對一些國家的特殊情況，再由民主程序審議，決定是否通過。

在貿易品領域，由於牽涉到國際競爭，將由市場和比較優勢原則發揮決定性作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在非貿易品領域，產業政策則是無關宏旨的。

當然，以上“三分法”只是粗略地給出了一個分析框架。實際操作中，產業的屬性可能並不那麼明確。但這並不妨礙其成為一個有一定合理性的“猜想”。

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在《貿易的衝突》（Clashing over Commerce）一書中總結了美國貿易政策目標的演變，他將其總結為“3個R”：從美國獨立戰爭到美國內戰，是收入（Revenue）；從內戰到大蕭條，是限制（Restriction），即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第三個階段，即大蕭條結束以後，是對等（Reciprocal）。

競爭的另一面是合作，競爭與合作並存。**關鍵問題是，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都要講規則。**大國博弈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全球化4.0，是簡單重複3.0的故事，還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關鍵在於誰能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科技上取得突破。**自古以來，這都是大國必爭之地。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