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龍根之歌》真的是德意志人的民族史詩嗎？_風聞

【江雪奇 柏林自由大學 德語和荷蘭語語文學院博士生】

一 引言

約成文於1200年左右的《尼伯龍根之歌》（以下簡稱“《尼》”）是最為著名的中古高地德語英雄史詩。在中文世界，不僅各類科普、文藝、新聞文獻屢屢稱之為德國的“民族史詩”，就連日耳曼學專業人士及學術資料中也常不假思索地如此稱呼。乃至還有學者企圖從史詩文本出發探究德意志民族心理，抑或反過來從民族性格  角度研究史詩文本。然而本文將論證，將《尼》當作“民族史詩”絕非天經地義，而是自始至終都飽受爭議與批評。這一“頭銜”是政治產物，缺乏文本支撐，且在現實中助長過深重的政治災難。

二、《尼伯龍根之歌》在中世紀

中世紀時，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還不存在，德語居民也尚未產生民族意識，自然不會將《尼》認作自己的“民族史詩”。或許會有人退一步問道：即便《尼》不能算作“民族史詩”，那麼今人是否至少能夠從其文本出發，探究中世紀德語羣體有別於周邊其他族羣的典型思想、性格或觀念？這個問題的答案也無疑是否定的：雖 然當時《尼》曾是個頗受歡迎的文本，但並無充分理由從同期的眾多德語敍事作品  中單單挑出它來代表民族品質或民族心理。素材同樣古老的作品有《瓦爾特》或《古德倫》，傳抄更為廣泛的有《帕西法爾》。

帕西法爾

若從不同的古文本出發，簡單將其人物性格上升為民族性格，故事情節上升為民族  命運，自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試想：若某位德國研究者撰文，單用《水滸傳》論證中華民族是粗野狂暴的民族，或者單用《紅樓夢》論證中華民族是綿軟細膩的民族，顯然都是荒謬的。用單個經典文本來窺測某個文學傳統豐富的民族的整體精神氣質，光從方法上就站不住腳。

《尼》固然是中古德語英雄史詩流派中最為出色也最受歡迎的作品，其成文也應屬最早，且對同代的文學創作施加了巨大影響：“13世紀的德語英雄文學基本都處在《尼》的陰影中，或是在與其競爭。”

但在中世紀的文學接受中，它並不具備絕對的優先性。例如在13世紀的詩人“海員”的反映時人文學興趣的詩裏，狄特里希的英雄故事被置於首位，先於《尼》素材。此外，中世紀末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素來愛好文學，也是著名的集中世紀德語文學之大成的《安布拉斯英雄之書》的金主。

他在自己墓邊造立了亞瑟王與狄特里希兩座雕像，正好對應了中古德語世俗敍事文學的兩大類素材：外來的圓桌騎士故事與本土的英雄文學。他明確以狄特里希，而非《尼》的主要英雄西格夫裏特或哈根來代表後者。

此外在《安布拉斯英雄之書》中，《尼》的排位也後於狄特里希敍事詩。另外狄特里希在《尼》中戲份雖少，與西格夫裏特也未直接交手，但他戰勝了哈根，故而是尼伯龍根之戰的“終結者”；而在其他同類文本中，但凡有狄特里希與西格夫裏特交戰的情節，武力上和道義上的贏家都永遠是前者。上述論據表明，當時受眾心目中的英雄史詩頭號英雄無疑是狄特里希。故而只給狄特里希以次要角色的《尼》在流派中反而只是異類。

安布拉斯英雄之書

此外在《狄特里希之薩迦》中，幾乎所有中世紀德語英雄故事都得到複述，依時間順序安插在狄特里希生平中。如此一來，整個流派幾乎被匯作他的個人傳記。全部尼伯龍根情節在此書中只算是狄特里希生平的一個插曲。至此便不難理解海因茨勒的論斷：“人們本質上是從狄特里希傳説出發而理解尼伯龍根傳説的。”總之，《尼》雖然在文學質量上優越，但在中世紀受眾心目中的位次並不先於狄特里希敍事詩。

