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死亡有一萬扇門，生命應該如何謝幕？_風聞

前些天，一條令人唏噓的新聞上了熱搜：台灣著名主持人傅達仁先生，2月24日在微笑中選擇安樂死離世，享年85歲。

傅達仁先生在台灣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體育主持人，1990年，傅達仁參加了北京亞運會的解説，1991年還上了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

傅達仁先生這些年來一直飽受胰腺癌的折磨，每天都要經歷劇烈腹痛，嗎啡劑量提高到一天4次，每次40cc，而且服藥還會伴發嚴重嘔吐。

2018年6月，傅先生選擇在家人的陪伴下，赴瑞士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臨死之前的最後一段視頻中，傅先生靠在兒子的懷裏，手持安樂死的杯子，詢問如何喝下去，那樣子就和談論一杯普通的藥沒有分別。

而周圍的人，時而對他微笑，時而拍手鼓勵，直至他將杯子裏的東西全部喝下去。很快，傅先生就倒在了兒子的懷裏，安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人世間，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生命是最神聖的存在，老話常説，好死不如賴活着，但安樂死的出現，給死亡這個曠世課題，加上了幾何裂變的難度。

我們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死亡？是主動離開，還是熬到油盡燈枯最後一秒鐘？哪一種，才是對生命最大的尊重？

身體髮膚皆來自父母，身為兒女，感情上我們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親人自己選擇離去。

傅達仁的兒子對於父親的死，還是無法面對，想起爸爸就一直流淚，他説：

（父親喝藥安樂死）這段視頻就保存在手機裏，有時候不小心翻到，內心就會很難過，實在是不敢看，看一次心就會揪一次。

前段時間看了一部小説《疼》，也描述了喪親之痛。

一個窮困潦倒飽受歧視的女裸替演員，奮鬥了將近十年，終於有了起色，可是這時候，鄉下的媽媽得了癌症。

醫生説腫瘤切下來，治好了，也不能保證以後會不會復發。

一邊是苦熬出來的新生活，一邊是骨血相連的母親，一個代表未來，一個代表過去，她該如何選擇？

她終於還是花光了自己忍辱負重而來的積蓄，傾家蕩產給母親看病，又經歷了四處借錢無門的終極人性拷問，但是依然沒能留住母親。

換成我們，也會這樣做吧，舐犢情深似海，但凡有良心的人，多難也會選擇給父母治病。

面對身患絕症的親人，我相信我們任何人都説不出口，你安心地去吧，不要再牽掛我們，牽掛這個世界。

除了親情之外，在心理上我們也很難接受父母的離開。

最近一期的《我家那閨女》，邀請到了《家有兒女》中飾演爸爸的高亞麟老師來做客。

高亞麟説：父母是我們和死神之間的一堵牆。

在場的人都沒聽懂，可他一解釋，大多數人都瞬間淚目瑩然：

父母在，你看不到死神，父母一沒，你開始能清晰看到你人生的盡頭。

父母就是我們的天地，是我們的精神寄託，自私一點説，爸媽在，哪怕只能在牀上躺着，愛也就還在，家也就還在，我們立身於天地之間的歸屬感與安全感就也還在。

2016年，BBC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選擇》**，理性客觀地探討了安樂死的問題。

57歲的西蒙·賓納，畢業於劍橋大學，有温暖的家庭，事業成功，為人風趣幽默，是好友中的領袖，派對中的靈魂。

2015年1月，西蒙被診斷出患有運動神經元疾病， 他會失去語言能力，逐步癱瘓，最後呼吸衰竭而死。

這樣的難堪，對一直**“高姿態”**生活的西蒙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西蒙做出了安樂死的決定。

他的妻子黛比，陪伴他接受安樂死機構醫生面試時，卻產生了質疑。

雖然西蒙的病情是不可挽救的，他也是在自願、清醒的狀態下做出的選擇，但是黛比認為西蒙在病痛中，情緒是波動的，他此刻的決定，可能並不是他今後想要的。

雖然西蒙最終還是選擇了安樂死，但是反悔的人也很多，瑞士的安樂死機構Dignitas的數據統計，有70%的人，通過申請以後，沒有再和他們聯繫。

西蒙去世以後，黛比始終無法釋懷，她一直認為，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才讓西蒙不願留在人世。

