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的密碼，興許就藏在騰訊這樣的企業裏_風聞

文／孫不熟

千呼萬喚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終於揭開神秘的面紗，這標誌着珠江三角洲地區被賦予了全新的國家使命，一場新的歷史征程已然開啓。

如果説40年前，珠三角為國家扛起了改革開放的大旗，那麼今天，則為國家吹響了全球化的第一聲號角。

要履行好這一全新的國家使命，核心任務便是創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然而信心又在哪裏？

前兩天做客騰訊舉辦的一個灣區經濟分享會，有記者朋友問我現在互聯網時代，世界是平的，創新活動為何一定要在珠三角發生？而且粵港澳地區的基礎科研能力在國內並不拔尖，這裏憑啥創建全球科創中心？

對此，我的回答是，世界是平的，但創新是尖的，觀察全球創新現象時，會發現它的發生極不均衡，那些對全球經濟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創新活動，大多發生在面積極小的地區。更重要的是，創新經濟的關鍵不是發明創造，而是方案整合和市場創新。

硅谷是全球最成功的科創中心，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科技公司，美國佔了7席，其中有5席在硅谷，硅谷也是過去30年來全球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和風暴眼。回顧硅谷的發展歷程，有着諸多讓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借鑑的地方。

下面，我們就來梳理一下的硅谷的經驗。

1硅谷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是平的，但是創新活動的分佈是極不均衡的。

舊金山灣區是一個人口不到800萬、面積只有1.8萬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但其匯聚了全美1/3以上的風險投資、60%以上的大科技企業，是美國乃至全球無可匹敵的科創中心。相比而言，廣袤的東海岸和五大湖地區卻鮮有大科技公司出現，就是王者之城紐約都與科技無緣，亞馬遜最近想到紐約建一個第二總部，最後卻不得不放棄了。

在中國，創新活動也高度聚集在北京、深圳、上海、廣州、杭州幾個城市，這五個城市囊括了中國絕大部分科技股上市公司，特別是深圳，以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貢獻了全國近50％的PCT國際專利。

可見，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的經驗，都説明創新活動高度的中心化現象，粵港澳集齊四大中心城市作為核心發展引擎，無需太擔心創新要素的缺乏。

2硅谷的經驗告訴我們，重要的不是發明，而是發現。

硅谷並沒有特別重大的發明創造，對人類影響重大的半導體、晶體管、電話、計算機、互聯網、原子能，要麼源自美國東海岸那些老牌實驗室，要麼源自政府主導的研究成果。硅谷在這方面乏善可陳，但它有一種紐約和波士頓都沒有的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夠迅速發現和理解一項發明成果對社會可能存在的顛覆前景，並將其做成生意，掙到大錢。

人們常説，IBM沒有發明PC、惠普沒有發明桌面電腦、福特沒有發明汽車、蘋果也沒有發明智能手機，這些企業的很多前沿技術要麼是買來的，要麼是從別人的基礎上改良過來的，並憑藉敏鋭的市場創新，後來居上做到了第一。

在粵港澳大灣區，也不乏這樣的大科技企業。比如騰訊，它並沒有發明即時通訊工具，卻把QQ、微信做到了業內領頭羊，它也不是中國第一個做遊戲、門户網站和移動支付的科技企業，但總能後來居上，摘得王冠。大疆科技是今天全球最大的無人機生產商，但它並沒有發明無人機，扮演的更像是一個技術整合者的角色。

也就是説，相比底層技術創新，騰訊和大疆更擅長的是應用創新和市場創新，就像硅谷的企業那樣能夠迅速地發現好的技術，然後將其市場化，做成大生意。

這項本領被稱之為技術轉化能力，其對創新的意義毫不亞於基礎科研。騰訊所在的深圳，也沒有一所傳統意義上的頂尖大學，但憑藉敏鋭的市場創新能力，它孕育出騰訊、華為、中興、大疆、華大基因等一大批科技公司。

3硅谷的經驗告訴我們**，豐富而包容的移民文化是孕育創新的重要土壤。**

硅谷從來都不是硅谷人的硅谷，而是全美乃至全球科技人才的硅谷。加州從200多年前的淘金運動開始，就一直是美國西進運動的中心，今天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學家和程序員，是美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移民聚集地。

移民文化帶來的是自由氣息，硅谷曾是美國西進運動與淘金運動中冒險家的樂園，也是美國嬉皮士與言論自由運動的發源地，這些社會運動為硅谷帶來一種深刻的反傳統的思潮，並塑造了灣區獨特的精神氣質。

硅谷甚至是鼓勵跳槽的，被譽為硅谷黃埔軍校的仙童公司之所以創立，就是源自八個創始人的一次集體的“背叛行動”，跳槽在西岸暢行無阻，這在西裝革履、按部就班的東海岸是不可想象的。

