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歷史使命（上）｜國情講壇_風聞

​【編者按】2018年12月4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十八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原中央黨校副校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李君如就“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歷史使命”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鄢一龍作點評。

本文根據李君如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李君如教授本人審定。全文約2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上篇。

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歷史使命”，是圍繞改革開放40週年的主題。40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着改革開放起步，那時我31歲，而我今年71歲。作為改革開放過來人，這40年的過程歷歷在目，回顧起來感慨萬千。這40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舉世矚目的變化。我們應該很好地去研究這段歷史、去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從而給我們的今天和未來提供啓發。所以，我希望跟大家來交流一下如何看待改革開放40年、怎麼更好地再出發。

一、改革開放的邏輯和初心

中國這40年天翻地覆的變化，到底是因為中國的運氣好還是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如果是因為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那又是因為偶然的還是有內在邏輯的？如果是有內在邏輯的，這個邏輯的起點以及我們的初心是什麼？所以，有必要首先談談改革開放的邏輯和初心。

改革開放40年做了哪些事情呢？從宏觀的角度講有以下11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我算是這場大討論的親歷者，那個時候通過每天看報、聽廣播瞭解進程。“文革”結束後開始撥亂反正，其間碰到好多敏感複雜的問題。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同年3月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華國鋒主席重申這“兩個凡是”。由於這代表了一種政治動向，社會各界十分關注，大家議論紛紛，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小文章——“標準只有一個”，認為實踐才是真理的標準。文章雖然短小，但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同時，也引發了爭論。在這種情況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在頭版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了轟動。於是，一場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開始了，不管是社會上，還是在工作單位，甚至在普通的家庭裏，大家都在討論。

我當時是一個青年理論工作者，在縣委黨校工作，又是一個哲學學會的會員，參加了不少活動來討論這個話題。當時，爭論氛圍非常熱烈。有人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説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於是有人就駁他，偉大領導毛主席的話難道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嗎？如果毛主席的話不行，那麼馬克思的話也不是真理標準了？到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還是領袖的話是標準？關於這個問題，開展了十分激烈的討論。同時，各地省委書記、中央各個部長也紛紛在媒體上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大討論”。**但是，大家最想聽的還是鄧小平究竟怎麼看這個問題。直到小平同志從朝鮮訪問回國，終於對此事發表了觀點。他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竟然發生爭論。有些人所謂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真的高舉還是假的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如果是真的高舉毛澤東偉大紅旗，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假的高舉就是不管毛主席什麼場合、什麼時間説什麼樣的話，不管對的錯的都要照辦。很明確，鄧小平支持“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

**第二件大事****與此相聯繫，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全黨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概念有狹義的，也有廣義的。狹義的三中全會指的是1978年12月18—22號這5天的會議。但是在此之前召開了長達34天的工作會議，加上之後還有2天會議，以及5天的三中全會，一共是41天，我把這41天定義為廣義的三中全會。之所以要將之前的36天和這5天聯繫起來，是因為原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要研究農村人民公社的文件，還有兩年的經濟工作規問題，鄧小平建議中央政治局在討論這幾個文件之前先討論一個議題，即從1979年開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因此，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的第一天，華國鋒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建議在原定的會議議程中再增加一個議題——工作重點戰略轉移問題。

**究竟是誰提出了“轉移”問題？**小平同志在有一次談話中説是他在東北提出的。我們找了許多資料，研究發現主要是他在瀋陽軍區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瀋陽軍區向小平同志報告他們揭批“四人幫”的運動進展很順利，一定要把這場運動進行到底。小平同志很幽默地説，搞運動，什麼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我看不要那麼徹底，運動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儘快把精力轉移到正常工作中來。回到北京以後，中央要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在工會九大致辭。小平同志召見起草班子的人，説你們的稿子我看了，這個稿子很平淡，應有新的內容，要回答和解決一些問題。在《鄧選》裏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在工會九大致辭中宣佈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全國廣大範圍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時提出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進行新的革命，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關於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當年的提法和現在不一樣。現在一般都提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這是規範的提法，是文件的提法。當年，提的是“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也就是要轉移到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上來。這個目標是由毛主席提出、周恩來總理宣佈的，容易在全黨達成共識。等到大家達成共識以後，再進一步説我們果斷地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既體現了我們認識的深化過程，也體現了老一輩革命家不僅有戰略，而且有謀略。**他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向前看，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這是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以後，對整個大局的考慮。這也是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高明之處。

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大家討論，都擁護中央政治局關於從1979年開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建議。陳雲同志在東北小組討論時説，他贊成重點轉移，但同時強調要解決歷史問題，不然就不好輕裝上陣。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天安門廣場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陳雲還要求將發言做成簡報。簡報印出後，很多同志認為陳雲説得對，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怎麼重點轉移呢？於是工作會議越開越長。北京市的壓力最大，北京市委在工作會議期間決定為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指出它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人民羣眾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所以，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工作會議開了34天，開完以後又留了2天解決問題。由於時間關係，我無法一一細講這36天裏發生了什麼，大家可以看一些資料。

