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女性，會用智力和勞動讓世界更美好_風聞

在當今社會，如果有才華有天賦的女性，她們的價值沒有發揮出來，這對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浪費。

隨着信息社會的到來，知識經濟在社會生產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之際，通過一篇文章簡單地回顧女性在知識領域的發展歷史，探討知識女性的發展未來，以此鼓勵更多女性參與知識經濟當中，有其不可忽視的社會意義。

當女性開對知識有所追求，並不只停留在「知性氣質」的審美概念，更不要成為消費主義圍追堵截的工具。女性要切實地參與到社會經濟、技術科研等領域當中來，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從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談起

雖然近來年社交媒體不再如十幾年前，對女博士進行諸如「世界上有三種性別：男人、女人、女博士」，「本科生是小龍女，女博士是李莫愁」的公開羞辱，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在科研界，很長時間並沒有女性的一席之地。

1754年，德國給女性授予的第一個醫學博士學位。但這次的博士授予給女性，或許是一個偶然事件，只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甚至也難以知道這位女性博士的姓名。在這之後的一百年之中，再也沒有一位女性獲得過博士學位。

直到1867年，歷史上才出現了第二次授予女性醫學博士的學位出現。而在美國，到了1877年，才有了第一位女性獲得的博士學位。而在此後，女性漸漸進入了科研領域，在探索未知的這條路上，開始了艱辛的征程。

「馬太效應」和「瑪蒂爾達效應」

説起著名的女性科學家，世人皆知歷史上第一位諾貝爾女性獲得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教授，居里夫人；或者得益於自媒體傳播的，以驚人美貌和傳奇經歷被關注的無線通訊之母海蒂∙拉瑪。但是，在女性開始從事研究工作之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她們的貢獻仍舊很難得到認可，或者説是“隱性的”。

 

我們熟知的「馬太效應」一詞，一開始的出現，是由美國學者默頓提出來的，來為學術界的名聲累加偏好而鳴不平：一些無名的基層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容易被歸為大科學家的名下。於是在科研成功的積累中，窮者窮，富者愈富。但是，當人們把同樣的視角看向女性科學家羣體的時候會發現，女性所做研究的重要性卻經常被忽視，其科學貢獻也常常歸於男性。而這種效應，則被描述為「瑪蒂爾達效應」。

瑪蒂爾達效應的出現，是社會性別建構的產物，由社會建構出來的女性氣質比如感性、柔弱、不擅長數學等氣質，與科學家的氣質相沖突，使得女性在科學中的晉升機會被阻斷。因而使得女性在科研生產能力上表現得不如男性。這一現象並非是女性羣體的空口之言，只需要我們稍微仔細地在歷史中翻找一下便能發現許多事蹟，此處只挑幾個經典案例。

英國伯爵夫人愛達·勒芙蕾絲，作為一個有天賦的數學家，是第一位主張計算機不只可以用來算數的人。她為查爾斯·巴貝奇寫了機械師通用計算機的作品，裏面包含了世界上第一個計算程序，卻並未歸於自己名下。

1944年因放射化學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奧托·哈恩（Otto Hahn），這份榮譽應當和他的助手女性莉澤·邁特納共享，但卻被他曖昧推脱。DNA結構這一偉大發現，一直被歸功於佛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而非其女性助手羅琳莎·富蘭克林，而她在這一集體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甚至是連馬太效應這一概念本身，也是瑪蒂爾達效應的一個經典案例。因為默頓沒有給他後來的妻子，當時的研究助理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相應的認可。默頓後來坦白説：一直到現在（1973）我才遲鈍地發現，我其實非常依賴朱克曼的考察和材料，顯然，許多發表的論文應該是我們聯合成果。

 

愛達·勒芙蕾絲（Ada Lovelace）

由此可見，在早期的科學研究中，女性在數學、計算機科學、物理、生物學等領域，就做出過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最早對女性正式開放的學科，卻只有植物學、人類學、考古學和社會學一類的學科。植物學早在19世界的時候，就吸引了業餘女性研究者，而到了20世紀則出現了職業的女性科學家。直到現在，在需要數學的學科專業中，比如工程學、經濟學、數學等專業裏，女性從大學本科到科研領域所佔的比例都嚴重不足，而在社會科學領域裏，女性所佔的比例則要相對正常很多。

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女性天生沒有數學的大腦，前文裏早期的女性已經用行動證明過了。而2014年發表的一篇對女性在學術界的集大成研究，在對男女性做了整個生命歷程分析（life-course analyses）之後發現，男女性所謂的在空間和數學的差異，並非來自生理上的差別，而是來自於自幼兒園就開始的，對男女性數學教育和期望的區別對待。

在成長過程中，當得知自己的數學能力更不容易得到認可的時候，許多女孩子便自動放棄了在數學上取得更好的成績的可能。五歲的時候，女孩子被告知數學是男生學的，然後到了小學、中學，這種刻板印象一再被加強，最後到了大學男生進入理工科領域的意願，平均是女性的兩倍。而根據筆者自己在大學工科讀書的經歷，像機械這種專業，男女比更是可以高達7:1，所以，對女性數學教育的核心影響，還是在大學之外基礎教育。

紅旗下的女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而説到女性智力和生產力的解放，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其優越性的。作為生在紅旗下的女性，我們被鼓勵「女性能頂半邊天」。建國之後，在經歷了義務教育的普及，計劃生育，以及《婚姻法》的改革之後，越來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的社會經濟建設當中。這一點，和台灣的對比，就可以看出差別。