而西蒙的媽媽也活在無盡的哀傷中，自主選擇白髮人送黑髮人，這讓媽媽情何以堪。

在西蒙的葬禮上，主持人説：

“無論此刻多麼像是終結之時，今天都不是西蒙的蓋棺定論之日。”

是啊，如何確定當事人真正的意願，以及如何解決親人們的創傷，都是關於安樂死，説不清理還亂的難題。

21歲就只能在輪椅上度過餘生的霍金也談論過安樂死：

如果那個不幸的人希望的話，他應該擁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但是我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不管生活看上去有多糟，總有一些是你能做並且能夠做好的事。活着就有希望。

雖然我們會組織出若干理由，不希望親人主動離去，但實際上，他們所承受的痛苦，是健康人沒有辦法體會的。

有人把疼痛分為了十二級，最初級的是蚊蟲叮咬，自然分娩的疼痛是十級，而癌症晚期的疼痛最高，為十二級。

70歲的孫樹和67歲的鄭愛珍，住在武漢漢南區紗帽街。

2013年，鄭愛珍被診斷出結腸癌晚期，住院一個月後，病情開始惡化。

鄭愛珍進食困難，周身疼痛、乏力、厭食、噁心、便秘，吃每一粒米，都好像吞下的是一把玻璃渣子，每咽一口水，就連着呼吸都痛。

看着沒日沒夜疼得牀上地下撞頭打滾的老伴，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孫樹答應了鄭愛珍的懇求，送她去了江邊投河。

看着在江裏飄了幾百米，終於淹沒在江水下的老伴，孫樹淚流滿面，蹲在岸邊嚎啕大哭。

和老伴同甘共苦了一輩子的孫樹，在病痛的現實面前才發現，這份苦，他共不了。

最後，70歲的孫樹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了四年的有期徒刑。

像鄭愛珍一樣不堪病痛選擇自殺的人，並不是極端的個別案例，百度上隨便搜一下，就會出來一百多頁。

是這些人的意志薄弱嗎？

但凡能活着，誰想死呢，不是痛到了極限，誰都不會走這條路。

患者身體上的痛苦，可以用一些藥物暫時緩解，而精神上的痛苦，卻是無邊無際，無時不在的。

被恐懼折磨，被流言蜚語折磨，被花錢拖累家人的自責折磨，被生命變得沒有意義折磨……孩子不孝順的，還要飽嘗親情分崩離析的折磨。

最重要的是，患病，讓人變得沒有尊嚴。

72歲的張先生頸椎受損，癱瘓在牀。

“有一天夜裏，我覺得眉毛奇癢無比，我想伸手去撓撓，但就是夠不到眉毛。”

長期卧牀讓他度日如年，痛苦至極，他每天醒來以後最沮喪的事情，就是自己還活着，他對兒子説：

“求你了，給我買瓶安眠藥，讓我死了吧！”

兒子當然不會給他買藥，張先生更痛苦：

“我連自殺的能力都沒有！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搶救後，終於保住生命，但鼻子裏從此插上了胃管。

進食通過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裏，每次進食他都感到屈辱，換管子時，更是被嗆得滿臉通紅。

因為長期插管，嘴合不攏，巴金下巴也脱了臼，後來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

巴金不想這樣如同行屍走肉一樣**“被活着”**，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家屬和領導都不同意：

“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寒冷寂寞的生，卻不如轟轟烈烈的死。

誰能想到寫下這句豪情壯志的一代文豪，彌留之際竟是這樣的處境，巴金在病牀上煎熬了整整六年，101歲他的遺言是：

“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傅達仁先生之所以選擇安樂死，他明確地表示：

我要求尊嚴，我不要像個怪獸一樣，渾身插滿管子死去。

對每一個絕症患者來説，體面地死去，何嘗不是一種救贖呢？

泰戈爾説：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這是人類對生死最美好的憧憬了，但安樂死，是否真的能帶我們看遍彼岸之花？

局部個體，可能會吧，但是放大到社會範疇，依然是一個謎題，因為安樂死和人性，永遠都是緊緊糾纏在一起的。

日本有一部電影《楢山節考》，講述了日本古代信州一個貧苦的山村中，由於食物長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歲，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節省下糧食給年輕人。

