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絲綢之路與唐帝國》_風聞

編者按

孔令偉老師介紹了的《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森安孝夫）一書的基本脈絡和中心思想：本書是以唐朝、粟特、回鶻的交往為線索，通過重點考察曾活躍於中央歐亞大陸並溝通東西方的突厥、回鶻與粟特人的歷史，藉此挑戰西歐中心主義以及華夏中心主義。孔老師肯定了其試圖從“中央歐亞”的視野重新檢視中國史乃至於世界史的態度與做法，然而他也認為森安似乎有意無意地陷入“粟特中心史觀”，這是本書最大的缺憾，即以一種中心觀去取代另一種中心觀。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上海書評”，感謝其授權保馬發佈！

近年來隨着“一帶一路”的推行，原本在國際學術界盛行已久的“絲綢之路”研究，不僅在中文學術界備受矚目，產生了許多相關的研究成果；與此同時中文世界亦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關注絲綢之路歷史與文化，這也使得國際學界關於絲綢之路的相關普及讀物，逐步以譯本的形式引介至中文閲讀世界。如日本東洋史學者森安孝夫原於2007年出版之《絲綢之路與唐帝國》（『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興亡の世界史第五卷，講談社），近期便有題為《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從中央歐亞出發，遊牧民眼中的拓跋國家》的繁體中譯本（張雅婷譯，八旗文化，2018）問世。本書視野宏大、立論詳實，亦保持着入門讀物的可讀性，對於中文世界讀者進一步認識絲綢之路歷史與文化有一定幫助。以下謹據森安《絲路與唐帝國》2007年日文原版進行相關評介。

本書作者森安孝夫是日本知名東洋史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前伊斯蘭時期的中央歐亞大陸史，其治學之一大特色，在於善於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蒙古高原之古代突厥語碑文以及相關漢籍等多語種史料。森安1948年生於日本福井縣，1967年進入東京大學就讀本科，1981年於同校大學院人文研究科博士課程東洋史學專攻単位修得退學，期間曾師從榎一雄（1913-1989）、護雅夫（1921-1996）、池田温（1931-）等前輩學者。1978至1980年間森安曾獲得法國政府公費前往巴黎留學，因此其治學一方面繼承了東京學派的傳統，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法國東方學的影響。除了在1982、1983年間曾在金澤大學短期任教外，森安自1984年開始於大阪大學執教直至2012年退職。在森安的帶引下，大阪大學在這二十餘年間先後培養出一批突出的中央歐亞史研究者，諸如松井太、杉山清彥、白玉冬等人。

在教學樹人外，森安本人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史家，先後發表論文九十餘篇以及專著三本。其一為1991年大阪大學博士學位請求論文《回鶻摩尼教史之研究》（『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其二為2015年名古屋大學出版會發行之《東西回鶻與中央歐亞大陸》（『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而第三本即本文以下將重點討論之《絲綢之路與唐帝國》。

《絲綢之路與唐帝國》一書除序章、終章與書後語外，共分為八個章節。本書序章題為《何謂真正的“自虐史觀”？》一般中文世界的普通讀者，如果不熟悉日文的語境，乍看這個序章標題可能不知所云，實際上本書序章的主要目的在於開宗明義地批判明治時期以來在日本具有主導地位的西歐中心史觀。一般日文語境中所謂的“自虐史觀”，指部分日本學者反對戰後日本學界過度反省日本二戰戰爭罪行的批判論點；森安則認為當前真正捆綁日本的“自虐史觀”並非對日本戰爭罪行的反思，而是明治以降“脱亞入歐”思想指導下以西歐為中心以及現代國族概念為框架，及其貶低亞洲文明發展的歷史書寫（45頁）。另一方面，森安也對緣起於近代西方的國族主義史觀及其在二十世紀末以後的復辟抱持着保留態度，並主張未來的歷史學應該採取更為開放而包容的全球史視野。在這個思想脈絡下，森安也反對將中國史視為漢族史的“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本書的主要目的，也正在於通過重點考察曾活躍於中央歐亞大陸並溝通東西方的突厥、回鶻與粟特人的歷史，藉此挑戰西歐中心主義以及華夏中心主義這兩個位於不同極端的歷史觀點。

