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中國亞述學研究述略_風聞

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ts/ts_xzsd/201405/t20140519_1176835.shtml

埃及學在中國之後，也該介紹以下亞述學在中國的發展。過去老一輩的考古與歷史學者有夏鼐先生，更有林志純先生為新中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貢獻巨大，他們不但學術論文、學術專著等身，更是付出心血在培養高層次人才上。現在“民史”以腦補下結論，全盤無視否定一代代學者嘔心瀝血的學術成就，完全是走火入魔、喪心病狂。

古代兩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近三千年的時間裏，古代兩河流域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然而，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1世紀，在外來民族的征服和同化過程中，古代兩河流域文化逐漸泯滅了。儘管希臘一些史家的作品和希伯來人的《舊約》保存了一些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資料多源於道聽途説的傳聞，且文學虛構多於歷史真實，因此很難視為信史（注：馬丁·L.威斯特等：《西方思想中的古代近東》（Martin L. West et al.,“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Western Thought”），J. M. 沙遜主編：《古代近東文明》第一卷（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紐約查爾斯·斯克里布耐爾兄弟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3頁。）。在19世紀初，從中世紀開始的歐洲旅行家探索東方的零星的個人行為，發展為大規模有組織的西亞考古活動，大量楔形文字泥板被髮掘出土，歐洲許多學者嘗試釋讀楔形文字，至19世紀中葉才基本獲得成功（注：由於楔形文字釋讀者的研究成果並沒有馬上為公眾所承認，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於是在1857年組織專門的委員會對四位學者釋讀的同一篇楔形文字銘文的譯文進行鑑定，結果表明四家的譯文基本相同，楔形文字釋讀者的成果始得社會承認。因此1857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組織的鑑定往往被視為亞述學誕生的標誌。關於早期的西亞考古活動和楔形文字的釋讀過程，參見拱玉書：《西亞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7頁。）。在楔形文字發掘和釋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門通過楔形文字文獻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綜合性學科——亞述學（Assyriology）。從此以後，各國學者開始從各個角度研究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古代兩河流域文化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注：關於亞述學研究的概況，參見於殿利：《古代兩河流域史的研究概況》，載劉家和、廖學盛主編：《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0頁。）。早在明末清初，零星的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知識就已傳入中國，但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亞述學才得以初步創建，並且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解放前中國知識分子對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介紹

　　從16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中葉，耶穌會傳教士東來中國，旨在傳播天主教教義，宣揚天主教精神，但同時也把西方文化帶進了中國，其中就有一些古代兩河流域的史地知識。例如，1623年，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寫《職方外紀》一書，該書提到了古代兩河流域歷史，尤詳於八別塔的傳説和巴比倫城的空中花園（注：艾儒略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中華書局2000年版。）。清康熙年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用中文著《坤輿圖説》一書，其中也提到了巴比倫城和空中花園的形制及建造過程（注：南懷仁：《坤輿圖説》卷下《七奇圖》，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5頁。）。遺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這些海外知識“視同鄒衍談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根本不予接受。這種對世界史地知識的懷疑和排斥，使耶穌會士引介的古代兩河流域史地知識難以在更大範圍內傳播。

　　鴉片戰爭的失敗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蒐集西方傳教士用中文撰寫的書籍，訪問來華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兩河流域的知識。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提到了巴比倫（注：魏源：《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頁。）；1848年，徐繼畲在《瀛寰志略》記載了古巴比倫和亞述的歷史，並且指出巴庇倫（即巴比倫）為“西土第一國”（注：徐繼畲：《瀛寰志略》，上海書店2001年版，第169—171頁。）。然而，在此期間，由於亞述學尚未誕生，西方人的古代兩河流域知識主要來自希臘古典作家和《聖經》的記載，其中不乏謬誤。通過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二手材料，中國知識分子獲得的兩河流域知識是模糊的。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的一些駐外使節和其他旅歐美人士，接觸到了有關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一手材料，並在他們的遊記中多有記述。1876年，江寧（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國參觀了大英博物館，見到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並稱之為“樹葉書，若鐘鼎文”（注：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1876—1879年，清政府官員郭嵩燾任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後兼使法國，為常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中國外交官。郭嵩燾在處理外交公務之餘，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並與該館東方學學者貝爾治討論楔形文字的特點及其釋讀過程（注：郭嵩燾：《郭嵩燾日記》，湖南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744頁。）。在回國途中，郭嵩燾讀了英國人高丕第著《古國鑑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國曆史的筆記，其中就有巴比倫和亞述兩國曆史沿革的概述（注：郭嵩燾：《郭嵩煮日記》，第792—796頁。）。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啓超流亡海外，兩人對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認識。梁啓超旅居芝加哥時，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淵源，指出古代兩河流域文明是希臘羅馬文化的源頭（注：梁啓超：《新大陸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頁。）。康有為在意大利參觀羅馬尼順那博物院，見到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文物，斷定古代兩河流域文化是繼埃及文化而開化的第二個文明。（注：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頁。）

