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科技引擎：軍工巨頭的權力密碼_風聞

钛禾产业观察-钛禾产业观察官方账号-领航中国核心产业升级的创新型智库2019-03-07 09:07

2019-03-07

軍工巨頭的權力鑰匙，掌握在誰的手裏？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鈦禾產業觀察（ID：Taifangwu）作者：劉愛國，數據支持：鈦禾產業研究院

2018年10月14日，美國國防部負責運維和採辦的副部長艾倫·洛德，迎來了她上任以來的重要一天。

這一天，軍事通信技術領域的承包商哈里斯（Harris Corp )與L3技術（L3Technologies)宣佈，通過股權置換方式進行合併。這兩家公司的合計市值約340億美元，將超過1997年波音與麥道公司的合併交易，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防務企業合併案。

作為特朗普政府的得力干將，這位面容喜慶的女性副部長，還有一個重要職責，是負責領導對美國軍工企業合併的審核。而所有的審核，將針對潛在問題（包括是否導致壟斷）來審查國內主要防務公司的任何合併。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艾倫·洛德

合併之後，新組建的L3哈里斯科技公司規模將超過歐洲空客、俄羅斯金剛石-安泰，成為世界第七大防務集團。

這場合併案的起因，始於特朗普上任後，市場環境的微妙變化。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2018年，美國國防部的預算增加525億美元，達到5740億美元，增幅達到9%。此外，還有646億美元的海外應急行動（OCO）預算用以應付突發海外軍事行動。[1]這些增加的預算，使得美國突然增加了很多可以用於購買裝備的資金。

而增加的軍事訂單，就成了國防企業爭搶的對象。

拋出胡蘿蔔的同時，特朗普也亮出了大棒。不止一次的通過削減部門預算等手段，要求企業以降價來換取大訂單。這就迫使已形成領域壟斷的軍工巨頭們，不得不考慮壓縮成本，來降低軍品售價。

很顯然，這次合併，是兩家公司根據未來三五年市場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出的一次未雨綢繆的調整。

若是放到西方國家近20年的歷程中來看，這樣的合併案人們或許早已司空見慣。吃瓜羣眾在圍觀的同時，也不禁發出另外一個隱憂：這種直接影響市場格局的合併行為，到底是誰説了算？在企業中並不直接佔股份的美國政府，又如何約束這些股權分散、行為“市場化”的軍工巨頭？

事實上，即使在歷經冷戰和數次對外戰爭的巨大利潤誘惑下，這些能讓地球顫抖的軍工巨頭們也從未失控，而是在五角大樓的“緊箍咒”裏，在“華爾街之手”的驅使下，忠心耿耿，完成着自己的任務使命。艾倫·洛德對媒體説：

“基本上，我們喜歡市場力量發揮作用。除此之外，我們會介入。”

2018年的世界防務產業格局中，不應該忽略另外一支力量的崛起——大洋彼岸的中國，正在自上而下，全力推動軍民融合，並歷經一場規模浩大的軍工資產證券化改造。

這場自上而下的深化改革，直接觸及國家科技和戰略安全最敏感的領域。有人擔心：一方面，產權多元化，國有股份不斷被攤薄後，如何有力約束企業今後的行為？另一方面，如果不充分放開，又如何得到投資者的信任？

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借鑑世界各國的模式，來尋找答案。

跳不出的手掌心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國家，軍工企業完全市場化，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美國的軍工巨頭，看起來在以“市場化”的方式展開競爭，但是這個市場的最終買家只有一個——五角大樓。即使對外軍售，也同樣需要五角大樓擬定計劃，並獲得美國國務院的審批。

而五角大樓的訂單，就是對軍工巨頭最直接的約束。決定需求的人，從來都是這個市場最大的莊家。

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對二戰以來形成的傳統戰爭觀念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戰後，美國軍方積極推進新軍事變革，強調能力對能力的競爭、體系對體系的對抗，迫切需要軍工企業由以前單一武器裝備供應商，轉變為作戰能力與作戰體系提供商。