本書第一章《絲綢之路與世界史》中，森安主要探討了“中央歐亞大陸”（Central Euraisa）“中亞”（Central Asia）與“絲綢之路”（Silk Road）等術語的概念背景，以及歐亞大陸史乃至全球史的斷代區分。作者在第一章的主要目的，主要是為本書空間與時間概念作明確的界定，並對相關術語背後的學術爭議進行回應與表態。就地理舞台而言，作者傾向採用“中央歐亞大陸”與“絲綢之路”這兩個空間概念進行描述。本書之所以採用“中央歐亞大陸”而非一般社會大眾更為熟悉的“中亞”一詞，主要是因為後者在概念界定上時有模糊，在不同語境中又指涉不同的地理範圍。例如受到前蘇聯的影響，狹義的“中亞”專指中亞五國，即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與土庫曼斯坦，而不包含中國新疆。然而在某些學術語境下的“中亞”，卻又涵蓋中國新疆，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因此本書使用“中央歐亞大陸”來作為地理概念的主要表述（58頁）。雖然作者並沒有就“中央歐亞大陸”這個概念的理論依據以及淵源明確提出説明，但是稍微熟悉西方學術界的讀者或許知道這個概念最早由美籍匈牙利裔學者塞諾（Denis Sinor，1916-2011）自1970年代前後所繫統化並倡議。

此外，森安也強調絲綢之路溝通東西方商業網絡的重要角色，並回應原京都大學教授、伊斯蘭時期中亞史學者間野英二等人的“反絲綢之路史觀”。在1977年由講談社出版之《中亞的歷史》（『中央アジアの歴史』）中，間野認為日本中亞史學界過分強調中亞在東西交流中的過渡地位，而忽略其自身內部的地方脈絡，因而指出中亞史研究者應該將關注焦點轉向天山南北路遊牧民與綠洲農民的歷史互動，並強調中亞社會內部自身的完整性。對此森安通過回鶻文書以及環境史的案例提出反駁，指出綠洲農業文明亦具有溝通東西的商業性（74-76頁）。

在空間概念之外，森安就歐亞大陸史的時間斷代上，與間野亦有所出入。如間野將九、十世紀至十八、十九世紀的中亞史稱作“突厥·伊斯蘭時代”（81頁），森安則認為這個斷代主要立基於中央歐亞大陸的西部視野，並不能反映中央歐亞大陸東部的情況。實際上，今日新疆的伊斯蘭化，要遲至十四世紀蒙古國帝國滅亡乃至十五世紀左右，因此間野的斷代不僅在地理範圍上過於片面並且陷入了所謂“伊斯蘭中心主義”（82頁）。森安甚至進一步對間野所使用的“中亞”概念進行問難，認為這個地理概念排除了內外蒙古以及西藏，過分強調伊斯蘭與佛教文化圈的差異，實際上在歷史時期二者有緊密的互動，不宜割裂二者之間的歷史聯繫（83頁）。

本書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題為《粟特人的登場》以及《唐的建國與突厥的興亡》，這兩章主要強調了粟特人、突厥人對於理解中華帝國乃至中央歐亞大陸的關鍵地位。在第二章中作者先後綜述了日本學界對於粟特人的研究概況，並介紹粟特人的起源、語文以及社會結構，尤其是強調粟特人商業立國的社會特性。在粟特人的社會中，作為自由民的商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這些來往於中央歐亞商道上的粟特武裝商團，早在四世紀前期就已經抵達中國，並活躍於河西、關中以及華北一帶，並在各地建立起商業聚落。這些粟特人在中國所形成的聚落，由特定的領袖管理，並被當時官府的授予“薩保”的稱號，享有一定的自治權。粟特語的薩保（sartpaw）意為“指導者”，最初源於大夏語的“商團領袖”。在北魏至隋代之間，居留在中國境內的粟特人聚落領袖，被統稱為薩保。到了唐代，粟特人的自治聚落被納入州縣制中，粟特人與漢人成為同樣編户齊民制度下的百姓，而薩保的權力範圍也從而被限制在宗教層面，進而轉變為祆教徒團體領袖（130頁）。這些由粟特人建立起的聚落，構築起橫跨中原、蒙古高原乃至於中亞各地的商業網絡。除了商業行為外，粟特人還具有軍團武士的性質，並且活躍於當時的國際外交與政治舞台，而粟特語也因此成為當時廣泛通行於歐亞大陸東部的國際語言。而粟特人的商業與武裝勢力，甚至影響了唐帝國的建立，如近年來學者指出，北魏至隋初間多次出任涼州薩保的安氏一族及其掌握的粟特人軍團，與李唐奪取天下有密切的關聯。不僅如此，從近二十年來新出土的粟特人墓葬材料看來，可知諸如固原的史君乃至於太原的虞弘等人掌握強大的鄉兵組織，與北朝至唐初府兵制的形成有着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所謂胡漢融合的府兵制，除了鮮卑人與漢人外，也有粟特人的身影。森安進一步強調，河西粟特人商團所掌握的馬匹貿易，一方面反映出粟特人溝通絲綢之路東西貿易的商業性格，一方面也體現出其掌握軍事機動性的武人特性。