　　晚清時期，一些比較專業的兩河流域知識開始被譯介到中國。國內出版的一些雜誌，刊登了一些介紹了古代兩河流域知識的文章。其中，《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連載了美國傳教士韋廉臣的文章。較詳細地敍述了巴比倫和亞述帝國的歷史沿革，並評述了兩河流域古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韋廉臣：《巴比倫亞述力亞紀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77年第410—412卷。）。《萬國公報》刊登季理雯的文章，介紹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注：季理雯：《世界八大奇觀紀》，《萬國公報》1893年第207卷。）。尤其可貴的是，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趙必振譯的《亞西里亞巴比倫史》，此書是中國出版的最早的一本關於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的譯著，較為全面地介紹了兩河流域的歷史與文化。隨着清末新式學堂的興起，西洋歷史成為一門重要的課程，有關人士和機構編譯出版了為數可觀的西洋史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均有關於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內容。

　　在晚清旅歐美人士遊記中，雖然有關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記述是零碎的，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通過第一手材料形成的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直接印象。相關外國專著的譯介更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上述著述使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有了一定的瞭解，在中國人認識亞述學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啓蒙作用。

　　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介紹更趨廣泛深入。首先，大量專業的亞述學知識被譯介到中國。1912年，陳裕菁撰《上古巴比倫法典》一文，介紹了《漢穆拉比法典》的發現及其主要內容。（注：陳裕菁：《上古巴比倫法典》，載《法政雜誌》1912年第2卷第1號。）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山西大學堂譯、P. V. N. 米埃爾斯著的《萬國通史》，該書不但在相關章節中敍述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沿革，而且涉及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築、藝術以及圖書館等（注：P. V. N. 米埃爾斯，山西大學堂譯：《萬國通史》，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年版，第36—54頁。）。1927年，神話學家黃石在介紹世界各國的神話時，概述了多部巴比倫神話（注：黃石：《神話研究》，開明書店1927年版，198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重印，第101—150頁。）。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參觀柏林的博物館，在近東古蹟院裏，看到德國東方學會發掘的巴比倫和亞述文物，對古代兩河流域的藝術有了深刻的印象（注：朱自清：《歐遊雜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頁。）。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日本人中原與茂九郎、杉男著、楊煉譯的《西南亞細亞文化史》，本書不但概述了古代兩河流域各時期的歷史文化，並且探討了古代兩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C. 愛德華茲著、沈大珪譯的《罕穆刺俾法典》（即《漢穆拉比法典》），本書不但敍述了法典的發現，介紹了法典的條文及其註釋，而且比較了與摩西法律的異同。其次，一些知識分子撰介紹亞述學知識。如，鬱伽撰文介紹古代兩河流域的考古成就，尤詳於巴比倫和烏爾兩城（注：鬱伽：《巴比倫古城的發現》，載《東方雜誌》1927年第24卷第22號，第91—96頁。）；顏虛心撰文介紹歐洲學者研究埃及象形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的歷史，其中就有楔形文字的特徵及其釋讀過程的概述（注：顏虛心：《歐人近東古文字學研究歷程》，載《東方雜誌》1940年第37卷第9號，第33—44頁。）。徐球撰文比較了巴比倫城的空中花園與古代中國的園林（注：徐球：《黃帝之囿與巴比倫之懸園》，載《地學雜誌》1931年18卷163號。）。陳廷璠撰文比較了巴比倫與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注：陳廷璠：《巴比倫與中國古代天文曆法》，《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再次，古代兩河流域歷史還被編進各級世界歷史教科書中。例如，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思爵主編的初級中學用《新時代世界史教科書》，在上冊中介紹了古代兩河流域種族的變換和政權的更迭（注：王思爵：《新時代世界史教科書》上冊，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六年版，第18—21頁。）。1946年，北新書局出版了楊人楩編的《高中外國史》，該書在“兩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談到兩河流域各時期的歷史與文化。（注：楊人楩：《高中外國史》上冊，業新書局民國三十五年版，第50—56頁。）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學教學講稿《世界通史》，該書用一定的篇幅介紹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沿革及其主要文化成就。