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盜版，你不覺得羞恥嗎？_風聞

來源:槍稿（ID：QiangGaooooo）

作者:開寅

頭圖丨《京城之王》劇照，影片講述了一名窮困潦倒電影放映員和他的兒子想通過開盜版片加工廠來致富的故事。

百多年來，吾國有識之士的終極之夢，乃是“開啓民智”。但不誇張地説，直到盜版視聽的普及，這個目標才第一次真正地接近實現。“盜版”“盜版”，盜來了難以計數的境外音樂和影像，而它們幫助我們“睜眼看世界”的程度，恐怕遠遠超過了之前種種努力的總和。所以，三十多年來盜版屢禁不止，除了有電視機、影碟機、光盤廠商在“GDP最大”的主旋律下，始終能得到地方保護的經濟原因之外，其實，更有一層超越知識產權法之上的道德前提——人民需要盜版盤。

接下來，請欣賞一則江湖老炮兒之回憶錄，原標題《前網絡時代的私人觀影史》。作者筆名“九隻蒼蠅撞牆”。曾在法國學電影，一不留神拿了個索邦大學的電影學博士證書在家擺着看。還曾是九十年代傳奇的《戲劇電影報：環球綜藝》的創始人之一。

胖鳥的消失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

它似乎意味着我們很可能會失去那些“資源”，進而不得不放棄習以為常的一種娛樂和生活方式：不付費而自由自在地觀看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視產品。

我們究竟是如何開始接受並習慣這些來自於外國的電影和電視作品的？對於九零後甚至是零零後來説，這似乎並不是問題，他們中的很多人將追劇和追片當成了家常便飯。但對於稍微年長的人來説，從視聽嚴重匱乏的貧瘠歲月過渡到現如今的“資源”極大豐富，時間並沒有想象的那麼久遠。

電影在中國也曾屬於“特供”

特別是在還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想看到自己心儀的外國電影並積累起系統而全面的觀影知識與經驗，並不像我們今天習慣的那樣容易。

01

1995年我在上海上學。一個初夏的傍晚我走出宿舍樓，看見食堂門口貼着今天晚上學校錄像廳要播放的片目：《重慶森林》。

那時，似乎我身邊已經很少有人去電影院：八十年代興盛一時的國產類型片風潮已經偃旗息鼓，通過正規渠道引進的外國片也屈指可數，1976年以後北京上海曾經人潮洶湧被擠得水泄不通的電影院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經變得門口羅雀。

但同時，沒事就想看個電影作為娛樂的人數卻呈幾何級數向上增長。當然他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再走進正規影院了，因為錄像機和錄像帶突然在各個家庭普及起來，而錄像廳像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在各個城市的大街小巷。

錄像廳見證了一代人的觀影歷史

想看電影的人要麼三五成羣窩在家裏沙發上盯着電視，要麼像離家在外地上學的我一樣，花幾塊錢買張票鑽進狹窄黑暗的小屋，坐在硬梆梆的摺疊椅上瞪着投影幕布過完兩個小時——雖然觀影條件實在簡陋，但是卻看到了以前從未得見甚至從未聽説過的電影。

應該是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大家開始有了看錄像帶的習慣。我有個親戚八十年代在深圳做生意，住的地方可以接收到各種海外電視頻道。他閒暇時間用錄像機錄下了大量電視頻道中播出的香港和外國電影帶回北京散給親戚朋友們觀看。我記得自己在某個春節坐在七大姑八大姨中間第一次懵懂着看完了《野戰排》《獵鹿人》和《美國往事》，連其中每隔二十分鐘就插播的外國電視台廣告也都照單全收。

等我家也買了錄像機，我便和那時的半大小子一樣轉而變成了港片迷，整天扛着自家的錄像機往別人家躥，翻錄回一盤又一盤馬賽克遍佈、人物眉眼模糊的影像，看熟了《英雄本色》《賭神》《警察故事》，逐漸可以勉強辨認出周潤發、劉德華、張國榮、成龍、元彪和洪金寶。

港片在錄像帶的普及中達到了在大陸認知度的巔峯

現在想來，那可能是最早自發的“盜版”行為，除了滿心歡喜並沒有產生任何的罪惡感。

遍佈街頭的錄像廳此時也幾乎在放相同類型的電影：除了香港武打片和黑幫片就是美國B級動作片，史泰龍、尚格雲頓和斯蒂芬·西格，外加總是一張撲克臉的查克·諾里斯，都成了熟臉兒，偶爾也能看到個把愛情片：我和初戀女友就曾經在北京北展劇場改的錄像廳裏看《秋天的童話》嚎啕大哭，出來手就拉一起了。

當然，在最開放的八十年代，各種禁忌都在被打破，錄像廳可以大張旗鼓地在北京街頭掛出“《軍妓》”或者“《賣身女》”之類的大招牌招攬觀眾，現在哪個影院敢在首都玩這樣的花樣，市容城管早就上門伺候了。