除了粟特人之外，森安也在第三章中強調了突厥人與唐帝國之間的關係。本章開頭首先援引了陳寅恪所提出的“關隴集團”以及杉山正明主張的“拓跋國家”這兩個相關概念，來説明唐帝國並非單純的漢人政權。根據學者研究，建立唐帝國的核心成員中，具有強烈的非漢色彩。除了第二章結尾部分提到協助李唐建國的粟特人涼州安氏外，唐朝的統治集團核心具有顯著的鮮卑背景。當時的歐亞世界將唐帝國這個具有鮮卑背景的政權視為拓跋國家，這也是為何在《鄂爾渾碑銘》等古代突厥文史料將唐帝國稱為“tabγač”（即“拓跋”之音轉）的原因（164頁）。由此看來，唐朝初年與突厥汗國之間的系列鬥爭，其實是拓跋與突厥勢力的角逐。森安雖然強調唐帝國具有強烈的非漢色彩，卻也持平地認同儒家思想與漢文化對唐朝立國的重要性，並反對將唐帝國與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混為一談。

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趣味》，主要從文化史的視角出發，以胡姬、胡俗、胡服、胡樂以及胡人所引入的物質文化等個案作為基礎，探討唐代的中外交流及其限度。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亂後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內向的排外主義，從而影響到唐樂風格的發展（215頁）。從政治史的角度檢視文化史的發展，是本章的亮點，感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閲。

第五章《粟特文的“女奴買賣契約文書”》，主要是立基於本書作者森安與現任京都大學教授吉田豐在1988年前後合作發表的一篇經典研究（「新疆博物館『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賣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1988，1-50頁）。通過與漢文以及中央歐亞等地出土的佉盧文與大夏語契約文書進行比較研究，本章指出新疆博物館所藏的粟特文奴隸買賣文書部分具有漢文與中央歐亞契約文書的特徵，從而體現出二者之間的文化交流。除了從粟特文契約文書的形制可以看出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外，學者從吐魯番等地出土的粟特人奴隸名冊，也勾勒出唐代粟特人進行奴隸貿易的部分情況。除了第二章所涉及的絹馬貿易外，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亦曾進行過人口販賣，而這些人也成為唐代所謂胡姬與胡兒的來源之一。

第六、第七章分別題為《突厥的復興》《回鶻的登場與安史之亂》。第六章主要描述後突厥汗國的崛起及其與唐朝之間所發生的軍事與外交關係之原委。第七章則討論後突厥汗國衰落後取而代之的回鶻汗國。這兩張共同強調的一個重點，在於粟特人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政權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這些活躍於漠北的粟特人與中國歷史的發展亦息息相關。例如安祿山的生母為突厥人，其養父則為活躍於後突厥汗國的粟特人（267頁）。此外，粟特商人與回鶻汗國亦有緊密的聯繫，這也導致唐朝在藉助回鶻騎兵平定安史之亂後，與回鶻政權合作的粟特商人得以隨後壟斷唐朝與絲綢之路之間的貿易。而除了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之外，粟特人與回鶻人還有共同的精神鏈接——摩尼教。對於回鶻牟羽可汗在公元760年代改宗摩尼教一事，森安指出這很可能與當時安史之亂後回鶻人試圖通過信仰摩尼教的粟特商人與僧侶所建構的龐大政經網絡，來獲取絲綢之路上的國際情報與經濟利益（283頁）。然而牟羽可汗尊崇摩尼教的政策，也導致原本內部保守派的不滿，反摩尼教的勢力也因此崛起，直到公元八世紀末回鶻在北庭戰爭後將吐魯番、焉耆等粟特人聚集的綠洲城市納入勢力範圍後受其影響，終由懷信可汗將摩尼教國教化。

