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研究外國考古的學術專著 《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序_風聞

風聞社區裏的噴子太多怎麼辦呢？

第一，拉黑不手軟，不要為了他們浪費時間；

第二，堅持自己的立場，讓噴子無話可説。

所以後面一段時間想把我國學者數十年來對世界歷史的研究成果都搬點過來。

看標題你們也知道了，先上西亞考古與歷史研究，這次就用這篇文章做個引子。最後再説一句，專家花十年二十年如一日鑽研的結果，比不過有些人嘴皮子歪歪，也是黑白顛倒。

原帖：http://ex.cssn.cn/ts/ts_sksp/201406/t20140606_1200019.shtml

        不知道什麼時候一些國人出現了這樣一種心態：不去觀察外國，卻只看外國人是怎樣評論中國的人、事、物，凡被外國人點頭的人、事、物，乃至進入外國人眼球的中國的人、事、物，都認為是好的，並由此產生了美滋滋的感覺。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我對這些國人的這些感情露出了鄙視的眼光，乃至出現了憎惡的情緒，認為決不能以此作為判斷中國人的人、事、物是非的標準，我們不僅應歡迎外國人研究中國，中國人也當了解乃至深入地研究外國的人、事、物。至遲，我在吉林大學開辦考古專業的時候，就已有了深入研究外國考古學的追求。

　　楊建華教授走到西亞考古學研究與教學，與我有着直接的關係。

　　作為工農兵學員的楊建華還在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學習的時候，我就看中了她的英語能力，產生了畢業後將她留下來攻讀外國考古學的想法。1978年，在我的堅持下，她留校工作，但讓她專攻外國考古學，是兩年後才付之於實踐。

　　1980年下半年，我安排楊建華去新開工的白燕遺址工地作學生的實習輔導工作。在寨疙瘩發掘進入後期，又在白燕村旁的棉花地新開了一發掘工地，安排她主持這一工地的發掘工作。這些工作的安排，無疑是為了讓楊建華過好田野考古關，練就田野考古硬本領。1981年上半年，根據吉林大學和美國羅格斯大學的協議，諾曼·哈蒙德到吉林大學考古專業講授瑪雅文化，我便安排楊建華擔任翻譯，目的是讓她瞭解外國人是怎樣研究考古學的，並鍛鍊考古專業的英語能力。1982年春，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楊建華要報考我的碩士研究生，經過我同她的商量，便將她的研究方向確定為西亞考古。為什麼讓她搞西亞考古呢？這得慢慢道來。

　　一是我個人和楊建華個人的原因。還在1956至1957年間，我就認真地讀過前蘇聯通訊院士考古學家吉謝列夫著作的《南西伯利亞古代史》，20世紀50和60年代，又廣泛地閲讀過蘇聯學者著作的中亞、蒙古和西伯利亞的一些書籍，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當時吉林大學總支書記李木庚在歷史系組織了一個我任組長的東北考古組，任務是蒐集前蘇聯考古學者奧克拉德尼科夫的一些反華言論，並撰寫反駁他的言論的文章。奧克拉德尼科夫是從考古學方面來進行反華的，因此為了搞清楚他反華言論的依據，就得同時研究他涉及的考古學本身的及與其相關的東北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狀況。這樣，除了上述兩項任務外，我又為東北考古組增列了研究前蘇聯的東西伯利亞、濱海州和我國東北考古這一任務。通過我個人這一經歷的體會，同時考慮到當時直接到國外學習、研究外國考古學難到幾乎不可能的情況，就形成“由內到外”“由近及遠”研究外國考古學的主張。至於為什麼沒有按照我這一主張安排楊建華的研究方向，是因為我雖涉獵過蒙古、西伯利亞、濱海州和中亞地區考古學資料，但這方面知識僅僅是碎片式的，缺乏基本系統的乃至大致輪廓的認識，當然沒有能力指導研究生攻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考古學。同時，又由於楊建華不懂俄語，不能閲讀有關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考古資料。

　　二是安排楊建華以西亞考古為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的形勢和楊建華本人的英語能力。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亞考古得到了巨大發展。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推行的自我封閉政策，使我們對這方面情況毫無所知。改革開放以後，林志純教授一馬當先，將西亞考古學成就介紹到了中國，引起了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關注。到底西亞考古學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當時急切求索並求回答的問題。楊建華英語很好，又經歷過中國考古學的嚴格訓練，且我又能為她找到林志純這樣權威的教授對她進行指導，這樣，在這主、客觀條件下，她便成為進攻西亞考古學合適的人選。

