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等到發諾貝爾獎，我們才知道屠呦呦_風聞

春節裏，英國廣播公司BBC在最新節目《偶像（ICON）》中，“捧了”一把屠呦呦，把屠呦呦、居里夫人、愛因斯坦、圖靈一起評為了“20世紀最偉大科學家”。可見，至少在英國人眼中，屠呦呦憑青蒿素不僅僅當得起諾貝爾獎，還可以和愛因斯坦等“超諾獎”級人物並列。

對於這個新聞，中國人當然喜聞樂見，但反過來説，一個老問題又冒出來了——這麼偉大的人物，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要等到她拿了諾貝爾獎才聽説？為什麼之前屠呦呦的功績不出名？

這個故事值得結合中國當代史認真聊聊。

1****書寫人類歷史的傳染病

BBC給屠呦呦的推薦語是：“若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來衡量偉大，那麼毫無疑問，屠呦呦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這説的當然是青蒿素對瘧疾的治療作用。

但在諾貝爾獎之前，只有少數中國人知道她。在諾貝爾獎之後，也很少有人意識到，青蒿素的發現是中國人第一次在人類抗瘧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瘧疾，是一種改變人類歷史的傳染病。歐洲殖民者因為害怕非洲瘧疾，不得不推遲殖民，改道前往美洲。在中國，最慘烈的是雲南思茅，1919到1948的30年間，瘧疾讓這座七八萬人的市鎮人口蒸發99%，只剩下900多人。

在顯微鏡發明之前，瘧疾十分神秘。由於它常在叢林濕地爆發，中外醫生都斷定是空氣致病：中醫叫它“瘴氣”，西方稱它“malaria”，也就是“髒空氣”。那時的人得了瘧疾，只能靠硬扛、等死，或者基因突變產生免疫。

19世紀中葉，微生物學興起。1884年，法國人拉韋朗發現了瘧疾元兇：瘧原蟲。1897年，英國人羅斯認定是蚊子傳播瘧疾。他們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獎。

與機理研究同步的，是對秘魯偏方“金雞納霜”的研發。17世紀，金雞納霜由西班牙傳教士帶回歐洲。1817年，法國藥劑師從金雞納樹皮中分離出有效物質“奎寧”。此後300多年，藥物級奎寧拯救了無數生命，化學家們逐步確認奎寧的化學結構、嘗試人工合成。這些努力，直接推動了人類化學工業的發展。

通過對奎寧結構的模仿，人們發現了氯喹、伯喹在內的一系列抗瘧藥物。但奎寧“思維定勢”很快出現危機。20世紀60年代，瘧原蟲對奎寧的耐藥性顯現，“奎寧家族”一個個被瘧原蟲拿下。其中最兇險、死亡率最高的惡性瘧疾更是耐藥性的重災區。

到1965年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美越軍隊都因為瘧疾大規模減員。為此，美國啓動了世界最大規模的藥物篩選，名單長達25萬種。越南則求助中國。這才有了“523項目”、屠呦呦、青蒿素和中國人在抗瘧史上的鄭重亮相。

2****最不需要青蒿素的國家

1967年，“523項目”啓動。

1971年，屠呦呦提取的青蒿樣本，對瘧原蟲抑制率達到100%。

1973年，青蒿素在雲南進行臨牀試驗，藥效得到證實。這一年因為越南停戰，“523項目”的保密性逐漸減淡。

1975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確定了青蒿素的確切結構。三年後，該研究所確定了青蒿素的絕對構型。

1985年，中國科學家將蒿甲醚和苯芴醇整合製成單一片劑，發明青蒿素類複方或聯合用藥，減緩青蒿素耐藥性的發生。

1986年，青蒿素獲得了一類新藥證書。

到這裏，青蒿素才真正成為民用藥物。但是80年代末問世的青蒿素，為什麼沒給80後、90後留下深刻印象？

原因在於，到了1986年時，已經沒有多少中國人需要用青蒿素。

對比幾個時間點就能明白：

60年代中期，全國瘧疾防治已經小有成績，1960年，全國瘧疾患病率為1553.85人/10萬人，1966年下降到596.84人/10萬人，降幅61.59%。

70年代，青蒿素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時候，也是全國大範圍防治開啓的時候。在嚴重流行區，治療、預防、滅蚊同步進行。1976年後，預防工作擴大到全國。1979年，全國瘧疾發病率已經降到了257.54人/10萬人。