這36天之後是5天的三中全會，會上有幾項主要工作。一是把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主席的講話、葉劍英副主席的講話、鄧小平副主席的閉幕詞印給了參會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最重要的是鄧小平的閉幕詞，也就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選》收集這篇文章時有題注，説這個講話是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閉幕詞，實際上又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二是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公報講了工作重點戰略轉移問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等。所以，三中全會有狹義的三中全會和廣義的三中全會，狹義的是5天，廣義的是41天。這41天是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在這之後，整個撥亂反正全面展開。

第三件大事****是通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完成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在撥亂反正中遇到兩個重大問題：第一是怎樣評價“文化大革命”，第二是怎樣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絕大多數人贊成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有人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嗎？這不是砍旗嗎？也有人認為，毛澤東晚年思想是錯誤的，就是應該否定。對於這樣大的問題，必須通過決議的形式來解決。於是，中央決定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4000名高級幹部參加了討論，不斷集中反饋意見，一稿一稿的修改。小平同志從起草決議的提綱時，就強調核心的問題是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的錯誤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看到決議初稿時，他認為不行，要重新來。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什麼內容。經過反覆修改，這個決議既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認為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包括髮動“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歷史上一些錯誤不能全歸結為毛澤東一個人有錯誤，而別人都是對的，有的錯誤要集體負責；毛澤東犯錯誤也不能都歸結到他的個人品質問題；毛澤東晚年有錯誤，但不都是錯誤，更不能説有一個毛澤東晚年思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但“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倒行逆施，是林彪、“四人幫”搞的。總的結論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不屬於毛澤東思想，不能因為毛澤東晚年有錯誤就否定毛澤東思想。

在討論怎麼起草好這個決議的時候，許多老革命家出了好點子，比如陳雲同志説，要把決議做好，要肯定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先寫寫28年民族革命的歷史，因為毛澤東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了，那麼毛主席犯錯誤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和林彪、四人幫不是一回事。也有人説毛澤東思想是一個科學體系，錯誤的觀點不在體系裏面，不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要永遠高舉這面旗幟。**這些老一輩革命家，儘管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受到很多衝擊，但是在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從來沒有搖擺過，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歷史問題決議，這標誌着我們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

但是撥亂反正也好，平反冤假錯案也好，重點轉移建議也好，都是解決歷史問題。我們的根本問題是要往前走，要搞現代化。所以，根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不僅要科學地正確地解決歷史問題，還要科學地正確地研究現實問題。現實問題是什麼？首先是國情。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是什麼？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應運而生。

與此相聯繫，是**制定“三步走”的發展戰略。**正確認識國情，就是為了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考慮最多的問題是究竟怎麼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目標？“文化大革命”我們耽誤了十年，而這十年對世界、對我們的周邊來講，是一個歷史大變動的十年——亞洲四小龍起來了，過去我們説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比下都有問題了。鄧小平認為，我們要重新研究和制定現代化戰略。

1979年3月，鄧小平同英國的來訪外賓談話時説，**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作為研究工作者，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是現代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但後來我讀了鄧小平的講話，才明白他説的“中國式現代化”是降低標準的現代化。在1979年3月底舉行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公開宣佈了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

那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來訪。小平對大平説，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這裏，他開始用“小康”來解釋和取代“中國式現代化”。什麼叫“小康”呢？那時我們説到20世紀末國民經濟要翻兩番，也就是到1000美元（人均GDP）就很好了。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現代化是1000美元GDP的現代化國家。所以叫“小康”比較貼切。但是，就是對於1000美元GDP，鄧小平心裏也不踏實，他到江蘇、浙江、上海調研時還同大家算賬，中國最發達的區域到20世紀末會怎麼樣？全國會怎麼樣？後來，他覺得20世紀末可能達不到1000美元，就改口為800—1000美元，拿掉了200美元，後來寫進中央文件是800美元。實際上到2000年是820美元。**這體現出老一輩革命家既有大的戰略思考，又是務實的。這種預見不是拍腦袋決定的，是經過比較、測算後提出的。**於是我們調整了戰略，決定在80年代用10年時間先解決温飽問題，讓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再用10年奔小康。這兩個10年打基礎，21世紀開始後，我們用50年時間聚精會神搞建設，同心同德搞建設，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實際上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的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延長到了21世紀中葉。兩個10年打基礎，50年搞現代化。這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三步走”戰略。