和加州類似，粵港澳地區的移民文化同樣源遠流長，是中國移民文化的集大成者，香港和澳門是東西方文明的兩個交匯點，深圳則是北方文化和嶺南文化交融的產物，廣州在歷史上也源源不斷地吸引着中原地區的移民，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的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也大多出現了倒掛現象。

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至少生活着3000萬外來人口，也是中國最具自由精神和包容氣質的經濟區。

4硅谷的經驗告訴我們**，創新往往需要城市羣的分工協作，而不是單個城市可以完成的。**

周其仁説，沒有一個企業的成功是孤立的，再優秀的大腦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和分工，才能創造出新的東西。

硅谷只有700多萬人口、一萬多平方公里，卻匯聚了數十個規模不等的城市，這些城市彼此相鄰、充分互動，培育出蘋果、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世界級科技巨頭。

在粵港澳大灣區，也存在很多這樣的現象。

騰訊由馬化騰創辦於深圳，然後在港交所上市融資，並由香港人劉熾平擔任總裁，高管團隊中至今還有多名港人。微信這款超級產品則誕生於廣州，張小龍領導的微信團隊自始至終都在廣州辦公。

華為由任正非創辦於深圳，從廣州等城市吸收了大量電信人才，並以香港為通道走向國際市場，而今研發中心則放在了東莞松山湖。

大疆科技董事長李澤湘曾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他投資自己的學生汪滔去內地創業，後者在深圳創辦了大疆科技，其生產線則大部分在東莞。

順豐創始人王衞是一名香港人，原本在順德做印染生意，後來看中了香港和內地頻繁的快遞需求，就創辦了順豐，並把總部設在了深圳，然後在深交所借殼上市。

佛山的美的、惠州的TCL、深圳的康佳、創維等家電巨頭的發展史，都和廣州的華南理工大學有着不解之緣，TCL、康佳、創維的三位創始人均出自華南理工78級無線電專業，而美的乃至整個順德的家電產業也離不開華南理工的人才和技術支持，並在上世紀80年代首創了“星期六工程師”現象。

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個城市能夠獨立完成的，充分顯示了灣區城市分工協作、充分互動的獨特優勢。

5硅谷的經驗表明，創新的魅力往往表現於連接**，而非擁有**。

無論是沃爾瑪、可口可樂等巨無霸企業，而是紐約、倫敦、東京等超級城市，都強調的是規模效應和壟斷效應，要對各種上下游資源予以控制和佔有，而硅谷不一樣，更多的是充當連接器，大量的資源分屬外部、分處各地，不求擁有、只求連接。

硅谷的玩法是這樣的：一個小團隊寫就的打車軟件（Uber），連接了全球400多座城市、幾千萬名司機以及以十億計數的乘客；從大學校園發端的一個社交網絡（Facebook），連接了全球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

一個搜索引擎（Google），連接了所有的互聯網公開信息；一個智能手機系統（Android），只求連接不求佔有，開放源代碼，讓40億部手機——這個當下人類最重要的延伸器官——互聯互通；一個電動汽車（Tesla），開放所有專利，用顛覆式的模式在最短的時間內連接各種資源形成了生態圈。（這兩段節選自自媒體“智谷趨勢”）。

而説到“連接” ，這是騰訊最擅長的，它的體量巨大，但本質上只是一個超級連接器，它的大不體現在騰訊自身之大，而體現在它所串聯起來的資源之大。一個小小的微信，卻能連接十幾億用户，這些用户在微信這個平台產生的經濟社會活動總量，難以估量，可以説遠遠超過任何一家世界五強企業自身的產值。

可以説，“連接大於擁有”是創新型經濟以及新型城市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騰訊、華為、大疆在這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它們給灣區帶來的將不僅僅是自身擁有的東西，還有它所串聯起來的全國性乃至全球性資源。

6硅谷的經驗還表明，現代科技離不開金融的賦能。

從蘋果、谷歌、Facebook、惠普、戴爾、英特爾的發展史都可以看出，風投基金和納斯達克在助推硅谷企業發展壯大中充當着十分關鍵的作用。硅谷企業之所以能夠稱霸全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國資本市場融資能力的強大。

騰訊、大疆、順豐的發展同樣離不開資本市場的巨大支持，在最初的創業過程中，騰訊一度因為資金困難面臨失敗的風險，後來靠的是香港資金的支持，以及在港交所上市實現跨越式發展。今天的騰訊，除了堅持主業，還通過自身積累的雄厚資本大力扶持中小型創業公司，讓更多的創業者享受到資本的扶持。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香港這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又擁有深圳這個極具活力的創投資本中心，科技和金融無縫對接，這個優勢就是硅谷、紐約、倫敦都不具備。

