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孤獨，是從失去客廳開始的_風聞

本文轉自公眾號：馬路青年

年輕人為什麼沒了社交

在城市打拼的年輕人沒有了社交。

相信你時常會有這種感覺：自己太他媽的孤獨了。每天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八個字是生活的全部，簡單而又真實。即使到了週末，也是一個人在出租房裏“躺屍”。從週五下班到第二週上班，大部分時間待在牀上。房間裏的空氣在體內循環了八次，但開門是不可能開門的——除非是外賣到了。 

網上有很多詞來形容這些年輕人，“死宅”、“蹲族”、“空巢青年”等等，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單身，社交幾乎為零。

在去年百度外賣發佈的一份《“空巢青年”生活報告》中稱，空巢青年排解孤獨最常用的方式是閲讀和看電影，兩者的比例分別佔到了40.01%和46.87%。簡單的説，大部分租房的年輕人就是自己和自己玩。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悖論，既然已經強烈感受到了“孤獨寂寞冷”，為什麼不多參加點社交活動來擺脱這個狀態呢？或者更直接地問：現在年輕人為什麼沒了社交？ 

也許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能給出很多解釋，我這裏卻有一個更為具體的答案——現在年輕人沒有了屬於自己的客廳。

唯一可以把異性朋友帶回家的人

軍哥是我們公司裏所有人羨慕的對象，他是唯一一個能把女同事邀請到住處的人。公司的同事也都經常去他家做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其他同事的住處從未有別人光臨。

原因只有一個，他有屬於自己的客廳。

租房時，我們貪圖方便，在公司就近找了個住處。但地處商業中心，房租自然不便宜，大多數人住的都是合租房。與三兩個同是在北京苦錢的人共處同一個屋檐下，這並未讓大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一個月説不上一句話也很正常。 

軍哥則以並不貴的價格在五環外租了套一居室。擁有屬於自己的客廳後，他精心配置了一個沙發，一組音響，並擺了各種各樣的酒具。從那以後，他的客廳便成為同事們增進感情，吐槽老闆的好去處。大家一起吃火鍋、看電影、玩卡牌遊戲、喝酒……客廳裏雖説不上夜夜笙歌，但也算三天一個小場，五天一個大場。

同事有時還會帶人過去，因此也能認識了一些陌生朋友。

酒意微醺，音樂響起，一羣男女，年齡相宜，就容易讓人想到美妙的事情會發生。一位女同事就因此擺脱了單身。 

其實要説音樂和酒，我那也有，但看看我那個小小的合租房，十幾平米的地方，除了一桌、一椅、一櫃、一牀外，啥都沒了。把異性邀請過來，難道坐在牀上聊？

在大城市裏，客廳從組成一個家的“必需品”變成了奢侈品。租房的年輕人似乎已經忘記了客廳的存在，以至於認為客廳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但其實客廳承擔了一個很重要的屬性——社交。

在家裏，客廳是你和家人的交流、宴客的地方。在別的城市，它是你與旁人建立穩定社交關係的唯一場所。

進入社會中，工作成為生活的絕大部分。同事，是這個城市裏唯一構成穩定聯繫的人羣，他們雖然每天交流，但這種交流是架設在工作之上，它並不能給一個孤獨患者任何慰藉。

在辦公室，在會議室裏建立起來的感情是什麼？ 

友情？不算是吧。

辦公室情？這是個什麼玩意兒？

坐在客廳裏，那些人的角色就不再是你的同事，而是你的客人，你的朋友。 

莫泊桑的經典短篇《福樓拜家的星期天》，曾經多次收錄於中學生語文課本，記得我當年就學習過這篇課文。小説巨匠莫泊桑記錄了老師福樓拜家客廳裏的盛況。每個星期天，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大文豪在都聚集於此，暢談文學和詩歌。大文豪們乘興而來，載興而歸，每個星期都相約於此。

在二三十年代，北京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客廳，就是“林徽因的客廳”。胡適、梁實秋、徐志摩、聞一多……半個北京城的有為青年定期相聚在林徽因的客廳，交流學問，激揚文字，想想都令人神往。

設想一下，假如不是在某個人的客廳，這兩波人無論約在什麼地方，似乎都不太合適。

城市打工者不配擁有客廳

去年夏天，我的朋友大G來北京工作，我去給他接風。 

他住在東三環，我們在他住處附近找個地方吃了個飯。他鄉遇故知，有説不完的話。酒足飯飽之後，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我倆準備找個安靜的地方再閒扯一會。 

他説，找個奶茶店坐坐吧。 

我説，這大晚上的，你家奶茶店開門啊，你是賣奶茶的還是開會所的？去你家！ 

他有些尷尬，架不住我再三要求，他最終同意。 

北京三環以內，這個寸土寸金、隨便廁所大小一地兒就能買斷我十年工齡的地方，大G和另外七個人合住在一個二十平米左右的單間裏。

乘老舊晃盪的電梯上了七樓，穿過黑洞洞、望不到頭的走廊，才進到他的住處。三室一廳的房間，房東住一間卧室，有獨衞。其它兩個卧室加起來住了十幾個人，共用一個衞生間。合租房裏擺了五個上下鋪的鐵牀，到處都是行李，勉強留下一條能站的走道。他的室友有的在睡覺，有的在刷劇，有的在打遊戲。我尷尬了站了一會，大G説到外面聊吧。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剛聊上兩句，有人打開門，説了句，能不能不要吵了，睡覺呢。

