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我這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68317-2019-03-05 20:13
@闌夕
褚時健上一次這麼刷屏,還是在三年前的自己家裏,茅台集團的季克良前來拜訪老友,兩人吃了一頓雲南燒烤,然後手拉着手坐在沙發上相談甚歡,照片廣為流傳之後,人人都從這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歲月的厚重和蹉跎,那也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無不經歷過的曲折人生。
我記得雷曉宇是這麼評述他們的:
「想一想,上世紀30-40年代出生的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機會到來時,他們仍值盛年的尾聲,並面臨一個選擇——是就此認命、服氣,平平淡淡了此一生,還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獨自一人面對曠野?」
如果不是那麼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彆扭心態——主要是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我全都要」的左右逢源——改革開放的核心其實就是意味着對於過去路線的質疑和否定,然後通過「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漸進接受以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現代規則。
在這個切換過程裏,新舊觀念的衝突至始至終都是存在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都還在局部博弈——其中很多議程於今天看來都只是最基礎的常識,卻在當年足以引起軒然大波。
比如你能不能僱傭幾十個人開辦工廠?能不能把一個城市的商品拉到另一個城市販賣?能不能掙很多錢、多到比其他人都要富裕?
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在現在的年輕人面前,恐怕會被當成腦筋急轉彎式的笑料,但在僅僅三十多年前,它們都是需要動輒上升到真理大討論甚至要有人以身試法的回答。
褚時健觸犯到的問題,在於企業家能不能從企業經營裏獲得回報?這同樣是個看似毫無懸念的問題,現代企業規則通過產權制度解決了企業歸屬問題,簡單來説就是,你擁有一家公司多少佔比的股權,你就擁有這家公司多少比例的價值,在合法的流通市場,你隨時可以把它轉化為自己的經濟收益。
但在中國經濟體制開始切換的前後時期,一切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至於企業的成功是否和企業家有關,都要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既然是國家委派你來管理企業的,那麼企業成了,國家佔幾分功勞,你又佔幾分功勞?
沒人説得清。
褚時健幾乎是以一己之力締造了紅塔集團,把瀕臨倒閉的玉溪捲煙廠做到了亞洲數一數二的煙草帝國,這份成就無人否認,但他承認的貪污事實,同樣難以清洗,一碼歸一碼,贊同他和維護他的人,同樣不至於給出「有功即可貪腐」的邏輯。
然而真正觸動本質的矛盾是,企業家不應該拿不該拿的錢,沒錯,但是他該拿的錢,在哪裏?
説到底,紅塔時代的褚時健,不是一個完整的企業家,從他被「安排」過來擔任捲煙廠廠長開始,直到被告發經濟問題黯然入獄,這家企業的產權,都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他把企業做得再好,也無權從中分到一杯羹,做到盡頭,掙的還是那點死工資。
所以褚時健才會搶在退休之前,動用即將脱手的權力為自己兑現十幾年來創業維艱的回報:
「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説,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就是這樣一個為國家創造税收超過千億人民幣的企業家,在他的暮年需要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謀取一份蠅頭小利,以致於最終搭進了自己的自由和名聲、乃至親生女兒的性命,既荒誕,又可悲。
所以聯想的柳傳志後來才一定要堅持員工持股方案,為企業家爭取產權分配的權利,「我絕對不和科海公司總裁陳慶振一樣,退休後把手插進褲兜裏只有兩個大窟窿。」
現在來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其實提得相當微妙,兩個詞組的前後次序決定了只有先解放了思想,才有實事求是的能力,在1978年以來風雲激盪的歷程裏,有太多的固執被推翻,也有太多常識被扶起,不破不立。
比如開辦企業可以謀取個人回報,比如投機倒把的罪名不再適用,比如僱用員工不屬於階級剝削,比如允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比如追求財富沒什麼不道德的⋯⋯
兩年前,王石去了一趟哀牢山拜訪褚時健,後者慢悠悠的對他説了這麼一席話:「我90歲了,很多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也很正常,但我這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我們家庭幾代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個道理固然沒錯,但在享受司空見慣的蔭涼時,不要忘記栽下那些樹的人曾經挑戰和遭受過怎樣的時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