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每一步都踏在歷史的遺蹟上_風聞

來源：文匯報

       提起兵馬俑，人們總會想起袁仲一。他是享譽世界的“秦俑之父”、著名考古學家、秦始皇陵和兵馬俑學術研究的開拓者與奠基人。

　　己亥新春，袁仲一在家中欣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3個多小時裏，87歲的老先生侃侃而談，興致頗高。

袁仲一在家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韓宏攝

袁仲一寄語：“秦俑是東方藝術的一顆明珠”。（除署名外，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圖）

　　70歲退休後，袁仲一沒有閒着，相繼出版了《秦陶文新編》《秦始皇陵二號兵馬俑坑發掘報告》《中國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質軍隊——秦始皇地下宮殿的藝術和文化》（英文版），及80萬字的專著《秦兵馬俑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他拿出《秦陶文新編》對記者説：“這是我和老伴劉鈺合著的，她花費了一年半時間收集資料。”

　　秦始皇兵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20世紀世界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之一”。上世紀70年代，袁仲一主持了對秦始皇陵的勘探和試掘，發現和發掘了秦始皇陵兵馬俑第一、第二、第三號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餘件，各種青銅器4萬餘件。1980年，他主持發掘銅車馬坑，出土的兩乘大型彩繪銅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成為又一轟動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1987年，秦始皇陵（包括兵馬俑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人物檔案】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於江蘇省銅山縣。1963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1964年後在陝西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名譽館長、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陝西省考古學會副會長，秦俑學研究會會長，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會長，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陝西省勞動模範、陝西省優秀共產黨員專家，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98年10月被陝西省人民政府聘為省文史研究館研究員。主要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合作)《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秦兵馬俑坑》《秦始皇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秦代陶文》《秦文字類編》《秦文字通假集釋》等專著20餘部。主編《秦俑學研究》《秦文化論叢》兩套叢書。

1974年，袁仲一在兵馬俑一號坑發掘現場。

1980年,袁仲一（右）與考古隊程學華髮掘銅車馬。

袁仲一（左）與考古隊航德洲在兵馬俑一號坑早期發掘現場。

　　導師教導影響一生，做學問莫學“李闖王”

　　1950年，袁仲一考進徐州師範學校，兩年後畢業到徐州市一所小學當了教師，獲過市模範教師稱號。1956年夏季，他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專業。1960年畢業時，師從著名史學家吳澤和束世徵，留校讀了三年半的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那年，他選擇到大西北工作。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導師的臨別贈言。”袁仲一回憶説，臨別時，束世徵先生對他説：“你的路最遠，走路不要打瞌睡，把東西看好。”先生還把箱底的兩盒中華煙塞給他，“你帶上，打瞌睡時就抽上它一支。”吳澤先生則叮囑他：“做學問，要學八路軍建立根據地，並逐漸擴大，最後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不要學李闖王，最後什麼也沒有。”這些話影響了他的一生。

　　1964年春天，他被分到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殷周和古文字特別感興趣的他，在《文物》上發表了兩篇論文。

　　1972年春，袁仲一和屈鴻鈞被派到三原縣發掘唐太宗叔叔李壽的墓葬。墓中發現了一個龜形的墓誌，這是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件龜形墓誌。由28塊青石組成的石槨，有可以開合的石門兩扇，門上有把鎖。石槨內外佈滿了彩繪圖案。“這個墓出土了很多唐代早期的壁畫，種類非常多。”他把兩篇文章發表在《文物》上。

　　叩開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軍團”

　　1974年7月，42歲的袁仲一擔任秦俑考古隊隊長。7月15日，卡車拉着他們到了臨潼西楊村，執行一項神秘發掘，因為該村農民打井發現了陶俑殘片。到7月底，發掘100平方米後，人力不足，又調來人手。當試掘方擴大到336平方米後，還是找不到坑的邊沿。

　　到1975年3月，新開的三個試掘方挖完，一批陶俑、陶馬，戰車、青銅兵器、車馬器相繼出土。這時，下河村村民和萬春提供“情報”：他10歲時，父親打井見過一個怪物，把它吊在樹上打碎了。