到1986年青蒿素成為民用藥物時，全國瘧疾患病率已經降到50人/10萬人以下。

比瘧疾病例減少更快的是惡性瘧疾患者，而這是青蒿素的“拿手好戲”。

1951-1961年，我國惡性瘧佔總瘧疾患者的36.9%。到1985年時，全國各地總共只發現了61例惡性瘧病例。1999年，江蘇、安徽、河南三省基本消滅惡性瘧。2009年，瘧疾流行省雲南，惡性瘧佔比19.82%。這個比例2012年降低到1%。到了2017年，全國已經再無本地瘧疾感染病例報告。

3****青蒿素的國際救援

90年代，在中國沒有用武之地的青蒿素走出國門。

冷戰末期，由於中國藥企缺乏獨立打入國外市場的經驗，加上國內藥廠生產環境達不到國際標準。青蒿素只有在中信牽頭下，藉助國際同行走向世界。

1988年，桂林製藥廠和法國製藥公司賽諾菲合作。1994年，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和瑞士諾華製藥合作。

1988到2011的20多年裏，賽諾菲和諾華幾乎包攬了世衞組織的青蒿素訂單。這部分訂單，佔到全球訂單的80%。

截至2001年，世衞組織從賽諾菲採購了15萬人份的青蒿素藥物。2001年12月，世衞組織又和諾華簽定10年大單。這10年間，青蒿素的需求不斷攀升。2003年為200萬人份，2004年2000萬人份，到2013年已經高達3.92億個療程。2011年雙方協議到期時，諾華累計向世衞組織售出了7億人份青蒿素藥品。

2011年後，世衞組織採購的主流中標商變成了印度公司，而他們的青蒿原材料依然有大量來自中國。

除了跨國公司之外，中國也在對外援助中將青蒿素帶出國門。

2006年11月，中國承諾在非洲建設三十家醫院並提供3750萬美元的援助，提供青蒿素並建設三十家抗瘧疾中心。

2009年，中國進一步承諾向這些醫院和抗瘧中心提供價值7900萬美元的醫療設備和抗瘧疾藥物。

在世衞組織以外的“私立市場”，中國青蒿素也沒有懈怠。從1996年起，華立藥業的雙氫青蒿素哌喹片“科泰新”就是中國援非醫院的必備藥品。該企業貢獻了中國海外抗瘧疾藥物捐贈的三分之一。

逯春明，曾任北京華立科泰醫藥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從2007年起，廣東新南方投入14億，外派技術人員140人次，在非洲科摩羅實施“青蒿素複方快速清除瘧疾項目”。2014年，科摩羅實現了瘧疾零死亡，比2006年項目實施之前下降98%。這家中國企業，以全球抗瘧史從未有過的速度，在非洲國家控制了瘧疾。

從更大的視角看，青蒿素走向世界的21世紀，全球瘧疾死亡人數下降了近50%。

​2015年9月18日，世衞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發佈的全球瘧疾防治報告顯示：2000-2015年，全球共620萬新發瘧疾患者得救，瘧疾發病死亡率下降65%。

在世衞組織《2017年世界瘧疾報告》中，“青蒿素為基礎的複方藥物”是唯一被提及的藥物。報告結尾這樣記述，“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複方藥物是近年來全球瘧疾控制工作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儘管青蒿素已經在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但目前全球抗瘧局勢依然嚴峻。

每年仍有超過200萬人死於瘧疾，其中90%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這當中多數是5歲以下的兒童，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連蚊帳都用不上。2000-2015年期間，這一地區5歲兒童擁有蚊帳的比例從2%提高到了68%。但走出蚊帳，感染上瘧疾，僅有13%的兒童獲得了青蒿素類藥物治療。

尼日利亞雨季，每次暴雨之後蚊蟲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年輕人對屠呦呦、對青蒿素的陌生，何嘗不是一種幸運。

上文沒有説的是，在與國際藥廠合作時，中國藥企丟失了先發優勢，導致國產青蒿素藥佔全球市場不到5%。但如果中國沒有吃這個“虧”，也就不會有挽救620多萬人的生命奇蹟。

國際社會對屠呦呦的每一次認可，都不僅僅是“個人榮譽”，而是對整個中國科學家團隊的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