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人們需要正確認識社會再生產與經濟的關係_風聞

        社會再生產的目的是人類的自由而經濟的目的是追求財富。

        社會再生產要求生產能力擴大，以滿足人類需求增長；

        經濟要求市場有效需求擴大，以滿足生產能力增長。

        社會再生產的目的與倫理一致；

        經濟的目的與倫理不一致。

        社會再生產與經濟的共同點，是都以生產力進步為基礎。認清這兩者的特點與共性，有助於理性探討經濟現象。

        用同樣的經濟刺激政策，在生產力水平不同的經濟體獲得的效果大不相同：

        生產力水平達到頂級的經濟體，因為生產力進步趨於停滯，經濟刺激措施只能改變經濟關係，不能促進生產力進步，只能把問題爆發的時間推後，並以增加政府債務為代價；

        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經濟體則可能因為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生產力的結構性進步，也未必增加政府債務負擔。

        討論經濟問題，首先不能不考慮生產力狀況。因為生產力狀況決定了經濟水平。

        其次必須明白經濟與社會再生產的關係。因為這兩者之間既有共性，又有區別，更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只關注哪一個方面的要求都是錯誤的。

        第三就是不應該拘泥於立場，尤其不應該只死磕個別現象、個別概念。全面的、歷史的、動態的觀察和分析，才會有正確結論。

        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因為生產力進步導致勞動者收入在經濟價值中的份額降低，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速是正常現象；

        當經濟成長到較高水平，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經濟競爭力有所減弱，經濟增長速度趨於緩慢，居民收入增長趕上甚至超過GDP增速，也是一個規律現象。

        因此我們要的是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不應該追求居民收入增長超過GDP增速。

        説經濟增長“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的觀點是不對的。

        應該長短期都看需求——還得是有效需求，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會導致經濟活動的。

        社會再生產或者長期看的是生產力進步，也不是看供給。因為沒有需求的供給毫無意義。

        只有在生產力根據人類社會的需要進步了，產生的供給才有意義。因此社會再生產也是長短期都看需求，而不是看供給

        茅於軾 説【通過良好的資源配置財富就創造出來了】。他不知道，資源配置是對於生產關係的調整，結果是生產力的提高。而生產並不創造財富，就如同勞動不創造財富一樣。

        茅於軾在這裏仍然沒有弄清楚財富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因為生產力的提高會使現有的財富貶值。要讓財富增長，只有有效需求的擴大才可能。這説明茅於軾不懂經濟原理和基本經濟概念。

        以為生產力提高就等於財富增加，還是沿用的客觀價值理論。從邏輯軌道看，是應該走向勞動價值理論、進而走向剩餘價值理論的。也就是離馬克思不太遠。

        儘管他們自以為懂得了邊際效用原理，也就懂得了西方經濟學。其實，雖然他們在説別人的話的時候，可以滔滔不絕，聽不出什麼矛盾。一旦説自己的話的時候，就會破綻露出，無法自圓其説。

        刺激內需其實是凱恩斯經濟思想的延伸。許多批判凱恩斯的人，卻主張中國轉向內需經濟模式，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當生產力進步遇到瓶頸，為了保就業，政府不得不刺激內需是一回事。在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的條件下，不主張用提高生產力水平，進而提升經濟競爭力，擴大出口以發展經濟，卻主張用刺激內需來發展經濟，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發達國家轉向內需經濟模式，不是因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德國就不這麼做）：

        生產力進步遇到瓶頸，勞動力成本剛性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要繼續保持經濟發展，必須有有效需求來支撐。又因為為本國商品的生產成本上升，在國外找不到有效需求了，只好從國內找。

        要刺激國內需求，一是財政增支減收，導致債務負擔沉重；二是寬鬆貨幣，導致超額消費。

        西方國家強烈要求中國轉型為內需經濟，目的很明確：不要繼續搶佔他們的國際市場，最好中國也變成外貿逆差國家，成為他們的單向出口市場。

        可是用刺激內需來滿足低層經濟的發展，不利於產業升級，長遠看不利於經濟健康發展；同時在低水平經濟時期就導致政府負債偏多，也會使政府在經濟遇到困難時的調整能力減弱，讓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急需快速進步的時期，過多的關注貧富差距是不應該的。因為它會過早地迫使資本流出，也會過早的降低人們的勤奮度。對於促進生產力進步，保持和加強經濟的競爭力，都有消極作用。