在綜合突厥、回鶻與粟特人與唐代中國之關聯後，在第七章的結尾部分森安試圖從中央歐亞大陸與絲綢之路的視點，對安史之亂的歷史意義進行再評價。過去研究安史之亂的學者，多半從中國史內部的視野，認為安史之亂起源於安祿山與李林甫的政治鬥爭。然而從中央歐亞大陸長時段的歷史發展看來，安史之亂可以被視為征服王朝的先驅，亦即中央歐亞大陸騎馬民族通過結合遊牧社會軍事力與絲路貿易經濟力二者，試圖將南方的中原納入勢力範圍的一種趨勢。然而根據森安本人所劃分的歷史分期，這個趨勢一直要到十世紀北方遊牧文化與南方農業社會進一步深入融合並形成一系列穩定的行政、商業、情報制度，方才臻於完備。而八世紀所崛起的安史勢力，仍不具備這些軍事以外的統治條件，因此森安稱之為“過早的征服王朝”（310頁）。換句話説，就中央歐亞史的脈絡而言，安史之亂雖然仍不具備作為征服王朝的成熟條件，卻深刻體現了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發展軌跡。

第八章《粟特網絡的變質》首先圍繞着一份伯希和在敦煌所發現的藏文文書，即現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著名的Pt. 1283寫本《北方王統記述》。森安曾在其他日本藏學家的協助下，對此份藏文文書進行相關釋讀工作並於1977年發表相關研究成果（「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 ─DRU-GU と HOR─」『アジア·アフ 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4，1977/12，pp.1-48）。據學者考證，《北方王統記述》形成於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內容是“霍爾”（hor）國王所派出的五位使者對當時歐亞大陸東部各地所作的觀察報告，而Pt. 1283應該是當時吐蕃人獲得這份文獻後所形成的藏文翻譯本。這五位由霍爾國出發的使者，報告了他們在歐亞大陸東部遊歷的見聞。根據該報告內容，這些使者足跡分別橫跨今日歐亞大陸東部，西起天山北路及阿爾泰山一帶，北至今日西伯利亞與蒙古高原，東迄滿洲和朝鮮半島（參閲本書附錄的歷史地圖，328-329頁）。關於古藏文“霍爾”的具體方位以及指代族羣，一直國際藏學界從1950年代以來一直有所爭議，如1956年法國學者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提出這五名“霍爾”使者應為回鶻人，而森安在本書中則主張所謂的霍爾實際上即以涼州為根據地的粟特人。經過詳細考證，森安進一步通過Pt. 1283寫本重構當時粟特人在歐亞大陸東部所建構的龐大國際商業與情報網絡，並指出唐朝通過對“興胡”的户籍管理政策以及發放名為“過所”、“公驗”的旅行證照，試圖將遊走於歐亞大陸東部各地的粟特人納入帝國體系，其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粟特網絡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力量（316頁）。事實上，不只是唐朝，如第六、七章所述，突厥與回鶻汗國也曾積極利用粟特網絡的影響了，而在回鶻人協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後，更有不少自稱回鶻的粟特人在中國行商。尤其是在懷信可汗的時代，不少依附回鶻實力的粟特商人與摩尼教僧侶在唐朝的城市中掌握大量資產，對此漢文史料多名之為“回鶻錢”，而森安認為這些資產實際上由粟特人所掌握，因此在本質上其實是“粟特錢”（343頁）。而根據以上脈絡，森安所謂粟特網絡的“變質”，正起因於唐朝、突厥、回鶻等勢力與粟特網絡的交互作用。