1993年，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威廉·J·佩裏在一次國防工業主管參加的晚宴上發表演説，公開鼓勵合併。這次著名的晚宴被西方軍工行業稱之為**“最後的晚餐"。**[2]

隨後掀起的軍工企業合併浪潮，五角大樓正是以軍備訂單作為槓桿，來撬動這場規模空前的軍工企業大洗牌。通過近十年的併購和重組，美國原來一些涉足軍工領域的重要企業，如通用電氣、IBM、福特、勞拉、西屋等公司，通過把軍工業務部門出售給頂層的競爭者而退出了軍工市場。而頂層的軍工企業通過併購重組，迅速成長為產業巨頭，美國主要軍工供應商從20世紀80年代的約50家急遽減少到2002年的5家，軍工產業至此進入**“五大巨頭時代”**。

這一時期的美國五大軍工巨頭分別是：

洛克希德·馬丁、波音、諾斯羅普·格魯曼、通用動力、雷神公司

雖然政府沒有直接參股企業，但是給予的訂單，**相當於國家對軍工企業的變相投資。**而政府之所以願意在採購中默認讓企業賺取豐厚的利潤，某種程度上來説，也是為了給予企業持續研發的充足資金。

企業為政府賣命，根本動力還是有利可圖。但對於操盤的莊家來説，從來不會讓閒家無休止的贏錢。

2016年，剛剛當選總統的特朗普在推特上批評，“波音公司正在為未來美國總統建造新型的747空軍一號，但是成本已經失控，超過了40億美元。取消訂單吧！” 此話一出，波音股價一度跌逾1%，一夜之間蒸發十幾億美元。

“我們想要波音公司賺錢，但不是賺那麼多錢！”這是特朗普更早時候對媒體的表態。

除了訂單的“緊箍咒”外，美國政府掌控軍工巨頭，**還有完善的法律與強大的行政干預。**近年來媒體報道中屢屢亮相的《反壟斷法案》，便是其中的一張王牌。

哈里斯和L3技術的合併案時，也有人提出壟斷的質疑。但之所以沒有受到五角大樓的過多幹預，是因為兩大公司的業務線重疊度並不算高，用户羣體各不相同。L3技術專注於情報、監視和偵察設備，以及保密通訊、模擬訓練等設備。哈里斯專注與戰場通訊、電子戰設備、航空管理等業務。”根據美銀美林的分析報告認為：

“互補的產品線可以使合併的公司提高競爭力，擴大產品線，並通過整合降低成本。而且國防部也容易批准兩者的合併。”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另外一樁合併案，則沒有這麼幸運。

1997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申請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合併，以提升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雖然正值合併浪潮的高峯，美國政府考慮到該合併完成後，將打破剛剛形成的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兩強競爭平衡，加上波音公司出手極力阻止，美國司法部出於反壟斷考慮未予批准。

以自由競爭為基石，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這是美國政府的基本態度。環境因時變化，只要符合“國家意志”，政府的“干預之手”也可以幫助軍工企業掃清障礙。

2002年，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收購美國第八大軍工企業TRW公司，此舉遭到行業“老大”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強烈阻止。但美國司法部還是批准了該合併案，因為這將打破洛克希德·馬丁和波音在航空航天領域壟斷多年的局面，形成新的三強競爭格局。新的競爭者加入，意味着採購成本的下降，美國國防部也可因此坐收漁利。

政府強大的干預力，並不意味着“人治”大於“法治”。若是軍工承包商對裁判結果存有質疑，可以通過兩種途徑申訴：向國會政府問責辦公室投訴；或向聯邦索賠法院起訴。這樣至少從程序上保證了競爭的公平。

2017年5月2日，Space X為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國家偵察局（NRO）成功發射了一顆間諜衞星——NROL-76。這是Space X首次執行軍事任務。

