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究竟屬於幾流水平？_風聞

［導讀］教育關乎國運，關乎世界文明的興衰。曾有人將世界高等教育的“食物鏈”劃分為中心與邊緣國家，但這種二分法已不符合當前高等教育“美國化”的趨勢。本文從規模和質量兩大維度出發，將世界高等教育劃分為五大梯隊，認為美國從1920年代取代德國成為世界學術中心之後，就長期居於“食物鏈”頂端，其高等教育制度的世界影響不斷上升，併成為各國學習的範本，這一成功源自其在借鑑他國經驗基礎上的制度創新，但也面臨着教育質量下滑和市場化轉向的內在風險。中國若想躋身高等教育強國之列，應注重探索出適合自己的辦學模式，並將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等大學核心價值理念予以內在化，在制度上形成比較優勢。

本文在綜合分析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在讀生數、博士畢業生中外國留學生的比例或高等教育在讀學生中外國留學生的比例、高被引作者數、世界排名前200/500名大學的數量(以上海交大排名為依據)等指標的基礎上，嘗試將世界高等教育體系粗略劃分為五大梯隊，並對這五大梯隊的特徵進行概述，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抉擇。本文之所以選擇上述指標是基於高等教育規模、高等教育質量的考慮，這兩大維度基本可以衡量一國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的態勢。

******▍******世界高等教育體系的五大梯隊及其特徵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2013年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在全世界238個國家、地區中，僅有43個國家、地區有大學入圍世界大學排名前500強。本文將其他195個國家、地區歸入最後一個梯隊，然後在綜合考慮高等教育規模、高等教育質量的基礎上，對剩餘43個國家、地區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位置進行歸類分析。當然，即便對這43個國家、地區，也是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國家進行對比分析。

1.第一梯隊：美國

美國屬於第一梯隊，其特點是實力超強、規模超大。無論是高等教育規模、科研實力，還是其對世界高等教育的影響，均處於絕對領先地位。根據上海交大2013年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美國高等教育的優勢非常明顯，哈佛大學連續11年蟬聯全球第一，前20名中有17所大學來自美國，前500強中美國高校的數量接近1/3。20世紀30年代之後，美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第一強國，1930-2009年，所有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美國人約佔60％，這一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在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的絕對領先地位。2009年全世界高被引作者數中，美國有4124人，排名第二的英國有374人，而中國大陸僅4人。

作為第一梯隊國家，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公私立大學並舉的高等教育體制、多渠道的高等教育投入機制、以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的大學管理體制、多種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等。美國極其發達的私立高等教育體制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儘管包括中國、日本等國家都在發展私立高等教育，但就私立高校所獲捐贈以及學術聲譽而言，這些國家均無法與美國相媲美。

當然，和美國類似，英國的牛津、劍橋等精英大學也通常被視為私立高校。長期以來，英格蘭以院校自治而聞名，大學不受教育部直接管轄。但從另一方面看，英國大學大多依據王室頒佈的特許狀而成立，而且接受國家的資助。此外，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在歷史上還經常受到王室委員會的調查。英國的大學在理論上和法理上是自治和“私立”的，以劍橋大學為例，大學在行政上並不隸屬於政府，大學內部實行自主管理，校長經由選舉產生，對攝政院(Regent House，全體教職工代表大會)負責。但由於大學主要受政府資助，所以事實上受政府影響很深。相對於英國私立高校的實際狀況而言，美國私立高校的優勢在於其擁有鉅額捐贈經費且不受政府幹預，這是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一個特色和制度優勢。

除了私立高等教育的發達以及由此帶來的高度的高校自治之外，高等教育機構類型的多樣性也是美國的一大特色。致力於提供精英型本科教育的小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和致力於滿足一般學生的高等教育需求、為高等教育大眾化充當“冷卻器”的社區學院都是美國獨一無二的高校類型。多種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存在，使得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可以滿足不同需求，同時也使得哈佛等名校可以在大眾高等教育時代繼續維持精英高等教育的特徵，追求學術卓越。

2.第二梯隊：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等

由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構成的第二梯隊，其特點是實力強，規模大，人才培養質量和科研實力均位於世界前列。從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努力程度以及高校科研經費投入的努力程度來看，第二梯隊國家與美國之間並無明顯差距，從高等教育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以博士畢業生中留學生比例為指標)來看，第二梯隊國家中的英國也能與美國相抗衡。但是，從世界頂尖大學數、世界頂尖學者數(以高被引作者數為指標)這兩項關鍵指標來看，美國則遙遙領先於第二梯隊國家。

