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我這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_風聞

@闌夕

褚時健上一次這麼刷屏，還是在三年前的自己家裏，茅台集團的季克良前來拜訪老友，兩人吃了一頓雲南燒烤，然後手拉着手坐在沙發上相談甚歡，照片廣為流傳之後，人人都從這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歲月的厚重和蹉跎，那也是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無不經歷過的曲折人生。

我記得雷曉宇是這麼評述他們的：

「想一想，上世紀30-40年代出生的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機會到來時，他們仍值盛年的尾聲，並面臨一個選擇——是就此認命、服氣，平平淡淡了此一生，還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獨自一人面對曠野？」

如果不是那麼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彆扭心態——主要是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我全都要」的左右逢源——改革開放的核心其實就是意味着對於過去路線的質疑和否定，然後通過「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漸進接受以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現代規則。

在這個切換過程裏，新舊觀念的衝突至始至終都是存在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都還在局部博弈——其中很多議程於今天看來都只是最基礎的常識，卻在當年足以引起軒然大波。

比如你能不能僱傭幾十個人開辦工廠？能不能把一個城市的商品拉到另一個城市販賣？能不能掙很多錢、多到比其他人都要富裕？

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在現在的年輕人面前，恐怕會被當成腦筋急轉彎式的笑料，但在僅僅三十多年前，它們都是需要動輒上升到真理大討論甚至要有人以身試法的回答。

褚時健觸犯到的問題，在於企業家能不能從企業經營裏獲得回報？這同樣是個看似毫無懸念的問題，現代企業規則通過產權制度解決了企業歸屬問題，簡單來説就是，你擁有一家公司多少佔比的股權，你就擁有這家公司多少比例的價值，在合法的流通市場，你隨時可以把它轉化為自己的經濟收益。

但在中國經濟體制開始切換的前後時期，一切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至於企業的成功是否和企業家有關，都要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既然是國家委派你來管理企業的，那麼企業成了，國家佔幾分功勞，你又佔幾分功勞？

沒人説得清。

褚時健幾乎是以一己之力締造了紅塔集團，把瀕臨倒閉的玉溪捲煙廠做到了亞洲數一數二的煙草帝國，這份成就無人否認，但他承認的貪污事實，同樣難以清洗，一碼歸一碼，贊同他和維護他的人，同樣不至於給出「有功即可貪腐」的邏輯。

然而真正觸動本質的矛盾是，企業家不應該拿不該拿的錢，沒錯，但是他該拿的錢，在哪裏？

説到底，紅塔時代的褚時健，不是一個完整的企業家，從他被「安排」過來擔任捲煙廠廠長開始，直到被告發經濟問題黯然入獄，這家企業的產權，都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他把企業做得再好，也無權從中分到一杯羹，做到盡頭，掙的還是那點死工資。

所以褚時健才會搶在退休之前，動用即將脱手的權力為自己兑現十幾年來創業維艱的回報：

「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後，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身邊的人説，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就是這樣一個為國家創造税收超過千億人民幣的企業家，在他的暮年需要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謀取一份蠅頭小利，以致於最終搭進了自己的自由和名聲、乃至親生女兒的性命，既荒誕，又可悲。

所以聯想的柳傳志後來才一定要堅持員工持股方案，為企業家爭取產權分配的權利，「我絕對不和科海公司總裁陳慶振一樣，退休後把手插進褲兜裏只有兩個大窟窿。」

現在來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其實提得相當微妙，兩個詞組的前後次序決定了只有先解放了思想，才有實事求是的能力，在1978年以來風雲激盪的歷程裏，有太多的固執被推翻，也有太多常識被扶起，不破不立。

比如開辦企業可以謀取個人回報，比如投機倒把的罪名不再適用，比如僱用員工不屬於階級剝削，比如允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比如追求財富沒什麼不道德的⋯⋯

兩年前，王石去了一趟哀牢山拜訪褚時健，後者慢悠悠的對他説了這麼一席話：「我90歲了，很多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也很正常，但我這一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社會，也對得起我們家庭幾代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個道理固然沒錯，但在享受司空見慣的蔭涼時，不要忘記栽下那些樹的人曾經挑戰和遭受過怎樣的時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