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生豬寶寶？中國人生孩子看屬相嗎？_風聞

送走狗年，迎來豬年，“嚴八”小編們在這裏祝各位粉絲大佬新春快樂，闔家幸福。也許很多家庭現在正醖釀着搶生一個豬寶寶，畢竟傳説中的豬寶寶勤勞勇敢、心地善良、為人正直、沉着穩重，雖然剛剛迎來豬年，但是我們還是要友情提示大家搶生豬寶寶的窗口已經越來越小了。

“嚴八”剛面世不久時，曾經用鋼鐵般的事實證明了“星座裏都是騙人的”（扒扒星座那些事：你離明星只差一個天秤座？）。不過，相比於源起西方的星座學，東方的生肖文化似乎被更多的中國人所關注，尤其是對生育的影響上，畢竟控制孩子的生肖比控制孩子的出生月份看起來要容易得多。最近關於生肖對生育影響的關注則更多在生育政策效果的討論，因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的前一年，即2015年，恰逢羊年，“羊年不生子”的説法使得政策效果變得愈發難以估計。所以，探索一下國人生育的生肖偏好是十分必要的，“嚴八”自然是義不容辭。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你會背麼

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生肖系統，而現代十二生肖的記載則可以追溯到東漢王充的《論衡》，也就是我們小學課本里的必背篇目“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不管你要不要背，反正我得背）。而十二生肖的文化起源則眾説紛紜，最為人們熟知的可能便是軒轅黃帝選派十二個動物擔任宮廷衞士，老鼠忘記替貓報名，從此以後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傳説。不論起源如何，歷經數千年的沉澱，十二生肖早已融入人們的生活，也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受到人們的尊崇和膜拜。

雖然十二生肖受人尊崇，但在一些舊思想中仍然也要分個三六九等。比如“十羊九不全” [1]、“女屬羊命不長”、“虎女命不好”等等，日本的“赤馬詛咒”（Hinoeuma）[2]認為屬馬是命硬和不幸的象徵，尤其是出生於火馬年的女性，而龍年出生則會被視為“屬龍行大運”，猴年出生的孩子聰明有出息。另外“吉年生吉子”的心理作用，讓很多準備生寶寶的夫妻面對“千禧龍年”、“金豬年”甚至“奧運年”的時候也不再那麼淡定。

[1]“十羊九不全”的迷信源自清咸豐年間，本為“十羊九福全”，卻被後人誤寫為“十羊九弗全”，後又被以訛傳訛變為“十羊九不全”。

[2]“赤馬詛咒”又稱“紅馬赤兔詛咒”，指丙午馬年出生的女性命途多舛。1906年和1966年兩個丙午馬年日本出生率的低谷加深“赤馬詛咒”的影響，進而使得所有屬馬的女性都受到歧視。後來，這個説法流傳到韓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2.  屬相決定命運？不存在的！

雖然這些看起來都是赤裸裸的迷信，但本着“嚴肅八卦”的精神，小編去搜索了一下娛樂圈。這一搜可不得了，“小綿羊”張藝興，女神陳喬恩、高圓圓、湯唯、章子怡，還有中國喜劇屆扛把子沈騰，男神霍建華、吳尊，以及相聲界的顏值擔當張雲雷都屬羊。再看看虎女，不僅有大冪冪、江疏影、孟美岐，還有自帶錦鯉光環的楊超越（憑實力為“虎女”帶鹽）。

But，“嚴八”還是要用嚴肅的研究來説話。有一種貌似科學的説法是生肖的吉利與否與太陽的黑子活動有關。然而學者通過對1755年-1990年太陽黑子活動週期的研究發現並非所有羊年都對應太陽黑子高峯年，龍年都對應太陽黑子適中年，所以認為羊年受太陽黑子活動影響較大，生育不吉利是不科學的（呂厚東等，1993）。

那麼從人口統計的角度來看，不同生肖的人羣是否有着不同的命運呢？生肖龍是整個亞裔文化圈的共同偏好，除了中國，韓國、新加坡以及泰國民眾也都普遍相信“屬龍行大運“的説法。《福布斯》雜誌2002年11月1日的報道中發現若按照中國的生肖來看，美國前400名的富翁中屬龍的有43人，佔比11%，高於其他生肖，從而認為屬龍的人要麼更幸運，要麼更能夠利用自己與生俱來的人力資本。

關於美國亞裔移民的實證調查也發現，屬龍的人更加成功。那麼“龍”真的這麼有魔力嗎？一些結果相反的研究很快跳出來啪啪打臉了，有研究利用中國香港人口普查數據來測算教育回報，並未發現屬龍命運更好的證據（Wong & Yung，2005）。進一步地，利用美國人羣（不受生肖觀念影響）的研究，同樣未發現龍年出生對收入的顯著提升效應（Senbet & Huang，2012）。