終章《唐帝國的黃昏》中主要的重點，在於提出公元八世紀末期回鶻與吐蕃帝國的北庭爭奪戰對中央歐亞大陸歷史走向的重大影響。森安指出回鶻在與吐蕃的邊界戰爭中佔得上風，加上唐朝與吐蕃講和，最終形成了九世紀二十年代唐朝、回鶻、吐蕃三國會盟的鼎立局面，這個局面維持約二十年餘年，直到九世紀四十年代回鶻與吐蕃帝國崩潰。而北庭爭奪戰的歷史意義，在於阻擋了吐蕃帝國的北進，確立了突厥語系的回鶻人在今日中亞的地位，這個影響直至今日（355頁）。至於原本活躍於絲綢之路的粟特人，則由於八世紀中葉以後阿拔斯王朝等伊斯蘭政權進入中亞後，逐步伊斯蘭化而其原有的語言與宗教傳統相對受到限縮。但這並不意味着粟特文化的遺產完全消失，大約在十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前期，粟特文化的影響仍體現在中央歐亞的佛教壁畫及個別語言詞彙中。此外粟特語也被以語言島的形式，被保存在今日塔吉克斯坦境內的雅格諾比語（Yaghnobi）社羣中。而根據粟特字母所創制的回鶻文字，也先後在十三世紀與十六世紀末成為蒙古文以及滿文的構成基礎，從而為後世中央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留下深刻的遺產（356-357頁）。

高昌回鶻城遺址

總體而言，本書論證詳實而視野恢弘，行文流暢而深入淺出，各章節專題環繞唐朝、粟特、回鶻的歷史交往，試圖從中央歐亞的視野重新檢視中國史乃至於世界史，實屬一本難得的歷史學普及讀物。以下謹就筆者對本書在歷史觀點與啓發層面，略加申述，以祈就正大方。在本書第一章中，森安對以間野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商榷。其中包含提倡“中央歐亞”在地理概念上的整體性而質疑“中亞”的地域侷限性，肯定絲綢之路的東西交通作用而質疑強調天山南北交往的“反絲綢之路史觀”。此外，森安也旗幟鮮明的強調前伊斯蘭時期摩尼教、佛教與粟特文化對理解中央歐亞史整體的重要性，並對部分學者在中亞史分期中過分強調伊斯蘭化的作用抱持否定態度（72-84頁）。對此筆者認為，森安與間野之間的立場差異，實際上是日本學術傳統內部所發展出的觀點歧異，就實質的歷史討論而言不必然有所衝突。

森安研究前伊斯蘭時期的“中央歐亞大陸”，強調絲綢之路的東西交流性；間野研究伊斯蘭時期的“中亞”，強調天山南北農牧文化之間的內部互動與中亞的現地脈絡，這兩種學術觀點實際上具有互補而非互斥的關係。中亞歐亞大陸不同時期與地域的歷史與文化，極為豐富多元，在專業化的現代學術訓練下，專精於不同斷代與語種文獻的研究者，就自身的學術訓練，自然對於中亞歐亞大陸的整體有不同詮釋。然而對未來的中央歐亞大陸研究來説，單打獨鬥猶如瞎子摸象；相反地，跨斷代、超地域的協同研究，無疑能更為全面地建構中央歐亞大陸研究的理論框架。如果説森安主攻七至十世紀的中央歐亞大陸史，間野主攻十四至十六世紀的中亞史，那麼從筆者較為熟悉的十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原與內亞史研究範式，亦能得出不同的斷代結論。舉例而言，間野認為中亞的伊斯蘭化起源於十世紀，森安則認為在十四、十五世紀，但筆者認為這兩種斷代法均忽略十七至十八世紀雄踞中央歐亞大陸的準噶爾人，為藏傳佛教徒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自十七世紀後期準噶爾人佔領葉爾羌，至十八世紀中期準噶爾汗國覆滅這段期間，蒙藏佛教徒在中央歐亞大陸建構極為強大的軍事與情報網絡。根據筆者研究，這個佛教網絡的勢力範圍東起清朝，西抵克什米爾高原乃至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這也是何以十七世紀阿帕克和卓與葉爾羌汗伊思瑪業勒發生矛盾後，阿帕克和卓不得不前往塔爾寺尋求藏傳佛教僧人的引介，終於得前往拉薩會見五世達賴喇嘛，並託其尋求噶爾丹博碩克圖的支持。換句話説，蒙藏佛教失去主導地位，主要還是十八世紀中期清朝消滅準噶爾汗國並限制新疆地區蒙藏佛教勢力的歷史因素所致。筆者在此並無意介入日本學界關於中央歐亞大陸史的斷代之爭，而是想指出中央歐亞大陸研究中，不同斷代以及領域的學者間未來進行對話乃至於協同研究的迫切性。不僅如此，研究者應該正視歷史時期的中央歐亞大陸的多元宗教傳統及其兼容並存，不宜將佛教、摩尼教、景教與伊斯蘭教等宗教傳統視為割裂與對立的研究領域。