（注：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冊，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八年版，第71—99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我國與兩河流域相隔萬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兩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國。根據兩塊馬骨化石的收藏者薛慎微所撰的《記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記載，1928年，一文物收藏者持一拓片請甲骨文大師羅振玉釋譯，羅氏根據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徵，猜測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國文字；然而，由於未見原物，故不敢妄下結論，囑其弟子薛慎微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囑，於1936年發現羅振玉提及的拓片原物，經過輾轉，從古董商王棟庭手中購得馬骨化石，可惜羅振玉已經去世（注：施安昌：《故宮新收骨化石銘刻（楔形文字）的情況》，《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3頁。）。經吳宇虹鑑定，馬骨化石上的銘文系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塊是波斯阿黑門尼德王朝國王居魯士泥圓柱的手抄本，原件藏在大英博物館，講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魯士攻克巴比倫城的情形；另一塊馬骨化石，由於破損嚴重而無法釋讀（注：吳宇虹：《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楔文居魯士泥圓柱馬骨化石銘文抄件》，《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4—36頁。）。除上述帶有楔形文字的馬骨化石外，原北京圖書館金石部的曾毅公，還藏有兩片楔形文字銘文拓片，曾氏的兩片拓片是從兩塊泥板殘片上拓的，其題字雲：“古回教經匋（陶）片，中央亞細亞出土，夔德義牧師藏”。經吳宇虹鑑定，這兩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亞述帝國晚期的文字，但由於拓的效果不好而無法釋讀（注：吳宇虹：《對古埃及蜣螂印和兩片亞述楔文拓片的鑑定》，《中國文物報》1996年11月10日。）。可見，儘管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兩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就流入中國，但當時國內並沒有人能夠讀懂其中的楔形文字，亞述學研究更無從談起。

　　可以看出，與晚清相比，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介紹更加廣泛深入，甚至個別學者已接觸並試圖解讀楔形文字。然而，就學科意義而言，中國知識分子只是介紹和普及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尚未進入亞述學研究的學術層面。

　　新中國初期的中國古代兩河流域史的教學與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包括科學教育在內的各項事業迅速恢復發展起來。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託，東北師範大學舉辦了全國性的世界古代史專業的教師進修班，蘇聯專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講授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包括古代兩河流域史在內的古代東方史。1957年，在林志純的指導下，教師進修班學員從俄文翻譯了一批古代兩河流域的原始文獻。劉文鵬翻譯了古巴比倫王朝時期的書信和法律文書（注：劉文鵬：《漢穆拉比書簡》，載《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7年第2期，第62—67頁；劉文鵬：《古巴比倫第一王朝時代（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私法文書》，載《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7年第2期，第53—55頁。）；塗厚善、劉家和、陳有鏘等翻譯了中亞述時期的法典（注：塗厚善、劉家和、陳有鏘：《亞述法典》，載《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7年第6期，第33—35頁。）；張殿吉翻譯了新巴比倫時期的法律判決書（注：張殿吉：《新巴比倫法庭判決彙編》，載《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1957年第6期，第56—58頁。）。在以俄為師的浪潮中，多部涉及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的蘇聯學者的著作被譯成中文，主要有：賈可諾夫、馬加辛涅爾著的《巴比倫皇帝哈謨拉比法典與古巴比倫法解説》（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4年），司徒盧威著的《古代的東方》（陳文林、賈剛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的《古代東方史》（王以鑄譯，三聯書店，1956年），弗蘭採夫主編、賈可諾夫、伊林基謝略夫和斯特魯威編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聯書店，1959年）。蘇聯專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為教師進修班講授古代東方史，被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譯成中文（《古代東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58年，三聯書店出版了捷克學者俾德利克·赫羅茲尼著《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謝德風、孫秉風譯）。為配合高校世界古代史教學，林志純還根據俄文的譯文編譯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的原始材料，其中就有不少古代兩河流域的原始材料。（注：林志純：《古代埃及和古代兩河流域》，三聯書店1957年版；林志純：《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外國專家的教學和有關專著的翻譯開闊了中國學者的視野，而古代兩河流域原始史料的譯介則為中國學者進行學術研究創造了條件。