該如何理解這些互相矛盾的結果呢？一種解釋是一些研究並沒有考慮不同生肖人羣的出生規模，而另一種更具有説服力的解釋是 “龍年生吉子”的信念是一種“自我實現預言”（Johnson & Nye，2011）。“自我實現預言”在心理學中又被稱為“皮格馬利翁效應”[3]，簡單來説就是如果你得到了事情會順利發展的強烈暗示，就會培養出自信的態度和破除萬難實現預言的決心，從而在最後更大可能實現預言。

[3]由美國著名心理學羅伯特·羅森塔爾和萊諾爾·雅各布森提出。他們到一所小學對學生進行了“未來發展趨勢測驗”，並隨機挑選出一份名單，謊稱是“最有發展前途者”交給了校長和相關老師。這個“謊言”影響了老師們對名單上學生的評價，而老師通過情感、語言和行為將評價傳染給學生。8個月後，奇蹟出現了：凡是上了名單的學生成績都有了較大的進步，且性格活潑開朗，自信心強，求知慾旺盛。

在美國的亞裔移民中，“龍年生吉子”的觀念普遍存在，而1976年龍年出生的亞洲移民相對於其他年份的移民也確實存在更高的教育水平，而這種明顯的差異在其他族裔人羣中並不存在。同時研究者發現龍年生育子女的母親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富有並且年齡也更大一些。那麼這批龍年出生孩子的教育優勢很有可能是家庭主觀上對生育計劃的調整，並且後來給予這些孩子更好的人力資本投入的結果。一些其他研究運用省級面板數據和中國城市雙胞胎數據同樣表明，教育回報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於能力或家庭效應（Li et.al.,2012；Mocan & Yu, 2017）。所以説，真正起作用的並不是屬相本身，而是父母強大的信念與投入。所謂生肖帶來的運氣和吉祥，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生肖論命也可能是自毀預言，是個體理性造成的集體非理性。**扎堆生育“龍寶寶”將使得短期內無法得到調整的教育資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資源變得“緊缺”（Sim，2015），在結婚、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都面臨着更加激烈的競爭。那麼反過來看，羊年或者所謂不吉利年份出生的孩子，並沒有體現出生存或者成就上的劣勢。這是因為迴避生育導致規模縮小的“羊寶寶”們，很有可能因資源競爭壓力的減小而獲得優勢。

3.  “羊年”真的説不生就不生了？

生肖決定命運之説的原因並不在生肖本身，而在於資源稟賦。但是，受文化的影響，不可避免地會有人對某些生肖存在着偏好。那麼問題來了，生肖偏好是否真的會影響生育行為？中國人是否真的愛生“龍寶寶”、“猴寶寶”而回避生育“羊寶寶”呢？個體的偏好是否形成了社會顯著的人口學特徵呢？這又是“嚴八”最擅長的領域了。

先從出生人口數上來看，1933-2015年間，兔龍蛇3年“倒V”型僅在1933-1945年的第1輪生肖輪迴中出現，而馬羊猴3年的“V”型波動僅在地3和第4輪中出現（譚遠發等，2017）[4]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個羊年，除1991年外，其他4個羊年的出生人數均比前一年馬年有所減少（郭震威等，2017）。雖然1955和1991年兩個羊年的出生人數顯著少於對應的馬年，但**之後的猴年出生人數更少，並未出現推遲生育的補償性生育的情況。**而1967和1979年兩個羊年出生人數也只是略少於前一年的馬年。與猴年相比，僅有1967年和1979年兩個羊年的出生人數比後一年猴年的出生人數少（段成榮和王藝佳，2003）。

[4]此研究利用CGSS調查數據，與全國數據可能有所偏差。

來源：譚遠發等，2017.

來源：郭震威等，2017.

