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評估：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中的淨評估問題_風聞

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中的淨評估問題

——再讀毛主席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體會

遠望智庫淨評估中心主任、首席專家 易評估

前些年，我陸續寫過幾篇《淨評估與軍事辯證法思想之比較》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文章，不斷地説《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淨評估理論的基礎和核心、《論持久戰》是應用淨評估的經典範例，在不同的場合還作過幾次學術報告，也多次參加了相關的座談諮詢。眾所周知，現階段關於戰略評估概念的書面共識是指“對戰略的制定或實施效果進行的綜合評價和估量”。但這在實際應用中出現了兩個誤解：一個是把“戰略制定”誤解為“制定的戰略”或“戰略制定的過程”，搞錯了戰略評估的對象；一個是把“實施效果”誤解為“實施效率”，搞不準戰略評估的對象。這在戰略研究與戰略評估領域是比較普遍和比較嚴重的問題。因此，最近在討論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戰略評估問題時，一些領導和朋友認為我還有必要多説幾次，而且要明確講到“淨評估”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問題，現階段特別需要強調戰略評估的“淨”的特質。

一、由博伊德的“OODA理論”談起

一些領導和朋友堅持説，美國著名戰略理論家約翰·博伊德的“OODA理論”（決策週期論，即：“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循環往復）是在講了1500場之後，才被政府和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建議我就淨評估與戰略設計和戰略實施問題，或寫或講，要不停地發聲。認為只有如此才可能為更多的人知曉，進而真正發揮作用，因此決定今天再次敍説一番。

據坊間傳説，博伊德先生在世時，每到聖誕節他就要面對毛主席的畫像拜謁一番。這事兒着實難辨真偽，究竟如何當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約翰·博伊德讀過毛主席1936年發表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特別是其中的著名診斷：“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並且在1977年從中悟出了“OODA理論”。當我第一次接觸博伊德這個理論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的這個著名診斷，因為在我軍一些司令部的會議室裏就懸掛着以此為內容的牌匾。

我注意到，將毛主席的這個著名論斷“拓撲”處理後，就是“正確部署←正確決心←正確判斷←必要偵察”四個環節的循環往復。後來者將“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合併為“戰略評估”，整個鏈條就減化為“戰略制定、戰略實施、戰略評估”三個環節。或者將“正確部署”理解為“戰略實施”、將“正確決心”理解為“戰略決策”、將“正確判斷”理解為“戰略判斷”、將“聯貫思索”理解為“戰略評估”，並將戰略實施前一系列活動理解為“戰略籌劃”，這樣就形成了“戰略判斷、戰略決策、戰略籌劃、戰略實施、戰略評估”五個環節。可以説萬變不離其宗。從中也不難看出戰略評估的關鍵作用與重要地位。因為敵對雙方都處在不斷變化的動態之中，而戰略實施也是需要時間過程的，因此，在戰略實施的過程仍然要進行不斷地進行戰略評估，以確保上述各個環節的正確性。

我想説的是，美軍的戰略和作戰理論發展都很快，我們有些研習人員缺乏理論自信、忙不迭地跟風，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其實從根源上講，美軍一些重要理論是跟我軍學的。我們對於自己的一些“傳家寶”的研習很不夠，開發利用的程度遠不如人家。我們亟需找到原因，儘快改變這個局面。

二、再説馬歇爾的淨評估理論

順着前一個著名論斷往下看，又是一個著名論斷。毛主席説：“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我反覆學習和理解後發現，安德魯·馬歇爾提出的美軍淨評估概念居然直接取材於此。也因此我説淨評估既是美國的也是中國的，將淨評估“中國化”是偽命題，我們需要做而且正在做的是將其“再中國化”——讓淨評估“認祖歸宗”。事實上，早有學者將美軍淨評估追溯至中國古代孫武所著《孫子兵法》，美國淨評估專家對此也從不諱言。

我深切地感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就是“淨評估”之“淨”。毛主席在這裏分明講到，研究戰爭和作戰問題要按照“淨盡”的要求，通過“淨化”的過程，進而得出“淨值”（淨的結果）。毛主席確切講到，必須進行靜態的比對和動態的交互。我學習和理解，這就是要作競爭性/對抗性的評估，這就是戰略、戰役和戰鬥決策之前的全面分析與評估——淨評估的過程，屬於戰略設計或戰略制定的範疇。

毛主席不僅講到淨評估在戰略設計或戰略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而且強調了這樣做的必要性。毛主席在這裏批評了兩種“軍事家”，他鄭重指出，“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照了去做就會倒黴、就會吃苦頭。而“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換言之，如果沒有上述這樣一個淨評估的過程，沒有比對（對比）和交互（相互）的研究，那麼所設計或制定的戰略就不靠譜，就不專業，就不值得遵循。對此我在一些場合説“戰略評估是競爭性/對抗性的評估”“沒有對比和對抗的戰略評估就是胡扯”，重要的根據就在這裏。但不全在這裏，因為毛主席這篇著作中還有多處講到這個問題。

