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上海新生兒隨母姓，這數字讓你意外嗎？_風聞

來源：Thorny

導語：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尊重和支持女性，才有可能使“隨母姓”不再成為異類。

文 | 李勤餘

你好不好奇，有多少新生兒會隨母姓？隨着生育政策的逐漸放開，第二孩隨母姓的現象人們時有見到。但是，這種現象有多普遍，難以找到數據驗證。近日，“上海2018姓名報告”公佈了這個少見的數據：2018年出生並在上海上户籍的9萬餘名寶寶中，隨父姓的佔91.2%，隨母姓的佔8.8%，其中2.5%的寶寶同時使用父姓和母姓（如“張王”、“張李”等）。

隨母姓的這個比例，是多還是少呢？

考慮到傳統慣性的強大，上海新生兒隨母姓的比例已經頗高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選擇姓氏，純屬合法權益，任何人無權干涉。在社會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男女平權理念愈加深入人心的當下，隨母姓似乎也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2017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2032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7.5%的受訪者認為孩子應該隨父親的姓。54.7%的受訪者能接受孩子隨母親姓，23.2%的受訪者則表示對此不能接受。

如此看來，“上海新生兒隨母姓的佔8.8%”看起來不算高，是上海人太保守了嗎？

其實這裏有一種錯覺：認同孩子可以隨母姓，一定會在實際生活中付諸實踐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2008年我國台灣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針對台北、高雄地區的準爸爸媽媽進行意見調查。結果發現有59.8%的受調查者贊成子女姓氏應該由父母約定，同意隨父姓或隨母姓。然而，從台灣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來看，2017年新生兒中隨母姓者僅佔4.8%——這其中還有很大的非婚生子女或離婚的因素。而夫妻協商約定讓孩子從母姓的比例，僅為2.2%。

高雄市的調查報告還透露了不同意新生兒隨母姓的原因。26%的受訪者認為應該依循傳統，16%的受訪者則認為這是出於傳宗接代的考慮。一些個案還提出隨母姓會使家族族譜混亂，無法再以姓氏去區分血緣相近的“近親結婚”。考慮到實踐中台灣“約定從母姓”的比例如此之低，“依循傳統”、“傳宗接代”等考量顯然比人們想象的還要重要。

平心而論，上述理由大多體現了某種自私的心理，在現代社會中很難立得住腳。但毋庸置疑，“傳統”文化的力量仍然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面前，那些本有意讓子女隨母姓的準爸爸們，最終也敗下陣來。

不妨捫心自問，手機屏幕前的你或許早已是新新人類，也願意尊重伴侶的意見，但能否頂住周遭異樣的目光、好奇的詢問？如何填平在“認同隨母姓”與“付諸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是比高喊口號更重要的當務之急。

考慮以上因素，再考慮到上海單親媽媽給子女落户佔所有新生兒落户的比例恐怕還相當之低，“上海新生兒隨母姓的佔8.8%”其實已經是個高到頗讓人意外的數據。

上海隨母姓新生兒的比例為何相對較高？

上海隨母姓新生兒所佔比例要比台灣地區高不少。甚至可以肯定，中國大多數地區隨母姓新生兒比例都很難達到這個數字。究其原因，這一現象恐怕與上海家庭的特殊結構不無關係。

首先，上海男性對家庭經濟支配權並不十分看重，誰管錢從來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話題。其次，上海家庭在家務分工上比較有彈性。這不是説上海男性已經承擔了大部分家務，而是指上海男性從事家務的類型比較平均，從子女接送到洗衣做飯都有涉及。再次，上海家庭在重大事務決策權上有很強的民主意識和平等觀念。所謂“一言堂”“大男子主義”現象在上海家庭中較為罕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也並不吃香。

上述現象一方面與上海文化的多元化、開放性有關，一方面也和上海女性普遍具有較強的工作和社交能力不無關係。值得玩味的是，上海男性在中國輿論場中被賦予一種膽小、懦弱的刻板印象，成為被調笑的對象。（唐雙捷《爭議中的上海男人》）

然而，這並非上海男性的不幸。皮埃爾·布迪厄在《男性統治》一書中批評了所謂“男子氣概”，認為男性也是性別統治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性特權也是一個陷阱，這種特權意味着永遠的緊張與壓力，迫使男人在一切場合展示其男子氣概，有時甚至發展到荒謬的地步。

可見，對子女姓氏的認定權，也不過是一種想象性的男性“特權”。如果説這是為了傳宗接代、延續血脈，那麼只會為男性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因為養育兒女，本就是夫妻的共同生活目標之一。

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官方數據有力地證明，隨母姓也好，兩性平權也好，從來不依靠言語層面上的表態，而取決於社會與家庭形態的改變。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尊重和支持女性，才有可能使“隨母姓”不再成為異類。

在農村，“隨母姓”要成氣候恐怕還早得很

我們不妨再做下城鄉對比。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2011年）也曾做過隨母姓的調查，三個選項分別是不願意、願意和無所謂。

​從調查結果來看，城市居民在隨母姓方面明顯比農村居民表現得更寬容。另一方面，在已流動的農村居民中明確表示不願意子女隨母姓的百分比為38.2%，這一數字雖然比城市居民高近 10 個百分點，但是卻要比從未流動的農村居民低 5.7 個百分點。可見，有沒有與城市進行過親密接觸，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位農村居民的價值觀。

事實上，我們在媒體上接受的信息，大多為城市文明向外輸出的結果。由於話語權的極度傾斜，使公眾對農村生活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也缺乏對其進行探究的興趣。也許，城市人“隨母姓沒問題，只是因為習慣才隨父姓”的普遍觀念，在農村還遠遠不成立。“隨母姓”想在農村成為氣候恐怕還早得很。

政策需要儘量保障未成年人改姓的權利，但要指出的是，隨母姓並不等同於兩性平權

父母可以通過相互約定自由決定子女的姓氏，子女也理應擁有為自己更改姓氏的權利。在某些案例中，子女離婚後隨母親生活，但父親不付或者只負擔了非常微薄的撫養費。如此一來，子女若能改母姓更有利於得到孃家的資源支持，也有利於孩子的成長。

但是，根據現有法律法規，未成年人要改姓必須得到父母雙方的同意。然而離婚後的男方願意予以配合的概率，往往不高。孩子成年後再改姓的成本又比較高，改姓一事很有可能就此耽擱。最終的受害者，將是處於弱勢的女性和孩子。

從現實情況來看，未來推動隨母姓數量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二孩和單身母親。前者屬於家庭內部事務不用多説，但要保障後者的合法權益，顯然需要相關法律法規提供更多便利。不在改姓一事上設置過多障礙，也是適應社會發展的必要之舉。

我們也無需過高地評價隨母姓的價值。不妨大膽設想，如果新生兒隨母姓，是否就能被認定為女性地位的提高？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漢代貴族中就有“子從母姓”的現象。但現有研究資料早已表明，漢代貴族中以母姓稱子女多是為了在一夫多妻的情況下別子女、辨親疏。母子榮辱與共，甚至是母憑子貴的案例，説明的終究不過是“宮鬥”的殘酷，父系社會的發達。可見，隨母姓從來就不能和兩性平權畫上等號。也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太過糾結於隨母姓還是隨父姓的問題。必須指出的是，依照慣例隨父姓不代表不尊重女性，改母姓也並不必然意味着家庭內部的平等。

有理由相信，隨着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男女平等”必將是大勢所趨。但要做到這一點，離不開的是方方面面的切實行動，而更改一個姓氏所能起到的作用實在有限。當人們不會再為一些看似傳統實則陳腐的觀念束縛，隨誰的姓也就不會再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