在第二梯隊中，德國、法國、加拿大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它們各自擁有世界一流大學的數量遠低於美國。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20強中，德、法、日三國所佔大學的數量為0，而美國佔去了17所。法國排名首位的巴黎第六大學則居第37位，德國大學最好的名次是居第50位的慕尼黑工業大學，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排在第28位。

導致上述國家擁有世界一流大學數量相對較少的一個原因是它們的科研院所體系比較強大。在德國和法國，科研院所的實力非常強大，並且獲得了大量的科研資源，相對而言大學所獲得的資源就少了。以2011年度德國為例，馬普研究院(下轄80個研究所)、萊布尼茨協會(下轄87個研究所)的科研經費是14億歐元，弗勞恩霍夫的科研經費為16億歐元，亥姆霍茲國家研究中心聯合會(下轄17個國家研究中心)的科研經費更是高達33億歐元。這四大科研機構一年的科研經費高達77億歐元，而德國所有高等學校(包括178所大學和203所應用科技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才116億歐元。

在法國，除了科研院所，大學校(grandesécole)的聲譽高於大學也是該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所面臨的一大困境。為了協調科研院所、大學、大學校三者的關係，促進三方的合作，提高本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聲譽，法國在2006年成立了研究與高等教育集羣，目的之一是為了改變法國高校在世界大學排名榜中的不利狀況。根據這一改革，大學、科研院所、大學校可根據地理區域資源組成“聯合大學”。到2011年2月，自願組成的“聯合大學”已達21所。

另外，從經費投入來看，歐洲各國包括英國在內也遠遠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例如，德國2011年“卓越計劃”的投入大約為24億美元，這一數額還比不上一所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一年的預算。因此，如果歐洲大學未來僅依靠政府作為主要經費來源的話，歐洲頂尖大學試圖與哈佛等美國名校抗衡是非常困難的。

3.第三梯隊：瑞士、瑞典、芬蘭、以色列、丹麥等

以瑞士、瑞典、芬蘭、以色列、丹麥、挪威、比利時等北歐、西歐國家為核心，以奧地利、新加坡、新西蘭為半核心的第三梯隊，其特點是實力強、規模小。核心七國的人口均不足1000萬(比利時除外)，但人均國民收入位於世界前列，且擁有很強的科研實力，其特點是“小而精”。

第三梯隊的國家聚集了一批歷史悠久並擁有良好學術聲譽的一流大學。以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為例，當年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學中，來自瑞士、瑞典、芬蘭、丹麥、挪威、比利時、以色列七個國家的大學佔據了15席，佔全世界的15％，而這七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才5029萬，約佔全世界人口的0.7％。其中瑞士的聯邦理工學院、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瑞典的卡羅林斯卡學院、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芬蘭的赫爾辛基大學、挪威的奧斯陸大學、比利時的根特大學均進入前100名，分別高居世界第20位、第42位、第59位、第76位、第74位、第69位及第85位。

這些頂尖大學的形成和發展是以高投入為支撐的。第三梯隊國家研發投入的努力程度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一般的西方發達國家。澳大利亞的研發投入佔GDP的2.25％，相比之下，丹麥的這一比例為3％，瑞典為3.6％，而芬蘭接近4％。

就高被引作者數而言，芬蘭、丹麥、瑞典、挪威這幾個北歐國家也領先於中國大陸。歷史上，北歐國家曾產生過不少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直到今天，北歐國家仍在產生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例如，2013年比利時物理學家弗朗索瓦·恩格勒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些都表明北歐國家在最尖端的科學研究領域相對於中國而言具有優勢。

在高等教育對國際學生的吸引力方面，中國也遠不如第三梯隊國家中的丹麥、芬蘭、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2009年，共有來自190個國家和地區的23.8萬名留學人員在我國的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學機構中學習。當年我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達到2979萬人，因此高等教育在讀學生中留學生的比例僅為0.8％，這一比例也遠低於北歐四國。

由於自身科研體系和高等教育體系的規模都比較小，第三梯隊的北歐國家非常注重通過國際合作來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和科研影響力；同時，由於高等教育規模小、辦學機制靈活，改革難度也較小，容易實現科研和人才培養體制的創新。