在我們20世紀末實現奔小康目標後，江澤民做了認真的調查研究，認為我們雖然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指標，但是這個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比如農民生活水平沒達標，社會建設指標沒達標，等等。所以，他提出在鄧小平提出的第三步戰略目標即現代化建設的50年裏時間裏，拿出20年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過十六大討論，就形成了我們的兩個百年目標：到2020年建黨100年實現全面小康，到2050年建國10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又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往前提了15年，到2035年實現基本現代化，到2050年實現全面現代化）。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形成，是我們40年改革開放中的第四件大事。

**第五件大事****是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我們説從實際出發研究歷史問題、研究現實問題。**不僅要研究國情，還要研究世情。世界怎麼樣了？這個問題關係重大。**作為政治家，不僅要考慮中國實情，還要考慮國際環境。毛主席1956年的《十大關係》很有價值，我們學者認為是規律性認識，但是毛主席在世時一直沒發表，他在考慮會不會打仗。如果要打仗，這十大關係站不站得住？比如我們的沿海和內地，沿海工業基礎好，內地比較落後。如果不打仗，利用沿海工業基礎的再發展逐步帶動內地發展；如果要打仗，就要把沿海的工業搬到內地去。如果不打仗，農業為基礎，可以發展輕工業來滿足人民生活需要；如果要打仗，重工業必須擺在第一位。要打仗是一回事，不打仗是另一回事。政治家考慮問題不像我們學者，不是頭頭是道講清楚就可以了，還要考慮可行不可行。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到工作重點轉移的時候，也要考慮這個問題。**他認為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所以我們可以搶時間搞經濟。**他用的詞是“搶時間”，就是後來我們説的“抓機遇”。為什麼一時打不起來呢？當年有資格打世界大戰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在越南戰爭失敗了，蘇聯咄咄逼人，還很危險，所以我們要“搶時間”。到80年代中期情況變了，蘇聯在1979年攻打阿富汗，這是一個戰略考慮。結果蘇聯在阿富汗戰爭受挫。所以鄧小平説有資格打世界大戰的兩個超級大國，他們的戰略部署都受挫，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了，東西方的戰略態勢是和平。而南北方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越來越突出，而發展中國家發展不起來必定會影響發達國家的市場，發達國家必須幫助發展中國家。因此，南北方之間的問題，是發展問題。**這樣，就形成了鄧小平全新的世界形勢大判斷，叫東西方是和平，南北方是發展，和平與發展是兩大戰略問題。**我們黨中央説和平與發展是兩大時代主題，這是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這樣，我們不僅可以聚精會神搞建設，還可以對外開放。因此，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在決定把改革從農村向城市推進，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的時候，宣佈對外開放是我們的基本國策，於是中國經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國內外政治風波。**國內政治風波和國際政治風波，尤其是蘇東劇變，可以説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的最大變動，也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當時人們眾説紛紜，思想交鋒激烈。國際上有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國內有改革開放對不對、市場經濟好不好等問題的爭論。這時，鄧小平在1992年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標誌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時期的決策非常不容易，這是我們的****第六件大事。

**第七件大事****是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四大，明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是建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一條路線、兩大判斷”的基礎之上的。“一條路線”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兩大判斷”，一個是基本國情判斷——我國現在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是世情判斷——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根據這這兩大判斷，作出了兩大決策：一個是改革，一個是開放。**以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

“新階段”必須明確改革的目標和開放的方向。改革的目標是什麼？十四大明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放的方向是什麼？十四大後明確要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加入WTO。當時，無論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參與經濟全球化，黨內外的震動都很大，但是我們黨中央以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遠見，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全面參與全球化的戰略決策。其中的過程很複雜很曲折，但是我們黨拿定了主意。

正是因為我們有這兩大決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的GDP超越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然後超越法國，超越英國，超越德國，到2010年超越日本。都是在這兩大決策後發生的。**這樣，我們超越了八國聯軍中除了已經不存在的奧匈帝國、原本落後於我們的俄羅斯外，美國以外的其他所有的國家都被我們超越了。所以這兩大決策意義重大，一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一個是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開放，使得中國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

與此同時，帶來了一個問題，**這樣粗放型的快速發展可持續嗎？**這樣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發展可持續嗎？且不説資源消耗，這樣的發展還造成了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氣污染，這三大污染對我們子孫後代是福還是禍？黨中央開始考慮這些問題。所以，在2003年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也涉及到我們和世界怎樣相處的問題。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西方一些國家的警覺和恐慌，“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時起彼伏。在這樣反對背景下，黨中央提出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始終不渝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這是第八件大事。

中國在快速發展當中創造了一個個奇蹟，儘管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初級階段裏已經出現了階段性的顯著特徵。這個階段性的特徵是什麼呢？黨的十七大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也一直在研究。在黨的十八大後，我們把快速發展的願望和民族復興的追求結合起來，提出了“中國夢”和“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我把這稱為第九件大事。