　　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學術界進行的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研究中，有關古巴比倫社會性質的討論最為引人注目。1953年，童書業指出古巴比倫社會是奴隸制社會，公社制殘餘嚴重一點（注：童書業：《從古巴比倫社會形態認識古代東方社會的特性》，載《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頁。）。在討論中國古代史分期的過程中，童氏獨闢蹊徑， 試圖借鑑古代兩河流域的社會分期來解決中國的古史分期問題，提出古巴比倫社會是封建社會初期的觀點。（注：童書業：《從租佃制度與隸屬農民的身份探討古巴比倫社會的性質》，載《歷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頁。）此文一經刊發，即在中國學術界引發了關於古巴比倫社會性質的討論。林志純首先與童書業展開論戰，認為把烏爾第三王朝的崩潰與古巴比倫的興起看作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時期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注：林志純：《我們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評童書業〈從租佃制度與隸屬農民的身份探討古巴比倫社會的性質〉》，載《歷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頁。）。後來，孫道天也加入到古巴比倫社會性質的討論中，認為古巴比倫社會不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注：孫道天：《與童書業先生論古巴比倫的社會性質》，載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報》《史學雙週刊》。）童書業積極應戰，仍堅持古巴比倫社會是封建社會初期的觀點（注：童書業：《論奴隸在巴比倫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孫道天、日知二先生關於巴比倫社會性質的討論》，載《學術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頁和第6期第69—75頁。）。林志純認為，在掌握古代兩河流域的原始材料不多的情況下，討論古巴比倫社會性質是不現實的（注：林志純：《敬答童書業先生》，載《學術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頁。）。童書業的上述兩篇文章，加上討論一篇古巴比倫家族形態的文章，以及一篇討論中國戰國秦漢時代社會性質的文章，編成《古巴比倫社會制度試探》一書（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此書出版後，李永採再次對童書業的觀點進行批判，提出古巴比倫社會是奴隸社會早期階段的觀點（注：李永採：《對童書業先生有關巴比倫社會制度論著的幾點意見》，載《山東大學學報》（歷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頁。）。

　　同其他學科一樣，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教學與研究的突出特點就是以俄為師，中國學者的視野被限制在蘇聯模式提供的體系框架內，中國學者關於古巴比倫社會性質的討論就是在這個框架內進行的。然而，學習蘇聯是當時環境中中國學術界惟一的選擇。而尤為可貴的是，在論戰的過程中，中國學者逐漸意識到楔形文字原始材料對於古代兩河流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林志純：《敬答童書業先生》，載《學術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頁。），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正常的學術活動被迫中斷，中國亞述學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幾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開放後中國亞述學的創建與迅速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亞述學同其他學科一樣，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創建中國亞述學的過程中，老一輩學者給予極大的關注。1978年，林志純組織部分世界古代史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召開座談會，商討包括亞述學在內的空白學科的學科建設問題。在林志純的努力下，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購進了一批歐美學者的亞述學專著，還翻譯了法國學者拉巴的《阿卡德語碑銘手冊》（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1985年，史學前輩周谷城、吳於廑和林志純聯名呼籲：“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蘇美爾·阿卡德文字，邁錫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臘文字等，通過這些古文字基礎以掌握有關的材料，進而研究和理解這些古文明”。（注：周谷城、吳於廑、林志純：《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載《世界歷史》1985年第1期，第2頁；後來此文又用英文發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3頁。）1979年成立的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除了在歷次年會上設西亞北非組，專門討論古代西亞北非史的問題外，還組織了5次專門的西亞北非史學術會議，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兩河流域史的關注。從80年代起，我國學者開始走出國門，赴歐美各國學習亞述學。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楊熾，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1985年，吳宇虹就讀於英國牛津大學攻讀亞述學碩士學位，後轉入伯明翰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1986年，拱玉書赴德國格廷根大學，後轉入慕尼黑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1988年，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學習班的畢業生才曉穎，赴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1989年，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亞述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發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號文件，決定在東北師範大學建立中國第一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撥專款購買亞述學、赫梯學、埃及學和西方古典學專業圖書雜誌；每年聘請3—4位歐美國家專家，講授亞述學、赫梯學、埃及學和西方古典學，創辦世界古典文明史學習班，招收國內重點大學高年級學生，並招收碩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創辦了以外文出版的國際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文名為《世界古典文明史雜誌》），主要發表亞述學、赫梯學、埃及學和西方古典學專業的文章，成為我國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和進行國際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國第一位亞述學博士楊熾及其丈夫楊達悟（加拿大人）到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3年，吳宇虹獲亞述學博士學位後，回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書獲亞述學博士學位後，到北京大學東方學系任教。