以往，美國的軍事發射任務多由波音與洛克希德·馬丁成立的一家合資公司承擔，單次發射的成本在1.6億美元，而獵鷹9號可將成本控制在一億美元以內。

首次執行軍事任務的獵鷹9號

但一開始，美國空軍並不願意給SpaceX機會。2014年，馬斯克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已經決定對美國空軍提起不公平競爭訴訟，以進入國家安全相關的火箭發射領域。最終憑藉極大的價格優勢，如願以償地搶到了空軍的一系列發射訂單。

訂單指揮棒+完善的法律保障，是美國政府掌控軍工企業的關鍵手段。而牽住軍工企業這頭牛鼻子的，還有一條隱形的繩索——資本。

華爾街的旋轉門

無論訂單還是法律制度，背後都是國家意志的直接體現，美國政府即使不直接與企業發生產權關係，也能通過這兩大法寶，給軍工企業戴上“緊箍咒”。但是，真正左右企業行為的權力中樞，卻不在五角大樓，而是在華爾街。

如今的美國五大軍工巨頭，多歷經上百年的發展演變史。從二十世紀初的私人小作坊，成長為叱吒風雲的軍火巨無霸，期間歷經無數次戰火洗禮、資本市場的洗牌、政府救市、兼併重組……股權結構和創辦初期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但幕後真正主導這些軍工企業壯大發展的，一直是華爾街的金融寡頭。

在2019年最新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股東名單中，最大股東是美國美洲基金（American Funds），持股21.69%，其次是美國道富集團（State Street Corporation），持股15.81%，排名第三的是資本研究管理公司（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持股9.46%。

美國三大軍工巨頭的主要股東

這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大股東們，也同時出現在波音、諾斯羅普·格魯曼，以及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這一類新興IT企業的股東名單上。雖然看似股權分散，但主要的幾家股東，卻通過一致行動等條款，掌握着這些企業的絕對權力。[4]而深扒這些機構投資人和共同基金的上層股東，又大多來自華爾街的各大金融財團和富豪們。

這些隱藏在股東名冊背後的超級財團和富豪們，才是美國軍工巨頭真正的主人。但他們並不直接參與企業經營，更多隱蔽在幕後，通過與暗藏在華爾街深處的一道道**“政商旋轉門”**，影響着政界的決策，操縱着整個美國的軍火生意。

大權在握的政府要員，很多原本出身於華爾街。而大量卸任的政府高層，又再次進入華爾街，或者被各大軍工集團聘用任職。美國審計署2008年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從2004年到2006年三年間，有2435名前五角大樓官員被52家主要防務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人數就達1581人。

多年來，這道在白宮和華爾街之間無縫切換的“政商旋轉門”，雖然被無數人詬病，但卻越轉越快，成為美國政壇的一大特色。

與白宮越走越近的華爾街，在特朗普當選後達到了頂峯。這位在競選時痛斥華爾街的地產大亨，卻在當選後第一時間邀請高盛總裁格雷·科恩出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5]也讓他的“3G”內閣——“高盛、將軍和億萬富翁”（Goldman, Generals and Gazillionaires）的稱號更加名副其實。

身價之合超過120億美元的特朗普內閣，成為史上最有錢的團隊。

事實上，華爾街對政壇的影響力早已不侷限於美國國內，已經跨越大西洋，將觸角延伸到了歐洲。

**對於白宮來説，抓住了華爾街的富豪，也就抓住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不管歷任總統競選時如何抨擊華爾街，姑且都當作笑話來聽。

2011年，三位均具有高盛背景的要帥——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意大利前總理蒙蒂、希臘前總理帕帕季莫斯上位的時候，英國《獨立報》曾做過一篇題為《高盛：歐洲新主人》的專題報道。報道中驚呼：

“整個歐元區成了一個高盛集團的項目。當一般人還在煩惱緊縮和就業的時候，高盛系已經在歐元區的權力層進行一場天翻地覆的變革。”[6]