第十件大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與社會主義初階階段的階段性特徵相聯繫的。在中國快速發展、不斷超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出現了許多階段性的特徵，但是我們現代化的過程還沒有完結，於是，我們做出一個重大的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特別是，我們的社會主要矛盾出現了新的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我們要解決的主要矛盾。那麼，這一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我們要解決四大問題：**一是，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間的不平衡，去年城鎮居民收入大約3.6萬元，農村居民收入大約1.3萬元，差距很大；二是，解決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還有三四千萬農民要脱貧；三是，解決解決人民羣眾更高水平的物質文化需要；四是，解決人民羣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可以説，新時代是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相聯繫的。這是十九大作出的判斷。

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改革開放40年中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至於什麼時候進入新時代，應以十八大為標誌。我個人認為，新時代應該以十八大為標誌，從2010年算起。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經濟指標和十七大修訂的經濟指標在2010年都達標了。十八大是以2010年為參照系，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指標，強調我們國民經濟和城鄉居民的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所以，作為學者，從學術角度來説，我認為新時代應該是2010年—2050年這40年。

與此同時，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非常重要。中國發展這麼快，體量這麼大，世界怎麼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發出了什麼信號？早幾年，國際社會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這幾年，儘管國際輿論有一些變化，但有的國家仍然很緊張，美國尤其緊張。當我們的GDP總量過82萬億，這意味着我們突破了美國的紅線。美國是不允許任何國家超過其經濟總量的60%（2/3）的，而我們破了60%的紅線。**今天我們面臨的情況很複雜。一方面，我們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總量雖然很大，但是人均水平不高；我們的製造業發展很快，但是製造業水平不高；我們的科技發展很快，但是科技原創性核心成果不多。所以我們還要再發展，而且我們還需要美國的市場、美國的技術。另一方面，美國咄咄逼人，認為中國即將超越美國。在這個結構性矛盾下，中美關係、中國和世界關係的複雜性，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出現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我們黨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和“一帶一路”倡議，這是第十一件大事。**在世界市場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中，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許多利益交匯點，在利益交匯點上產生了利益共同體，有了利益共同體便可以形成命運共同體。這是我們對世界大格局的基本看法，也是我們提出的解決國際問題的共贏共享的“中國方案”。我們不想霸凌別人，不搞殖民主義，也不會去侵略別人，但是誰也阻擋不了中國快速發展的步伐。“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最能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並且使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的階段。**如果説經濟全球化是從大西洋兩岸發生的，之後拓展到太平洋兩岸，那麼，“一帶一路”便是把海洋經濟全球化和內陸路濟聯動起來，形成一個全新的經濟全球化。**這是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主的經濟全球化。世界各國應該明白，未來的世界不是靠誰強勢便能阻礙的，而是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去構建新的世界秩序。

我們40年改革開放做了很多事情，這裏提到了11件大事，在這之中是有邏輯的。從真理標準討論，重新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開始，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解決歷史問題，認識國情和世情，決定搞改革開放，特別是決定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參與經濟全球化，同時進一步解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中國和世界相處的原則，我們就是這樣在民族復興的大道上一步一步超越，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指導思想也伴隨着實踐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來，先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四大理論成果，它們的主題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各自承擔的使命不同。鄧小平理論是在中國從“文化大革命”走出來後，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蘇東劇變後，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了要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科學發展觀則回答了快速發展的中國應該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回答了我們在國際國內複雜的情況下，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這四大理論成果貫穿同一個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無論是11件大事還是四大理論成果，歸根結底，貫徹了一條主線，也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注意到，**實事求是有兩個出發點：一個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一個科學出發點。**從國情出發，從時代主題出發，都是從實際出發。另一個是切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這是一個價值出發點。毛主席講過我們的認識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他也講過我們的認識是從人民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這兩個認識出發點，是相互聯繫的。但是，這兩者之間是有一個平衡的：不能因為強調科學性就不顧羣眾是否能夠接受，強制人們接受，毛主席説這樣做犯了命令主義的錯誤；同時，也不能不顧科學性的原則，認為羣眾怎麼説就怎麼做，一切照羣眾説的辦，毛主席説這樣做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所以，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時，既要堅持科學出發點，一切從實際出發；也要堅持價值出發點，一切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既要反對命令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因此，對這兩個出發點的平衡，不僅是一門科學，而且是一門藝術。

將這兩個出發點結合在一起，我們便看到了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整個邏輯主線裏貫徹着一個淳樸的“初心”：

第一，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第二，堅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第三，堅持在和平與發展道路上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謀和平發展。

總之，我們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時，特別是在回顧40年走過的歷史大變動時，必須**“不忘改革初心，牢記歷史使命”**。

（待續）

文字整理｜耿瑞霞

攝影｜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