　　與新中國初期相比，改革開放後，中國亞述學教學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在教學方針上，從照搬蘇聯模式轉變為全面借鑑歐美各國的經驗。在人才培養方面，從聘請蘇聯專家舉辦進修班，轉變為創辦研究所、聘請歐美專家進行正規的亞述學教學與優秀學生赴歐美各國深造並重。在教學方法上，從利用二手資料，轉變學習楔形文字，利用一手材料。到目前為止，中國擁有亞述學專業圖書近3000冊，專業雜誌達10餘種，《芝加哥亞述語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阿卡德語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等工具書基本齊備。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東方學系，都可以培養亞述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展規範的亞述學研究。至此，中國的亞述學基本建立起來。

　　在不足20年的時間內，中國的亞述學學者不但在國內外學術雜誌物上發表了許多頗有分量的論文，而且在國內外出版了幾部具有國際影響的專著，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楔形文字是中國亞述學學者關注的重點。拱玉書介紹了美國學者史蔓特—白斯拉特的陶籌變字理論，指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於圖畫，而是直接由三維的陶籌演變而來（注：拱玉書：《楔形文字起源新論》，《世界歷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頁。）。1993年，拱玉書在德國出版了Studien zur Bildung a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構成》）一書（注：拱玉書：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構成》），Hamburg: Kavac Verlag, 1993年版。），用中國漢字“六書”理論，解釋了楔形文字的造字方法；2000年，拱玉書又在德國出版了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注：拱玉書：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 2000年版。）一書，對楔形文字的字名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解釋各類楔形文字詞組的意義。其次，中國亞述學學者在古代兩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1994年，吳宇虹出版了英文專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馬瑞、亞述三國政治史》），運用書信等一手材料，研究了古巴比倫前期古代兩河流域三個主要國家歷史，指出沒有強有力的政治聯盟是其被古巴比倫王國兼併的主要原因。（注：吳宇虹：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馬瑞、亞述三國政治史》），長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雜誌》1994年增刊第2號。）此外，吳宇虹回顧了古代兩河流域的長老會發展演變的歷史，指出隨着王權的增長，長老會的職權逐漸削弱，而淪為國王的陪襯和諮詢機構（注：吳宇虹：《古代兩河流域的長老會》，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頁。）。再次，中國亞述學學者還參與了國際亞述學界廣泛關注的兩河流域年代學的討論。吳宇虹總結了古代兩河流域的紀年方法和年代確定方法，指出日蝕、月蝕和其他天文現象是循環出現的，只有準確地理解記載天文現象的歷史背景，充分地研究文獻提供的相對年代數據，才能篩選出一個不容置疑年值（注：吳宇虹：《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頁。）。第四，《漢穆拉比法典》是中國亞述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根據東北師範大學亞述學學生的翻譯練習，楊熾翻譯出版了《漢穆拉比法典》（注：楊熾：《漢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於殿利研究了《漢穆拉比法典》的有關條款和有關的原始材料，指出古巴比倫商人不是王室的依附者，而是屬於自由民階級（注：於殿利：《試論〈漢謨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會等級地位》，載《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5—42頁。）；於殿利還提出《漢穆拉比法典》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原則，不是原始社會的殘餘，而是體現了立法者對人的尊重（注：於殿利：《巴比倫法的人本觀初探——兼與傳統的同態復仇原始殘餘説商榷》，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6期，第67—73頁。）。第五，兩河流域社會史是中國亞述學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吳宇虹與曲天夫利用中國古代“刑牲而盟”的理論，解釋了古代兩河流域盟誓用牲等級差別（注：吳宇虹、曲天夫：《古代中國和兩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載《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第63—67頁。）；吳宇虹還研究了古代兩河流域的狂犬病問題（注：吳宇虹：“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蘇美爾和阿卡德語文獻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載《美國東方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頁。）。最後，中國亞述學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還編撰學術色彩較強的普及性論著，向國人介紹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識。例如，於殿利、鄭殿華合著的《巴比倫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較全面地介紹了古代兩河流域文字、文學、法律和社會生活；拱玉書編著的《蘇美爾文明探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紹了蘇美爾文明的楔形文字、滾筒印和塔廟等文化成就。