與高盛系“入主”歐洲經濟幾乎同一時期，歐洲最大的軍民一體化集團——空中客車公司的母公司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與歐洲最大防務集團英航系統（BAE）公司的合併案宣佈告吹。

除了英、法、德三國政府的股權分歧外，導致這件曠世合併案被迫擱淺的幕後之手，正是美國人。

歐洲的分歧

2012年9月12日，柏林航展上，EADS和BAE高興的對外宣稱：雙方正在洽談合併重組事宜，並已進入高級階段。這一聲明立刻在全球輿論掀起軒然大波，隨後的一個月內，滿懷期待的媒體紛紛聚焦歐洲，鋪天蓋地的新聞，爭先恐後報道這一焦點事件。

由法、德控股的EADS，和英國控股的BAE公司，在短短28天內展開了高潮迭起的談判。作為此次談判桌上的最大主角，英、法、德三國政府使勁渾身解數，派出了最精悍的談判團隊，為世人展示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三方博弈。

歐洲宇航防務集團（EADS）是繼波音公司之後的全球第二大航空航天公司

這場歐洲史上最大的航空合併案如果得以完成，將一舉超越波音，誕生新的全球最大的航空防務公司。[7]雙方市場和技術優勢將形成完美互補。而間接給三國帶來的就業、工業、國防和國家利益等方面的影響，更是難以評估。

拉鋸談判28天后，媒體卻收到來自三國的聯合聲明，宣佈談判最終破裂。世界輿論一片譁然，此後英、法、德國內媒體流出的報道則是眾説紛紜，均指責另外兩國政府的態度，是導致談判告吹的最大原因。

實際上，導致合併案擱淺的最直接分歧，在於三國政府對於日後新公司股權結構的劃分，以及權力大小。而造成這場談判複雜且敏感的根源，在於英、法、德三國政府管控軍工企業的不同傳統。

政府對軍工企業的產權制度的態度，是由深層次的國家文化和歷史思維所決定。

英國政府受美國“私有化”情結影響較大，更傾向於美國方式，即政府不在企業中佔股，但卻設計了特殊的“金股”制度，通過“金股”，政府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擁有一票否決權。

法國作為大陸國家，長期以來對“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更為看重，政府國有情結更濃。在關係國家安全的軍工企業中，政府往往直接以持大股的方式，直接控制企業。

德國的模式比較另類。這個歐洲大陸最早出現壟斷組織的國家，經歷一戰、二戰和冷戰分裂的洗禮，形成和發展了以大銀行為中心的財團和以工業壟斷組織為主的兩大類財團。其中的代表包括法本、蒂森、弗利克、西門子、克虜伯、曼奈斯曼、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商業銀行）等[8]，他們控制着國家經濟命脈，操縱政治生活。

對於軍工這一類“特殊企業”，德國政府通過另外一種模式控制。即不直接在企業中持股，但通過“根正苗紅”、“政治過硬”的大企業或者銀行財團等持股軍工企業，間接施加影響。

奔馳汽車的母公司戴姆勒集團，最多時候持有EADS公司22.5%左右的股份，後於2013年全部出清。

以此作為背景，就不難理解EADS和BAE合併案告吹的真實原因。法國政府要求繼續在新公司中持有較多股權，並繼續增持股份直到超過10%，同時新公司總部設在法國圖盧茲。而德國人則並不強調直接佔股，但要求影響力方面與法國平衡，並將新公司總部設在德國的慕尼黑。

最終按下否決鍵的是英國人，為這場價值觀存在分歧的談判率畫上了句號。但英國人叫停合併案的背後，股權分歧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卻是美國人的幕後干預。

BAE公司的最大客户之一，是美國軍方。對於英國人來説，整合只是手段，**市場訂單才是最直接的發展動能。**而一旦合併，則不得不顧忌美國人的態度。BAE從一開始就表示，若美國政府不同意這項交易，就不會繼續。