馬克西米利安如此熱衷於狄特里希素材，其實不乏與其“攀親”的王朝法統因素，但這也從另一角度説明《尼》的情節與現實政治關聯性相對不高。中世紀有過不少從狄特里希素材中發掘身份認同、發明起源傳説的案例，而尼伯龍根英雄則集體覆滅，故而相對缺乏這種可利用性。

米夏埃爾•庫爾施曼論述：“很難評估這部有關欺騙、謀殺、背叛與復仇的故事有何社會政治上的現時性，［……］相關的顯然至多隻有權力：獲取權力、維護權力、運用權力，最終又因個人與羣體的錯誤行為而喪失權力。［…… ］雖然這些細節既與時代背景，也與超時代的狀況有着聯繫，可無論在國家還是地區層面上，都無法與對社會政治的總體評價有針對性地聯繫起來。”

故而他認為《尼》並非民族歷史文學，這一點與《羅蘭之歌》等常被視作它的同類的作品具有重大區別。

最後，幾乎全部流傳至今的《尼》抄本之後都附有一部名為《哀歌》的“續集”。該作的敍事者笨拙地分析了史詩中劫難之因，給死者做了牽強的道德評價。然而德國學界認為，這部三流作品的廣泛流傳就已是某種清晰信號，正如揚•迪爾克•穆 勒所 言：“幾 乎沒有史詩傳抄者接受了其結局 ［……］，而是幾乎無一例外在其後附上了《哀歌》。”

這部作品旨在解答史詩未回答的“眾多令人不安的問題”。 “《哀歌》是困惑與震驚的明證。”史詩中的某些成分“在1200年左右便已令人困惑，不過依舊極富魅力［……］”

“《哀歌》未能長久消除對史詩的困惑感。可對中世紀受眾而言，似乎正是這部不受現代語文學家待見之作保證了史詩得以傳承。”

換言之：早在中世紀，德意志受眾就已對《尼》的世界有着顯著的隔膜感，強烈需要解答困惑，甚至《哀歌》這種低檔次的解釋都被普遍視作必需。這麼看來，《尼》逐漸脱離大眾口味，並漸遭遺忘，就很好理解了。

尼伯龍根的指環

如果非要將《尼》與中世紀德意志人的思想觀念扯上聯繫的話，可能只有其中的宮廷文化與騎士價值；但這是跨國界的，絕非德意志原創或獨有。

綜上所述，中世紀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更無“民族史詩”。即便退一步，也無 法認定《尼》能體現當時德意志人的典型價值觀念。對同代人而言，它不具備政治或文化認同作用。即便僅從文學內部視角出發，它在同期的眾多同類文本中亦不具絕對優先性。

三、對“民族史詩”的追尋

按照米哈伊爾•巴赫金的理論，史詩的基本特徵便包括其來源於“民族的傳承”，講述“民族莊嚴的過去”“民族歷史的諸多‘開端’與‘頂峯’的世界”。

 這麼説來，這一流派先天就有着民族性。然而“民族史詩”的概念並非與史詩等同，也非隨史詩產生而自然產生。這一理念的興起應追溯到18世紀末歐洲的浪漫派與民族主義思潮，各國知識精英在赫爾德民間詩與自然詩等理論的影響下，認識到史詩對民族構建具備現實功用，有助於維持共同記憶與塑造共同身份。歌德寫道，“每 個想有所作為的民族，都 應有部史詩），［……以體現］民眾及其牧人”間的血肉聯繫。

其論述背景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對奧地利的軍事勝利，似乎暗示了應將這一素材加工為（北）德意志民族史詩的想法。雅各布•格林表示：“我有下列斷言，它們彼此是等同的：每個民族的最古歷史都是民間傳説，每一民間傳説都是史詩性的。史詩是古的歷史。古的歷史與古的詩歌必然是等同的。”