曾經的宣傳詞在當下早已成為被和諧

我中學時代曾經一度好奇，為啥錄像廳裏放的電影都會比我自己翻錄的錄像帶清楚好多，後來才聽人説，大部分錄像廳都有渠道可以從廣東搞到原版香港錄像帶，放映效果自然沒有磁帶翻錄次數太多而導致的失真。

再往後，很多錄像廳門口都貼出了“激光”二字，偶爾買張票進去看，會發現視覺效果清晰數十倍，終於能看清人臉上的痦子了。左右打聽才知道放的這是“鐳射影碟”，因為盤面像黑膠唱片一樣大小，在北京被稱之為“大盤”。這玩意兒因為能以數字方式最大程度保留模擬信號，不會像錄像帶一樣放的次數太多導致磨損。

我一度非常迷戀“鐳射”那清晰無比的放映效果，曾經想説動父母也買一台鐳射影碟機，但一打聽價格就閉嘴了：他倆那時候的一月工資加起來還不夠買兩張光盤，更別説機器了。

日本先鋒公司因採購不到鐳射影碟機零件而最終停產

幾年前看到一則新聞：日本先鋒公司直到2009年才停止鐳射影碟機的生產。而在藍光出現之前，鐳射影碟一直是最清晰、還原度最高的播放介質，超過DVD。這麼看以前我在“激光大盤”錄像廳度過的那些歲月，其實是相當珍貴。

02

我第一次看到VCD是1996年春天在上海虹口公園北門東側的一家音像店裏。貨架上排列整齊的紙盒封套上印着“美亞娛樂”。那時還不知道VCD這東西該怎麼用，差點買回去想塞在CD機裏試試能不能出聲，音像店老闆解釋後才知道需要另買VCD播放機接在電視上才能看。

在學校門口賣打口磁帶和CD的一位“高人”開始收集大量的VCD，儘管他當時並沒有機器可以播放這些光盤。我去他家看過一遍他的收藏以後，才發現VCD的片種和以前看過的錄像帶不大一樣。

在錄像帶時代我只看過香港和好萊塢電影，但VCD卻有大量的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片。我又去虹口公園的音像店，看了半天封面左挑右選買了巖井俊二的《情書》和《燕尾蝶》，半年後才在一個剛買了VCD機的朋友家把這兩個電影看完。

美亞娛樂VCD廣告片段

當我從上海畢業，揹回北京一大書包外國電影VCD，用第一筆工資買了一台三碟連放的VCD機，這樣就可以舒舒服服躺在沙發上，不用動窩把這些日思夜想的電影真正看完（VCD光盤只有800兆容量，所以一部電影起碼有兩張光盤，使用單碟播放機必須中途起身換盤才能看完一整部電影），而它們在我宿舍的牀下已經躺了快一年。

我大概過了很久才意識到什麼是盜版產品，以及這些盜版VCD是通過怎樣的方式和渠道被複制而運送到大陸銷售。它並不合法，但卻帶給了我一個廣大的電影世界，極大地刺激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那時候我並沒有學過電影，但已經跑到三聯書店買回了電影史和電影理論的書邊看片邊琢磨，並嘗試攢齊某一個導演的作品（比如讓-皮埃爾·梅爾維爾）。大概回到北京不到一年的時間，VCD光盤就堆滿了我的一個書架，而我也變成了一家只關注外國電影的報紙週刊編輯。

03

剛去報社上班不久，有天中午在附近的商場閒逛，看到了DVD播放機的樣品。老實説，VCD的畫質着實差勁，某些時候甚至比不上錄像帶，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DVD畫面的時候，被它的清晰度和色彩鎮住了。

常到報社來推銷電影光盤的一位“大神”開始帶來一些DVD。這次，我是先買好了機器，然後才開始鳥槍換炮，將喜歡的片都升級為DVD光盤。

紅極一時的DVD一條街也漸漸湮滅於歷史

由VCD到DVD的轉變非常迅速：進入1999年後不到幾個月時間，北京就在新街口和西四北大街一線形成了DVD電影光盤一條街。在臨街的音像小鋪，或者街道兩側的電子市場裏，隱藏着無數的DVD零售攤點。

開始這些店鋪並不算光明正大，出售的片子也都包裝簡陋，品質低劣，經常出現跳盤、馬賽克和無法讀盤的狀況。但隨後一些裝修正規的音像店開始銷售包裝精美品質優良的光盤，不仔細查看根本分辨不出盜版和正版的區別在哪裏。盤基更好，容量更大的D9盤也隨之出現，如果説以前D5盤在複製過程中經常壓縮影片畫面質量的話，對於D9盤來説則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欣賞到與原版畫質一模一樣的影片。

盜版盤的生意似乎在南方某些省份越做越大，碟友們甚至傳説某些“不法分子”租了萬噸巨輪開到公海，安裝了幾條光盤流水線以後，24小時晝夜不停生產。於是電影光盤源源不斷地被運到北方，從數量到種類都在短時間內達到了驚人的規模。在21世紀初的那幾年，中國的應該是世界電影資源最發達完整的國家。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任何一部電影都可以在街角的音像店裏被翻到。