這也是當下安樂死存在的問題之一，老人也許還想活下去，但是看着兒女照顧自己的辛苦，流水一樣的花費，被拖垮的家庭，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坦然。所以安樂死是否能讓人發自內心地想離開這個世界，我們很難得知。

對於兒女來説，安樂死則是一個亦正亦邪的工具。

《小偷家族》裏的奶奶去世以後，他們的生活無以為繼，於是假裝奶奶沒死，騙取養老金。

現實生活中，開啓了安樂死之後，會不會故意讓奶奶死掉，繼承財產？

要出台多完美的法律，才能主宰善良的生命呢？

而對於醫務工作者來説，安樂死也和他們的職業天職相違背，被醫務工作者奉為“聖經”和操守的《希波克拉底宣言》裏明確寫着：

我絕對不會為任何人提供死亡的藥物，也不會為任何人指出可以死亡的途徑。

英國醫學專家懷特尖鋭地反對安樂死，他説：臨牀實踐中引入人為死亡，醫學的本質就被改變了，他將會變成主觀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

這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認可安樂死的原因吧，因為它涉及到人的生死權利。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生死權的案件，特麗·夏沃是世界上，第一個因為生死權問題而成為全球焦點的植物人。

特麗·夏沃1990年心臟病發，導致腦部缺氧造成永久性損害，而成為植物人。

8年之後，她的丈夫邁克爾·夏沃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拔去特麗的“生命之管”，但是特麗的父母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女兒還有呼吸，這是一場赤裸裸的謀殺。

在接下來的7年裏，特麗·夏沃的進食管拔了又插、插了又拔，爭端不斷升級，甚至美國法院、國會都為此分為了兩派。

布什總統雖然堅決持反對態度，但在最後一次的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拒絕給這個女孩再度插上進食管，半個月後，特麗死去了。

事件引發了美國社會強烈的譴責和質疑，至今仍是難解的命題。

特麗的丈夫渴望自己新的生活，好像並沒有錯，特麗的父母更是愛女情深，也沒有錯，但對於當事人特麗·夏沃來説，或許是一個解脱。

誰是誰非，已經不再是法律可以解決的，並且超出了道德與良知的範疇。

人的生命，我們無法決定，那死亡權，到底能否交還給個人本身？

去年有一篇刷屏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上了人工肺之後效果不錯，肺部有明顯恢復。醫生決定“拔管”（把“插管”時深入肺部的呼吸管拔出），同時用人工肺支撐氧氣供給。

拔管後，病人就可以説話了。一見到親人，病人就哭訴：開始以為是做了噩夢，後來發現比噩夢還可怕。

病人雖然被鎮靜了，但什麼都知道。

知道各種粗細的管子從不同部位插到自己身體裏，

知道血液在流出，

知道是外面的機器在供氧，

知道機器、血液有各種問題，醫護人員忙來忙去在救她。

她一個人躺在病牀上，知道自己在生命邊緣，想喊喊不出，想動動不了。

她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只能一分鐘一分鐘地熬。

聽完我感到非常內疚。在決定是否上人工肺時，我沒有考慮病人的痛苦！

我認真地和夫人説：“如果我被傳染了，或者以後有意外情況。絕對不允許給我上這個東西！”

我堅定表示：“有空了我就寫遺囑，制止花錢給我上刑！”

當十二級的疼痛加在一個人身上，日復一日，永無休止，那種感覺，恐怕真的跟**“上刑”**沒有差別。

可是比“上刑”更可怕的，是“絕望”。

是很清楚地知道，這種痛苦只會越來越重，越來越長，越來越難以忍受。

那扇解脱之門近在眼前，如果可以自己選擇，又有幾個人能忍住不多走一步，早點解脱呢？

但是，即便如此，安樂死依然是一件在情、理、法之間糾結、沒有標準答案的潘多拉之盒，不管它放出的是天使還是魔鬼，可既然出現了，就代表了人的一種慾望：

死和生一樣神聖，如果可以有選擇，我希望可以體面地離開。

古希臘的哲學家伊壁鳩魯説：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人生終須一別，死亡可能有一萬扇門，而你，又會希望生命在哪扇門前謝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