研究者在北京和台北招募不同年齡的參與者進行試驗調查之後發現，從收入、勞動參與等各個層面，大陸的男女平等都做得更好，大陸的女性都比台灣女性更傾向於競爭。在1958年出生在大陸的這一代，女性的收入竟然還超過了男性，而在台灣，男性收入遠高於女性。

與之相呼應的是，在柏林牆立起來之後，對東德和西德的女性對比研究發現，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東德女性比西德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也更願意投入競爭，重視職業的成功性。早在1920年代，蘇聯便加大新女性的社會宣傳，將新女性的形象分為社會功能、母性和家庭型三大特質，着重突出新女性的社會功能。社會主義制度下，女性的生產力被解放，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大陸的男女平等比之於日韓、台灣，在這方面有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感。

到了改革時期，我國進入市場經濟改革，我父母的這一代人中， 女性大比例地投入了一線生產線中，在如各種工廠，比如印刷廠、紡織廠貢獻了巨大的生產力。在2003年，深圳以出口導向型工業為重的發展早期，年輕女工佔到了70%的總人口。關於這個時代的深圳打工妹，可以參考作家盛可以的《北妹》，以湖南打工妹在深圳漂泊的視角，細窺那個時代。而當女性走出農業生產，投入到城市化進程中時，也獲得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識訓練的機會。

這種優勢也延續到了現在。在2016年《自然》雜誌發表的Science Stars of China這篇新聞特寫文章中，評選出來的十位中國科學之星，便有四位是女性。包括神經生物學家葉玉如、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基因編輯專家高彩霞小麥基因編輯難題、遺傳學家付巧妹。這個情況的出現，得益於我國的教育發展。早在2004年之後，中國大學以上教育成都中，女性的比例就超過了日本，到了2010年更是超過了世界的平均水平，再一次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當今單薄的女性公共形象

在我童年模糊的記憶裏，會聽到我外祖母那一代從事農業生產的女性討論，誰家女性在特殊時期，比如懷孕或者哺乳恢復期，因為過重的體力勞動，導致早產大出血、或者子宮垂脱、或者落下各種疾病。可見，即使是在農業社會中，底層勞動婦女也在盡全力地發揮着重要的生產作用。

尤其是在南方種植雙季稻的地區，女性在田間勞動的參與度很高，包括插秧、收割、曬穀等環節，都有女性的參與。而在被身邊的堅韌女性切實的激勵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上一代潛移默化地看到許多激勵人心的女性形象，比如《紅色娘子軍》《英雄兒女》等。《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段則是我的祖母在我兒時教給我的第一首歌。

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傳媒業蓬勃發展，但是這幾年並沒有出生動而立體的知識職業女性形象出現。除了迪士尼公主動畫片和故事，我無法找到更接近我們自己的生活的現代女性形象給我女兒進行榜樣教育。而電視劇中，諸如《歡樂頌》中的海歸精英安迪，或者《創業時代》中的二代那藍，要麼經歷傳奇智商逆天，要麼出身優渥天生開掛。

這種猶如公主般不真實的精英女性肥皂泡形象，反而可能對女性參與社會生產起到了一種反面暗示作用：女性要當CEO，要做知識經濟時代的成功精英，要麼有逆天智商，要麼有逆天顏值。這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文化產品的生產者自身認知落後，且不需要深入去思考和挖掘觀眾的隱性需求就能獲得大量市場和利潤。

可以説，當今被消費主義裹挾的影視和自媒體所展現的女性，其意識形態可能是落後於現實的。根據我個人經驗的觀察，我們這一代90後中，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了海外的碩博士教育，投入到科研或者知識工作領域當中來。並且普遍得到了家庭的支持，婚戀壓力上也並沒有比同齡普遍的女性來得更艱難一些。那些所謂的女博士嫁不出去的「剩女羞辱」，似乎並沒有對這個羣體產生太大的影響。

除了科研圈子中，因為女性相對稀有之外，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即使是在婚姻中，在打破了男性壟斷社會資源之後，女性順從換取婚姻資源的方式已經落後了。

婦女節，要鼓勵女性迎接更多可能

雖然，在整體的媒體輿論裏，我們已經大體告別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落後糟粕對女性的壓迫。然則，我們還是能偶爾在諸如抖音這樣的平台看到「過年女人不上桌，家庭更興旺」的反彈言論；我們還是會面臨「女狀元和女科學家，以及女CEO不成比例」的社會現象；甚至還是會在幼兒園之類的地方聽到「女孩應該看公主的書，不應該沉迷算數」的言論現象。

在我們如日本一樣，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時，由於人口結構失調，導致的勞動力缺失必然是一個不可逃避的問題。其解決方法絕對不是把女性趕回家裏，全方位地打壓女性在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可能性。在日本就已經被證明了，這條路就是一個坑。因為即使把女性趕回家，也不會得到多生娃的反饋的：在一個結構失調，不健康的社會里，人們是沒有信心和安全感來生育後代的。同時，一個追求不斷發展和超越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包容的、開闊的、有遠見的民族，絕不對讓另外一半的戰友掉隊。

因此，在今天的國際勞動婦女節裏，在這個向知識和信息科技轉型的社會時期，我們可以給予身邊的女性不一樣的禮物。我們可以送女友或者妻子一本書，而不只是一支口紅；我們可以送女兒一個積木或者機器人，而只不是裙子或者洋娃娃；我們可以多關注周圍女性的智慧，而不只是裝扮精緻的臉；我們完全可以擁抱一個理智而有趣的女性羣體，一起用智力和勞動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時代。

最後：也寫給我的女兒，願她能在知識的世界裏，獲得終身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