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死”於商業寫作_風聞

來源 ：微信公眾號  文藝理論與批評

在當代文壇，批評家對作家的習慣性捧場，可以説由來已久。那種追星族式的追捧，使某些批評家已成了作家們忠實的轎伕。這種“熱情”過度的“捧殺”，使某些原本優秀的作家，在爭先恐後的掌聲和讚美聲中，忘乎所以，迷失方向，致使其小説成了類似機器生產的工業化產品。這其中，作家劉震雲可以説是一個典型。

劉震雲並非沒有寫過好小説，但其好小説僅僅包括《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這有限的幾個中短篇而已。其實，寫於1988年的《單位》，無論在故事情節還是在人物設置上，已經出現了重複《新兵連》（1987年）的端倪。只不過這樣的痕跡，並不像其後來的小説那樣一目瞭然，所以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新兵連》寫的是一羣來自河南農村的士兵，為了能在部隊上混出點名堂，個個都“追求進步，紛紛寫起了入黨入團志願書”。但因名額有限，大家表面上爭相搶奪掃把做好事，私下裏卻暗中較勁，為了儘快得到提拔，甚至不惜告密。如“元首”為了去給軍長開小車，就向首長告了唯一的競爭對手“老肥”的“密”，不料事與願違，落得身敗名裂。小説中的老軍長，將從連隊中選拔出來的優秀戰士安排去照顧自己的父親，為其端屎端尿。更惡劣的是，他還在醫院裏玩弄年輕女護士。與此相似，《單位》中的人物，也個個想往上爬，小科員們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成天討好領導。工作到臨退休的女老喬，由於對同事無“密”可告，竟在關鍵時刻使出“殺手鐧”，對剛剛登上副局長寶座，看似一貫老實的老張，進行了一場“肉體侵襲”。老張果然抵擋不住，兩人共同製造了一樁緋聞。《新兵連》和《單位》共同的特點是：小人物心理陰暗，不擇手段；大人物腐化墮落，道貌岸然。經過簡單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出，早在那時，劉震雲的小説就已有自我拷貝之嫌。

劉震雲真正寫得好的小説屈指可數。難怪在由眾多學者和評論家評選出的“世紀文學60家”中，在《劉震雲精選集》一書裏，版權頁上明明寫的是“中篇小説和短篇小説集”，卻居然把長篇小説《手機》的“第三章·朱嚴氏”改名為《口信》，將《故鄉面和花朵》中的部分章節也“精選”進去，拿來充數。劉震雲的長篇小説，幾乎無一可讀，包括獲“茅盾文學獎”的《一句頂一萬句》——這部小説獲獎是否名副其實，時間這位偉大的評論家將會做出公正的評判。實際上，通過閲讀劉震雲的小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業寫作對一個作家的侵害。

客觀地説，劉震雲的小説寫作天賦，比當代文壇許多浪得虛名的當紅作家都要高。即便是隻有《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這樣幾個中短篇小説，很多讀者也記住了劉震雲。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故意去拔高劉震雲，將其吹捧為當代文壇最有智慧的作家，甚至魯迅式的大作家。我以為，因《塔鋪》《新兵連》等迅速成名的劉震雲，就是在諸多批評家的捧殺和影視娛樂圈的誘惑下，從一名比較優秀的小説家，迅速蜕變成了一個影視導演的“跟班”和“文字搬運工”。

且看批評家們是怎樣“捧殺”劉震雲的：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儘管不無駁雜聲音，但總的來説還是有一條主流的血脈。這主流的血脈就是魯迅開創的憂憤、冷峻、荒謬的傳統。當這股血脈流進到世紀末的時候，依然保持着那種蓬勃、強勁的勢頭，這種勢頭在當時還很年輕的作家劉震雲那裏得到了較為明顯的體現。當我們在劉震雲的筆下讀到了魯迅式的憂憤、冷峻和荒謬時，無論是興奮、欣慰還是悲哀，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手筆的作家。1

 劉震雲增加了他的語種——現代漢語——的容量和可想象的空間，尤其是他的鉅著《故鄉面和花朵》和《一腔廢話》，狂放不羈而又荒誕異常的語言不僅僅是對我們慣常的思維方式的衝擊，更多地也體現了語言本身的可延展性和語言意義的無限性，而且，尤為重要的是，在這開放性、自生性的語言背後，劉震雲進入了他的另一層面的思考：人的內心精神的存在形態。2