如果從日本內在的學術傳統上來看，或許也能略窺森安與間野之間的風格差異。森安雖然久在位處關西的大阪大學任教，但是他從大學到研究生階段長期在東京大學學習，師從榎一雄與護雅夫等東京學派前輩學者，因此從日本的中央歐亞史學術譜系上來説，森安無疑更為接近白鳥庫吉、岡田英弘等人。筆者曾撰文介紹岡田英弘其人及學問（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1629），後亦為岡田本人所引用（『モンゴルから世界史を問い直す』，藤原書店，2016，第 5頁）。在該篇拙作中，筆者曾探討疑古思想對白鳥庫吉乃至岡田等東京學派成員的影響。通觀森安全書，亦不難發現東京學派疑古思想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例如第八章中，森安不囿於成説，指出漢文史料中所謂的“回鶻錢”實際上是由依附回鶻勢力的粟特商人而非直接由回鶻人所掌握（343頁）。此外，森安也對漢文史書中關於回鶻借勢強迫向唐朝市馬的記載提出質疑，認為漢文史料的記載存在華夏中心史觀的缺陷（339頁）。這些例子都體現出森安本人繼承了東京學派的疑古批判思想。所謂的疑古，並不是毫無根據的懷疑，而是通過多方比較史料以及詳細邏輯論證，對史料本身進行批判閲讀，而不昧於文獻的字面意義。相對於受到東京學派影響的森安，京都大學出身並師事羽田亨的間野，則相對更代表了京都學派的傳統。而間野與森安的師長護雅夫，對於絲綢史觀的解釋亦有所出入（73頁），這似乎也體現出森安與間野在絲路史觀上的意見差異，背後或許有日本學術傳統的內部脈絡。

​在談及史觀問題時，森安旗幟鮮明地批判西歐中心與華夏中心史觀，並且對間野等人的伊斯蘭中心史觀也有所問難，然而森安本書作為一本優秀的中央歐亞史普及讀物，卻也似乎有意無意地陷入“粟特中心史觀”。可以理解的是，在森安與吉田豐以前的日本研究者，對於粟特文明在中央歐亞大陸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認知有限；而森安主要的學術貢獻之一，就是闡發過去被忽視的粟特人的歷史地位。然而讀者也應該注意，本書可能由於篇幅所限，對於七至九世紀吐蕃及其與唐朝的關係卻涉及較少，僅在第八與終章中略微提及，在書後附錄的參考文獻中亦沒有包含武內紹人、巖尾一史等日本敦煌藏學研究者的傑出著作。此外，對於于闐、龜茲等曾在絲路上發揮重要作用的綠洲王國，以及唐朝在安西四鎮的經營始末，本書亦少有着墨。作為一本概述性的普及讀物，“粟特人與唐帝國”似乎比起《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更適合作為本書的標題，否則閲讀本書的一般讀者或許會對絲路產生一種“粟特中心”的歷史想象，而忽略吐蕃、于闐、龜茲等多元文明曾在絲路上發揮的關鍵作用。至於歸義軍等河西政權與絲路的關聯，森安本書亦鮮有涉及，或許也是讀者需要留意的地方，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考榮新江的相關研究（《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森安對於粟特人歷史角色的闡發，或許着墨過深，卻無疑也是本書的亮點。除了粟特對唐代中國產生的廣泛影響外，本書以曾多處提示粟特文明為中央歐亞大陸整體所留下的深遠遺產，如就文字書寫系統而言，粟特、回鶻、蒙古、滿洲實際上可説是一脈相承（頁357）。從更為廣闊的世界史視野來説，粟特文的淵源又可以被上溯至敍利亞文、阿拉米字母乃至腓尼基字母，從而我們可以畫出如下的中央歐亞文明的書寫系統譜系：腓尼基字母＞阿拉米字母＞敍利亞文＞粟特文＞回鶻文＞蒙古文＞滿文。由此可見，粟特文明在書寫系統上，上接敍利亞文，下啓回鶻文，對於整個中央歐亞大陸的文字發展扮演着承先啓後的歷史角色。