4.第四梯隊：主要由金磚四國構成

由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構成的第四梯隊(實力較強，規模超大)，被稱為金磚四國梯隊。這幾個國家都屬於人口大國，而且經濟發展態勢良好，但從世界一流大學數、諾貝爾獎獲獎數、高被引作者數等指標來看，與第一梯隊、第二梯隊國家還有很大差距，目前正處於追趕階段。

金磚四國的一個共同點是高等教育規模龐大。2010年，中國擁有2600多所高校，學生規模達到2980萬人。2007-2008年度，印度的高校在讀生達到1721萬人。2005年，俄羅斯共有662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和409所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在讀學生為586萬人，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在讀學生為102.4萬人。1986年，巴西共授予了868個博士學位，到2003年，這一數字為8094，在18年間，巴西的博士學位授予數擴張了9.32倍。2006年，巴西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增加到9366個。

從高等教育結構來看，金磚四國均形成了公私立高校並立的高等教育系統。俄羅斯在1992年前並無私立高校，蘇聯解體後正式發展私立高等教育，1999年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已經發展到349所。但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大多為營利性的小型學校，主要招收人文社科類的學生，學生大多學習成績不佳且來自富裕家庭，學費是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非常迅速，2000-2001年度，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已佔全部高等教育機構的42.6％，2005-2006年度，這一比例增加到63.21％，同年在私立高等教育機構註冊的學生佔全部學生的51.53％。中國最近十幾年來也在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但其辦學質量和生源吸引力與公辦高校差距很大。

從世界一流大學的數量來看，根據2013年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國在金磚四國中處於領先地位，有7所大學入圍世界前200名，入圍世界500強的大學共有42所，成為繼美國之後，佔據世界一流大學學術排名前500強席位最多的國家。儘管俄羅斯入圍世界前200名的大學只有一所，但莫斯科國立大學(位居79)在金磚四國大學中位列第一。

從高等教育系統的科研實力來看，儘管自1981年以來，金磚四國的國際論文數量快速增長，但從被引用率來看與第一、第二、第三梯隊國家的差距很大。2009年中國大陸高被引作者數僅為4人，低於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個國家。同時，從1901-2008年諾貝爾獎獲獎者(文學獎與和平獎除外)的名單看，第一梯隊的美國共有194位獲獎者(36.81％)，位居第一。緊跟隨後的是第二梯隊的英、法、德，分別為81位(15.37％)、72位(13.66％)、42位(7.97％)。作為第三梯隊國家的瑞士獲獎總數為15位，瑞典為14位。第四梯隊的金磚四國獲諾貝爾獎人數更少，俄羅斯共有5人獲獎，僅佔總數的0.95％，印度只有1位獲獎者。缺乏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頂尖學者使得金磚四國的高等教育對外國留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缺乏吸引力，結果是博士畢業生中留學生比例遠落後於第一、第二梯隊的國家。

金磚四國的高等教育不僅存在對外吸引力不足的問題，還存在大量優秀生源外流的現象。中國、俄羅斯、印度都是留學生輸出大國。2007年，全世界共有421100名留學生來自中國，佔全世界所有留學生人數的15％，遠遠超過緊隨其後的印度(153300人)、韓國(105300人)、德國(77500人)、日本(54500人)、美國(50300人)、馬來西亞(46500人)、加拿大(43900人)以及俄羅斯(42900人)。

不可否認，高等教育經濟基礎的薄弱是影響金磚四國提升高等教育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平均人均國民收入是8654美元，金磚四國中只有俄羅斯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達到世界平均值，為9660美元，在16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第47位。巴西位居第55位，其人均國民收入為7300美元，雖低於世界平均值，但高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中國位居第96位，人均國民收入為2940美元，這一數值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印度位居第127位，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為1040美元，遠低於世界平均值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

此外，土耳其、韓國、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國也可歸入這一梯隊。其中土耳其的人口有7000多萬，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6％。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土耳其有1所大學進入前500名；2005年國際論文發表數位列世界第19位。

