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得了戰場，開得了拖拉機：近代中國女性如何實現自我解放？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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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二萬萬多的女性不願做奴隸.……我們要負起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找到共同的敵人，我們要保護領土的完整，民族的生存，我們要做新的婦女，誰説我們不能做中國的主人。”

這是1936年《婦女生活》刊登的《婦女解放曲》中的歌詞。雖然近代以來，女性解放的呼聲不斷高漲，婦女運動也此起彼伏，但終究限於部分開明之士的搖旗吶喊和對迫害婦女的封建制度的口誅筆伐的形式上，具有新思想的女性也僅限於少數精英，規模、力量和影響有限，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潮流。更多的中國婦女，尤其是廣大下層婦女仍然深受傳統習俗的影響。

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政府意識到必須要發動舉國之力實行全民抗戰才能應對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的戰爭，婦女作為全國民眾的一分子也應肩負參戰救國之責任，強調婦女要具備國家使命，肯定婦女的社會價值和民族意識。

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同樣看到了婦女潛在的抗戰力量，針對婦女發起了號召，“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這是沒有問題的”；“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天下興亡，匹婦有責”

在政府高層的動員下，中國廣大婦女踴躍參與了抗戰，後來宋美齡將其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婦有責”，“喚醒這些沒有參與工作的婦女，使她們知道她們的袖手旁觀，沒有盡她們同舟共濟的責任，實在是嚴重的罪惡，實在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同胞，同時也對不起其他的女性，讓大家都得知道，我們是共同處在一條船上的，使這一條船渡過驚風駭浪，達到彼岸，乃是我們人人所共有的責任，人人應該出力的”。

“誓志為人不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兒若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未惜頭顱新故國，甘將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

這是著名抗日民族女英雄趙一曼烈士留下的詩篇，趙一曼曾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二團政委，率軍民與日寇浴血奮戰在白山黑水之間，在與日寇殊死搏鬥中為國捐軀。

中國的婦女解放是與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聯繫在一起的。在政府高層的動員下,中國廣大婦女踴躍參與了抗戰,後來宋美齡將其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婦有責”。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也看到了婦女潛在的抗戰力量,針對婦女發起了號召。圖為抗日戰爭時期,組織起來平毀日寇封鎖溝的解放區婦女。（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抗日戰爭中，還有很多女性像趙一曼一樣，奔赴戰場，在這場衞國戰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像喻尊霞、安順花、冷雲、李林、成本華以及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眾多女性，與中華男兒一起，浴血奮戰。廣西女學生軍於1938年春長途跋涉到達鄂豫皖抗日前線，深入到大別山區堅持戰鬥；由流亡學生組成的浙江婦女營，深入敵後打游擊，一直堅持到1941年夏天；東江縱隊娘子軍曾使日軍聞風喪膽。此外，還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女指揮員，如康克清、李貞、危拱之、陳少敏等。

抗日英雄趙一曼( 1905-1937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除了直接上戰場，還有一些女子以筆作武器，揭露侵略者的罪惡，喚醒民眾。著名女作家丁玲組織的18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和胡蘭畦率領下的上海戰地服務團，活躍於敵後和前線戰場，以秦腔、京劇、相聲、快板等多種節目形式為戰地軍民演出。包括蕭紅、王瑩、延安抗大留日女學生在內的知識女性，還創作、拍攝了一系列抗戰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文學作品《生死場》 《曠野》，話劇《包圍大武漢》 《炸彈》以及電影《風雲兒女》《八百壯士》等，吹響了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號角。同時，一些知識女性還創辦了大量的婦女刊物，全面抗戰八年期間共創辦了《婦女生活》《戰時婦女》《婦女界》《新運婦女》等130多種婦女報刊，這些刊物都把宣傳抗日、喚醒婦女覺悟放在了第一位。

除了直接上戰場,還有一些女子以筆作武器,揭露侵略者的罪惡,喚醒民眾。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8月12日,以抗日軍政大學二期四大隊部分學員為主組成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為團長。圖為“西戰團”中的女團員合影,左一為丁玲。（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抗戰為中國婦女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自己的契機。她們的自身權利意識也得以覺醒，社會價值觀形成，開始走上了擺脱封建枷鎖，追求各項基本與生俱來的自主權利的道路，爭取政治、經濟、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平等自由，以捍衞和維護自己的權利。

