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護府駐軍是如何生存的？_風聞

有人問三解為什麼不寫寫唐朝，那三解就講講唐朝，希望大家不會感到枯燥。

問題如下：

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護府駐軍是如何生存的？

回答如下：

唐朝安西、北庭都護府是一個長期保持的建制，一直到後來建立節鎮之後，仍舊保留了相應的官職，只是採取了兼職的形式，所以，確實可以將唐代在西域的駐軍視為“都護府”的所屬，當然，實際的隸屬關係要複雜得多，這裏就不展開了。

所謂“如何生存”，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的概念，“狹義”上應為如何供養、維持，而“廣義”上則應為生活方式、生活狀態，“廣義”的問題回答起來太宏觀，夠寫一篇“唐代西域生活史”了，還是且按下不表，只説説“供養”這個小問題。

也就是“後勤”，這個事關帝國擴張的“大問題”。

唐朝進軍西域，是一個過程，最早是唐太宗滅亡高昌國**（地在今新疆吐魯番）**，當時唐朝出兵西域軍隊的供應，採取的是戰時後勤，見《舊唐書·褚遂良傳》：

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

也就是説，唐朝滅亡高昌國的大軍，**通過河西走廊的諸州，**採取“飛芻輓粟”，也就是行軍沿線各州、縣直接運輸糧草的方式，滿足野戰軍的需求。

必須指出的是，此為“行軍”，也就是完成特定作戰任務的野戰軍，屬於“事罷則散”，**也就是完成任務即解散歸家，並不常駐，**所以，他們的後勤供給屬於“特事特辦”。

滿足“行軍”所需，供應糧食、派發伕役都需要沿路州、縣承擔，其軍食取自府庫，伕役就要徵調民間，一般性的補償措施即免除相應的租庸調，以作為回報。

然而，由於帝國西部邊郡的人口稀少，一次數萬人規模的行軍過境，所造成的損害往往是毀滅性的，所以才有“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之語，哪怕有賦役的減免，仍舊是“五年不復”。

高昌國被滅後，其地被劃入了唐帝國的版圖，並非羈縻府州，而是真正的編户齊民地域，所以，其作為邊地的防禦，也必須提上日程，而從記載來看，唐太宗力排眾議，確定了高昌戍的編制——1000人。

這1000人，屬於鎮戍編制，既非一般人熟知的府兵，也非行軍的“行人”，而是普通民户為期一年的戍邊勞役，從已知的材料來看，這些服役者來自大江南北數以十計的州，最遠者甚至行程數千裏，只為到此處履行他的“國家義務”。

對於他們在“戍所”的供應，軍糧有兩種方式籌措，一為府庫支取，另一為屯田，見《唐律疏議·擅興律》：

軍防令：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各量防人多少，於當處側近給空閒地，逐水草所宜，斟酌營種，並雜蔬菜，以充糧貯及充防人等食。

翻譯過來就是，駐防的軍人，除了防守之外，還要根據人數，分配空地供他們耕種，並要注意雜種蔬菜，以供糧儲和食用，具體的數量標準，可參考《新唐書·食貨志》：

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 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

也就是每人應該分配十畝可耕地，每年春天，長官巡視的時候，發現有人不按農時耕種者，要罰其輸官勞作。

從制度安排上來講，唐代的鎮戍和西漢的屯戍非常相近，但是，**由於“邊地”概念的不同，**唐代除了常態的鎮戍烽燧防線之外，還衍生出了更大的編制，其後勤供養就完全不同了。

這種不同之處，就是唐代在西域，乃至於邊疆的駐軍，又多了一個新的門類“鎮軍”，也即以“行軍”的野戰軍編制發展而來的“邊境常備野戰軍”，這種編制，在秦始皇時代曾經短暫出現，即蒙恬統帥的上郡“屯軍”，此後的西漢初期，又消失，直到漢武帝開邊之後才重新出現，當代出土簡牘所見的“野戰屯軍”，均為昭、宣之後的編制，直至東漢，才發展為與唐代“鎮軍”類似的“屯駐營兵”編制。

唐代的“鎮軍”出現要早於“節度使”，其出現的原因即在於唐太宗開創的滅國戰爭+羈縻府州的擴張模式並不足以帶來邊境的安寧，反而由於草原強權的滅亡，新勢力的崛起和騷擾成為常態，唐代邊防必須應對“大規模”、“高頻次”的挑戰。

那麼，僅僅只有分兵守點和烽燧報警功能的鎮戍體系就完全不堪用，需要數千人甚至數萬人的大軍長期駐守交通要津，適時反擊。

此時的西域駐軍，即是上述兩個大類混合，不過，“鎮軍”根本不足以通過駐紮地的賦税供養，只能另闢蹊徑，其中的大宗即“和糴”，也就是用具有貨幣功能的布帛交換軍糧物資。

“糴”的本意就是買米，“和”自然就是和和氣氣地買嘛，不過這玩意兒也就是説説，起碼到了五代和北宋，所謂“和糴”已經變成了變相賦税。

其實，讀過《賣炭翁》的朋友，“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也應該知道這所謂的“和”是怎麼回事了，但是，紅綃和綾再輕，也得運輸，從長安到安西都護府所在的交河城或是龜茲城，都是幾千裏的路程，怎麼走？