很顯然，受合併威脅最大的，就是美國的波音公司。一旦合併成功，不僅波音進入歐洲市場會受到極大阻礙，甚至連美國本土的份額都有可能被擠壓。而前文中提到，這家曾於1997年出手阻止洛克希德·馬丁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合併的美國第一民用航空巨頭，不會對此事坐視不管。

2012年9月19日，在EADS和BAE宣佈合併談判的一週後，波音防務業務CEO丹尼斯·穆倫伯格即向媒體表示：

“我們認為這筆交易應該接受所有一般監管審查，而交易中的國家安全問題、行業問題等都需要被解決。”

老大哥一發話，而還沒等到美國政府表態，BAE自己就怯場了。深知波音公司與美國政府深厚關係的英國人，及時叫停了合併案的談判。

這場政府搭台、企業唱戲的談判，最終草草收場。表面看來是歐洲各國政府之間的利益分配導致了談判的破裂，實質上是強大的美國在幕後施加無形的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中有一條重要的方針——千方百計阻擾歐洲各國的聯合與統一。若是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理解這次事件，與歐盟、歐元區各種爭吵多年卻仍然無果的談判相比，兩個企業的合併，實在算不了什麼大事。

而此時，另一個能在軍工領域與美國人掰一掰手腕的傳統強國俄羅斯，正走在另外一個十字路口。

普京的手腕

同樣是2012年，在EADS和BAE合併談判的半年前，俄羅斯伊孜瑪什公司宣佈破產。

這家擁有兩個世紀曆史的兵工廠，曾為全世界生產了超過一億支的“槍王之王”AK-47，裝備過全球80多個國家的軍隊。然而，面對前蘇聯解體後，越來越不景氣的國內市場，日益老化的產品線，氾濫的山寨產品，以及全球軍火商的競爭壓力，最終這家國有控股的軍工企業不得不走向破產的邊緣。

這次破產事件在全球軍工界引發的掀然大波，絲毫不亞於半年後EADS和BAE。大量媒體將此解讀為“一個時代的逝去”，“俄羅斯軍工從此將一蹶不振，難以再現當日輝煌”。

實際上，從後來幾年事態的走向來看，這更像是普京對不作為國企的“敲山震虎”，企圖重振俄羅斯軍工的一出“苦肉計”。進入破產重組程序，也是為了**“用市場的手段解決市場的問題”。**

“AK之父”卡拉尼科夫

2013年，“AK之父”卡拉尼科夫去世。同年，併購重組後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團成立。2014年，俄羅斯商人Andrei Bokarev收購了集團旗下伊熱夫斯克機械廠74.9%的股份，並對公司進行再投資。2014年，卡拉什尼科夫集團在嘗試一系列並不成功的民用產品之後，開始謀劃新的轉型。2015年，集團收購了無人機制造商扎拉航空集團（ZALA Aero Group）51%的股權，正式進軍軍用無人機領域。如今，無人機訂單已經佔據卡拉什尼科夫集團最核心的出貨量。

AK-47的破產，對俄羅斯軍工產業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相比於普京對航空航天工業的“大洗牌”，只能算作一個小小的插曲。

2001年，資深財務背景的尤里·拉斯妥奇金在俄羅斯左派“改革者”們的支持下，相繼完成了對雷賓斯克航空發動機製造企業，和留裏卡-土星設計局的兼併。這意味着俄羅斯軍用大推力渦扇發動機和大功率燃氣輪機領域最重要的科研單位落入了私人的掌控。[9]

在掌控了雷賓斯克-留裏卡-土星生產聯合公司後，尤里·拉斯妥奇金（簡稱小尤里）把下一個併購目標瞄準了當時俄羅斯最大的航空發動機生產企業——莫斯科禮炮機械製造生產公司。此舉遭到了禮炮廠總經理尤里·葉裏謝耶夫（簡稱老尤里）的強烈抵制。