　　中國亞述學建立後，中國亞述學研究突破了蘇聯模式，實現了與國際同行進行對話的飛躍，在國際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首先，中國亞述學研究水平得到了國際同行的承認和肯定，一些外國專業學術雜誌發表了我國學者的學術論文，國外的出版機構出版了我國學者的著作。其次，中國亞述學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際同行的注意，多次邀請中國亞述學學者出席國際亞述學大會。我國學者先後參加了1986年（法國巴黎）、1989年（比利時根特）、1992年（德國海德堡）、1998年（美國哈佛大學）和2002年（荷蘭萊頓）的國際亞述學大會，並宣讀論文，在國際亞述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再次，中國亞述學學者的研究贏得了國際同行的尊重，邀請中國學者參加亞述學國際項目。1998年，拱玉書獲德國洪堡獎學金，赴德國進行楔形文字字名研究。1998—1999年，吳宇虹赴美國，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客座研究員，參加了《蘇美爾字典》（The Sumerian Dictionary）的編撰工作。最後，中國的亞述學教學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中國培養的亞述學學生順利取得國外全額獎學金。赴國外深造。1996年，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亞述學碩士研究生丁迅，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2001年，北京大學東方學系亞述學碩士研究生歐陽曉莉，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亞述學博士學位。我國的亞述學的迅速發展，還吸引了外國的研究生。1998年，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亞述學碩士研究生Magnus Widell（馬格努斯·維德爾），不遠萬里慕名來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深造，經過三年的正規學習，獲亞述學博士學位。2003年，維德爾獲得全額獎學金資助，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工作。

　　儘管中國亞述學研究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的亞述學研究尚存在明顯不足：一是缺乏系統完整的研究，而且沒有出現熱烈的學術討論；二是僅有個別高校開展了較正規的亞述學教學和研究。同時，中國亞述學也面臨着發展契機：隨着國家對基礎人文學科的重視，政府對亞述學的財力投入將逐漸增加；21世紀信息技術的發展，大量楔形文字原始文獻在因特網上公開發表使亞述學學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獲得楔形文字文獻，這對資料積累不多的中國亞述學而言，其意義尤為重要。中國的亞述學學者必須抓住歷史賦予的機遇，總結中國亞述學研究的經驗教訓，在追蹤國際亞述學研究的同時，將其與中國的世界古代史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擴大亞述學在中國學術界乃至文化界的影響，使國人瞭解亞述學、關心亞述學，為亞述學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同時，總結近20年來亞述學人才培養的經驗，在不放鬆打下較為紮實的亞述學研究基礎的情況下，適當增加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神話等學科的課程，以開闊學生的視野，活躍學生的思維，提高中國亞述學學生的整體素質，主動應對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我們深信，隨着綜合國力的提高，中國的亞述學必將獲得更加良好的發展條件，中國的亞述學研究大有可為。

　　【作者簡介】國洪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陳德正，聊城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聊城　252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