也正是在這個盜版DVD時代，喜愛看電影的人羣數量驟然上升了。週末DVD店裏總是擠滿了買碟試碟的男男女女，一些緊俏的片子往往一到貨就被哄搶一空，很多人添置了全套家庭影院系統，每禮拜嗷嗷待哺地等着看新鮮出爐的大片。

彼時的他們早都忘記了電影院的大門衝哪邊開。

淘碟是屬於影迷的獨特時刻

DVD買家們迅速分化了：只看美國大片的“發燒友”們聚成了一羣，喜歡看經典老片的人湊成了一夥，而另一些人則只挑法國、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的偏門電影看。連帶着賣家們也提高了水平，有那麼幾家著名碟店老闆幾乎成為了藝術電影鑑賞百科全書似的人物，提起偏門電影或者藝術片導演，無所不知無人不曉。一個傳説是某著名電影學院教授也拿着DVD盤向碟販請教：這是什麼片？這導演是誰？

從1999年到2003年，每禮拜去碟店淘碟幾乎成了我上班以外的第二項工作。我買了將近上萬張DVD，雖然只看了其中一半不到，但依然通過這密集的觀影經驗和隨之而來的電影寫作經驗，成了一個自封的準“電影專家”。

2004年，我在巴黎一家電影學校學電影製作。攝影師出身的老師提到的每一部電影我幾乎都看過，他好奇地問我在哪裏看的這些片，我只好回答：“我都有盜版盤”。

他想了一會兒，小聲對我説：“你不覺得羞恥嗎？”

04

1995年的那個初夏晚上，《重慶森林》散場，我從學校的錄像廳走出來，有點看傻了。我第一次意識到電影原來可以這麼拍而且更動人：晃動的畫面，粗糙的質感，分成互不聯繫的幾段，沒有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人物像夢遊一樣喃喃自語，相愛的兩個人最終也可以是永遠互相錯過……而在此之前，我只覺得《虎膽龍威》好看，《致命武器》精彩，《肖申克的救贖》是傳世經典。

這部後現代主義電影啓蒙了無數的大陸電影青年

現在回想起來，在錄像廳裏看《重慶森林》的晚上，我對電影開了竅。它讓我意識到了電影的各種可能性，讓我不僅僅把它當成消遣，而是終身的興趣所在。這都要感謝學校食堂對面那家播放走私錄像帶的錄像廳。

所以當法國老師問我是不是“羞恥”的時候，我感覺由於文化和生存環境的隔閡，我幾乎沒法回答他。

一方面，每一部電影都是創作者們的腦力和體力勞動結晶。在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從自己的勞動中回收報酬，不但創作者本身甚至連這個行業都會因為無法生存而遭淘汰消亡的厄運。作為一個西方電影從業者，買盜版看盜版，不但是變相的“偷盜”，更像是一種慢性自殺。

站在這個角度，“羞恥”這兩個字並不過分。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生活在一個特殊的封閉環境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不知道外部世界發生了什麼，它是如何運作的，或者另一部分人類的思維情感是怎樣表達的。是電影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同時以最感性和最理性的方式向我們描述了那個外在世界的整體模樣。

在我們狹小且封閉的空間裏，電影為我們打開了一扇參觀世界的窗

從這個角度看，那些以“非法”姿態跨越了國界的錄像帶、鐳射光碟、VCD和DVD又是思想和情感的無形使者，它們不但讓像我這樣的“無所事事者”喜歡上了電影並以它為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幾十年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將我們與那個截然不同地外在世界勾連起來：即使你從未踏出過家門一步，也不會對那個外部世界感到完全陌生甚至充滿敵意，你也會或多或少地明白那些外部世界的語言方式，理解它們有可能在説些什麼。

如此來看，“盜版”又是幸運之神，在我們精神飢渴的時候，“喂”給了我們一些“食糧”，讓我們得到了一些難以通過常規渠道獲得的認知、感受和快樂，使我們和世界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精神同步。

所以，“羞恥”與否，這真是個充滿悖論的無解之問。

05

互聯網帶來了電驢、BT、迅雷、網盤。

電影的傳播甚至擺脱了物理介質的界限，成為一種輕鬆隨意而又迅捷快速的溝通方式。我們似乎是瞬間掉入了海量資源的宇宙裏，四處張望甚至不知該看什麼好。

而在這個時代，是否通過正常渠道，更多的不是錢財問題，而取決於能否快捷、準確、完整和自由地獲得資源。沒有了界限，我相信很多人都真誠地願意掏腰包按需付費。

當然，我們也經歷了人人影視、射手以及如今胖鳥地倒掉。

前幾天還有不止一個人向我抱怨：網絡資源時代，十幾年前買的那些DVD電影盤不知該怎麼處理，扔了可惜，留着佔地兒！

我很想這麼勸他們：先存着吧，説不定你以後還會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