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之血與掠奪之地：基爾南《血與土：一部種族屠殺與滅絕的世界史》簡評_風聞

基爾南的這部《血與土：一部種族屠殺與滅絕的世界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是我在路過圖書館新書展示區時碰巧遇到，稍微翻閲導論後覺得十分有趣，於是迫不及待地預約借閲。

這本書的時間跨度極大，從古希臘到21世紀（其英文副標題就是from Sparta to Darfur），但是真正的主線卻是所謂的“血與土”，即將種族屠殺之“血”與屠殺之後掠奪耕作的“土地”相結合，作為全書核心的切入點。正如作者引用16世紀一位西班牙殖民者的言論：“要是沒有足夠的水來澆灌西班牙人的農田，就用印第安人的血”。西班牙的後繼者英格蘭殖民者採取的也是同樣的措辭，在北美和澳洲的殖民地上，殖民者持續不斷地獵殺原住民，洋洋得意地宣傳要用他們的屍體為自己的農田施肥。也就是説，作者總結到：“重農願景攜手新興的殖民主義，一同加速了歐洲近代早期的圈地、墾荒及殖民擴展”。

為了增加這一論述的歷史深度，作者試圖從古典時代的歷史尋找線索，他斷掉斯巴達人的奴隸制和羅馬人對迦太基的毀滅是古典時代種族滅絕的案例，這一案例對西方影響至深，以至於後世歷代遂行種族屠殺者無不引述甚至依循這一傳統。羅馬的傳統被認為是加圖提倡的農業理想，羅馬人重視農業，有效地利用土地而迦太基人沉迷於商業，因此墮落不堪。缺乏農業與理性、陽剛之氣這一西方自詡的氣質背道而馳，因此被後來的殖民者用於為屠殺和圈地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西班牙人否認印第安人具有人性，因為他們並不存在和歐洲比肩的農業，因此西班牙人的殖民是文明的擴展，英國人同樣如此看待從愛爾蘭到澳大利亞的居民，並認為只有用刀劍教他們説英語，學習英國人的耕作技術，才會讓他們發現臣服的甜美。於是整個殖民時代，無論是西班牙人在美洲驚人的屠殺，還是英國小規模卻持續不斷的獵殺，血與土成為了暴力的循環論證，而陳説者是施暴者自己，我們因為缺乏史料而再也無法得知被害人內心的訝異與恐懼。

作者對於殖民時代的種族屠殺和土地相聯繫的論述是精彩而具有説服力的，但是他似乎不滿足於將種族屠殺侷限於西方殖民時代特有的因素，他認為種族屠殺和土地烏托邦的聯結是一種全球現象，因此他在古典時代的屠殺和殖民時代的屠殺之間插入了東亞的例子：大越對佔婆的屠殺，豐臣秀吉對朝鮮的屠殺以及發生在爪哇島上的屠殺。作者想要強調的是這些屠殺都與土地和農業理想有關，可是且不論這些作者所舉例證是否和殖民地的屠殺存在連續性，單是作者在東亞的案例選擇就頗為奇怪，為什麼蒙古人擴張和清朝入關時屠殺被排除在外？難道因為這與土地無關？如果按照作者的邏輯，這本書豈不是應該討論的僅僅是有關掠奪土地而產生的暴力，又怎麼能稱得上是有關種族屠殺的全球史呢？

我不否認在殖民時代，這種土地理想和種族屠殺之間確實存在關聯，但是問題在於是否所有的種族屠殺都於此有關？我之前舉的例子，比如清軍和蒙古的屠殺，同淨空土地的理想有切實的關係嗎？尤其是蒙古人甚至希望整個華北變成自己的牧場，這簡直是農業反動主義，可是屠殺也與之伴隨。再者，古典時代的種族屠殺（比如迦太基的滅亡）和殖民時代的屠殺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如果僅僅是一種先例的話，那在我看來或許只是一種方便的修辭，在語言上起到潤色的作用而非意識形態的主導。正如將焚燬圓明園比喻為羅馬遭到洗劫的英法聯軍絕對不會把自己等同於蠻族，這類的修辭學聯繫是否真的暗示不同時代的種族屠殺，確實是值得懷疑的。

在論述20世紀以降的各次種族屠殺時，作者也竭力的表明發生於土耳其、德國、蘇聯、中國、柬埔寨以及盧旺達等地的屠殺，都建立於某種對於淨空土地，保護農業活力的烏托邦式理想之上。這種理想可能和傳統上強調生物學意義的種族歧視有微妙的區別，即被消滅的理由是懶散和墮落造成土地的荒廢。擁有先進科技的施暴者在掠奪土地時，所秉持的意識形態卻是恢復某種遠古以來的純淨與秩序，他們相信自己的種族因為與生俱來的田賦而具有佔有土地的天然權力，但是這種權力卻被劣等的種族所侵犯，因此需要一場血洗才能完成自我的復興。德國和土耳其的屠殺自然是有這樣的因素在。但是為了超工業化的剝削農民的蘇聯和中國在我看來就很難適用於這種理論。後者或許更應該從壟斷性暴力操控術的角度切入，而且死死抓着農業-暴力的邏輯不放。

因此，總的來看，這本書的導論所提出的農業-暴力-種族屠殺的聯結在殖民時代和20世紀的某些種族屠殺的觀察上是有價值的，但是其歷史源頭的考察更可能是一種文學修辭上的意義，對於全球其他地區的考察，尤其是東亞考察，是一種削足適履的嘗試（如果按照作者的邏輯，中國這一最具農業傳統的國家才是種族屠殺之冠吧），而20世紀之後的種族屠殺，則具有難以分離又錯中複雜的多重屬性和因果聯繫，因此單一的土地-暴力-種族屠殺線索用來解釋所有的種族屠殺，如果算不上是編造，那也至少是過於草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