廣泛用於Su-27、Su-30等戰鬥機的AL-31F發動機，是留裏卡-土星聯合公司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輿論眼中，代表“改革派”勢力的金融高手小尤里，與代表“保守派”勢力的技術狂人老尤里，圍繞着收購與反收購，展開了一場“禮炮對土星”的世紀對決。雙方使勁渾身解數，動用了一切能動用的政府關係。在小尤里的窮追猛打下，禮炮廠幾乎斷水斷糧。

最終，老尤里憑藉一筆俄羅斯國家進出口銀行的資金，成功化解了禮炮廠的危機，贏得了這場戰爭。而這筆神奇的資金，據坊間傳説來自一個“東方國家”。

在這場世紀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彼時剛剛上任的新總統普京，已經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並且悄悄在謀劃一盤更大的棋局。

**姓“公”還是姓“私”，這是當時俄羅斯改革者們最大的糾結。**時隔6年後，已經大權在握的普京總統，親自登場了。

普京亮相出手不凡。2007年4月，普京簽署總統令，要求先成立2-3家發動機控股公司，最後形成一家發動機製造企業。以此整合全國的發動機企業。此舉在其餘公司推進順利，唯獨受到了尤里·拉斯妥奇金的強烈抵制。

雙方圍繞股份“收歸國有”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土星公司和其關聯企業烏法廠的管理層，聯合抵制國有資金的收購。就在法院仲裁無果、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事態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

原先財大氣粗的土星公司，此刻也面臨着嚴重的資金鍊危機。由於屢屢對抗政府政策，土星公司在試圖找俄國有銀行貸款，和中央金融債券發行機構增發債券時，“順理成章”地遭到了拒絕。

金融危機幫了普京的大忙，終於到了收網的時候。2008年12月8日，時任總理普京親自出馬，參加了土星科研生產聯合公司的會議。會後宣佈，國防工業股份公司將按照市場價格收購土星公司58%的私人股份，收購烏法廠49%的股份以及土星公司持有的烏法廠19%的股份。同時宣佈，國家對外貿易銀行將給予土星公司100億盧布的貸款，並同意增發30億盧布的股票。

經過一年多的博弈，最後一樁硬茬被“收歸國有”，組建聯合發動機公司的主要障礙終於被消除。俄羅斯軍用發動機的研發和製造，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掌控之中。

重組航空發動機產業後的普京雄心勃勃，隨後將目光瞄準了航天和船舶工業領域。將核心戰略性企業牢牢掌控在國家手中，發展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打造“國防工業複合體”，進而拉動整個國家科技工業的發展，是普京胸中的宏偉藍圖。

如今再來回顧普京執政的十九年，這位克格勃特工出身的鐵血硬漢，幾乎憑藉一己之力推動着舉國體制的改革。雖然與前蘇聯時期單一的國有獨資相比，已經具備了很大的靈活性，但這種由人為意志刀砍斧鑿形成的軍工體制，仍然無法讓俄羅斯的軍工產業走出混沌。

首先，沒有良好的市場經濟土壤作為生態基礎，以及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容易衍生出畸形的市場經濟。**不倫不類的國家管控，最終讓“法治”變為“人治”，常常出現顧首不顧尾的窘境。**這是俄羅斯軍工新體制目前面臨的最根本問題。

其次，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國民經濟一蹶不振，軍費預算大幅度縮水，國際軍貿的市場份額也一再被西方國家和中國壓縮。沒有充足的市場訂單滋養，靠人為意志設計的體制也無法得到健全成長。

再次，普京的本意並不是全部國有化，同樣大力鼓勵民營軍工企業的發展。但由於整體制度和市場發育的不成熟，搖擺於“國有”與“私有”之間，**常常一不小心就陷入“一放就散、一管就死”的怪圈。**這也是俄羅斯走向國際資本緩慢的重要原因。

有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作為鏡子，中國的軍工體制改革，是否能夠走得更穩健一些？