        防止貧富差距過大，為的是保持社會穩定。而保持社會穩定，除了政府要努力之外，理性的社會輿論，讓大家明白經濟規律，是非常重要的條件。

        做生意只是一種經濟行為。經濟行為不一定促進生產力的進步。而生產力的進步可以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做生意難”也許就是保護生產力順利發展的手段。

        比如過分的任憑資本自由化，將使得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在發展中國家恣肆縱橫，勢必壓制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成長，使得本國生產力進步受到阻礙，經濟增長緩慢。

         政府參與財富分配的份額多大，是由經濟允許的範圍決定的。

        生產力水平一定的條件下，政府獲取財富的份額如果過大，要麼擠壓了資本的利潤空間，導致資本消失或者流出；要麼擠壓了勞動者的收入空間，導致勞動者收入減少。

        這兩種情況都會讓經濟增長減速。因此看政府在財富分配中是否過分，從對經濟增長情況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正確結論。

        税收增長而經濟照樣快速增長，説明税收增長合理；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説明生產力進步順利。生產力進步導致經濟附加值增長，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收入增長才不會擠壓資本必要利潤空間和勞動者收入增長。

        而這時政府收入如果不增長，就會導致低級別經濟盲目擴張，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不利於生產力進步，不利於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政府的財富份額越多，就越能保證市場有效需求的穩定，經濟增長就會越穩定；

        富裕人羣的財富份額越多，市場消費傾向就越低，有效需求就越不能滿足供給增長的需要，經濟危機就越容易發生。

        而政府財富份額的增加或保持，是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條件的。只有生產力不斷進步，政府才能夠在滿足資本和勞動者的必要報酬基礎上增加收入。

        事實證明，市場經濟的本質能力在於出口。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無論如何做制度創新，最終都將失去增長能力。

        要保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一靠科技創新（發展中國家主要依靠科技更新），二靠制度創新降低生產成本。科技創新是根本。美國如果不能實現科技創新突破，經濟的蕭條將最終不可避免。中國不能被“內需”二字迷失了根本方向 。

        尤其是生產力水平已達頂級的國家，解決經濟困境的根本辦法在於提高生產力。不能提高生產力就沒辦法解決經濟困境。

        表面上看，縮減開支、降低成本，有利於增強經濟競爭力，從別人手中奪回市場。但別人因為市場被搶形成經濟困境，又會影響回來。何況這會導致經濟進一步萎縮，大規模信用降低、資產縮水、政府和企業破產，生產力被破壞，進一步加大經濟困境，陷入惡性循環。

        用經濟刺激政策，如果不能伴隨生產力的進步，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由於財政刺激必須以政府負債增加為代價，而且邊際效應規律決定了作用越來越小，西方發達國家今天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這個能力。這時候説，不應該緊縮，而應該刺激經濟的話，其實沒有用。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大家都明白。想飲鴆止渴，也得有鴆可飲才行。只有等待生產力進步。 

        在生產力進步還有很大空間階段，不應該用剝奪富人財富的手段均貧富。中國現在不怕資本外流，但也不應該逼迫資本外流。

        因為資本是生產力進步的動力。等到了美國那樣的生產力水平，資本對於推動生產力進步的作用減弱了，或許可以用剝奪富人財富的手段均貧富。那也只是或許而已，因為那時資本自己就會外流，剝奪財富會導致資本逃更快。

        徵收遺產税，從直觀看，是平等的倫理要求。但是在一定環境下，它可能導致經濟競爭程度的降低，使生產力進步的速度減緩，違揹人類自由倫理的要求。

        因此這不是用倫理爭辯可以説得清楚的問題。只有從它會對經濟活動帶來什麼效果進行分析，才是正確的。如果討論的結果是徵收遺產税有利於經濟的發展，當然就應該徵收；否則，就不應該徵收。