類似的論述不少。總之在歐洲各民族的構建進程中，基於格林的“等式”，民族史詩的存在幾乎是論證本族歷史淵源、文化水準與政治地位的必備品，被當代學者稱為“系統必備的一環”。

至此便不難理解，為何當時歐洲各國人士都如此熱衷為本族找尋一部“民族史

詩”：擁有合適古文本的民族可以將中世紀史詩以現代民族主義視角重新闡釋，輕鬆為其冠上“民族史詩”之名，例如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國的《羅蘭之歌》；而有的民族缺乏合適古文本，便以現代文人作品充當，例如葡萄牙有《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瑞士有《威廉•退爾》；英格蘭則以現實中的帝國榮耀與工業成就作為譬喻意義上的“不以文字歌唱的史詩”；而“一無所有”的民族則因史詩缺失而深感不安，便通過整理、加工民間敍事素材而人為編訂（芬蘭、拉脱維亞），甚至不惜赤裸裸造假（捷克）。

此 類文本就情節內涵而言，基本都涉及本民族的某種集體記憶，敍述某種對外勝利，具  有激發民族意識與愛國情懷的功用，換言之：是承擔着“政治迷思”的角色。

相比之下，德語民族的處境十分尷尬。其文學固然豐富悠久，卻因長期政治分裂而缺乏能喚起共同認同的歷史素材，歌德所欣賞的腓特烈痛打奧地利同族的壯舉顯然不適於團結全德語區。此外，其文化發展又長期高度受外族影響，古日耳曼史詩傳統早已中斷。也有人嘗試過挖掘其他素材，例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和各類條頓堡森林戰役的記載，還有基夫豪瑟和瓦爾哈拉等本族傳説；然而前二者系拉丁語，後二者又缺乏有影響力的文本形式。

   總之，“帝國統一後，人們愈加清楚地發現，德意志人根本沒有具有政治利用價值的歷史迷思”。

更為尷尬的是，即便是像下章將講到的人那樣，將《尼》強行“欽定”為民族史詩，也照樣無法掩蓋文本與這一角色之間的諸多相悖之處：其一，《尼》敍述了無數陰謀殺戮，卻無榜樣性英雄，無論按古今標準，其全體人物道德上多少都較負面；其 二，英雄的敵手多為同族，即便遠在匈國，最終戰勝他們的也是狄特里希麾下的“德意志人”（第1354詩節），文本雖流露德意志人驍勇勝於匈人的意味，但並無對異族整體的敵視，而同根同種的薩克森人反而是死敵；

其三，情節並非源自一段對現實中的德意志人具有共同身份認同作用的歷史，這明顯與其他國家的對應文本有異，那些文本的內容雖都非史學意義上的真實，但大多都能聯繫到對本民族的自我認知極具意義的現實事件上；其四，故事以集體毀滅與絕望告終，魏斯就此評述道：“民族史詩中需要某類民族派別的某種形式的勝利，就此《尼》並無敍述。”總之，讓這部講述陰謀詭計、同族相殘與悲劇覆亡，又與民族歷史與現實相距甚遠的作品擔負“民族史詩”的頭銜，僅從文本來看就已相當勉強。

四、民族主義接受史的開端

中世紀後《尼》一度遭淡忘，直到18世紀後期才由瑞士人約翰•雅各布•博德默及其學生克里斯多夫•海因裏希•米勒的譯介宣傳才重見天日。

但起初各界反映極度冷淡，甚至很多文化偉人明確表達過疏遠態度：赫爾德推稱自己 “沒有興趣和空閒”，故而 “基本沒讀什麼”，而歌德則坦承自己曾“與世上其他德國人一樣對其無感”，二十多年都沒把米勒的贈書拆封。顯然，當二人談論“民族文學”“民族史詩”之時，《尼》根本不入其法眼。時人甚至有更激烈的評價，例如七旬高齡的腓特烈大帝怒斥米勒：“我覺得這些‘詩’連一發火藥都不值，根本不配從遺忘之塵中弄出。”無怪乎克勞斯•馮•澤就此評論道：“要讓這樣的文本有朝一日發跡成為德意志民族史詩，希望從一開始就很渺茫。”