在此我想説的是，如果戰略、戰役或戰鬥行動的規劃計劃之前必須如此，那麼相應的戰略、戰役、戰術研究也應當關注到這些方面。如此類推，那麼淨評估過程對於戰略、戰役、戰術訓練領域來説，當然也不可或缺。更進一步講，軍事需求分析、情報需求分析、裝備及技術需求分析等領域，也都應當遵循此道。然而非常遺憾的是，在相關領域往往並沒有這樣做，或沒有真正這樣做。

三、戰略實施中的淨評估問題

繼續往下看，精彩論斷還有很多。毛主席又説了：“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學習和理解，毛主席説他上面講到的那個淨評估過程，不僅存在於戰略形成之前，而且存在於戰略形成之後的實施過程中。當實施某一戰略時，從開始到結束，這是又一個淨評估的過程——戰略實施中的淨評估過程。一些研習者認為，戰略評估只是戰略設計或戰略制定之前的事，一旦完成戰略設計或戰略制定並進入戰略實施過程，那就是隻有工作評估或工作層面的評估了。更有甚者認為，這時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化了，因此這時的戰略評估與工作評估其實是一回事。我以為，這真是天大的誤解，這個問題如果不釐清，害處還真不小。

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淨評估何以成為必要、又有何重大作用呢？毛主席還説了：“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學習和理解，這裏的意思就是他在此文中講到的：“指揮員的偵察、判斷和決心，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形相符合”。戰略設計或戰略制定前籍由淨評估形成的戰略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在實施過程中還需要再度審示與驗證。如果既定戰略不符合實際情況，或者部分不符合實際情況，就要基於新的淨評估過程，對既定戰略作出調整修改或充實完善，使定下的戰略與實際情況相符合。正如他在此文中講到的：“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雙方是成羣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實踐中部分地調整變化差不多在每個戰略實施過程中都是有的，將既定戰略全部推倒重來的事偶爾也是有的。並且，對於不諳此道的人，毛主席還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評：“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意思説，一些人不懂淨評估及其重要性為何，因而不知需要改變，或者根本不願意改變，只顧低頭幹活，不會抬頭看路，其最終難免是要倒黴的。

在這裏我還要説的是，如果在戰略、戰役或戰鬥行動規劃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必須如此，那麼在戰略、戰役和戰術研究上亦應有此方面的內容，在戰略、戰役和戰術訓練上當然也少不得此方面的內容。更進一步講，軍事需求分析、情報需求分析、裝備及技術需求分析上，自然也要相應地關照到戰略實施過程中的變化情況，持續迭代地淨評估。然而，我也注意到，在相關領域往往並沒有真正這樣做，甚至根本沒有想到需要這樣做，或者認為必要這樣做，這也是非常遺憾的事。

四、淨評估貫穿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的全過程

在戰略設計和戰略實施的全過程都需要“知彼知己”，一旦離開“知彼知己”就舉步維艱、寸步難行。毋庸置疑，淨評估就是“知彼知己”的評估，對此我曾專門寫過文章，這裏不再贅述。

我們接着往下看，在“知彼知己”這個問題上毛主席還有更多精彩的論斷。毛主席説：“摸熟了自己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內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這就是前些年一直在提的“三個搞清”的來源，即：搞清我情、搞清敵情、搞清戰場情況。我當然是完全贊同“三個搞清”的提法，只不過感到僅僅這樣分別去搞清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他們往往並不是同一撥人，還必須把三者整合到一起才好。雖然淨評估必須“三個搞清”，但是僅僅“三個搞清”還不是淨評估，因為它還要“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

我以為，毛主席對於“知彼知己”的強調可以説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例如，毛主席説：“學習和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再如，毛主席明確指出：“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又如，毛主席還説了：“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説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説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在毛主席著作中，類似“知彼知己”的論述可以説舉不勝舉。

我深切感到，雖然“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八個字在我國婦孺皆知、誰都知道其重要，但是把它分成學習與使用兩個層面來説，並與認識規律和按規律辦事聯繫起來，並不是誰都能做得到的。在實際工作中，這些東西恰恰被一些部門或學科割裂了、搞分家了，即使專家學者，也不是都解決了集中與整合問題的。如果不能實現上述要素的集中與整合，我們的戰略設計與戰略實施過程中就難有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評估——淨評估的支持，就不能保證“始終在做正確的事”。這與柴、米、油、鹽、醬、醋、菜諸物若不能實現“一體化”運作，就不能做出美味佳餚是一樣的道理。