事實上，高宗、武則天時代的西域駐軍**，和糴所需的絹帛當然來自中原，卻並非由長安、洛陽發運，而是****通過户部度支官的調度，直接由各州輸送至邊郡的集結點。**

這個集結髮運點，正是河西重鎮涼州**（地在今甘肅武威）、秦州（地在今甘肅天水）****。**

與其類似集結髮運點，開元天寶年間，在帝國的東北方向為清河郡（貝州改，地在今河北邢台），是東北方藩鎮**（范陽、平盧）**供軍的樞紐，號稱“天下北庫”。

唐代前期的財政制度中，名為“開元通寶”的銅錢從來都不是重點，以“調”和“代庸”的名義從千百萬民户手中徵來的布帛**（每丁輸絹2丈、綿3兩或布2丈5尺、麻3斤為調；每丁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75尺為庸）**才是核心 。

這些州、縣徵收的布帛並不統一輸送入長安都城，而是近者、精者入京城，遠者、粗者輸送邊軍，集中到集結點之後，又要進行進一步的發運，其步驟在《儀鳳三年（678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中有詳細的記錄。

這份官方文書涉及到的是每年4萬段集中在涼州的庸調布帛作為貯存物品運往伊州**（地在今新疆哈密）和瓜州（地在今甘肅酒泉）**的流程：

從涼州派遣官典****（官物運輸押運官），發給**“遞牒”，根據“遞牒”在涼州總管府管區內各縣徵調“傳馬”和腳伕，運送物資到目標地，這個過程是通過沿途各縣所轄的“傳馬坊”**接力運輸。

不僅如此，運至西州、庭州及安西方面的布帛，也是由涼州發運，通過派出**“送庭州帛練使”**，採用這種“傳馬坊”的接力遞運方式至目的地。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時代，唐朝在西域的出征“行軍”和鎮守的“鎮戍”的人數一直並不多，基本上涼州官馬發運就足夠使用，之後，安西四鎮又失陷於吐蕃，都護府丟失，也就無所謂後勤。

到了延載元年（694年），王孝傑統帥唐軍重奪安西四鎮，在龜茲重建安西都護府，此時，唐軍在安西的兵力終於達到了3萬人，此後唐朝在西域的常駐軍事存在不斷增長，直到達到開元、天寶年間的最高水平，此時，安西、北庭、河西三鎮的每年和糴米100萬段布帛，衣物薪俸要170萬段布帛，約佔全國軍事支出的30%。

也就是説，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存在是一步步擴充的，其後勤壓力也是逐步增長的，不僅賬面的供軍費用在飛速增長，運輸大量布帛的運費也成為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尤其是河西走廊沿線州、縣的百姓，在承擔直面吐蕃侵略的沉重軍役之外，還要承擔“傳馬役”，實在不堪重負。

**所以，武則天時代，唐朝朝廷從涼州發運的軍資，開始採取“軍鎮”，即目的地所在的節度使轄下鎮軍（而非節度使）自行派遣擁有折衝府武職的正式軍官趕赴涼州擔任押運官（名為“行綱”），負責文書的簽發，**具體的押運隊伍則往往採取“轉包商隊”的方式組建。

此後的發展更是神奇，各個軍鎮甚至連押運官都不再派赴涼州，而是在後勤線沿路要點，建立以“軍將”為主要管理者的“長行坊”，作為接運物資的“兵站”，而由商隊攜帶運輸的物資，則於沿途發賣。

**這套“軍人經商”的手法與“絲綢之路”的繁榮相生相長，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各個節度使開始兼任“長行使”、“轉運使”，**自行統一處理轄下軍鎮的軍資供應和運輸工作，其財政權力的膨脹幾乎不可遏止。

雖然唐律嚴格禁斷胡商入蕃貿易**（即直接往返的國際貿易），但是，通過昭武九姓胡（即中亞粟特人，為東伊朗人）聚居的羈縻“六胡州”，唐朝境內龐大的昭武九姓胡商業網絡（含祆教粟特人和摩尼教粟特人）**，與草原上的突厥汗國和後期的回鶻汗國的關係從未斷絕，甚至成為了絲綢之路的“主宰”。

在此條件下，更換了“保護人”的西域商業並未衰落，反而在“天可汗”的旗幟下一步步向西擴張**，到公元8世紀左右，已經將西域貿易最流行的銀幣驅逐出了市場，而是以開元通寶（銅幣）和帛練（絲織品）替代之，在契約中的一般計價品也已經變成了熟絹（一種絲織品）。**

正是藉助西域繁榮的商業，大唐帝國在西域才能夠足食、足兵，而大唐付出的，則是千百萬在史書上永遠不會記錄名字的“繅絲女”的寸寸血淚，當然，這一切都不會被記得，她們已經被簡化成為一個偉大的詞彙——“絲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