5.第五梯隊：由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構成（從略）

******▍******五大梯隊格局下的世界高等教育體系的“美國化”趨勢

歷史地看，居於世界學術中心地位的高等教育體系會對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產生深刻影響，成為各國學習的範本。例如，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德國處於世界學術中心的位置，其高等教育理念和結構對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和中國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從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取代德國成為世界學術中心。自此開始，美國高等教育模式對世界各國產生了廣泛影響。以中國為例，自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高等教育模式對中國的影響明顯加大，選修課、學分制、董事會、私立大學等高等教育制度被引入中國，在其中起推動力量的是留美學生羣體。而德國、法國、日本模式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相對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在教育、經濟等領域的實力大幅增強。第二梯隊國家的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受到美國模式的影響，首當其衝的是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此後一直到1952年都被美國託管。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日本啓動了很多美國化的教育改革，例如將學制從“六五三三”制變為“六三三四”制。同時，在佔領軍的要求下，日本文部省在國內眾多反對聲中仍舊提出了大規模擴張高等教育的改革方案。但是，美國的改革意圖並未得到全盤貫徹。例如美國曾在1950年向日本政府建議大學採取美國的董事會外行控制模式，此舉意在提高日本公民對高等教育管理的參與程度，削弱其官僚制色彩，但這一建議遭到教授羣體和左派學生的聯合抵制，甚至出現學生罷學，最終這一方案沒有被採納。

即便是在很多方面僅次於美國的英國，其高等教育政策也受到美國的間接影響。1963年的《羅賓斯報告》對英國高等教育的影響極其深遠，負責草擬這一報告的委員會在報告出台前考察了多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其中考察最為深入的就是美國。委員會組成考察團對美國進行了為期21天的考察，最終美國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方面的經驗被《羅賓斯報告》充分地加以吸收了。

在文化上非常注重捍衞本國傳統的法國，近年來其高等教育改革也明顯受美國的影響。2007年，法國高等教育仿照盎格魯-薩克遜模式進行了較大改革，其中最大的一項改革是增強大學自主權。2009年，法國繼德國之後啓動了“卓越計劃”，旨在提高法國頂尖大學的世界排名。這兩項改革背後的最大智囊正是在哈佛任教的法裔學者阿吉恩(Philippe Aghion)。

從整個歐洲層面的高等教育改革看，博洛尼亞進程的啓動可能會使歐洲大學更加接近美國模式，至少是在學制方面。另外，德國、法國、丹麥、芬蘭等國家同時啓動的“卓越計劃”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意在打破傳統的平等主義取向，建立分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體系。

第四梯隊、第五梯隊國家的高等教育受美國影響也非常深。例如，韓國從二戰後至今主要效仿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二戰後，美國不僅在財政上支持韓國，而且以派遣美國學者訪問韓國的形式在高校課程設置、整體制度設計方面提供諮詢。韓國的頂尖私立大學浦項科技大學在創校之時即立志以加州理工學院為範本。

同時，由於英語在學術期刊中的霸權地位，美國(以及英國)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很多國家為了提高在國際大學排名中的位置，紛紛出台各種政策鼓勵教師發表英文國際論文，這一政策不僅見之於中國等亞洲國家，也見之於土耳其等中東國家。

綜上所述，由於美國在當今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處於絕對領先的第一梯隊位置，因此很多國家包括第二梯隊和第四梯隊的國家都極力向美國看齊，在辦學模式等方面模仿美國體制，出現了世界高等教育體系的“美國化”趨勢。

▍**********************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選擇****************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超過德國成為世界學術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1900年美國的GDP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較強的多元文化等。但是，美國在高等教育制度創新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儘管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曾深受英、德等國的影響，但其在學習的過程中更注重辦學模式的本土創新。

首先，從國家層面的宏觀制度安排來看，美國重視市場在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大力發展私立高等教育。美國在追趕德國高等教育階段所建立的很多私立大學後來都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如康奈爾大學(1865年成立)、斯坦福大學(1885年成立)、芝加哥大學(1891年成立)等。由於強調市場作用，弱化政府幹預，美國大學享有更多的自主權，從而也具備了更多的創新空間。

其次，從大學層面的制度安排來看，美國研究型大學結合自身的傳統，形成了學系、研究生院、選修課等組織和制度上的創新，這三項制度都是美國大學的發明，並對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德國大學實行教授講席制，研究所是圍繞教授建立起來的，教授獨攬研究所的資源，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員在課題選擇和課題研究方面完全服從於教授，那麼，在保證教授科研創新的同時，其他科研人員的創新精神被壓制了。和德國的研究所制度不同，美國的學系制度則保證學系中每個教師都是平等的競爭關係，這樣，更多學者的創新精神就被激發起來了。