啓示：中國的改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事無鉅細的普京，**更像是俄羅斯經濟的“總建築師”，而非“總設計師”。**相對而言，歷經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基礎更加雄厚，市場化經濟發育相對健全，配套工業體系更為完善，且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決策方式，相對於強人領導更為成熟。

鈦禾前文《中航工業改制往事》，詳盡敍述了中國航空工業管理體制68年的創建起步與股份制改造的歷程。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推進方式，雖然走了不少彎路，卻恰恰避免了個人意志強勢主導的“用力過猛”，某種程度倒逼着航空工業上下自我求生，適應市場的生存法則。

中國軍工管理體制改革的最大問題，在於法規制度的尚不完善。而一個體制的完善，既需要頂層的高效推進，也切忌操之過急，讓一切歸於市場的部分，都交給時間來打磨。

政府幹預何時出手，這是極為考驗領導人智慧的一件事。這一點上，美俄差別之處在於，美國擁有更為完善的法制和流程體系，來保證“政府出手”的合理合法性，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錯誤決策的可能。

冷戰的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卻讓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科技強國。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兩國軍工產業體制的根本差異。

蘇聯的軍工產業完全由政府一家投入，軍民互不融合，最終拖垮了整個國家。而美國政府雖然也投入不菲，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支撐——可以調動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資源的華爾街。冷戰後期，軍工科研成果通過“軍民融合”向民用經濟領域轉化，讓國家經濟迅速回血，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參見前文《美國軍民融合史：“大炮”與“黃油”如何兼得？》）

從2003年10月，第一家境外上市的“體制內”軍工企業——中航科工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開始算起，中國軍工產業的股份制改革往深水區探索，已經超過了15個年頭。這15年來，國有控股企業的資本運作日益精進，圍繞產業的資本也越來越成熟。

有業內觀點認為，眼下應着力打造有中國特色的“華爾街”，讓北京金融街成為能與紐約華爾街對標，支撐中國國防工業產融結合的重要力量。

事實上，中國“華爾街”已經初現輪廓。中央財政、資本市場和地方政府這三大傳統資金渠道的身後，更加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資本力量正在悄悄崛起。

聚集中國最重要金融管理機構的北京金融街，能否成為中國的華爾街？

2007年，中投公司成立，原來負責對國有重點金融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的中央匯金公司作為全資子公司整理併入中投公司。這個掌管中國最大筆海外資產的正部級央企，號稱中國“主權投資基金”。初次亮相，便衝入美國股市，拿下了黑石集團、摩根士丹利、美國貨幣基金、花旗銀行等的大量股份，成為華爾街金融巨擘的大股東。

日後中投公司頻繁現身國際舞台，為中國經濟全球化保駕護航，也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及投資充當先鋒。儘管也曾跌跌撞撞，但卻在強大國力的護航下，飛快成長。

除了佈局與國家經濟需求密切相關的礦產資源、基礎設施等海外資產，中投公司近年來在高科技實體公司方面的投資也不斷加碼。2012年，中投公司收購歐洲通信衞星運營公司7%的股份，成為三大股東之一。甚至也投資了英國的羅·羅公司。2017年，中投公司副總經理郭向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基礎設施、高科技、健康醫療將是中投公司未來最重要的投資領域。”

以“安全”作為第一投資原則的中投公司，將高科技企業作為未來重點投資領域，顯示了中國主權投資機構的日趨成熟。

參與到軍工與戰略性高科技企業中的資本國家隊，遠遠不止中投公司一家。近年來的十二大軍工集團的整合重組與股份制改革，幕後少不了北京金融街的身影。航空工業、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電科、中車集團等各大央企之間也紛紛合縱連橫，設立市場化的投資基金。“中”字頭央企摩拳擦掌，在工業、能源等領域投資頗有建樹的中信產業基金，也將目光投向軍工領域。