 看到以上這些吹捧文字，筆者真的替劉震雲惋惜。因為劉震雲實在是太享受這樣的吹捧了。在此之前，摩羅寫過一篇名為《大作家劉震雲》3的文章，大概是極享受這種“批評”吧，劉震雲還把這篇文章隆重地放到自己“精選集”的開篇。這些對劉震雲不顧事實的捧殺，完全是某些批評家對作家和讀者的集體忽悠。倘若不是他們這樣熱情過度地給作家幫倒忙，劉震雲或許不會像今天這樣，寫出一部又一部稀鬆平常，甚至品質低劣的小説。匪夷所思的是，儘管有如此之多的吹捧，但劉震雲似乎還嫌不夠，乾脆走上前台，借用自己小説人物之口，王婆賣瓜：

 記得有一篇和《羊脂球》不相上下的世界名著叫《一地雞毛》，不知你看過沒有？如果看過了，那就對了；如果還沒看，要抓緊看。你總説你工作忙，再忙能忙過我嗎？我就看了。看了以後很受啓發。那裏就提出一個對於所有人特別是勞動人民至關重要的問題：怎樣去把握世界也就是怎樣去把握一塊餿了的豆腐。這塊餿了的豆腐稍有不慎把握不住，就可能引起世界的混亂和整個動物界生物界大海高山及天空臭氧層的平衡。到底是大手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4

儘管劉震雲的小説不無反諷、調侃之意，但卻難掩其良好的自我感覺。如今網絡快槍手的小説，再爛都還有個故事，到劉震雲筆下，小説就成了天馬行空、胡思亂想的瘋人囈語，有時候十來頁讀下來，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要説什麼。如《一腔廢話》中的文字：

 “我的閨女，世上沒你這麼性急的。世上沒你這麼性直的。世上沒你這麼瘋的。世上沒你這麼傻的。世上沒你這麼聾的。世上沒你這麼啞的。世上沒你這麼木頭的——千里尋木頭你意志那麼堅定，現在一河大腸就讓你消極頹廢和貪污腐化了？你怎麼就沒想想什麼是裝瘋賣傻和裝聾作啞呢？——那就是看似瘋不是瘋，看似傻不是傻，看似聾不是聾，看似啞不是啞，看似木頭不是木頭，接着的結論就是：看似大腸也未必是大腸呢。……”5

 我們又鼓起掌來——這些日子我們五十街西里怎麼那麼多掌聲和掌聲不斷呢？但還沒等我們猶疑和深思，隨着嘉賓出場，我們又發出了宏大的笑聲而忘記我們剛才的動搖和懷疑——因為出場和馬上就要進行模仿秀的嘉賓，竟是我們五十街西里菜市場賣白菜的小白。五短身材的小白，你頭髮和眉毛連着，你鼻涕和嘴連着，你噘嘴侉骨，你要臉沒臉，要脖沒脖，你要腰沒腰，要臀沒臀，該有的你缺，該缺的你有，該小的你大，該大的你小，你要心沒心，要魂沒魂，賣白菜三毛五一斤，你卻算成了兩毛八，哪一天菜賣下來都要賠錢，晚上回去都挨丈夫的打，你倒是該洗洗腦子和腸血了……6

 這種像是機器寫作、瘋人囈語一樣的文字，在劉震雲的小説中猶如洪水氾濫。每當讀到這樣的“小説”時，筆者真的很懷疑，劉震雲是否故意要讓讀者難受，從而獲得一種畸形的快感。

以劉震云為代表，中國當代小説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怪現狀：一、以數量的堆積和長度來嚇人；二、把議論當成小説；三、以插科打諢來代替描寫和故事；四、以譁眾取寵的方式來給小説人物起名字。