除了直接的歷史遺產外，森安對粟特國際網絡的商業、情報與軍事意義，具有系統而富原創性的闡釋，並且提到柔然、突厥、回鶻等遊牧國家乃至於作為拓跋國家的唐朝對粟特網絡的運用（334頁）。筆者認為商業與情報網絡的擴張與經營，亦是探討、比較中央歐亞帝國的延續性的重要線索。在閲讀森安筆下的粟特人情報網時，筆者不禁時刻聯想起自己正在研究的清朝歐亞情報網。如筆者曾經撰文討論十八世紀清朝如何通過當時活躍於帕米爾高原、西藏、葉爾羌以及中亞各地的拉達克人，蒐集大量關於準噶爾、印度、伊朗、阿富汗乃至於俄羅斯的相關情報。這些由拉達克商人與線民所收集的情報，被先後以藏文、波斯文、蒙古文、滿文等多語種文書的形式傳遞，最終送達清朝。與此同時，清朝對於提供情報的拉達克與藏人，也給予了一定的商業特權以及政治地位（《拉達克與清朝歐亞情報網的建立》，《讀書》2017年7期）。從帝國統治體系的角度，如商業情報網絡以及多語種文書傳遞系統的建立，筆者認為粟特人之於唐朝與拉達克人之於清朝，雖然二者在歷史個案的考證上並無直接聯繫，但對於把握中央歐亞政權的整體歷史發展則具有重要的比較意義，而這也正是近年“比較帝國史”（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所要強調的研究範式。就筆者所熟悉的清史而言，清朝在中央歐亞所構築的情報網絡，並不僅侷限於拉達克一線，而是有土爾扈特、哈薩克、葉爾羌、廓爾喀（尼泊爾）、布魯克巴（不丹）等多條情報渠道；至於唐朝的情報網絡中，是否如本書描述那般由粟特人獨樹一幟，仍有待專家進一步發掘相關史料。

最後，筆者想要強調中央歐亞情報網絡中的宗教屬性，以及未來進行相關比較研究的可能性。森安在本書中精闢地指出，牟羽和懷信可汗等回鶻統治者曾因為粟特人摩尼教網絡強大的國際影響力，而試圖改宗摩尼教（283-285頁）。從比較帝國史的視野來看，回鶻帝國的摩尼教僧人與吐蕃帝國的佛教喇嘛，或許對於帝國的構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共性。就更深遠的歷史維度而言，摩尼教對於回鶻帝國的發展，是否與藏傳佛教對於蒙古帝國和大清帝國的建構具有可比性？換句話説，如回鶻帝國曾通過尊崇摩尼教以進一步掌握粟特網絡，那麼崇奉藏傳佛教是否也為清朝在中央歐亞所建構的情報網絡提供了普世話語的正當性？祆教薩保、摩尼教拂多誕、藏傳佛教喇嘛、伊斯蘭教和卓在帝國的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相似的歷史軌跡？要回答上述問題並進一步建構比較帝國史的理論框架，顯然不可能依靠個別學者的單打獨鬥，未來的研究者如何攜手合作，推動“跨斷代、超地域的協同研究”，進而避免陷入類似森安與間野之間的絲路史觀之爭，應是有識之士所要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