如今，中國的國防工業正在加速推進新一輪的資產證券化。這些新生的資本力量將深度參與其中。南起復興門內大街，北至阜成門內大街，西抵西二環路，東臨太平橋大街的北京金融街，正以前所未有的高漲熱情關注中國的軍工產業。

300多年曆史的美國華爾街，正在被中國“華爾街”迎頭追趕。

尾聲：新勢力

尼古拉斯·凱奇主演的經典電影《戰爭之王》中有一句經典台詞：

“和平是軍火商最大的風險”。

事實上，軍工巨頭們並沒有因為和平年代的到來而失業。褪去戰爭色彩的軍工企業，沒有人們想象中的血腥味。走入它們的幕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個尖端科技與大工業的完美結合體。

現代軍工企業，是國家科技創新的引擎。驅動這個引擎運轉的燃料，以前往往都是由國家投入。但是現在，情況卻發生着微妙的變化。

2018年，五角大樓拋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單筆軍工訂單之一——100億美元的雲服務合同。競爭者的名單裏，並沒有傳統的軍工巨頭，全部是亞馬遜、谷歌、微軟、甲骨文、IBM這樣的新興IT企業。

在美國，新興的科技企業成為軍方供應商，參與國防工業，早已屢見不鮮。五角大樓的很大一部分訂單，也已經從南方的得克薩斯州和密西西比州，轉移到了加州的硅谷。核心科技的創新，不再單純是由國家發起和投入，硅谷的草根創業團隊，成為“自下而上”推動創新的代表力量。

在中國，這樣的變化同樣在悄悄發生。華為、大疆這類科技企業的創新產品，被軍方及國家安全部門廣泛採用，屢屢獲得不菲訂單。星際榮耀、藍箭、天儀、航天馭星等一大批民營商業航天公司的興起，也讓中國的太空探索領域不再只有國家隊的身影。

2016年，阿里巴巴正式宣佈與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聯手，雙方各出資50%，成立了名為“千尋位置”的網絡有限公司，提供高達動態釐米級和靜態毫米級的定位能力。

阿里巴巴與兵器工業集團聯手打造的“千尋位置”，2016年落户德清地理位置小鎮

這個產業的年輕新貴們，正在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崛起，開闢着新的時代。

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logo上，赫然印着他們的企業口號：“我們永遠不會忘了為誰工作”。這個為國家兢兢業業服務一百多年的軍工巨頭，在白宮乃至全球政商界積累了深厚的人脈關係，也賺取了最為豐厚的利潤。執掌該公司的第一位女性CEO瑪麗蓮·休森，卻仍然具有強烈的危機感。在她執掌公司權柄之後，不斷提出“創新、創新、再創新”的施政方略，而“一邊賺錢，一邊創新”，也是百年洛馬能夠保持屹立不倒的關鍵原因。

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這些叱吒風雲的世界軍工巨頭們，需要時刻斡旋與白宮、五角大樓與華爾街之間。在政治和金融的一個個旋渦中，堅持着自己的信仰與使命。正是他們的不斷創新，才為國家科技騰飛裝上了強大的引擎。這其中如何絕地逢生、化解一次次危機，又如何突圍與破局，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參考文獻：

[1] 第一財經，周佳《美國軍工業史上最大併購案背後：特朗普帶來的機遇與挑戰》，2018

[2] 張兆垠《大道榮光——軍民融合論》，2017

[3] Vista看天下《美國軍工巨頭是怎樣煉成的？》，2017

[4] 吳獻東《軍工企業與資本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從白宮為什麼能“hold住”華爾街上的軍工巨頭説起》，2013

[5] 張全《從特朗普的“富豪內閣”，看華盛頓與華爾街的旋轉門》，2016

[6] 國際先驅導報金薇，王羣《歐洲新主人就叫高盛》，2011

[7] 週末畫報，童剛《最複雜敏感的軍工合併案》，2012

[8] 混沌秘研社《透視德國財團帝國-壟斷資本的逆天改命》，2017

[9] 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民主與俄羅斯航空發動機製造業的毀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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