但這並不影響早期學者懷着濃厚民族激情投身對《尼》的研究、出版與宣傳。這代人深受當時盛行的温克爾曼美學影響，崇尚希臘文明，故而熱衷以荷馬尺度評判《尼》。

例如約翰內斯•馮•米勒雖然承認《尼》文學水平遠遜荷馬，但還是口號式地斷言：“《尼》可能成為德意志的《伊利亞特》。”博德默甚至稱《尼》中的“榮譽、高尚、正直”勝過荷馬。他們敢於讓初被髮掘的本族文本與歷來佔據神聖地位的古典作品比肩，確是豪情萬丈。這種對比後來得到奧古斯特•威廉•施雷格爾的強烈認同。

歌德態度似乎有些矛盾，他諷刺《尼》愛好者：“如同是昔時將荷馬聆聽，你們又為尼伯龍根歡欣。”但就連他也對摯友約翰•彼得•愛克曼表示過：“我稱古典的為健康，而浪漫的為病態。那麼尼伯龍根正如荷馬般古典，因為二者都健康有力。”

此外，當時許多人嘗試將《尼》改作為符合古典審美的六步格。

但這種改寫本身恰説明了尷尬的現實：《尼》並非《伊利亞特》，它源自本土傳統，與希臘尺度終究格格不入。

不過古文本的命運不僅要靠研究者個人的奮鬥，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真正讓《尼》成為“民族史詩”的，還是後來的拿破崙戰爭所激起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風潮。知識精英因祖邦淪亡而痛苦不堪，民族意識迅速甦醒，許多人開始排斥以法國元素為首的外來文化，轉而從本民族身份中尋求力量，例如學者路德維希•瓦赫勒寫道：“那時凡間僅剩之慰便是對偉大過去的回望。［……］迴歸德意志觀念、德意志信仰、德意志虔誠。”

毫不意外，他們將目光轉向被誤認為受外來污染較少的、更純粹本土的中世紀。

古德語研究的高潮就這樣興起，這是與象牙塔之外的民族主義訴求密不可分的。這種將學術當下化、政治化的做法其實不限於古史詩研究，而是早期日耳曼學的普遍特點，畢竟這門學科從一開始就“習於在政治徵兆下研究並宣揚德語語言文學對民族身份建立的作用。”

此外，在蒂克等浪漫派人士推動下，還興起了罔顧歷史事實，將德意志中世紀理想化的風氣。

中世紀德語世俗敍事文學作品多是對同期法語文學的翻譯與改編，顯然不宜成為“民族史詩”。

素材來源上相對較為本土的流派正是英雄史詩。而《尼》作為單篇文本，恰是該流派中傳佈最廣泛、質量最上乘、素材最本土、最早被專門研究的。雖然在中世紀的文學接受中，作為整體的狄特里希敍事詩的重要性要高於《尼》，但若論單個文本，顯然並無能與《尼》在各項指標上相抗衡者。所以，如果硬要從該流派中點出個民族史詩的話，《尼》似乎最適合不過了。

至此已不難理解，為何不僅堪稱《尼》研究先鋒，更是整個日耳曼學的奠基者之一的弗里德里希•海因裏希•馮•德爾•哈根如此解釋他那代人對《尼》的狂熱：“彷彿是要從往昔和詩歌中，找尋在當下痛苦沉淪之物。”