但是生育偏好的測量並不像得到的票數越高就能夠出道那樣簡單，我們也是有指標的。首先是改造年齡偏好指數得到的羊年偏好指數，計算羊年出生人口相對於馬年和猴年的平均水平。利用該指標發現1955年-1999年間4個羊年並不存在顯著的生育迴避（段成榮&王藝佳，2003）。馬妍（2010）用同樣的方法構造了所有生肖的偏好指數，並且發現從1949年-2008年期間僅有4個年份有異常變動。因此認為，生肖偏好並未對人們的生育行為產生顯著影響。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作者考慮到“搶生”和“補生”的時效性，將這一指標進行了擴展，前後分別加上蛇年和雞年的考慮，並且引入強弱閾值的概念（郭震威等，2017）。結果發現，按照強閾值來判斷，1955年和1979年兩個羊年存在生育的生肖迴避，而按照弱閾值來判斷，除了1991年以外，1949-2015年間其餘4個羊年均存在生育的生肖迴避現象。

**分地區的考察，北京、遼寧、吉林、黑龍江、四川、貴州、青海等北方和西部省份羊年效應更為明顯。分時期考察，1980年之後羊年迴避生育的效應有所減弱。**專門針對北京1978-2016年間的生肖偏好的研究，也發現了規律性的羊年迴避而馬年、猴年生育更多的規律，同樣印證了北京市生育的生肖偏好情況（馬妍，2017）。

除了生肖偏好指數之外，惠普爾指數和邁耶爾指數也同樣被應用於測量生肖偏好。惠普爾指數的計算方法為：

其中Pti表示第t輪某個生肖對應年份的出生人口數，P為考察期間出生人口數的加總。馬妍（2010）計算的1949-2008年12個生肖的惠普爾指數，儘管有5個生肖存在微弱的生肖迴避或偏好現象，但並不足以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偏好或迴避。而譚遠發（2017）利用CGSS數據計算的結果卻顯示人們虎和兔的偏好較高，對羊的偏好最低。（邁耶爾指數的構造則更為複雜，用於綜合考察生肖偏好情況，在此不做具體介紹，相信聰明的嚴八粉絲們可以自己搞定的~）

來源：譚遠發等，2017.

不過出生人口數會受到育齡婦女規模、分佈及生育水平和模式的影響，在充分考慮育齡婦女規模變動的情況下考察一般生育率的變動是衡量生育偏好是否存在的更為合理的方式。

北京市1978-2016年間除1978年外的三個羊年的一般生育率均較其前後的馬年和猴年有明顯的下降，即存在較為明顯羊年迴避現象。而全國的一般生育率波動則沒有那麼明顯，同時也未出現明顯的羊年低於其前後馬年及猴年的情況，2015年的馬羊猴“V”型變動可能受生育政策調整的影響居多。

1978－2016 年北京市一般生育率變動趨勢

來源：馬妍，2017.

1987－2016年中國一般生育率變動趨勢

數據來源：《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1988-2017》、《2017中國衞生統計年鑑》

這些複雜和混合的結果顯示，**生肖偏好和迴避現象在全國範圍內表現並不顯著，但是這並不是説明生肖偏好就不存在，只能説明生肖偏好並沒有形成顯著的人口學特徵，因為家庭生育決策實際上受多種複雜因素的綜合影響。**同時，這些結果也説明，在我國對生肖的偏好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這些現象在諸如北京等北方和西部地區更為明顯，但在南方表現並不顯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遍使用，一些地域性的觀念可能會更快傳播，形成更普遍的影響。**2015年，迴避“羊年”的説法就比以往影響力更深遠。

參考文獻：

[1]Johnson, N. D. , & Nye, J. V. C. . (2011). Does fortune favor drag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8(1-2), 0-97. 

[2]Mocan, N. H. , & Yu, H. . (2017). Can superstition creat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school outcomes of dragon children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s.

[3]Sim, & Nicholas. (2015). Astronomics in action: the graduate earnings premium and the dragon effect in singapore. Economic Inquiry, 53(2), 922-939.

[4]Wong, K. F. , & Yung, L. . (2005). Do dragons have better fate?. Economic Inquiry, 43(3), 689-697.

[5] 段成榮,王藝佳.從“停電嬰兒”到“羊年不宜生子”——兼論如何科學地分析人口現象[J].人口研究,2003(03):72-77.

[6] 郭震威,袁豔,茅倬彥.對羊年生育迴避效應的再討論[J].人口與發展,2017,23(01):24-29.

[7] 馬妍.吉年生吉子?中國生肖偏好的實證研究——基於1949～2008年出生人口數[J].人口研究,2010,34(05):104-112.

[8] 馬妍.北京出生人口規模變動中的生肖偏好和避諱研究[J].青年研究,2017(06):36-45+92.

[9] 呂厚東,李榮華,白建青,呂厚遠.十二生肖與優生[J].中國社會醫學,1993(01):41-44.

[10] 孫濤,逯苗苗,張衞國.生肖偏好的經濟解釋和現實影響[J].經濟學動態,2018(03):115-125.

[11] 譚遠發,孫煒紅,周雲.生肖偏好與命運差異——為何“龍年生吉子,羊年忌生子”?[J].人口學刊,2017,39(03):32-43.

****本期撰稿、編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碩士 董浩月

****本期責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