　　提到林志純教授，我得多説幾句話，以表達我對他的深切懷念。林志純教授已於2007年逝世，享年97歲。他是我的史學前輩，還在學生時代，我就讀過他的著作。我到吉林大學任教後，到東北師範大學拜訪的先生，第一個便是林志純。他比較看重我，20世紀80年代邀我為他的研究生授課，提挈為編印世界古典文明叢書的發起人和編委，以及擔任中西古代文明辭書撰稿人及編委，於20世紀90年代，他又聘我為東北師範大學古典文明研究所名譽教授。我一直敬重他的為人與治學。他是一位單純的學者，生活簡樸，思維敏捷，精力旺盛，卻不問他事，一生只知教學與研究。他學貫中西，早先研究過中國史。20世紀50年代發表過涉及郭沫若史學觀點的論著，遭到郭沫若的痛斥，從此以後便轉入研究世界史了。自20世紀50年代後，他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創造了兩個高峯，一是在20世紀50年代，他和到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前蘇聯學者共同辦了一個世界古代史研究班。二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他在東北師範大學先後成立了西亞、北非、歐洲上古史研究室和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在許多領域推動了對中國考古學、中國古代史和中國的世界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他又迴歸到中國古代史學領域，對中國古代文明展開了研究。我能請到林先生和我能跟隨林先生一起共同擔任楊建華碩士研究生導師，既是楊建華的福祉，也是我的榮譽。

　　我對楊建華的學術指導，僅是如下幾點，一是要扎進原始資料中去，二是要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即考古學文化譜系論的視角解析西亞的古代文化，三是從遺存、時、空這三維或人、遺存、時、空這四維的觀察與比較去解讀西亞古代社會結構的變遷，而直接貼近西亞古代的學術指導，則全是林先生的工作。楊建華就在林志純教授指導下開始了她走向古代西亞研究的征途。

　　快32年了，楊建華終於向讀者呈獻出《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這部著作，報告她在研究古代西亞征途中已走到哪一路程。直面這本著作，我要説的則是：這本著作不是像中國的某些世界史學者所寫的，其實是外國學人著述的世界史的譯編，也不是國外學人研究兩河流域即西亞的核心地區考古與歷史所結出的成果的綜述，而是以主流的中國考古學人所擅長的考古學文化分期和創造的考古學文化的文化的譜系分析的研究方法，解析了兩河流域已發現的大量考古學文化資料，同時彙集了楊建華對眾多國外學人論著的梳理，是一部中國考古學主流學人多年研究外國考古的成果專著。這部著作闡明瞭兩河流域及其相關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文化譜系，和諸考古學文化乃至其期別的時、空框架，並在這一基礎上，從遺存、時、空這三維，或人、遺存、時、空這四維觀察到的差異、矛盾和關係的比較研究中，觀察出來的兩河流域經濟、文化和社會組織及社會體制的演進旅程，進而對兩河流域走向文明社會和形成的文明社會做出了規律性探討。然而，楊建華沒有將她的這一著述停滯在專著之中，而是力圖寫成既讓大學考古專業學生，又讓大學歷史專業學生，還讓對考古學和歷史學感興趣的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朋友都能看得懂的著作，為此，她在著述思路和文字表達諸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我看她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白費，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可以説，實現了深入淺出，將為這書爭取到更多的讀者。

　　楊建華成功了，我32年前的願景通過楊建華的實踐得到了體現。在我主持吉林大學考古專業期間，楊建華是被我安排的第一個研究外國考古的學人，在她之後，我又先後安排了徐光輝和馮恩學兩位年青學人分別研究朝鮮及日本考古學和前蘇聯西伯利亞考古學。徐光輝於20世紀90年代已去了日本。關於安排他研究日本及朝鮮考古一事可説半途而廢，令我遺憾！可喜的是，他在日本卻發展了自己，加盟和推進了日本的中國考古學研究，併為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馮恩學仍在堅持，並做出了相當的成績。我離開吉林大學後，吉林大學考古系添加了研究西伯利亞和蒙古考古學的潘玲。通觀中國，可認為是研究外國考古的中國學人也就是這麼幾位。至今吉林大學仍是研究外國考古學的唯一的中國重鎮，但也僅是侷限在西亞、蒙古和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而已。在全球化的今天，目視或想到我國研究外國考古的這樣的狀況，不僅心覺孤寂，也身感凜冽。這就是我為什麼要為楊建華這一著作作序，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寫序的首要原因。

作者：張忠培

　　（本文摘自《兩河流域：從農業村落走向城邦國家》之序，略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