        就經濟關係分析經濟關係，從而得出倫理、政治判斷，是不會正確的。

        在生產力進步比較順利的階段，經濟附加值份額持續增長，社會矛盾可以得到較好解決。當生產力進步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經濟附加值份額增長趨於停滯，社會矛盾就呈現激化趨勢。這不是用什麼公平自由原則可以解決的問題。公平自由只有在生產力進步的基礎上才會增加。

        制度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把手段當作目的，強行實行某種制度，就如同在印度、剛果金、馬裏等等發展中國家實行西式共和制度一樣，結果不會好。

        中國現在的制度要變革，但未必一步到位就會好。而且有些制度也許就終究不應該完全到位，也許在朝完全到位的方向走一段，會有更好的制度代替。關鍵看經濟效果如何，當然更要看生產力是否進步着。

        我反對給中小企業減税。中小企業目前要做的是趕快實現產業升級，促進生產力進步。減税會降低產業升級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會讓低水平產業得以苟延殘喘。

        在低級別水平待得越久，與發達國家的高級別產業的距離就會越大，將來追趕起來越會吃力。不如趁現在經濟增速降低，但就業問題不嚴重的時候，逼迫中小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加快升級速度。

        目前中國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是税收太高，而是成本上升。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生產力進步，從而降低成本，保持並提高市場競爭力。

        如果沒有了科技更新的空間，成本上升導致的困難就只好用減税來解決。可是現在中國的經濟水平離發達國家還很遠，也就是科技更新的空間還很大。減税只會降低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的必要性。

        以為進口會或者應該等於出口，是把經濟當做了社會再生產了。這又與馬克思的思維方法一致。

        經濟是追求財富的。賺了錢不是為了消費，經濟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是為了積累財富。財富是消費的權利。

        有財富的人不願意消費，沒財富的人沒有消費權利，導致消費傾向下降。決定了生產力進步的國家必然、也應該是貿易順差國。這是經濟規律。

        張軍説，中國經濟不存在結構失衡，我贊成。但是他説經濟的根本動力在於供給，就違背事實與邏輯了。

        從來都是有了需求才有生產和經濟活動的。離開人的需求，你生產什麼？供給什麼？

        沒有人的需求，就不會有價值概念，更不會有經濟活動。即使科技創新出原來沒有的具體東西，也是按照人類的抽象需求指引的方向進行的創新。不是由供給決定。

        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在中國現階段應該只是暫時的不得已。如果不能用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強經濟競爭力的方式實現出口有效增長，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夭折。

        因為中國還處於較低的經濟水平，生產力水平還遠未達到世界先進，明顯特徵在於科技更新還有很大空間。指望內需拉動經濟，將會導致科技進步速度的放緩，不利於生產力實現質的進步。

        不過度搞福利、限制公務開支、給創業減免税都是應該的。但是給企業減税則不應該。

        當前中國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不足。給企業減税，就是擴大資本利潤空間，會導致資本更快流入。資本間競爭的結果將是資源過多流向低效率產業，不利於產業升級與生產力進步。而且勞動力成本會在經濟水平不高的基礎上過快上升，對以後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利。   

        用促消費來拉動經濟不應該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體的經濟措施。

        人為促消費會加大社會經濟成本，同時緩解企業科技更新的壓力，導致生產力進步緩慢，國際競爭力減弱，勞動成本超階段水平高企，對產業升級與今後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會產生不利影響。

        尤其在就業問題不嚴重的今天，應該放手讓市場自動調節經濟發展。用競爭逼企業科技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  

       我希望當局説促內需以拉動經濟是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而不是真的要這麼做。

        當前中國應該讓市場價格指向自動調節經濟結構，通過比較緊一些的市場環境促使企業加大產業升級力度，保持和提高經濟質量，以強勁的競爭優勢促進經濟增長。當德國的貿易順差巨大的環境下，我們完全不應該為自己的貿易順差內疚。當然要緊的是市場環境的選擇而不是人為的結果。

        經濟增長靠生產力進步，生產力進步靠科技進步。發展中經濟體科技進步靠科技更新，只要科技更新空間還大，經濟的快速成長就可以持續。

        中國經濟還處於發展中階段，科技更新空間還大，經濟快速發展還可以持續，因此我同意林毅夫的看法，中國經濟還可以持續20年快速發展。反對這個觀點的人，是因為不懂成長階段理論和生產力與經濟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