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需要鄉村教師，還是西湖大學？_風聞

施一公最近接受央視採訪時説，十個諾貝爾獎，也換不來一個西湖大學。這則新聞下，觀察者網讀者留言被點贊最高的一條説：“不看廣告看療效”。

央視報道中説，“在籌款的過程中，幾十年沒離開大學校園的施一公進一步瞭解了中國的社會現實，也瞭解了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中國的現實不僅包括頂尖大學的校園和有能力捐款的企業家，還包括教育水平相對落後的鄉村。

風聞社區前幾天有一篇文章《鄉野的稻草人（我做奧賽的那些日子）》，作者2009年到福建鄉村工作，那裏的學生一個摩托車上帶三四個野孩子穿着拖鞋進校園，喜歡打架卻不知道寫作業。

但作者也描述到，因為中國基礎建設還不錯，加上鄉鎮通網，信息學奧賽有民間題庫，很多是免費共享的。因此鄉村學校硬件條件比起北上廣深並不會有天淵之別，學校還通過計算機專業招聘進來的轉職人才，做信息學奧賽十分專業，雖然後來離職了。

成績怎麼樣呢？在作者本人這樣一個不專業的教練帶領下，“烏合之眾”還是送上了一兩個進入省賽。後來成績越來越好，2017年有了省一（省級競賽一等獎），2018年有了四個省一。

我本人在2008年大學暑假到沂蒙山區的一所小學支教。我在上海念小學是上世紀90年代末。總體的感覺是支教的小學硬件條件並不比我的小學當時的條件差太多，師資的專業水平差一點，但那裏大部分鄉村教師在責任心和工作態度上都一點不差。同樣，最大的差距還是大部分家長沒有對孩子的前途抱有什麼期待，幹農活不做作業無所謂，和作者的描述類似。

我查了一下臨沂市的GDP，1978年是15.5億元，2008年是1958.2億元，2018年已經達到4717.8億元，名列山東第7名。我沒有再回過那所小學，但毫無疑問條件會比當年好得多。上海2008年GDP是14070億元，2018年是32679.87億元，10年裏都是翻倍多，就在這10年裏，我每天路過的小學、初中母校已經煥然一新，有了非常漂亮的球場和洋氣十足的教學樓。

我上初中的時候，有很多退休返聘的教師，數學老師經常在黑板上推導半天最後卡住了，即便是上海，也不是現在這樣教師門檻非常高的水平。我到高中唸了上海全市的重點中學，每年近百名學生可以進清北復交，水平應該算不錯了，但也只有師資培訓少數學生衝擊化學奧林匹克競賽，至於作者説的NOIP（省級的信息學奧賽）則無人問津。

當年我也參加了NOIP，是自己業餘時間去校外參加培訓的。那時候真的是一張白紙去學，發現培訓班裏同學飛快碼出一行行代碼，而自己別説解題思路，連編程語言都不熟悉，經常一行都碼不出，確實是一種“起點”上的差距。競賽固然比的是智力、學習能力等許多因素，但有些差距是難以彌補的，比拼的是一個人的受教育軌跡、家庭環境和各方面的資源，經過努力我最後還是拿了省三，但我知道自己和那些從小就有條件接觸編程（我小時候即便在上海大部分家庭買一台電腦都代價不菲，會熟練操作常見的軟件已經是同學中的“精英”了）的奧賽選手不可同日而語。

十幾年過去了，一所福建鄉村的中學，雖然教師還不夠專業，但通過互聯網資源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已經一年能有四個NOIP省一（當然含金量可能比不上上海的省一，到更高一級的全國賽事NOI中可以比出差距），這説明那個在鄉村不管你是否努力學習反正都沒前途的時代，可能永遠過去了，大部分中國學生在起點上的條件差距正在減小。相對來説，奧數可能是最公平的，但化學、生物、計算機這些要做實驗、要上機編程的項目，鄉村學校也開始夠得着了。

這一切當然得益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得益於中國全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得益於互聯網在中國的普及。中國的電信建設領先全球，一方面提高了社會效率，移動支付大家已經誇得足夠多了。另一方面，互聯網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一些地區確實還落後，但過去一些難以改變的問題，比如觀念的落後，信息資源的落後，已經可以通過互聯網解決，從“開眼看世界”的角度説，當年《海國圖志》的力量有多大，今天互聯網的力量只會更大。

如今還落後的，恰恰是一些官員、一些精英，他們還以為大家不上網呢，用一些過去的手段想掩蓋真相，想用Fake News忽悠大家，早就行不通了。媒體也落後了，特朗普屢次開炮，批評的就是那種人。一些企業落後了，靠聯名保衞自己的聲譽都行不通。互聯網確實讓騙子更容易冒出來，卻也讓揭露騙子變得異常迅速，你可以編故事，但咪蒙註銷的公眾號就是前車之鑑。

中國的鄉村有了互聯網，還差一截的就是劉慈欣小説裏的鄉村教師，這個羣體人數不少，水平大部分也可算合格的“鄉野的稻草人”，希望他們在人數和專業能力上再提高一點，因為他們的作用，在我看來是一百個諾貝爾獎也換不來的。

這樣的場景會越來越少，對着電腦的鄉村教師已經越來越多

為什麼普及的現代化教育如此重要？來看一些數據。

要實現每兩年計算機芯片密度翻番，現在所需要的科研人員數量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要多18倍。

自從1950年以來，每十億美元研發費用產生的新藥數量大約每9年就減半。

對癌症和其他疾病的研究的投入越來越多，但是挽救的生命數量卻越來越少。

研究人員數量在增長，研究結果的產出效率卻在下降。這是美國經濟學家在一篇論文中指出的。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數據的時代，科學研究也越來越依靠更多的人力、數據資源和經費投入，科研水平表現在綜合國力和集體協作上，而不再僅僅依靠個別的精英。每年只能頒給幾個人的諾貝爾獎，雖然聲譽依然卓著，但是否還跟得上時代，是否缺少了一個維度，不足以體現出如今推動人類文明的最主要力量——集體的貢獻？

西湖大學有自己的辦學理念，鄉村教師也有自己的使命。那所福建鄉村學校的校長説過，“教育無非服務”，説到了點子上。教育為誰服務，這是人類社會一直在爭論的永恆問題，在古代社會，教育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到了今天，一篇《陳涉世家》的課文被刪除就能爆發網上的熱議。

我希望西湖大學辦好，但我相信，無論是從重大科學發現的角度，還是從教育與人類社會進步的關係角度，西湖大學的創辦只是一件小事。對依靠集體的力量，已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的中國來説，同樣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