這位偉大學者走上歧途，醉心強調古文本的“現實使用價值”，力圖在其中尋求他心目中時人所需之物，即能夠激發民族力量、塑造民族身份之物。

他反覆運用“民族史詩”的概念，認為《尼》是“不可消磨的德意志秉性的鮮活之證”，並滿懷熱情從充滿謊言、背叛和屠戮的文本情節中，牽強地搜尋一系列他所理想的德意志民族性格：“好客、規矩、正派、忠誠友誼至死不渝、人性、苦戰中的慷慨與大度、英雄情懷、不 可動搖的堅持、超 人的驍勇、果 敢、為榮譽責任及 正義而甘願犧牲 ……”然而現代學者指出：類似的品質絕非德意志民族所專擅，而是普遍見於不同民族的早期文明階段。

如果簡單對比文明相對遲滯的民族與同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更高的鄰邦（例如古代的日耳曼人相對於羅馬人，19世紀的德國人相對於法國人），就很容易產生前者更為淳樸、率直、勇敢，而後者更為狡詐、虛偽、怯懦的錯覺。總之，決定了上述具體差異的，與其説是主觀的、時常流於刻板印象的“民族心理”，倒不如説是社會發展程度的客觀因素。

馮•德爾•哈根的路子在當時學界其實已不乏批評，但無疑很合時人需求，從而“標誌着不顧全部英雄死亡的結局，而將這部史詩轉而闡釋為積極作品的傳統的開端”，為後來的更加非理性的接受史埋下了不祥種子。馮•澤就此嘲諷道：“純粹因為普魯士1806年戰敗後，祖國情緒膨脹，才突然叫大家拋下異族文學，並以另一文本代之，這便是古德語英雄史詩，它似乎最具潛力成為民族的義務讀物。［……］《尼》就這樣成了民族史詩。”

總之在民族危機中，興起了一場“無可想象、日後再也無法重複的古德語研究復興，其中心從那時起便一直是《尼》。”這絕非少數學者的個人謬誤所能導致，實是時勢與眾情使然。

這一風潮效果驚人，到1815年，約翰•奧古斯特•崔訥在出版“戰地軍營版”的《尼》時已表示：“這是因為很多年輕人想用這本書當守護符，帶在身邊投入那場迫在眉睫的戰爭。”他還將法國比作要被德意志的西格夫裏特斬殺的惡龍。

可見政治風雲不僅已讓不久前尚默默無聞的古老文本廣為人知，更使之成為現實中塑造認同意識、凝聚民族力量對外抗戰的政治工具。史詩情節成為了民族命運的象徵，在這個意義上，《尼》真被製造成了“民族史詩”。

民族主義的接受方式隨着拿破崙戰敗而一度消減，但從未徹底退潮。

歷史還將見證萊茵危機、普奧對峙、普法戰爭、數次革命與民族統一嘗試。動盪局勢導  致理性與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只會愈演愈烈，並決定了史詩的主流接受傾向。例如日耳曼學鉅子卡爾•西姆洛克在面臨普法戰爭時激情澎湃地寫道：

《尼》與其他古德語詩歌“最為適合喚醒我們殞逝的祖國情懷復甦［……］這是戰地與軍營的詩歌，當需要抵禦蹂躪帝國的侵略者、高盧匪寇與羅馬狂徒時，便能用它從大地中踏出軍團。”待到德軍取勝後，作家赫爾韋格這樣總結道：“異族巨龍被制服在地，俾斯麥•西格夫裏特帶着尼伯龍根的寶藏回到家中。”

這種類比在當時極為流行，史詩素材就這樣成為崛起的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認同符號。“民族史詩” 的地位愈加變得理所當然。

整個19世紀，《尼》素材不斷以文學、雕像、繪畫、舞台等形式得到創作加工，其中不乏與現實政治掛鈎的例子。內外行們立足於馮•德爾•哈根的傳統，極力從史   詩中發掘自己主觀尋求之物。他們抽取出文本中的圖像，將其聯繫到具體現實中： 要麼以西格夫裏特象徵德意志，要屠戮法國的巨龍而取得勝利和平，而謀害他的哈根則是德意志的陰險背叛者；要麼反過來將哈根視作德意志的不屈精神的代表，要學習他與當代的匈人死戰到底。     