劉震雲的《温故一九四二》，與其説是小説，不如説是檔案室裏翻尋出來的文字記錄，通篇都是文字材料的堆積和話匣子打破之後滔滔不絕的議論。劉震雲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説：“《温故一九四二》中有很多細節完全是從生活中來，《國民日報》的細節、美國國務院的資料、國民政府的資料原封不動地用了，沒人説是‘新聞串燒’。”7他説出這樣的話，實在是因為太過自得。劉震雲或許沒聽人説過他的《一腔廢話》是語言垃圾，但現實中卻有不少讀者認為這部小説就是名副其實的“一腔廢話”。至於沒有人説《温故一九四二》是與餘華、賈平凹、閻連科小説一樣的“新聞串燒”，只是因為這部小説的“新聞食材”取自於年代比較久遠的“材料”而已。在這部小説中，除了大量“新聞串燒”，與之匹配的，就是凌空虛蹈、顛三倒四的文字：

 領袖總是領袖，只要能當上領袖，不管當上什麼膚色、民族的領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雖然所統治的民眾大相徑庭。所以，我歷來贊成各國領袖之間握手言歡，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階級兄弟；各國民眾之間，既不必聯合，也沒有什麼可説的。即使發生戰爭，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後一顆炮彈，才落在領袖的頭上。如果發生世界性的核戰爭，最後剩下的，就是各國的幾位領袖，因為他們這時住在風景幽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鈕。8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日本人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佔我們的土地，淪落我們的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話説回來，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我們的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他們對我們撒手不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糧，是賣國，是漢奸，這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賣的呢？9

  脱離小説的藝術性而去表現乾癟的思想，最終使劉震雲的小説墮落成為了枯燥的“議論文”。毫無節制的“言語失禁”，使劉震雲的小説成了當代小説語言的“垃圾場”。

劉震雲的小説中時常會出現混亂不堪的性描寫。其中，男人偷情和女人濫情，幾乎成了劉震雲小説的固定模式：老公在外面搞別人老婆，自家後院卻老是起火。男人們不僅在外面胡搞，而且還總是喜歡兔子偷吃窩邊草，專搞熟人和朋友的老婆。在《我是劉躍進》中，劉躍進的老婆跟劉躍進的小學同學李更生做假酒，結果李更生把她卷跑了。《故鄉天下黃花》中，李家大少爺李文鬧好色，家裏已有大老婆和小老婆，偏又喜歡上了佃户趙小狗的老婆。本來兩人偷雞摸狗，兩廂情願，李文鬧與趙小狗的老婆好上一次，就送她一個臉盆大的花生餅，趙小狗的老婆對此也很滿意，但一不小心出了“意外”：“本來李文鬧和趙小狗老婆好，只是在晚上，但這天下午李文鬧喝醉了酒，把下午當成了晚上，大白天到趙小狗家去找相好。趙小狗老婆正在廚房刷鍋，李文鬧撲上去就把她捺到了灶旁柴火上，往下拉褲子。”10就這樣，李文鬧被回家劁豬的趙小狗撞見了。諸如此類姦情及其敗露的描寫，是劉震雲小説的常備“調料”。這不，在《我不是潘金蓮》中類似故事再次上演，只不過這次劉震雲將李文鬧每次送花生餅給趙小狗老婆變成了高中同學趙大頭三天兩頭給李雪蓮送“大白兔”奶糖而已。

劉震雲的許多小説猶如腳踩西瓜皮，溜到哪裏算哪裏。不僅以議論代替情節和描寫，而且還用順口溜來無休止地插科打諢。其186萬字的長篇小説《故鄉面和花朵》，一段東拉西扯的順口溜從第259頁一直寫到第274頁，一共450多行。在小説第四卷的所謂總附錄中，居然把白居易的《琵琶行》原封不動地拼湊到自己的小説中，而白居易也成了小説中的人物白石頭。在這部被梁鴻稱為“鉅著”的小説中，居然出現了這樣污穢的文字：

 一、關於屁本身：

結論：現在屋裏有屁味不假——我們不能用懷疑去牽她的牛鼻子，否則關於鼻子本身又會產生另外一場風波這種風波的驟起往往要比屁本身還讓人傷腦筋呢。屁味還是要承認的。我們只能以承認屁為前提，來編造關於屁的謊言。但是結論又一定要歸為：這屁不是我放的。那麼屁味是怎麼來的呢？——理由要多編幾條：