抗戰期間，有大量的女性或在戰地從事救護傷員工作,或在後方努力為抗日官兵籌集趕製生活物品,或在後方全心救助教養難童,全心支援抗戰。圖為1940年,在晉察冀邊區淶源縣楊家莊慰問所的婦女們正在給前方八路軍戰士做軍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家庭人”轉變為“社會人”“國家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婦女經歷了一個從地位不平等到平等、從家庭走向社會、從社會解放到個體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

新中國利用國家政權通過立法的形式賦予女性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並且確認女性進入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再加上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持，婦女解放由此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1950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婦女利益的傳統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證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婚姻制度。《婚姻法》頒佈以後，廣大婦女以之為武器，倡導自由戀愛，爭取自己幸福美滿的婚姻。

《新中國婦女》（1951年1月）刊登了一個案例，一個女孩子做了童養媳後，公婆經常打罵她，把她打成了殘疾還逼着她幹活，她不堪忍受，告到法院，法院依據《婚姻法》解除了她的婚約，並且責成婆家負擔她的醫藥費。這部法律使婦女在婚姻領域獲得瞭解放，從根本上解除了中國幾千年傳統婚姻制度對婦女的束縛和壓迫。

據北京市對1950年5月至10月婚姻狀況的統計，自由結婚的有6686對。河北省定縣小辛莊，在婚姻法頒佈的幾個月內，由男女雙方自主訂婚、結婚的就有15對。據河南鄭州專區34個鄉的統計，1950年下半年就有469個寡婦自由結婚。

1950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婦女利益的傳統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證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婚姻制度。圖為《婚姻法》頒佈後正在舉行婚禮的一對新人。（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離婚自由是婚姻自主權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比之結婚自由更加來之不易。在《婚姻法》頒佈後，各地的婚姻訴訟案件顯著上升，其中，絕大多數是離婚案件，提出離婚的又大多是女性，理由絕大部分都是包辦婚姻、婚後被虐待等。

據1950年對32個大中城市和20個省34個縣城的統計，提出離婚者共21433人，其中女性佔76.

56%。另有資料表明，從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中南六省受理婚姻案件90425件，其中婦女主動提出的在7萬件以上。一些先進女性還帶頭成立婦聯組織，將女性同胞團結起來，進行自我解放，自我服務。一些民間婦聯組織有效地填補了法律的漏洞（如對家暴的管理制度），並督促政府切實維護廣大婦女的權益。

婦女從婚姻、家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為她們走出家庭，進入社會，順利參加勞動生產，從“家庭人”轉變為“社會人”和“國家人”奠定了基礎。

宋慶齡曾説過：“‘解放’不會是別人裝在銀盤子裏給我們送上來的。我們必須自己爭取解放，而沒有政治覺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取得經濟上的獨立，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在國家的大力動員下，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才能獲得解放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勞動上的同工同酬體現了婦女與男性一樣獲得了平等的經濟地位，這種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度保證了婦女經濟上的獨立，使婦女成為家庭財富的生產者，她們與丈夫共同勞動，共同是家庭經濟的支持者。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

正如毛澤東所言：“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1950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使廣大婦女獲得了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土地所有權和處理權。許多童養媳、寡婦及還俗的尼姑也分得了土地。第一次擁有自己土地的婦女，開始在屬於她們的土地上勞動。

在城市中，女工的人數不斷增加。1949年末全民所有制各部門女職工的人數為6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的7. 5%，到1956年末，女職工的人數是326. 6萬人，佔職工總數的13. 48%。廣大婦女在積極參加生產勞動期間，湧現出許多勞動模範，出席1950年全國工農兵模範代表大會的農業生產模範198名，其中22名是婦女。1952年，中央農業部授予在“愛國生產競賽”中表現突出的李田英、冷月英、崔玉霞、李竹青、藍陳香、何四祗、黃慶芳等7名女模範愛國豐產獎和獎章。

這一時期，在許多歷來由男子壟斷的行業中，都出現了婦女的身影。比如新中國的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梁軍，當她第一次開動拖拉機的時候，老百姓在後面緊跟着，邊跑邊喊：“看!女人開火犁了!”