在部分學者的呼籲下，《尼》還走入課堂。起初教學核心還是培養對本族語言文化的熱愛，但其後便不出意外地逐步蜕變為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洗腦。

同期當然也不乏其他聲音。例如黑格爾寫道：“在《尼》中，我們雖在地理上處於家鄉土地，但［……］與我們當下教育中的一切情狀及其中所體現的祖國情懷都割裂甚遠，故而我們即便不算很學究，也會覺得相比之下還是荷馬詩歌遠更親切。”

叔本華於1851年表示將《尼》與荷馬相提並論不僅無益民族教養，更是一種褻瀆。類似批評其實不少，限於篇幅不多引述。

但這都擋不住滾滾而來的“主流”。必須承認，在反侵略的背景下，民族主義尚   是積極力量，馮•德爾•哈根等人的個人思想總體也傾向進步。

但終究止不住各類闡釋泥沙俱下，局面愈加失控。各類評述時常互相矛盾：例如哈根時而是德意志最卑劣之敵，時而又象徵德意志的忠義；人們時而將俾斯麥比作哈根，時而又比作西格夫裏特，全不顧二人本是死敵，且都悲劇覆亡；另外反動與進步力量同樣將史詩素材用於自己的宣傳……其實立足口頭流傳的史詩文本對情節的模糊或矛盾之處本來就較寬容，也缺乏明確的價值取向。

上述思路在原文中多少都有些許依據，但都是片面的，代價是忽略或曲解其他部分，故而是在背叛作為整體的文本。烏蘇拉•舒爾茨總結認為，這是“不考慮囊括了複雜的情節結構與動機結構的［整個］被敍述的故事，而是抽取人物們的單獨場景與局部畫面，將之功能化為意識形態承載者和導向模範。同時忽視史詩其他章節有着截然相反的陳述。”赫爾弗裏德•明克勒稱之為“對迷思的減半”。

總之，文本歪曲程度愈加嚴重，解讀方式也愈加荒誕，並毫不意外地摻進了大量糟粕，此處僅引一例典型：

“羅曼人，你們很熟悉德意志人的熊爪之擊，／［……］／而你們斯拉夫人、波蘭人早了解德意志力量，／［……］狠狠踐踏你們後頸。／［……］／曾幾何時德意志英雄們在垂死時英勇廝殺，／我們的敵人面臨的將 是第二場尼伯龍根之戰。／若德意志末日時三支異族戰吼響起，／那古老傳説將作為可怖預言成為現實。／［……］／上吧！讓所有田野山嶺焚起火焰，／讓古老橡樹林化作駭人焚屍場。／［……］／威逼尼伯龍根人的艾柴爾的殿堂在烈焰中崩塌，／日耳曼人毀滅之日歐洲亦將火海一片！”

身為大學者的作者竟全然無視並歪曲文本信息。他的瘋癲、狂傲、嗜血的語氣，他的毀滅情結、暴力傾向和種族主義都已然流露出世界大戰時期對史詩素材全面濫用的前兆。

總之，《尼》在德語文學史中的地位從一開始就飽受爭議，早期雖然有若干學者努力推動，但其被接受歷程仍極為曲折，是政治風潮以曲解文本的代價才強加給它  “民族史詩”的地位。

五、世界大戰時期的尼伯龍根噩夢

兩次大戰期間，對《尼》的政治濫用達到頂峯，文本扭曲到無以復加。這並非一日之寒，而“只是早已開啓、在傳承中不斷增強的歪曲文本過程的最後一輪爆發”。

德國議員弗朗茨•馮•李斯特1914 年在一次演講中，借用時任德國總理伯恩哈特•馮•比洛先前為描述德奧同盟而創造的“尼伯龍根之忠”一詞，來讚頌兩國的戰友關係。可就連他也尷尬於史詩的悲慘結局，被迫解釋這一比喻也不完全得當。       眾所周知，此語後來“烏鴉嘴”式地以兩大帝國的崩潰而成真。