7硅谷的經驗還表明，良好的氣候是吸引創新人才的重要因素。

一本叫做《硅谷百年史》的書曾特別提到，“在硅谷的發展過程中，一個經常被提及卻又被低估的事實是其晴朗温暖的地中海式氣候”。很多創業着都被這裏的氣候所吸引，其中就有兩位對硅谷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硅谷之父”。

一位是斯坦福大學前副校長弗雷德·特曼，他本來在東岸的麻省理工任教，後來因為身體和氣候原因選擇到當時不被人看好的斯坦福大學任教。特曼後來一手推動了斯坦福工業園的創建，並資助了兩位學生創辦了名震天下的惠普。

另一位被譽為“硅谷之父”的是晶體管的發明者威廉·肖克利，正是他從貝爾實驗室回到灣區，才吸引到仙童公司最早的八位創始人慕名來到灣區，並創辦出日後一系列偉大的公司。《硅谷百年史》這本書裏寫到，肖克利之所以回到灣區的家鄉，“一個很大原因是這裏美好的氣候”。

地中海式的美好氣候讓硅谷人備感自豪，要知道地球上只有2％的土地擁有這種氣候。一個叫做紅木城的硅谷城市，曾經還打出這樣一句傲嬌的廣告詞：“好氣候勝過政府的努力”。

珠江三角洲雖非地中海氣候，但氣候温潤、陽光充足、雨水充沛，夏不太熱、冬不太冷，是中國氣候最宜人的地區之一，對廣袤中西部地區和北方的人才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總的來説：

粵港澳大灣區在很多方面具備和硅谷一樣的特質，而且還具備一些後者沒有的優勢，比如製造業的配套，以及和金融中心的毗鄰。硅谷已經沒有多少製造業了，很多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到深圳東莞來實現。硅谷也缺少一個像香港這樣的金融中心，企業上市融資需要去到紐約。

然而，有潛力不代表一定能成功，大灣區要充分調動創新資源，還必須像硅谷一樣做好兩件事，一個是“拆牆”，另一個是“連接”。

“拆牆”自不必説，有人説粵港澳地區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三種貨幣”，其壁壘比之歐盟還多，這些壁壘中尤以勞動力市場為甚。

騰訊就對這個問題着切膚之痛，它擁有眾多香港員工，但這些員工每年在內地工作的時間不能超過183天，否則就需按內地的税率繳税。這是影響大灣區人才流動的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壁壘，它的存在既不利於香港人才的充分就業，也不利於內地企業的人才引進。

“拆牆”之後的事情就是“連接”，相比京津冀和長三角，粵港澳有一個重要優勢就是內部仍然保留着較大的異質感，“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三種貨幣”在一個如此狹小的空間裏共存，這種高度聚集又相對獨立的異質感，世界罕見。

從文明交融的經驗來看，異質感的東西碰撞到一起，才能催生出化學反應，而同質感的東西在一起，只能產生物理反應。要想獲得新事物，就得依靠化學反應。

“拆牆”之後，如何把粵港澳三地的資源充分地連接起來，讓其融合在一起催生化學反應是一個問題。這方面，企業能充當很好的媒介，加速粵港澳三地人才的互動和交流。

還是以騰訊為例，其誕生於經濟特區深圳，是內地互聯網科技創新的佼佼者，其多個產品成為廣大用户的手機標配。而在香港，騰訊是屹立多年的龍頭股之一，讓很多香港市民享受到科技產業的高額回報，也因此和香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讓騰訊來充當內地和香港的連接者角色，再合適不過。

也許是意識到這一點，馬化騰近年來一直力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從2017年全國兩會開始，馬化騰就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連續兩年提交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議，並獲得採納，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讓這個原本歸屬於學界的議題獲得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2017年6月，馬化騰還力邀政界、學界和業界多名要人，共同到香港為粵港澳大灣區論壇站台，這場論壇由騰訊直接承辦，給香港市民颳了一陣熱忱的灣區旋風。

2018年9月，騰訊又以企業共建方的身份參與第十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對話粵港澳大灣區活動，馬化騰在會議上再次為大灣區建言。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恰逢規劃綱要出台不久，相信馬化騰還會就騰訊如何助力大灣區建設繼續發聲。

不單是騰訊，在大疆科技、順豐以及華為，也能看到粵港兩地人才精彩的互動與融合，它們都是灣區企業的典型代表。有理由相信，只要讓粵港澳大灣區7000多萬居民，以及11萬億經濟體的生產要素能夠更自由地流通，就能孕育更多的騰訊、大疆和順豐。

因為，國際上三大灣區的經驗已經表明，成功的企業以及企業家往往都是扎堆出現的。企業是最具活力的創新主體，所以不管是“拆牆”還是“連接”，粵港澳大灣區的密碼，興許就藏在像騰訊這樣的企業裏。

**編者注：**孫不熟是自媒體“城市戰爭”創始人、廣州市房地產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