我連連道歉。

大G把我帶到了樓下，我們點上了一根煙，大G説，客廳是公共場所，我們大晚上在那聊，不合適。

過年的時候，大G回家後就再沒來北京。他説，北京太孤獨了，沒個説話的人，也沒個説話的地兒。 

相比大G，我有一個獨立的房間還算不錯。在五環邊上和兩個陌生人合租，有一位我至今叫不上他的名字。

一樣的是，我們也有一個形同虛設的客廳。沒有人會在那活動，更不會把朋友叫過來玩。

一想到一牆之隔就住着兩個不熟悉的人，就註定這個客廳永遠是個沒有故事的客廳。

租房的年輕人，大都面臨着這種尷尬。

​被隔斷間消滅的客廳

根據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發佈的《2018年輕人租房大數據報告》顯示，2018年，90後、95後選擇合租的比例超過八成。

被稱為“亞洲第一社區”的天通苑小區，有着600多棟樓。身處其中，那一個個窗户，一間間房子，在連成片的巨大樓羣中，就像是一個個像素點。在這每個像素裏，又住着幾個不等來北京打拼的人。

不身處其中很難以想象，僅僅天通苑這一個小區裏就住了60多萬人，相當於兩個冰島的人口總和。

在北京，這樣的魔幻之地在回龍觀、常營等地還有幾處。 

這裏合租的年輕人，同樣沒有屬於自己的客廳——甚至有的房東將客廳改造成隔斷間，從而真正意義上的消除了客廳。 

我來北京的第一年，住在一套180平米的房子裏。聽起來很性感，事實卻是，二手房東把這間180平的的房子隔斷成了8個房間，只留下一條窄窄的走道。

我和另外7個倒黴孩子一起在這裏蝸居了半年多。除了在衞生間的使用問題上，有過幾次尷尬的交流，並沒有更多的對話。週末的時候，每個人都像被冷落的妃子一樣獨守閨房，極少出門見人。至於客廳，那是個什麼東西？

房地產開發商在設計、建造房子的時候，考慮到了房間的組合與消費人羣的匹配，如loft公寓是賣給單身青年，兩室一廳是賣給三口之家。

然而在一線城市，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和高企的房價使得這種“精心的安排”付之東流。房東或二房東將一套房子儘可能的隔斷成更小的單位，租給多的人，賺更多的錢，從而去追求一種在商業地產才常用到的概念——“坪效”。

當一套房子尋求“坪效最大化”的時候，客廳往往成為最先犧牲的部分：它佔據了很大的面積，同時在大部分人眼中都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在北上廣，一切最原始的生理需求都會力求從簡。有三尺之地可以下榻就不錯了，還要啥自行車。

被遏制的社交衝動

90後、95後正是最需要社交的人羣。

年輕人，血管裏流淌的都是荷爾蒙，他們身體上的每一部分，都在渴望輸出和反饋。但是加班佔據了他們的大部分時間，同時適宜的空間也被佔據。

在“死宅”文化最為盛行的日本，這個現象最為嚴重。因為人口越來越聚集，可供年輕人進行“聯誼”的公共空間越來越少。

由於缺乏社交，年輕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低慾望”的狀態：不願出門，熱衷於遊戲和外賣，在工作和錢上面沒有追求，對結婚生孩子也沒興趣。

因為這些人的出現，日本應運而生了“死宅經濟”。前一陣日本有的地區出現了“出租姐姐”的業務，小姐姐上門服務，專注宅男的心理建設。

相比之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地區之一的香港，雖然住房問題上同樣嚴峻，但在對年輕人的社交空間建設上卻有許多值得借鑑的地方。

香港的規劃要求每個社區都匹配一定的公共空間，無論住在哪裏，周圍都有能觸及的游泳館，圖書館，網球場等。像麻雀館這樣老少皆宜、諸事皆可談的場地自然也必不可少。

反觀北上廣一線城市，類似建設完善的公共空間則少得可憐。

網絡和夜店不能成為客廳的替代品

於是，年輕人把社交轉向了網絡。

線上的社交看上去容易的多，有微信、微博、抖音等一大把的平台、一大半的陌生人來互動。即使打個遊戲，都能和不認識的人曖昧上兩句。

如此看來，年輕人的社交問題似乎通過一台手機就能得到解決，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更接近事實狀況的是，互聯網觸及的越廣越深入，人們就越孤獨。 

微信裏面上千好友，晚上一個人寂寞難耐卻無人可聊。亦或者是聊了兩句，説了拜拜，他睡了，卻把你拉向更深的夜。 

線上社交是對孤獨“隔靴搔癢式”的解決辦法。 

網聊不靠譜，那去酒吧夜店來一場狂歡如何？只要蹦迪的舞步夠快，寂寞也許就追不上我。 

短暫的充盈也許會讓人感到滿足，但歡樂場裏的滿足從來都是走腎不走心，除了為了把妹子帶回家，沒人會在夜店裏談詩和遠方。 

在夜場和酒局裏，你遇上了千千萬萬個人，但實際上你一個人都不曾遇到，因為那裏太嘈雜了，他們都不曾與你建立穩定的關係。

他們和你一樣，是一個一個的孤島。

為什麼選擇客廳？

客廳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沒有束縛的場景，是沒有目的的領域。 

在客廳裏，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穿着睡衣，淡妝濃抹或者素顏都是很相宜的。

和朋友一起或哭或笑，或傻逼，都是合理的，這才是真正的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