但史詩迷思並未隨“西格夫裏特陣地”的陷落而消散。戰後的德國盛傳一種陰謀論：戰敗並非前線之責，而是後方社民黨、共產黨、猶太人破壞，好比史詩中的哈根從背後捅死毫無防備的西格夫裏特（第９８１詩節），史稱“背後一刺傳説”。

齊格弗裏德背後一刺

此傳説於時頗有影響，例如興登堡元帥在回憶錄中寫道：“正如西格夫裏特在暴怒的哈根陰謀刺向他的矛下倒地一般，我們的前線不堪重負而崩潰了。”

希特勒則在納粹黨報上叫囂，他的政治敵手“會立刻再將矛刺進德意志的西格夫裏特的後背。”此外他在《我的奮鬥》中也提及“背後一刺”，並狂想：“一場火已經點燃，烈焰中必將誕出寶劍，助日耳曼的西格夫裏特重獲自由，讓德意志民族重獲新生。”元首的思想導師埃卡特也曾為

《尼》賦詩： “此歌並非一人所唱，／是全民族在其中自我讚美；／德意志民族的心靈將其創造。／［……］／無義的匈人盤踞門前，／眼中閃耀的光芒／透露着對黃金與鮮血的渴欲，／［……］／匈人民族，地獄的畸胎。／［……］／對我們犯下的百份罪孽。”在這裏，史詩素材與民粹思想及種族主義相雜糅。事實上，史詩中的匈人從未覬覦尼伯龍根人的財富，悲劇源自勃艮第人內鬥，卻平白殃及匈人（這與《狄特里希之薩迦》等傳説旁支不同）。故而這無疑是赤裸裸顛倒黑白。

不僅政客，文藝界也加入了歪曲史詩的競賽：例如在著名導演弗裏茨•朗格（於1924年“獻給德意志民族”的尼伯龍根電影中，匈人被醜化為歪瓜裂棗的半獸人。毫不奇怪，後來的元首很喜歡這部電影。歷史小説作家維爾納•楊森的《忠誠之書———尼伯龍根小説》通篇充斥着暴力、仇恨與種族主義。其成書雖遠早於希特勒奪權，但細節與後來的納粹口吻驚人地一致。

這部書到第三帝國時理所當然地極為暢銷，作者也與希姆萊稱兄道弟。類似事例數不勝數。

教育家們也不甘人後地將狼奶寫入課本。例如克勞狄烏斯•勃容加在中 學課綱中要求學生們仿效謀殺者哈根的心狠手辣、為 非作歹的精神：

“整個世界文學中幾乎沒有其他形象能如他那般給予學生人生 價值。

［……］他是正直、強大、可靠的男子漢典範。課上應思考，在由元首服務全民福祉的帝國中，若人們都滿懷奉獻精神地為其打破市民階級的庸俗、瑣碎道德的破爛框套，那會如何？無論對錯，這可是我國家的事！

大家要明白，英格蘭強大全是靠這種政治家，而我國屢遭挫敗恰因缺少此類人。”

有意思的是，納粹宣傳非常青睞《尼》中作惡的哈根。在衝鋒隊訓練綱領中，哈根被列為榜樣，是 “狂熱追求男子漢忠誠者”。 海因裏希•希姆萊曾盛讚哈根，親自撰文褒揚楊森小説中的哈根形象，甚至授意《日耳曼尼亞》雜誌誇讚他就是當代哈根。

沒有人在意過史詩明確譴責過哈根（第876詩節）。

某些言論已是荒唐不堪：例 如庫爾特•格爾拉赫－ 別爾瑙認為西格夫裏特是純粹的北方雅利安人，而勃艮第人則已與南方異族混血。前者錯把較劣的後者認作同類，從而違背“種族法則”。這種“去北方化”正是全體德意志人的“尼伯龍根之詛咒”云云。