第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前提。20世紀初美國之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趕超德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採用了多元化的投入機制，尤其是民間資本的注入為大學的崛起提供了穩固的財政支持，這一制度優勢是德、英等國所不具備的。以芝加哥大學的創辦為例，洛克菲勒為芝加哥大學的創辦捐贈了35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這筆錢相當於當時柏林大學35年的預算和東京帝國大學70年的預算！當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備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實力。

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的20多年間，中國的高等教育以俄為師，在很多方面受到蘇聯高等教育體制的影響。改革開放後，西方發達國家的辦學經驗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學習範本，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受到美、英、德等國的影響。例如，在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當時的教育部領導吳本廈、吳鎮柔等多次考察英國、德國、美國、瑞典等西方國家研究生教育的發展，並據此推動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相關改革。根據長期分管教育工作的中國前副總理李嵐清同志的自述，學生助學貸款政策源自他在英國的一次考察，大學城的靈感產生於他在美國費城考察期間，職業教育的立法則是受他閲讀一篇介紹德國職業教育的文章的觸發。但總體而言，美國的影響最大，中國的很多重大教育決策，如大力發展民辦教育、建立大學城、在大學中推行通識教育、產學研結合等都或多或少受到美國的影響。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實際上處於“全球-國家-地方”的三維空間中，也就是馬金森等學者提出的關於高等教育影響因素的“全球-國家-地方模型”。該理論指出，第一，當今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經濟、文化、教育理論以及高校自身的影響；第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受到區域貿易組織以及其他組織的影響；第三，體現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保存和促進本土文化認同和獨立性的挑戰。因此，我國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強國，就不能僅限於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應在學習國外高等教育制度優勢的同時，注重結合本國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彰顯本土文化認同和獨立性，必須在辦學模式上有所創新，探索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模式”。

從高等教育規模而言，我國已經超過作為第一梯隊的美國。但就世界一流大學數、高被引作者數、世界級頂尖科研成果等反映高等教育質量與競爭力的指標而言，我國不僅比不上英國、德國、法國等第二梯隊國家，甚至也比不上瑞士、瑞典、芬蘭、以色列等第三梯隊國家。因此，我國下一階段的高等教育應將重點轉移到質量建設和內涵發展上，逐步邁入第二梯隊的高等教育強國行列。

和德國、俄羅斯、法國一樣，中國在高等教育系統之外也有強大的科學院系統，高校和科學院之間彼此隔絕，甚少合作，同時，高校與高校之間，高校內部的院系之間，也基本上各自為政、互不往來，由此形成了封閉、低效的科研-教學體系。中國要成為高等教育的強國，必須打破這一局面，實現協同創新。這是宏觀體制方面的着力點。

從中觀層面而言，如何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保障教師學術自由的制度安排，是最為重要的挑戰之一，也是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根本前提。增強大學自主權是目前世界各國的普遍趨勢，傳統上，受國家干預較多的國家，如日本、法國、意大利等，最近20多年紛紛採取各種措施增強大學自主權，如2004年日本啓動了大學法人化改革，2007年法國通過了《大學自治法》。

如果從20世紀20年代算起，美國在世界學術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已經維持了將近100年。由於目前美國在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所處的絕對領先地位，以及美國所獨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可以預見美國的中心地位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上述五大梯隊的劃分相對客觀地呈現了中國在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位置，同時這一劃分也顯示出了美國高等教育在當今世界的超級地位。在這一格局下，美國化的誘惑是相當大的，因為這似乎是節約探索成本的一條捷徑。但是，值得警醒的是，在全球競爭白熱化的今天，美國社會各界人士也開始擔憂本國高等教育體制面臨的風險，即教育質量的下滑和市場化轉向的內在風險。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德國、美國的成功經驗所昭示的那樣，要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必須探索出適合自己的獨特的辦學模式，在制度上形成比較優勢，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最後，形成自己的辦學模式並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視大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逐漸形成的一些核心價值理念，如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等。這些價值觀是超越國度且具有普適性的。大學只有將這些核心價值內在化，並在組織和制度層面提供相應保障，才能實現真正的卓越。

**本文原發表於《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1期，原標題為“世界高等教育體系的五大梯隊與中國的戰略抉擇”。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全文請參見原刊。**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