　　他們跑到那裏，將探鏟打到4.5米，發現陶俑碎片。把兩點一連再打探點，發現了東西長230米、南北寬62米的兵馬俑坑，這就是兵馬俑一號坑。於是，一個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軍團”重見天日，“世界第八大奇蹟”——秦兵馬俑在探剷下誕生了！根據試掘密度推算，坑中共有陶俑、陶馬約6000件。

　　此後又相繼發現了兵馬俑二、三號坑，分別進行了部分或全部發掘。

　　袁仲一研究認為，一、二、三號兵馬俑坑，象徵着駐在京城外的軍隊，可稱之為“宿衞軍”。以戰車、步兵相間排列的一號坑為“右軍”；以戰車和騎兵為主的二號坑為“左軍”；三號坑是統帥左、中、右三軍的“幕府”（指揮部）；未建成的廢棄坑（四號坑），應當是擬議中準備建的“中軍”。一、二、三號兵馬俑軍陣有機結合，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完整的軍陣編列系統。

　　“二號坑是整個兵馬俑坑的精華！”袁仲一説，二號坑內容豐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馬1400多件，騎兵116件，馬116匹，89輛戰車，是由戰車、騎兵、弩兵、步兵等組成的具有前角後犄的曲尺形軍陣。“四個小陣套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曲形陣，可分可合，渾然一體，可發揮多兵種作戰的威力。”

　　“數千兵馬俑羣可以説史無前例，開創了我國雕塑史上大型羣雕的先河。8000件兵馬俑羣雕，千人千面，堪稱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的奇蹟。”他説，“這種模擬軍陣的宏大構圖，在中國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無與倫比的。它把2000多年前秦軍軍陣的編列情況再現在世人面前。那十百為羣、千萬成陣的千軍萬馬，凝聚着搖山撼海之力，是秦人信念、力量和進取精神的體現，是當時的時代精神。”

　　“我就是閉上眼睛，也知道它們在哪個位置，是啥模樣。”袁仲一説，無論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説出它們的製造者：“有個沒鬍子的俑，是工匠‘咸陽敬’做的；那個叫‘宮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袁仲一曾做過10年秦兵馬俑博物館館長，接待過許多國家政要。1991年11月5日，在兵馬俑一號坑邊，第二次來館參觀的法國總理希拉剋對他説：“袁先生，我第一次來時跟你説過，世界上有七大奇蹟，兵馬俑的發現是第八奇蹟。這次我再跟你説一句話：在這個地方，我每一步都踏在歷史的遺蹟上。”

　破解古代車馬系駕關係“千古之謎”

　　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側，袁仲一主持發掘出兩輛大型彩繪銅車馬，其中有兩輛銅車、8匹銅馬和2個銅御手，15公斤重的金銀器散落在坑裏。兩輛銅車馬，為原大的1/2，一輛是警衞乘坐的“立車”，一輛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車”。它們由幾千個零部件連接組裝而成，工藝複雜。

　　這是繼兵馬俑坑之後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也是上世紀考古史上發現的結構最複雜、形體最高大的青銅器物。總重2.3噸，零件共有7000多個，接口近7500個，焊接口1000多個，帶紋接口300多個，連接工藝極其複雜。

　　1983年、1988年，兩輛銅車馬先後完成修復，對外展出後轟動世界，被譽為“青銅之冠”。美籍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觀賞後感慨地説：“它結構之複雜、技藝之精湛，以往所出的銅器中沒有任何一件可與之相比。”

　　“我花了17年的時間研究銅車馬，因為它牽涉到古代的車制、車的種類、車馬的製作工藝、組合關係等一系列的學術問題，還有許多個零部件的定名等問題。”袁仲一告訴記者，“清理非常麻煩，碎片達3000多塊，變形嚴重，要研究幾千個零件彼此之間的關係，弄清它們都在什麼部位，才敢動手，不然就會變成一堆垃圾。清理過後的修復也複雜……”