1950年3月8日，新中國出現了第一輛由女司機田桂英駕駛的火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由於她們（田桂英、畢桂英、王寶鴻）的努力安全行使4萬公里，榮獲“婦女的火車頭”的錦旗。新中國的第一個女調度員孫孝菊，不僅成了一個熟練的調度員，並且還創造了卓越的工作成績，被選為省、市勞動模範和全國鐵路模範。長江航道上出現了第一個女駕駛員——林幼華等等。

/新中國成立後,在許多歷來由男子壟斷的行業中,都出現了婦女的身影。圖為新中國第一位女火車司機、全國勞動模範,駕駛“三八"包車組的田桂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隨着經濟上的解放，婦女開始了參政的歷程並繼續向政治解放的目標邁進。1953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明確規定婦女享有和男子一樣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利，為婦女參政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據和保障。通過參與政治生活，婦女具有了與男性同等的人格和尊嚴，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

在1953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選舉中，婦女們對選舉各級人民代表表現出極大的政治熱情，十分認真地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在選舉過程中，有許多沒有名字的婦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遼寧省鞍山市馬驛屯一位老大娘沒出嫁時，人家叫她劉姑娘，出嫁後叫她小媳婦。在選舉中，她孫子給她取名叫“劉文明”並端端正正地寫在了選民證上。

《新中國婦女》1950年10月號刊登了一組文章，講述普通女性的故事。其中一個女工是個年輕的寡婦，念過2年書，一直抱着為夫守節的念頭生活。人民政府成立後，她學習的熱情被調動起來，最終成為一名政府幹部；另一名是農村曾經做過童養媳的女性，積極參加農村工作，成為村婦聯主席，

可是她沒有文化，不識字，工作起來有很大的不便，於是她組織村裏的婦女成立識字班，開始學習文化知識。有些婦女生平第一次能夠認識並書寫她們自己的名字了，這一舉動極大地提高了她們的自尊心。

/在城市中,新中國成立後,女工人數不斷增加。廣大婦女在積極參加生產勞動期間,湧現了許多勞動模範。圖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州女勞模們在接送她們的車上合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

眾多的婦女參政，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然而，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並不侷限於政治、經濟地位的改善，要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還必須提高女性的文化修養。

新中國建立初期，90%以上的婦女都是文盲，在農村，婦女則佔文盲總數的95%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了100%，這種落後的文化狀況與她們迅速提高的政治、經濟地位很不適應。為解決這一矛盾，新中國建立後，在全社會掀起了掃盲運動。到1956年全國已有890萬人擺脱了文盲狀態，其中婦女約佔半數。當時，社會上激勵和教育女性的刊物也特別多，包括《新中國婦女》《婦女園地》《西北婦女畫報》（以農村文盲婦女為對象）等刊物。

這些刊物不僅豐富了婦女的生活，也通過輿論宣傳重新塑造了婦女的新時代形象。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率先做出禁娼決定，關閉妓院，將妓女集中起來進行思想教育，懲罰妓院老闆和貪贓枉法的警察，並舉行控訴大會。政府還組織為其醫治性病，儘管當時國家百業待興，財政困難，但是北京市政府還是撥款一億多元來治療他們的性病，幫助她們建立正常生活，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由此一來，幾千年來摧殘婦女身心健康的社會毒瘤被完全剔除，婦女的身心得到全面解放，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在抓婦女社會教育的同時，政府也十分注意女子正規教育。1951年，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及師範教育會議又明確提出，從1952至1957年，爭取全國平均有80%的學齡兒童入學，從1952年開始，爭取10年內基本上普及小學教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人民政府十分重視適齡兒童的入學，要求各地肅清男尊女卑的舊觀念，真正保證女孩接受普及教育。還在一定時期保留單設的女子小學。這些措施，對女子教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新中國婦女同舊中國婦女所處的悲慘境地相比，無疑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為以後中國婦女的進一步解放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但婦女解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長期遺留下來的重男輕女思想及把婦女當作商品的觀念，還遺留在一些人的心中。另外，在進行婦女解放的過程中忽略了婦女自身的特點，過分地強調男女平等，從而忽視男女固有的身體差異等問題。對待兩性平等的認識不能停留在表面，女性在現代社會有着適應自身特色的職業，同樣能夠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後，作為一個開放社會中帶有鮮明性別特徵的女性自主意識逐步覺醒，大量直接服務於婦女羣眾的婦女自治組織開始出現。婦女開始從封閉的、性別模糊的“社會人”“組織人”中分離出具有“自我”性別意識的“女人”，以一種嶄新的姿態走進社會生活。

（參考資料：郭海文《女子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阿蒙《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力量從何而來》；周錦濤《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農村的女性解放》；劉春傑《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婦女運動芻議》；孫麗蘋《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餘姣《建國初期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研究》；呂龍延《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朱曉慧《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婦女解放:人權視角的透視》；何平《國家在場下的婦女解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