1.窗外的雞窩傳過來的味道；或者：2.屋外剛剛飛過一隻臭大姐；或者：3.屋裏剛剛爬進來一隻臭蟲子；或者：4.屋裏剛剛跑進一條小狗，説不定是它放了一個屁？或者……需要注意的是：千萬不能説剛剛進來一個人，要找一些不會説人話於是就死無對證的畜生。

…………

二、屁之後為什麼要打開窗户：……11

 在小説中，劉震雲不但喜歡骯髒齷齪的描寫，而且還喜歡拿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開涮。他小説中的女人，往往都是倒黴透頂卻又一根筋的不幸女人。《一句頂一萬句》中的巧玲，五歲時被三個人轉手由河南倒賣到山西，臨死時都一心想着回到延津。《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因被罵“潘金蓮”，就不管不顧地討回公道，一路鬧到北京，搞得到處雞飛狗跳。這部小説分明有着作家陳源斌小説《萬家訴訟》的影子，此小説因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秋菊打官司》而廣為人知。劉震雲的小説，從故事情節到人物設置，都與其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小説中人物的名字，簡直就像抓鬮一樣草率。這些人物的名字，一律被當成概念化和符號化的法律化身和代名詞，如王公道（希望公道）、董憲法（懂得憲法）、荀正義（尋求正義）、儲清廉（具備清廉）。由此可知，在劉震雲手中，小説完全被當成了文字遊戲，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愚樂”大眾。正因為如此，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許多似曾相識的故事，無數耳熟能詳的“新聞串燒”，撲面而來。在一個個簡單、弱智的故事之下，劉震雲集忽悠、油滑、性噱頭於一體，將社會底層的不堪，熬製成了一鍋“亂燉”。

仔細對比劉震雲前後期的小説，可以清楚地看到性描寫頻率越來越高，尺度越來越大。《新兵連》中寫老軍長玩弄女護士，都是側面描寫，聽旁人説出的。《單位》中女老喬和張副局長在辦公室發生“臍下三寸”之事，也一筆帶過，但在《我不是潘金蓮》中，劉震雲對李雪蓮和趙大頭的牀上“鏡頭”，進行了“高清晰”的“播放”。筆者批評這樣的描寫，並非要做所謂“道德衞士”，而是想追問，劉震雲在小説寫作上發生這樣大的變化，究竟意味着什麼？劉震雲喜寫底層，在他的小説中經常出現的就是賣豆腐的、劁豬的、販驢的、搓澡的、修鞋的，五花八門，看起來很熱鬧，但看似熱鬧，實則缺乏深刻思考，大都是一些浮皮潦草、漫畫式、無血無肉的人物。就像胡河清所説的，這是“因為劉震雲對於變化莫測的人性之海的‘天眼’還沒有開，他的小説缺乏人性內涵”12。“劉震雲的人物都像是一些活動權力關係網絡中的簡單符號，從中破譯不出什麼複雜的文化生命信息。”13

事實上，劉震雲早已熱衷於與影視聯姻的商業寫作，這或許是其作品文學品質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長篇小説《手機》。嚴格説來，這部小説更像是一個草率出籠、粗製濫造的電影腳本。就像李建軍所指出的那樣：“在小説《手機》中，你會驚訝地發現，劉震雲好幾次將幾句話甚至一句話當做一個獨立的章節，例如：第二章的第15節是一句話：‘從山西老家回來，嚴守一和沈雪同居了’，佔了一頁的篇幅；緊接着的第16節也只有短短的四個字‘冬天到了’——整一頁就只印了四個字，真是懂得‘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的奧妙啊！”14因為寫作之初就直奔電影而去，所以也就顧不得精心構思和文學性了，其“小説”內容也主要是一些爛俗的男女偷情故事，所不同的是，小説主人公嚴守一和男二號費墨，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是電視行業的精英。小説開篇就出現了明顯的矛盾描寫：“鎮上看電話的老牛，1968年和嚴守一他爹一塊賣過葱。”接下來到第5頁，竟又寫道：“嚴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餓死了。第二天嚴守一聽他奶説，老嚴和老牛在分葱賬時，起了糾紛。從此嚴守一他爹與賣葱和老牛告別，又開始悶頭不説話。”但在該頁下邊，劉震雲卻又寫道：“説起老牛，1968年共同賣過葱，因為分賬翻了臉。”這幾段描寫，在時間上明顯存在齟齬。老牛和嚴守一他爹究竟是在1960年因為分賬鬧翻的，還是1968年鬧翻的，不但嚴守一他奶説不準，就連劉震雲自己也説不準。出現這種前後牴牾的描寫，原因很簡單——劉震雲在寫作之初就沒有很好地構思，或者根本就沒有想好好構思。