　　古代車制和車馬系駕問題，長期困擾學術界。過去出土的木質車輛的繮繩都已腐朽了。銅車馬的出土，首次完整、準確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車馬系駕關係。

　　研究後才知道，馬怎麼拉車、御手怎麼駕車。古書上記載“六轡在手”（轡指繮繩），一匹馬有2根繮繩，4匹馬共8根繮繩，“但御手手裏只握了6根繮繩，還有2根哪裏去了？”結果發現，中間兩匹馬的繮繩拴在了軾上，不需要御手來牽引。

　　秦陵銅車馬採用“軛靷系駕”，不同於西方的“頸帶系駕”。西方是靠馬脖子上的頸圈帶動車輛前行，馬過分用力頸圈就會壓迫氣管，使馬難以奔馳；而“軛靷系駕”使馬的承力點落在了肩胛兩側，馬奔馳起來不會壓迫氣管，大大提高了馬的承受力和行車速度。

　　秦陵銅車馬4匹馬共8根轡繩（繮繩）。轡繩的前端分別繫結於馬口兩邊的銜環上，其中中間兩匹服馬內轡繩的末端，繫結軾前呈雞爪形的皮質紐鼻或帶柄銅環上，其餘6根轡繩的末端握在御手手中。他的每隻手各握3根轡繩。當御手牽拉左手握持的3根轡繩，車馬向左轉彎；牽拉右手的3根轡繩，車馬向右轉。雙手緊勒6根轡繩，則車馬徐行或者停止；放縱6根轡繩和策馬則車輛疾馳。

　　1998年7月，袁仲一編著的專著《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出版。“我估計，時間越久，這部書價值越高。”袁先生説。

　　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

　　秦始皇陵附近幾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跡，每次在那轉悠都有收穫，袁仲一説總能撿上幾個陶片片，發現陶器、磚瓦上的文字。

　　他笑着説：“過去，人們經常看到，一個穿着破爛戴草帽挎黃布包的人，整天在那裏翻垃圾。其實，那就是我！路邊的爛磚爛瓦，我都翻過。”《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編》中的很多文字就是這樣翻撿出來的。

　　秦俑學起源於考古，在最早研究秦俑的學者中，首推袁仲一先生。他的專著《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秦始皇陵考古發現與研究》和《秦兵馬俑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對秦俑和秦始皇陵的各個遺址，進行了系統研究。《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是自成體系的關於秦俑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對秦俑學的軍事、藝術、科技、建築等各個方面都提出了個人見解，許多觀點被學人引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張文立研究員認為，袁仲一將研究的範圍擴大到秦文字，由秦代陶文引申到秦文字，走着小學家的道路，且有所發展。他由秦俑研究擴展到六書之學，在經學的小學中耕耘，為秦文化研究在文字學上填補了陶文、文字通假的空白。

　　1974年以來，袁仲一搜集了秦始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陶俑、陶馬和磚瓦上的刻畫及戳記文字，彙集整理成《秦代陶文》一書，該書選錄了秦代陶文600餘種1610件，受到國內外學術界重視。

　　後來，各地接連發現重要秦文字資料。於是他和劉鈺合作，吸納新資料，重新編排整理著成  《秦陶文新編》（上、下兩冊），其收錄陶文3370件，較之《秦代陶文》增加了一倍多。

　　夫婦倆合作出版的秦文字研究著作《秦文字類編》，收錄了秦代陶文、金文、簡牘、刻石文字共計5676個，這些秦代文字對研究中國的文字發展史具有重要價值，也是一批重要的書法藝術珍品。

　　考古發現的秦文字中，存在着大量通假字，給人們通讀全文帶來了困難。於是，他編纂出《秦文字通假集釋》，用先秦及漢代等金石簡牘和古文獻資料，補充了有關通假字的例證，以求釋讀更加準確。

　　作家嶽南在其紀實文學中描繪説：“在這個現在已是白髮蒼蒼的袁先生的血液裏，流淌的絕不只是鮮花與喜悦釀成的殷紅，更多的則是人生的滄桑苦難與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匯而成的汁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