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名嘴赴瑞士安樂死：安樂死沒你想的那麼簡單_風聞

來源：公眾號“今日話題” 

作者 | 於立生

台灣名嘴、體育主播傅達仁因晚年罹患胰腺癌，痛苦不堪，選擇在瑞士安樂死。近日，他的臨終畫面曝光，家人陪伴左右，喝藥後他倒在兒子懷裏。安樂死這一話題隨即引發熱議。有人説求生是本能，沒多少人願意被安樂死，但也有人覺得安樂死給了生命最後的尊重，應該合法化。

個別安樂死合法的國家，也走得步履蹣跚

安樂死的爭議指向的兩大終極問題：一，人有無權利，在不可逆走向死亡，且承受着難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的時候，決斷自己的生死；二，在此種情況下，他人能否對該患者的自願死亡提供協助？由於這牽涉到醫學、倫理、法律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歷來頗有爭議。

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公民生命的“自我終結權”都不被法律認可。以傅達仁為例，他高調赴瑞士安樂死，本來是希望在中國台灣掀起“一場風潮”，但網民更多的是把他的安樂死視為個人行為，相關消息主要出現在娛樂和社會版面，行政部門也沒有因為傅達仁的高知名度改變對安樂死的立場。

傅達仁想以自己的行動，引發對安樂死的思考

目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全世界也只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且就“試水”的實踐情況來説，安樂死合法化之路，也是走得步履蹣跚，物議諸多。

以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為例，儘管對實施安樂死進行了嚴格規定，要求必須滿足諸多條件，但由於安樂死是由醫生實施，首先就違背了醫生救死扶傷而非致人死傷的天職，經不住來自職業倫理層面的拷問。即使在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仍有很多醫生不願意為病人實施安樂死。

安樂死的問題不止於此。一直對安樂死保持關注的西奧·布爾教授認為，在荷蘭安樂死的人數不斷上升，有被濫用的趨勢——“正成為癌症病人治療過程中的一項內定模式”。

去年11月，一位腦退化老婦人在執行安樂死過程中反抗醫生，事後執行安樂死的女醫生受到荷蘭公共檢察官的起訴，被指沒搞清楚該患者是否一心求死，因此有“越界”嫌疑。

瑞士的情況要好一些。實施安樂死是由兩家獨立的專設輔助自殺機構進行，而非由醫療機構或醫生進行。同時，實施安樂死時，也必須有警察在場進行監督。但這種方式，也沒有多少國家願意嘗試。

考慮到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我國不具備安樂死合法化的現實條件

關於安樂死，我國也早有討論。早在1988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安樂死合法化的議案。2017年，全國人大代表、浙江温州醫科大學眼視光學院院長瞿佳又提出議案——《關於推進中國安樂死合法化的建議》，並稱曾過一項調查，75%以上普通公眾支持安樂死合法化，醫務人員對安樂死以及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超過95%，但安樂死合法化的推動，迄無實質進展，原因為何？

除了醫學、倫理、法律等方面的爭議，我國的文化傳統也是安樂死合法化的制約。數千年的“孝文化”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家族為本位，而非張揚個人權利。説白了，就是想要安樂死的病患，自己説了不算。我們常見的場景是，只要有人罹患重症諸如要做手術之類的，有什麼事都是醫生和家屬商量，比如手術同意書之類，也往往是家屬簽字。似乎有什麼事都是醫院、醫生和家屬之間的事，倒沒了作為當事人的病患什麼事。

在病人罹患絕症的情況下，我們也常見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哪怕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必將不可逆的走向死亡，哪怕讓病人身上插滿管子，承受生不如死的病痛折磨，家屬也要傾盡全力救治，哪怕債台高築。患病的走得痛苦，活着的，也活得很累。

但也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家屬怕遭重症病患的拖累，不聞不問，推卸責任甩包袱。2014年，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燕舞所做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調查報告，得出結論，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到了觸目驚心的地位，甚至其中涉及到“他殺”的影子——報告中提到一個案例，有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假7天回家探望病危的父親，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假若我國一旦真的也跟風實施安樂死合法化，安樂死會不會成為“合法殺人”的一個渠道？這也是反對者所説的，中國尚不具備考慮安樂死立法的現實基礎。

可資參考的一個同類項是，精神病人的強制送醫問題。精神病人的強制送醫，不僅關乎醫生的專業判斷，也必然是個關涉人身自由權的問題；正如同，安樂死不僅關乎醫生的專業判斷，同時也關乎人的生命權問題。

自2012年《精神衞生法》出台，才明確了精神病患的自願就醫原則，只有在發生自傷、傷人的嚴重暴力情況，才允許強行收治。而在此之前，我們曾迭見一些“被精神病”現象頻頻曝光。或是由於家庭矛盾、利益衝突所引發，或是個別精神病院出於利益驅動強行收治，甚至有的案例中還有政府部門的影子。

一旦安樂死合法化，誰敢保證程序足夠嚴密到杜絕“被安樂死”的情況？所以，雖然台灣名嘴赴瑞士實施安樂死了；可安樂死，若在我國，考量到文化傳統、社會背景等因素，可沒你想的那麼簡單。

比起安樂死是否要合法化，給病人更多的自主權更重要

很多人贊成安樂死，是覺得很多絕症病人臨終前太過痛苦，安樂死可以讓他們有尊嚴的結束生命。 心理可以理解，但安樂死只能算是“善終”的其中一個選項，給病人更多的知情權，讓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做決定，而不是被家人或醫生掌控，才是達到善終的更重要指標。

除了安樂死，病人在意識清醒的時候，訂立“生前預囑”，以保障臨終“自然死亡”的權利，正如瓊瑤致兒子、兒媳公開信中所聲明的那種——“無論生什麼重病，都不動大手術、不送加護病房、不插管，絕對不插‘鼻胃管’”，“急救措施，氣切、電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而醫生也不用聽家屬的意見，按照“生前預囑”終止、撤除維持生命治療，讓患者有尊嚴的走完最後一程。

病人有了更多自主權，一方面患者一旦發生重症時，不至於把雙方逼得都好苦好累好煎熬；另一方面，有了生前預囑，醫生、醫院也不會面臨來自倫理層面的拷問，以及患者家屬的壓力。也許有人會問，病人臨終太痛苦怎麼辦？關於病人的鎮痛問題，需要醫患雙方共同更新觀念。好的鎮痛藥未必會讓患者成癮，沒有安樂死，病人也可以不那麼痛苦離開。

人生在世，總有個生老病死。追究生活得有品質，死的也有品質，少痛苦，有尊嚴，是每個人都應該爭取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