正因為對故事發生時間、地點等都缺乏仔細思考，缺乏起碼的常識，在劉震雲小説中，漏洞百出的狀況猶如家常便飯。《手機》中寫道：“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還興女人腳小。夜裏，老楊的兒子老用玻璃（那時玻璃剛剛傳到晉南）碴子劃她的腳，她的腳被劃成一道道血口子，往下流血。”事實上，1912年3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發佈命令通飭全國勸禁纏足，由此，不纏足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如此現實，劉震雲怎麼能説“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還興女人腳小”呢？況且小説中説嚴守一他奶在當時就是大腳，連晉南偏僻鄉村中像嚴守一奶奶這樣的鄉下姑娘都是大腳了，怎麼還能夠説時興小腳呢？不過，這還是小意思，在《我叫劉躍進》中，居然出現了更加荒唐的描寫——警察為了找劉躍進，竟“讓火車晚發了十分鐘”。要知道，火車可不是劉震雲的小説，可以隨便亂來。

在劉震雲的小説中，知識性的錯誤也屢見不鮮。如：“四十歲之後，嚴格發現中國有兩大變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兒越來越小。按説體胖應該心寬，不，胖了之後，心眼倒更小了。”“人問，別人信佛之後，沒得吃，都瘦；老齊吃素之後，為何倒胖了？老齊雙掌合十：‘阿彌陀佛，心寬，體就胖了。”（《我叫劉躍進》）“心寬體胖”是漢語中誤用非常多的一個成語。“胖”在這裏讀作“pan”，而不讀“pang”，表示舒適，出自《禮記·大學》“福潤物，德潤身。心廣體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胖”字在唐宋以前根本就沒有“肥胖”的意思。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一個鄉村窮孩子，年僅12歲的嚴守一就已經性早熟了：“1969年，二十歲的呂桂花嫁到了嚴家莊。嚴守一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別人不一樣。別的新媳婦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出一種。這種味道類似熟透的麥杏，有些膩，又有些發甜，離她一近，眼就發黏，想困。1969年，因為呂桂花的到來，嚴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15劉震雲還多次誇張地寫到呂桂花對嚴守一的“殺傷力”：“呂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發出的味道，將嚴守一燻得差點暈了過去。”16

2007年，劉震雲的長篇小説《我叫劉躍進》出版，其主人公職業雖與《手機》中的節目主持人嚴守一不同，但故事情節和細節描寫幾乎大同小異。劉躍進的兒子，彷彿是另一個童年時期的嚴守一，不但從小性早熟，而且喜歡的偏偏又是比自己年齡大得多的“不正經”女人。《手機》裏的呂桂花，跟鎮上管廣播的小鄭“睡覺”時，將擴音器的開關扳錯了，小喇叭裏傳出的男女喘息和尖叫聲迅速傳遍了全鎮每家每户。但就是這樣的女人，卻讓小小的嚴守一魂不守舍。劉躍進的兒子劉鵬舉同樣愛上了一個“一看就不像良家婦女”的“雞”。劉震雲之所以對這樣的描寫樂此不疲，完全是因為風騷的女人與小男孩之間更有“戲”看。《手機》中，手機裏隱藏着與嚴守一有染的女人的信息及其不可告人的秘密，圍繞手機發生的故事，也就成了小説的主線。《我叫劉躍進》中，U盤裏不但牽涉着幾條人命，更牽涉着幾段賈主任和老藺嫖娼的場面。尋找丟失的U盤，就成了小説的噱頭。

用模式化的方式來結構小説，用議論來代替描寫，用製作快餐的速度來炮製文字，用煽情的商業化寫作來討好娛樂圈，是劉震雲小説走進死衚衕的主要原因。對此，劉震雲毫不隱晦，他説：“電影給我最大的好處是我同一篇作品，能得第二次稿費。”17這可以幫助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劉震雲的小説之死。是的，他的小説死於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