總之，其時盛行先入為主的視角，全然無視文本信息，試圖從無辜的中世紀文本中為獨裁專制、種族主義、侵略戰爭等邪惡勾當尋求依據。

​到納粹後期，“民族史詩”地位早成了理所當然的傳統與事實：“《尼》是我們的民族史詩嗎？人們可一直這麼稱呼它！”但是即便納粹學者也有異議：漢斯•瑙曼不滿史詩以英雄的毀滅告終，因而認定其只是霍亨施陶芬王朝的一曲輓歌，不配象徵志在統治世界的德意志人。

1924年版的尼伯龍根

  他認為，德意志民族史詩尚待創作，而其素材只能是元首。其實元首本人對史詩的絕望結局顯然也持有保留意見，他曾要求不用《尼》，而以《埃達》中的場景來裝飾御用會議廳的牆壁。

1943年初，赫爾曼•戈林在演講中將早已無望的斯大林格勒戰役比作哈根在匈人大殿中的死鬥（第36章），企圖驅使士兵也這樣至死不渝：

“我們知道一部雄壯的英雄史詩，講述了場無與倫比的廝殺，也即‘尼伯龍根之戰’。他們也曾屹立燃燒的大殿中，用自己的血止渴，但他們還是戰鬥到最後一人。今日那裏正激盪着一場同樣的戰鬥。千年後每個德意志人都將神聖戰慄而滿懷敬畏地説起這場戰鬥，並回憶起德國正是在那裏克服了一切而取得決勝。”

斯大林格勒的慘敗正是二戰轉折點，很快第三帝國也遵照古老史詩的“劇本”，同尼伯龍根人一樣全面覆滅。穆勒總結過：“在近年的《尼》研究中，這一令人安慰的見解廣為傳播：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在史詩中並無任何支撐，是建立在嚴重誤讀之上的。”但可悲的是，在明顯缺乏文本依據的情況下，謬誤竟如此長久而廣泛地傳播，助長了政治災難。戰後學者面對着噩夢般的歷史，很難再以“民族”豪情看待史詩：“史詩被演到了結尾，其魔力消散了。自1945年起，尼伯龍根人再也統治不了德國人的頭腦，德國人也再不是尼伯龍根人。”

 “民族史詩”的 命運就這樣終止。

六、結語

“史詩”作為富有民族性的文學流派固然源遠流長，但是“民族史詩”的概念卻並非自古天然產生，而是來自現代民族主義。在民族意識覺醒的背景下，歐洲各民族都一度熱情地找尋一部自己的“民族史詩”，以支撐共同體的構建，並論證本族的文化價值、歷史淵源與政治地位。換言之，“民族史詩”的概念本身就是特定時代風潮的產物。在強調和平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戰後世界，它早就過時而多餘。

《尼》無疑是中世紀德語文學中最為優秀的文本之一，但其“民族史詩”之名則純粹來自後天的政治建構。其文本內容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對應作品也有着深刻區別，因此原本無力擔當這個頭銜。此外，它早在中世紀就已經與德意志人的思想觀念有着顯著隔膜，自然更無法與現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聯繫起來。

曾有許多人為正義或邪惡的目的，試圖以《尼》作自己動員民族力量的工具，從而極力為文本附加其原本沒有的意義，乃至不惜歪曲顛倒。此過程可總結為“立足當代需求的、當下化的侵佔與功能化。”然而此類解讀缺乏文本支撐，必然在政治狂熱逝去後枯竭。《尼》並非被當成“民族史詩”而作，在中世紀亦無“民族史詩”之説，今日的它也不應再被當作“民族史詩”；它只是一度被強加上文本並不承載的政治藴含，以致在瘋狂年歲扮演起悲劇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